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共──為中共八十年作 鮑 彤 鮑彤是中共前中央委員，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一九八九年五月 底因天安門民運支持趙紫陽反鎮壓論遭逮捕，九八年始恢復公民權利，目前定居北 京。 （一）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性 中國有一個古老的神話：統治國家的權力必須屬於皇帝，真命天子必須坐在 朝廷之上，否則天下大亂，不得了。1911年把這個神話戳穿了。後來流傳一個新的 神話：訓治國家的權力必須屬於國民黨，國民黨有權實行訓政，以黨治國，否則同 樣不得了。1949年和2000年把這個神話也戳穿了。緊接著又有一個最新的傳說：領 導國家的權力必須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有權領導一切，否則更加萬萬不得了。這個 說法和前兩個神話一脈相承，似乎很有中國特色，不過原產地是俄羅斯。現在俄國 人不再說這種話了，中國仍然有人很鄭重其事，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人在內，認為這 是顛樸不破的天經地義。 中國共產黨快八十歲了。它到底應該領導中國還是應該領導自己，這個問題 可以再研究。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即使不為國家的命運，單純為了個人的未來 ，也不妨研究一點不成文的中共歷史。中國共產黨太重要了。它的黨員總數不到中 國人口的5%，但中國的一切資源全操在它的手裡。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永恆的領 導者，有權支配這個國家的一切：支配政府、軍隊和議會，支配法院和監獄，支配 國庫和銀行，支配市場和土地，支配全國的人力資源，支配各種領導班子的組織和 活動，支配全社會的信息和輿論，支配中國對內對外一切政策，一直到允許不允許 老百姓聽什麼歌，看什麼戲，什麼書報不准出版，哪些網絡必須封殺，都得由它決 定。它擁有不容懷疑的權力，懷疑它的權力就是危害國家安全。中國一切人的命運 都在它掌握之中。順之者叫做人民內部矛盾，昌；逆之者叫做敵我矛盾，亡。五十 年來的中國人，誰家歡樂誰家愁，為什麼歡樂為什麼愁，什麼時候歡樂什麼時候愁 ，基本上都可以從中共的歷史中得到解釋。所以，中共的歷史和由此形成的現狀， 很值得研究。喜歡它也罷，不喜歡也罷，反正你不能無視它的權力。 （二）不要拿中共歷史來難為小孩子 　　　我主張研究一點不成文的中共歷史，因為這種研究是值得的，有用的。但是 我怕引起誤會，所以趕快補充一句：我反對拿中共歷史來難為小孩子。 我記得1979年夏天，小學生為了應付考試，大清早起來就得愁眉苦臉背誦「 華主席抓綱治國的十大要求」，洋洋灑灑，好幾百字。父母和師長愛莫能助。按照 當時的規矩，這煌煌十條是最大最大的大事，和中國共產黨一般大，因此當然比地 球大，比天大，小孩子非熟讀不可。後來三中全會一開，抓綱治國煙消雲散，說句 煞風景的話，想背也沒有人聽了。可是在當時，全中國的學生，特別是畢業生，從 十歲剛出頭的小學畢業生到不滿二十歲的高中畢業生，誰敢不在這些垃圾堆裡糟蹋 時間？成千上萬的天真孩子，白費了這麼多寶貴的時間，如果讓他們多讀些唐詩宋 詞，或者多掌握些外語句型，或者多熟悉些數學公式，或者在操場上多跳跳多蹦蹦 ，該有多好啊！ 後來呢？後來的學生，雖然不再背「抓綱治國」這種舊皇歷，但是必須背「 五講四美三熱愛」之類的新格言。儘管經常推陳出新，但正像杜甫形容的那樣，「 萬事隨轉燭」，剛剛記熟的新內容，很快又被淘汰成為廢品。這種「十點」、「八 條」、「三大」、「五要」，在中共的歷史文獻和政策宣言中比比皆是，但是有生 命力的不多，值得記一輩子的東西更是鳳毛麟角。小孩子的腦子好比一張白紙，本 來應該用來吸收最純粹、最有意義、足以終身受用的知識精品，卻被死塞硬填了一 些八股，我覺得太殘忍。 也許我有點極端，我甚至反對用所謂最簡單的事實來難為小孩子。中共的生 日大概算得上是個簡單而又簡單的事實了吧，誰不知道中共生於1921年7月1日？可 是中共偏偏不是生於7月1日。去年7月，我在評論「三個代表」的一組文字中，有一 篇題為《中共的生日是7月23日》，專門談在我們這個地球上，1921年的7月1日還沒 有中國共產黨存在，7月21日也沒有出現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7月23日才出世 的。把生日搞錯，倒不是因為別人信口開河，而是出於中共中央自己的決定。早期 的中共很樸素，忙於工作和鬥爭，沒有養成賀歲祝壽的習氣。