「六四」的評價 （山東）孫維邦 用什麼立場來評價「六四」，得出的結論不會是一樣的，對人的作用也不會 是一樣的。在坦克裝甲壓碾肉身後，「六四」事敗，中國陷於恐怖，民運分子潮水 般湧出海外。受著「六四」餘熱的鼓勵，大家都斷言中共的氣數已盡，苟延不了幾 天啦，誰知這口殘氣竟喘了十二年，眼下還在喘著，遊子不見歸期，讓人好沮喪。 而海外的民主力量也幾經淘洗，從氣勢上看是大不知從前了，與法輪功那浩大的陣 勢一比，不免讓人寒酸。前幾天，日內瓦那三條腳的椅子下，法輪功的陣營真有點 氣壯山河的架式，而民運人士三、二十人，連標語牌都分不完。一位在場的民運驍 將說：看人家法輪功，自掏路費，從世界各地聚集日內瓦，真是呼著風、喚著雨， 咱們倒好，給出路費還請不來，好像去年江澤民參加「千腦」會議，場面也是這樣 。對此，國際社會也微詞多多，怎麼來看待這個現狀呢？值得各界研究。 如果把「六四」看成中國內部的事件，就割斷了它與人類的聯繫，掩飾了它 的人性本質，看不到它的成功一面和人類歷史的意義，讓人失望。因為中國是地球 上的一塊，中國人是人類中的組成部份，在當代條件下，地球本身成了人活動的唯 一場所，在人類之中，已經無法形成已往的封閉，因而孤立出一個部份來看問題的 立場，事實上已經是失敗的。因此，本文主張用地球的範圍，以人類的本質為出發 點來研究中國的「六四」，這是最普遍的原則了。應用普遍有效性原則與應用直觀 有效性原則來看同一事件，得出的結論有天壤之別。 一、「六四」的本質是人類史的、世界史的 這一結論有兩個理由來支持，其一是從人的類本質得出的。其二是這個進程 橫跨的地域和它完成的歷史任務表達的本質。 不必討論人類的本質是什麼，只問，中國人是不是人類成員吧？如果是，那 麼中國人能不能在人類本性以外服從自己的一種特殊本性？如果哪一國家，哪一民 族能有特殊本性，那就不是人類成員而是別一物種了。因為人類只有一個本質所以 不管什麼地方的人，其生命的實現活動也必定只遵守一個原則：即服從本質。像「 萬有引力」一樣，它的原則有效於宇宙間一切物質。在人類中，價值觀當然地只有 一個。價值觀是什麼？價值觀不就是類本質從理性裡的通過嗎？也可以說成人的後 天理性服從類本質而對自己的佔有嗎？本質只有一個，而且是絕對無差別的。那麼 ，被本質規定出的後果怎麼會是多元的、多極的呢？中國人與其他國家的人是同一 個本質，也就是，都只遵循著實現生命、佔有生命、享受生命這個唯一的原則存在 的。因而哪一國家內的社會原則反映人的本質，那麼那裡的社會便有生氣，便健康 ，社會秩序便安全；如果哪裡出現了重大的社會矛盾，罪過永遠在社會一方，因為 社會是人的造物，它並沒有天命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由它的原因──大自然，在 創造它時同步地賦予了的，不能用人力將之削除，人非服從它不可。就必然與社會 企圖加給人的原則處在尖銳的對立中，不管學生背後是一小撮還是一大堆，也不管 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還是別的什麼分子，只要他是人，那麼，它服從的便是人的 本性。鄧小平、李先念、王震、李鵬他們那一大堆的定性也比不上這一句：他們是 不是人？是人便有本性，便服從本性。在社會問題上，矛盾的焦點永遠是社會原則 不反映人的本性，因而，「六四」的本質是：中國人要服從自己的人類本性，與共 產主義原則不許人服從本性，而讓人服從它的外加原則引起的衝突。 江澤民、李鵬、錢其琛們在國際場合裡說：「國情不同、歷史不同、文化背 景不同」來做他們殺人的理由，請務必記住，這些不同的本質還只是社會原則的不 同，不同的不是人的本質，社會原則又不是人服從的本質，它們同不同，怎麼管得 了自然創造的人呢？相反，正是自然創造的人的本質應是社會原則的標準。 「六四」的訴求是反腐敗，可這只是現象，不是本質，為什麼釀成腐敗，這 才是本質。