破天荒第一次過生日 是1941年，中共中央決定紀念建黨20週年，可是包括毛澤東在內，誰都忘記了或者 不知道中共「一大」召開於1921年7月23日，只好把7月的第一天規定為中共的生日 。本來，一個政黨，它的作用的好壞大小，只取決於它的活動，跟它的生日無關。 本來，任何公民，更不要說孩子，沒有義務去記憶任何政黨的生日。美國的共和黨 、民主黨，英國的保守黨、工黨，誰知道它們的生日？即使一無所知，對學生的體 魄、品德、智力，照舊一無所損。「一大」的參加者毛澤東自己忘掉了黨的生日， 絲毫不影響他當中共中央主席，為什麼非把這種不相干的東西塞到全中國小孩子的 腦子裡來不可？ （三）成文的中共黨史教科書很可憐 我主張研究的，是不成文的中共歷史，因為我認為成文的中共黨史教科書很 可憐。那些教科書，無論舊的還是新的，儘管都是飽學之士集體心血的結晶，但都 必須經過審定，必須為某一時刻的特定政治需要服務。形勢變了，需要變了，教科 書就只好成為過眼雲煙。有時發現錯誤的東西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因此把錯誤的東 西改掉。有時又發現正確的東西經不起形勢的考驗，於是再把正確的東西改掉。黨 史是客觀存在，改不了；教科書是主觀創作，好改。這樣改過來，改過去，有時增 ，有時刪，其中的道理，作者和審定者也許知道，讀者不知道。 研究中共歷史的最大困難之一是史料的保密。中共早就不是地下黨了。中共 中央1949年作出了「關於公開黨的決定」，但黨的文件極少公開。「該公開的」才 公開，「不該公開的」永遠是秘密，非但是黨的秘密，而且是「國家」的秘密，「 洩露」者和「刺探」者都有罪。比方說，中共領導下的大躍進餓死多少人，文化大 革命裡死多少人，六四打死、打傷、關押、判刑多少人，都是天大的秘密。 許多人知道，1961－1962年間，劉少奇多次講過，大躍進中發生的「人吃人 ，是要上書（載入史冊）的」，但中共黨史的歷屆審定者都懂，為了維護毛澤東， 必須抵制劉少奇，無論如何不能把這種史實寫進黨史中去。40年安然過去了，從來 沒有哪一本中共黨史教科書敢承認在毛澤東時代發生過劉少奇所說的人間慘事。 教科書愛講偉大，愛講光明，不愛講黑暗；即使講黑暗，也只講過去的黑暗 ，反面人物的黑暗，不講當今的黑暗，正面人物的黑暗。每一本教科書都告訴你， 新中國的一切成就都應該歸功於中共中央的領導；但是，沒有一本教科書告訴你， 新中國的一切全國性的、長時期的、人為的災難同樣應該歸罪於中共中央的領導。 每一本教科書都告訴你，中共犯了錯誤最後是「自己改正」的；但是，沒有一本教 科書告訴你，每一次，在它終於「自己改正」之前，早已有無數的人為此作出了無 法計量和無法挽回的犧牲。所以，研究中共黨史，靠教科書是靠不住的；要靠生活 ，從生活中瞭解中共，透視它的過去和現在。這似乎很難，其實不難，至少比讀教 科書容易得多，真實得多，多看看，多想想，就明白了。 （四）中共是個什麼黨 中共歷來把自己稱為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早期 可以這樣說。那個時候，中共主要由兩部份人組成：大部份是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 窮則思變的志士，小部份是憧憬於世界大同、人類解放的仁人。 現在能不能繼續把中共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黨、無產階級的黨？這個問題，只 能請中共用它自己的行動來答覆。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對《經濟、社會和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的態度就是它最近發出的一個有權威的信號。如果中國要求西方國家 給西方工人以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那麼，我認為，中共仍然有資格把自己稱為馬 克思主義的工人黨。相反，如果西方國家政府要求中國共產黨給中國工人以自由組 織工會的權利而遭到中共拒絕，那麼我只能認為，中國共產黨離中國無產階級以及 馬克思主義的距離很遠很遠，比西方國家政府離得更遠。 現在它的隊伍中什麼成份都有。有大官，有小吏。有富豪，有工頭。許多是 吃國家飯的，好像也有一些吃黑社會飯的。肯定有一大批宣傳鄧小平理論的專業人 員，也有一小批是從事宗教活動的專業人員。總之，無所不有。 各種社會成份都良莠不齊。有獨立思考的明白人，有唯唯諾諾的盲從者。有 真誠的，有專門靠謊言發跡的。有心理健全的正常人，也有無法無天的狂人。有廉 潔的，也有貪婪的。有高尚的，也有臉厚、心黑、手段惡毒的。所以，在中共黨內 ，存在著兩種互相對立的先鋒隊：有善良的先鋒隊，也有腐敗的先鋒隊。借用恩格 斯的話，有龍種，也有跳蚤。至於比例的消長起伏，取決於形勢和上面的好惡，─ ─彭德懷說得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現在的中共是個什麼樣的黨？眼下的情況，用官方語言說，中共是領導黨， 翻譯成老百姓的大白話，中共就是中國的權力。 客觀地說，黨員和非黨員之間的區別一般表現在：黨員離權力近，有可能代 表資源，代表信息，代表機會；非黨員離權力遠，從而意味著資源短缺、信息短缺 與機會短缺。 如果把主觀因素加進去，比方說，共產黨員如果加上良心，完全能夠令人肅 然起敬，不亞於當年清貧的方志敏，勤勤懇懇的焦裕祿，被割斷喉管的張志新；共 產黨員如果減去良心，一定相當於大大小小的陳希同和成克傑，各種惡事都有膽有 臉做得出來。 總之，對六千萬中國共產黨員要分析，正像對十三億中國人要分析一樣，不 能一概而論。 （五）實施綱領不是中共的目的 中共的綱領是不確定的。陳獨秀的綱領據說被瞿秋白否定了。王明的綱領據 說和李立三的不一樣。這些事情，年代久遠，我不知道，不懂。 被正式冊封為大宗師的毛澤東和鄧小平，兩者的綱領顯然差別很大。 毛澤東自己說，他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一叫民主革命，二叫無產階級專政 下繼續革命。提出民主綱領是他奪取政權的敲門磚，的確從勝利走向勝利，但政權 之門一打開，民主的綱領就被他扔進了垃圾堆；繼續革命好像更受他喜愛，不過這 個綱領使他從失敗走向失敗，所以被鄧小平斷然摒棄在毛澤東思想的寶庫之外。 鄧小平自己的綱領是不管黃貓黑貓，抓得著老鼠就是好貓。在文化大革命的 一切破壞之中，他知道破壞生產力的可怕；在人間一切事物之中，他懂得生產力的 可貴。所以，鄧的綱領，和馬克思的綱領固然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和毛澤東的繼續 革命綱領或者民主綱領也不一樣，比較而言，倒是相當接近於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 時期的綱領。鄧小平認為，不管什麼綱領，能發展生產力就是好綱領，從這個意義 上，也許可以把鄧的綱領理解為發展生產力的綱領。 中共各個時期的綱領，包括毛澤東的，以及鄧小平的，都在「馬克思主義」 的名義下互相否定，都可以作為中共指導思想變遷史的一種資料。 綱領的不確定性，證明中共不大像一個為實現特定綱領而成立的志同道合者 的黨。如果真的把實施綱領看成目的，那麼，不同的人群，本來應該按照不同的政 見，組成不同的黨派。中共則相反，同樣的黨員，一旦在不同的領袖領導下，就無 條件地擁護互相矛盾的綱領；雖然存在著相同的鐵的紀律，卻經常在執行不同的任 務：此一時敲鑼打鼓組織人民公社，彼一時偃旗息鼓解散人民公社，此一時劍拔弩 張進行文化大革命，彼一時哀而不怨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此等等。由此可以證明 ，實施綱領不是中共的目的。 （六）中共的目的在於政權，以及它八十年來幹了什麼 什麼是中共的目的？政權是它的目的。政權不在自己手裡的時候，它為奪取 政權而鬥爭，一切為了奪取政權，提出綱領卻不是為了實現綱領，而是為了奪取政 權；政權到手之後，它為永遠牢牢抓住政權而鬥爭，丟掉民主口號是因為害怕丟掉 政權，發展生產力也是為了害怕丟掉政權。永遠牢牢抓住政權，是它綱領背後的綱 領，生命之上的生命，目的之中的目的。 由此發生了中共八十年歷史的分期問題。有一種廣泛流行的說法，認為1949 以前是中共的民主革命時期，1949以後是中共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我認為這種說 法站不住腳。因為中國直到現在，既沒有什麼民主，也沒有什麼社會主義。中共在 中國進行了什麼民主革命？的確，民主是陳獨秀在組織中共以前的主張。但是，武 裝鬥爭不見得有民主內容，抗日戰爭不一定有民主內容，農民起義也不一定有民主 內容。中共確實提出過民主綱領，但是沒有認真實施過，特別在中共奪到政權以後 ，民主綱領就被丟到九霄之外了。「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 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這是毛澤東自己 的話。既然民主這個上篇沒有做好，還有什麼資格做社會主義這個下篇？毛澤東所 說的「向社會主義過渡」，不就是合作化、公社化、國有化以及公共食堂、「五七 指示」、上山下鄉、階級鬥爭為綱這幾件事情嗎？兩者必居其一：如果這些東西不 是社會主義，那麼，等於瞎忙了五十年；就算這些東西真是「社會主義」，請問， 過渡來，過渡去，進一步，退兩步，現在還剩下什麼「社會主義」可談？