自然所賦予的公平性在社會那裡被取消了，人的生命實現得不到公平均 等的機會，中共政權的總原則就是腐敗的癥結。這依舊是人的類本質與社會原則不 相一致造成的後果。因此說，「六四」是人的類本質規定出的結果。 第二點是，「六四」表述的訴求，不只發生在中國，還在東歐、在蘇聯，這 是在一個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歷史不同、風俗不同的廣大地區的同一過程。這個 事實有力地否定了江澤民的「國情不同」的狡辨。連說的話都不同，可要求相同！ 要求是什麼？要求就是對本質的服從。還有一個相同的方面：即都是共產黨執政的 國家，這更進一步證明，「六四」所代表的進程，是人類的類本質與共產黨黨性間 的矛盾，這個定義設在國界，只要符合一個條件便必然發生：只要是共產黨執政的 地方。 「六四」是發生在中國境內，但同時也是這些國家共同性質的表現。波蘭的 工人運動、東德國柏林牆問題、匈牙利的民眾反抗、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還 有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都是這一進程的一些環節。兩位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 趙紫陽，在不同的國家，說不同的話，卻做了相同的事。這又證明了「六四」屬於 人類，而非一個國家之內的。兩位總書記的行為說明：「什麼不同」也不足以抵消 人的本質相同。 第三點是「六四」代表的方向，不僅發生在幾乎全部共產黨國家，而且各國 發生的事件是彼此呼應，相互支持著的，很可能在各國的民主力量之間並不發生自 覺的聯繫，但每一國的事件都及時地影響他國的進程。這是因為，在這廣大的地區 ，這複雜的民族那裡，為同一個共同的本性所驅動，因而是同一個訴求，它們面對 的是同一個敵人，即共產主義文化，因而是同一個進程的不同環節、不同階段、不 同的局部。 中國的「六四」是這一種過程的宗源階段，它起到了呼喚和帶動的作用，又 提供經驗、指出方向、擴大進程的範圍，它向世界人民宣佈：人類真理只有一個， 那就是由個體自主地實現生命、享受生命，它證明了人類是按照同一個方向進化的 。它也向共產主義世界的人民召喚：共產主義不適合人類生存，因而從根本上指出 共產黨從人類中滅亡的必然性。中國人民代表人類的埋葬共產主義幽靈付出了重大 的犧牲，正是這一犧牲促成了東歐的巨變和蘇聯的解體，世界共產主義的大半壁已 瓦解成了垃圾。 在蘇聯解體後的人民，還有東歐的人民，不應忘記中國人民作出的這種可貴 貢獻；沉浸在統一後的德國人民也有義務想想為這一進程開基鋪路的中國人民。 沒有「六四」，則不會有如此順利的東歐轉型。 沒有「六四」，冷戰的結束也不會如此迅速、如此順利。 沒有「六四」，世界新格局不會真空。 這是它的世界意義，那麼在國內呢？ 「六四」喚醒了國人；「六四」使共產黨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 「六四」從根本上動搖了共產黨的統治，使共產黨從統治地位淪為「窮於應 付」的地位。 「六四」使共產黨走上未日，共產黨失卻了民眾的共認性，江澤民失去了黨 內的認性。 二、今天，中國民主進程的形勢 從現象上看，中國民運是處在低潮冰點。有人甚至說，民族遺忘，其實這不 是本質的。那是一場機槍掃向人群的鎮壓，任何靈魂都要在這樣的血腥面前驚呆。 民族理性的復甦與整合需要週期，從那種恐怖中恢復知覺，也不是很簡單的事。至 於「六四」提出的歷史任務的完成，是更為艱巨的了。可以說，「六四」使共產黨 失去了合法性。但是從合法性的喪失到公認性的喪失還需要過渡。而且民主進程從 內容到形式都要發生變化，且這些變化不是人憑空想像的，是歷史自己的規律規定 的。 