的確，現 在仍存在著國有制，但讀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就清楚了，國有制和社會主義到 底有什麼相干？所以我認為，實事求是地看看現狀，應該承認兩點：第一點，中共 的民主綱領沒有給中國帶來民主；第二點，中共的社會主義綱領沒有使社會主義得 到光彩。 因此，如果就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綱領而言，應該說，八十年來 沒有什麼結果。但是，如果就掌握政權這個目的而言，那確實應該肯定，中共非常 成功地達到了奪取政權和保住政權的目的。1949年確實是中共八十年鬥爭史的分界 線：1921到1949年是中共為了奪取政權而頑強鬥爭的前28年，1949到2001年是中共 為了永遠牢牢抓住政權而頑強鬥爭的後52年。前28年，中共雖然也幾次提出過排斥 中產階級的過激綱領，但主要依靠民主這個口號，穩住了民心，終於把政權奪到手 。後52年，中共搞了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了， 轉而改革，通過改革，重新退到「向社會主義過渡」以前的經濟政策，承認市場經 濟，承認私有，承認僱傭勞動，承認資本主義，才把瀕於崩潰的經濟挽救過來。眼 下，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正在和幾條非社會主義的亞洲小龍站在同一個隊伍之中 。但是，為了繼續實現永遠牢牢抓住政權的目的，為了表示決不放棄四項基本原則 ，它至今不允許土地私有，不改變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正在堅決抵制 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 我認為，把中共八十年的歷史劃分為這樣兩個階段，好像合乎實際，比較經 得起推敲。 （七）提出民主綱領對中共奪取政權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綱領不是中共的目的。這絲毫不意味著綱領沒有作用。看看它奪取政權的過 程，就知道綱領有何等重要了。 中共奪取政權的歷史不愧為一曲凱歌。勝利是各種條件組合的結果。它的基 本手段是革命。斯大林把中國革命的特點規定為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 種非法的武裝鬥爭，在其他國家很難堅持，更難擴大。在當時的中國可以，因為它 可以在軍閥的割據和混戰的縫隙中求生存。它和公元二世紀的五斗米道，和十四世 紀的白蓮教，和十七世紀的天地會，和十九世紀的拜上帝教，雖然有明顯的相同之 處，但也有明顯的不同之處。中國二十世紀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非法的武裝鬥爭，不 是由血氣之勇的莽漢和流民發動的，而是由通曉軍事韜略和政治謀略的知識分子主 持和籌劃的。毛澤東是一位滿腹經綸的不第秀才；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劉伯承 ，陳毅，林彪，聶榮臻，葉劍英，任弼時，陳雲，鄧小平，都吃過洋麵包，見過大 世面。游擊戰、持久戰和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固然很重要，但是，民主革命的綱領更 重要，對中共奪取政權起了決定性作用。 陳獨秀的議會鬥爭路線接近於西歐社會黨，也許可以推動中國和平進入現代 社會，但不能幫助中共奪取政權，所以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淘汰了。「武裝 保衛蘇聯」的綱領雖然打著老大哥的旗號，但打不動中國人的心，不能幫助中共奪 取政權，因而被稱為「左傾機會主義」，也淘汰了。抗日救亡的綱領，得到了不願 做亡國奴的人們的支持；實行「二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注1），得到貧苦農 民的擁護；要求民主、反對獨裁、反對官僚資本的綱領，把反對蔣介石的力量團結 起來了。四十年代，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重點是鼓吹民主，揭露獨裁。當 時對追求民主的青年學生起了啟蒙作用的，不僅有西方人文主義的經典，而且有中 國共產黨人的時論。重慶出版的中共機關報上抨擊蔣介石獨裁的文章，一針見血， 淋漓盡致。香港的左翼出版物也發表了許多振聾發聵的好文章。這都吸引了成千上 萬的青年傾心於共產黨，把共產黨當作實現民主的希望。那個時期的中共綱領，用 中共的言語來說，必須屬於民主革命範疇。可不可以提高一點調門？可不可以唱唱 「社會主義好」、「無產階級專政好」？不可以，絕對不可以。非不可也，是不能 也。那個時候的共產黨，力量不足，為了和大黨國民黨爭奪中間群眾，必須打民主 的旗號，絕對不敢唱社會主義的高調。唱高調等於自殺。當時中共如果把社會主義 的綱領提出來，我敢肯定，1949年就沒有那首凱歌了。這個道理，現在的新黨員也 許有人不大懂，但老革命如毛澤東、鄧小平，他們都懂。 （八）共同綱領是民主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綱領 中共詞調中的「民主」是個大範疇，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同義語，包括政治 、經濟、文化的一切政策和制度，凡是可以和西方資本主義相通，而難於和封建主 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相容的，統統屬於民主範疇。1949年中共拿到政治協商 會議上去通過的共同綱領，就是這樣一個屬於民主範疇的（即：非社會主義的）綱 領。 同後來的《憲法》相比，《共同綱領》具有明顯的非社會主義性質。 國家承認不承認階級的存在？《憲法》沒有說；《共同綱領》第二條說，國 家「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 中國的土地所有制是什麼所有制？《憲法》說，是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反 正不承認土地私有；《共同綱領》第二條說，是「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反正是私 有。 中國公民有思想自由嗎？有遷徙自由嗎？《憲法》不說有；《共同綱領》第 五條說，有。 中國有新聞自由嗎？《憲法》不說有；《共同綱領》第四十九條說，國家「 保護報導真實新聞的自由」。 你知道不知道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省市人民代表大會應該怎樣產生？ 《憲法》說，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間接選舉產生；《共同綱領》第十二條說：「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無怪乎毛澤東必須在1953年提出向 社會主義過渡，趕快把《共同綱領》廢掉，否則，你叫1954年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怎麼開？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後來那些「四個堅持」的內容，包括社會主義和無產階 級專政，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產黨領導，統統沒有載入《共同綱領》。哪些可 以載入和哪些不可以載入《共同綱領》，都不是心血來潮的決定，而是1937年抗日 戰爭爆發以來中共各種重大承諾的總結。中共的綱領能夠成為新政府的政綱，是中 共的無上光榮。一個鄭重的負責任的黨，對於由本黨提出並得到友黨認同的綱領， 當然應該不折不扣，有始有終，付諸實施，決沒有朝令夕改之理。如果共產黨把19 49年到2001年長達52年執政的黃金歲月，用來執行共同綱領，建設民主的政治制度 ，實行多種成份兼容的經濟文化政策，如果這樣，中國早就可以順利進入文明社會 了，中共也大可因此而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奠基者了。不幸，非常不幸，毛澤東在19 53年拿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把這個民主性質的《共同綱領》埋葬了 ，使中國至今無法成為新中國。 （九）毛澤東以異常的狠心把共同綱領扔進了垃圾堆 1953年，毛澤東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向社會主義過渡」 的開始，標誌著《共同綱領》的結束。 1953年不是客觀形勢的轉折點，而是毛澤東主觀決策的轉折點。 當時，戰爭創傷遠未平復；全國需要休養生息；土改遺留問題大量沒有解決 ；普選剛在基層進行；城鄉依舊文盲充斥。實現共同綱領任重道遠，沒有任何根據 和理由把共同綱領否定掉。 我們不知道毛澤東當時的謀略和心態。我們只知道，為了用總路線否定共同 綱領，毛澤東下了非同尋常的狠心。