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麼它的壽終正寢也不可能是三天 兩早上的事，中國共產帝國的形成比蘇聯晚了三十多年，中國的持不同政見也晚於 蘇聯十幾年，但否定共產主義的全民起義中國最早，成為埋葬共產主義的里程碑。 從毛老人死後到八九年，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一直是上升的趨勢，雖說 中共也是一二再地打擊、鎮壓，但其走勢還是一浪高過一浪。但「六四」後，從現 象上看卻是低潮的走勢，給人的感覺有一蹶不振的樣子。我認為這不是本質，這是 民主進程階段上的必然性。「六四」之前，表現的人性是的自發行為，因而群眾運 動形式是適合的，但「六四」那是坦克碾過人身，子彈掃向人群的恐怖場面，它造 成的精神創傷的癒合不是短時的，而且「六四」鎮壓也意味著那種群眾形式要向新 形式的尋求。這十幾年的低潮走勢，倒不如看成是新形式的培育選擇過程更為貼當 。請想一想，有的行為被指責為冒險、激進，說他們不管國內人士的安全；有的行 為則又被看成溫情、獻媚。這證明，沒有恰當的形式，甚至可以這樣說，現階段中 國民主進程的本質就是個形式問題，形式成了進程的內容本身。 如果說，「六四」是一次偉大的鬥爭，那麼今天更適合的方式應是什麼呢？ 鬥爭主要是對像間的聯繫，是對外的。今後的形式能不能是理性批評的呢？其實， 無論是民主的訴求還是共產黨的專制都是對智慧的使用。理性是人類共同的能力， 共產黨為什麼要專制，為什麼要鎮壓，也一定要通過思維表現出來，它們的罪過也 必定有相應的理性表達式。比如《天安門密件》中「八老」那些話，趙紫陽、胡啟 立、李端環那些話表達的則是另一理性，其實，爭取民主也是理性的運用。同為理 性，為什麼會有如此的懸殊？黎安友教授提出了「普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問題， 就是理性批判的範例。從鬥爭的時代進入理性的時代，也就是向著成熟的前進。斗 爭，總體地說是實踐的，碰上了問題，非要解決它不可，往往是使用歸納。理性， 是把實踐的事件當成被思考的材料，立場是分折的，結論不是任意加上去的。它原 本就被包含在材料裡，只是不清楚。我們通過份析將它抽像出來。這樣，它的作用 是澄明，不只是對著對象的。它的有效性所關是，凡這一理性範圍內的，它澄明的 可能是民族理性，是理性階段的上升。共產主義社會，是非理性的，非批判的。它 用那「四個基本原則」限制了公民理性的使用，這四個原則也是由人類理性的存在 形式：概念、判斷組成的，但卻成不了被認識的對象，像中世紀的神學之對於哲學 ，思維雖在發生，但它只被用來證明神學的可靠，理性不能對著神學展開，因此， 理性這個概念的本身所含意義是批判的開放性，沒有不受到理性認識的東西。 從鬥爭形式轉入到理性的形式，這既是進化的要求，也是任務本身的要求。 法輪功幾經摧殘，卻活力百增，大家對其表示出不能理解，其實就是它的理 念是非批判的，只有一個，只服從一個。民運卻是活躍的、批判的，每一個人都可 以從自己立場上來要求民主，很可能滿足這些要求的功能也可以不必是同一的，可 以用這一原則法認識「六四」，從各自的原則上去爭取可以各作解釋的民主，當沒 有或不再是一個可以概括各個獨立要求的理念時，爭取者便只能暫時蟄伏。是不是 該思考用什麼樣的形式才有可能重新在較大的可能上反映進程的本質呢？是不是可 以說，那就是踏踏實實地批判，只有批判才可以不僅是破，而且也是立，才是新理 性、新精神的形成過程。 我想，共產黨垮台不垮台，早已由「六四」預訂了。 今後的任務倒是：中國的何去何從？垮台一到來，各種矛盾失去控制地爆發 ，一個無序的「中國熵」將使中國自己，使全世界都負載不起，所以，眼下要清理 中國到底潛在著哪些矛盾，能不能將之納入一個理念之下，使各種訴求都得到反映 。 要建立起各方接受的民主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