他不惜在三個月內三次批評他的親密戰友劉少 奇，把劉少奇「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主張，定性為「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 點」。緊接著，毛澤東甚至不顧體統，不惜把堂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開成對梁漱 溟的鬥爭會，破口辱罵梁漱溟「比共產黨還高明」，「不識羞恥到了極點」，「班 門弄斧」。 接踵而來的1955年給毛澤東帶來了意外的收穫。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得到 劉少奇支持的、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持較為慎重態度的鄧子恢副總理被毛訓斥為「 小腳女人」。果然立竿見影，不願意被毛澤東奚落為小腳女人的中共各級黨委書記 ，爭先恐後，在半年之內，率領億萬農民、手工業者和資本家，連跑帶跳，進入了 「社會主義社會」。 1957年，毛澤東再接再勵，在完全沒有任何法律根據的情況下，打出五十多 萬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宣佈這些有見識、有骨氣、不盲從的人是人民公敵。這種 無法無天的暴行沒有受到抵制。黨內有劉少奇和鄧子恢為先例，黨外有梁漱溟為殷 鑒，全國噤若寒蟬，容忍，畏縮，退讓，屈服，聽任宰割，終於發展成為文化大革 命。 從五十年代起，毛澤東取代了「灶王爺」，成為老百姓的「衣食父母」。特 別在農村，幾乎家家都要貼一副門聯：「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跟共產黨走 ，走到哪裡去呢？走到「社會主義」裡邊去。聽毛主席話，毛主席講了什麼話呢？ 從1953年起，毛主席的話是向「社會主義」過渡。1955年起，毛主席的話是對各行 各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從1957年起，毛主席的話是堅持思想政治戰線上的「 社會主義」革命。從1966年起，毛主席的話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中國人「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二十年如一日，「聽」得不可謂不恭敬， 「跟」得不可謂不吃力，最後到底得到了什麼？得到了「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 」，──這是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昭告國民的結論。這個結論接近於事實。 當然，如果說「整個社會瀕於崩潰的邊緣」，可能更加接近於事實。 （十）從毛澤東訓斥劉少奇可以看出中國和中共實行的是什麼制度 上面評論提到了毛澤東訓斥劉少奇。在中共領導人中，堅持《共同綱領》最 力的，是當時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 劉和毛不一樣。毛熟悉的是武裝鬥爭，劉熟悉的是群眾運動。長期的群眾工 作環境使劉少奇得出結論，共產黨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最脫離群眾的政策莫過 於不近人情的過激政策，最脫離群眾的作風莫過於腐化官僚化的作風。因此他主張 ：黨的建設要嚴；社會政策要寬。抗日戰爭結束以後，有一段時間，他主張力爭和 平民主新階段的到來，主張中共中央從陝北向長江中下游轉移，建立工運中心、農 運中心和學運中心，和國民黨競選，在議會內外展開爭取群眾的合法鬥爭。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主張把「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作為主要的行動目標。 他主張積極創造條件實行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選舉，他反對對共產黨 內的腐化和官僚化傾向護短姑息，他主張真實地而不只是在口頭上保護資本主義工 商業和富農經濟，他認為剝削是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他認為中國現階段不是 苦於資本主義太發達而是苦於資本主義不發達。非常可惜，即使在被恢復名譽以後 ，劉少奇的這些與毛澤東不同的觀點仍然不能重見天日。他的選集只「選」了和毛 澤東相同或者相近的觀點，真有獨到見解的著作，有些被扔掉了，有些被節略了， 有些被別人修改過了。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1977年由華國鋒主持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這一 稀世珍本中知道，毛澤東在1953年5月、6月、8月曾先後三次批判劉少奇，主要的罪 名當然不是說他執行了《共同綱領》，而是說他違反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見 《毛澤東選集》第5卷，80，81，89頁。）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 以當時的臨時憲法即《共同綱領》為根據的。而那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 ，當時正在毛澤東自己的頭腦裡醞釀，尚未提請任何合法的權力機關審查通過。 毛劉之爭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劉少奇無權根據法律工作，而毛澤東有權在法 律以外行動。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 毛劉之爭還意味著共產黨內存在著一種獨特的領導制度。在《毛澤東選集》 第5卷第80頁上，我們可以讀到毛澤東親筆寫的這樣的話：「過去幾次中央會議決議 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未經中央主席認可，中央會議 不准作出和發出決議──由偉大領袖親手訂立的這條紀律，就是中共中央的領導制 度。 （十一）毛澤東對梁漱溟的鬥爭開創了言者有罪的新時代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討論毛澤東提出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 。好像連續開了好幾次會，好像開得劍拔弩張，不過因為是黑箱作業，至今嚴守機 密。現在我們能夠確切知道的是，《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09∼115頁告訴我們，那 些連續好幾天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被毛澤東主席開成了對全國政協委員梁漱溟 的鬥爭會。 《共同綱領》第十二條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 央政府，是由政協選舉產生的。當時政府開會，常常有政協委員應邀列席。53年9月 那幾次會，梁漱溟列席。梁漱溟和毛澤東互不陌生，應該算得上是「故人」──三 十多年前，梁在北京大學教哲學，毛在圖書館管理圖書。這一次，故人相見，卻很 不愉快。我們不知道梁漱溟對毛澤東的總路線持什麼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我們 只知道梁漱溟在會上發了言，反映農民苦，建議關心農民生活。毛澤東在延安曾經 大講民主，大講自我批評，大講言者無罪，講得很動聽，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這 一回，不知怎麼搞的，一聽梁漱溟提出建議，毛澤東就龍顏震怒：「說梁先生對於 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有誰相信呢？班門弄斧。」「這是反動化的建議 ，不是合理化建議，人民政府是否能接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能的。」「你梁 漱溟的功在那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 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 妃。」「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 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你想知道什麼叫鬥爭會嗎？這就是毛澤東親自登 場的示範表演。你想知道偉大領袖的聲容笑貌嗎？這就是他的襟懷和丰采。歷史劇 中的「毛澤東」一般不是真的，這些不三不四的話一定不是假的。印在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裡的白紙黑字，無疑是在毛即席講話基礎上經過潤色修辭的記錄。我相信， 這種最後發表的東西，決不會比原話更野蠻。不過，毛澤東這種放肆，不僅意味著 粗暴，而且意味著言者無罪時代的結束。毛澤東開啟了一個言者有罪的新時代。這 個言者有罪的新時代，是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同時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冊 的。 作為議員，作為公民，梁漱溟要求「多知道一些計劃的內容」。中央人民政 府主席毛澤東立即判決：「對於梁先生這種人，應當使他少知道一些機密，越少越 好。」國家計劃的內容必須向人民保密，這也是領袖親自規定的制度。無怪乎那次 中央政府委員會討論毛澤東那條總路線的具體過程，我們在四十八年以後的今天仍 然不得而知。重要事情不准老百姓知道，這也是和總路線一起載入新中國史冊的。 （十二）「社會主義」幫中共開創了永遠領導的新局面 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使政協失去了共同綱領，使農民失去了剛 剛得到的土地，使老百姓一概淪為無產者，使公民不能得到自由的權利，使共和國 不能建立民主的制度，把整個中國社會推到了崩潰的邊緣，這是確確實實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它確確實實幫助中共得到了領導一切的絕對權力，得到了永遠執政的 新局面。 從共同綱領到社會主義，是「換了人間」。人間一換，規則當然必須換，其 他的一切，沒有不換的。什麼叫好，什麼叫壞，什麼是黑，什麼是白，什麼是鹿， 什麼是馬，如果討論這種常識以內的問題，人人都有發言的權利和爭論的資格。但 是，現在要討論的，是新而又新的新問題：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 ，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這種事情，誰見過？誰知道？有毛主席在，有共產黨在，誰 能班門弄斧？誰敢班門弄斧？共產黨，毛澤東，在一般的法庭上不可能惟我獨尊， 一進入社會主義這個新法庭，以馬克思主義為新法律，叫無產階級專政當新法官， 當然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訴。你見過賽球嗎？如果裁判員和巡邊員親自下場，和 主隊結成生死聯盟，共同向客隊展開殊死進攻，當然如入無人之境，無往而不勝利 。打官司能勝訴，打球能奪標，做生意能發財，反正天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所以四個堅持，是互相配套的，一個也不能少。有人認為這四條原則學問很 大，無比深奧，其實異常簡單：凡是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所維護的、所批准的， 不管是什麼東西，統統都可以叫做馬克思主義，或者叫做社會主義，反正都是神聖 不可侵犯的；凡是中共所害怕的，所不允許的，所不放心的，那麼，不論合法非法 ，不論用的是「群眾專政」的手段還是「依法治國」的名義，反正統統總是敵我矛 盾，統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這個道理，許多讀書人不明白，但老百姓明白。 文化大革命以前，六十年代初期，山東就有這樣的民謠：「說你對，你就對，不對 也對；說你錯，你就錯，不錯也錯。」這個從極權政治萬花筒中抽像出來的基本原 理，後來通過電視劇，從古人嘴裡吐露出來，觀眾一聽就懂，從此不脛而走。 （十三）沒有極權政治制度就搞不成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一場持續十年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走馬燈式的、文攻武打大內戰。 在整個過程中，似乎「一切」都是不穩定的。其實，在不穩定中存在著異乎尋常的 穩定──毛澤東權力的絕對穩定。所謂「打倒一切」，無非是個形容詞而已。應該 分解為三種完全不同的情況：第一種，凡是毛澤東所否定的一切，活該被別人所打 倒，沒有打倒別人的資格，特別是沒有打倒毛澤東的資格。第二種，凡是毛澤東所 肯定的一切，決不可能被別人打倒，相反，正是他們，才擁有打倒別人的特權。第 三種，凡是毛澤東既沒有肯定又沒有否定的汪洋大海，則天天處在最不穩定的狀態 ，他們隨時隨地似乎有權充當搖旗吶喊的跑龍套，又似乎必須隨時隨地準備成為被 別人批鬥的牛鬼蛇神。 這三種情況的劃分，當然以毛澤東的好惡恩怨為轉移。今天被毛肯定就今天 上天堂；明天被毛否定就明天下地獄。毛澤東說一句「人才難得」，鄧小平就榮膺 九錫；毛再說一句「永不翻案靠不住」，鄧馬上又什麼都不是了。無怪乎毛澤東以 「無法無天」自豪。他像四月的天氣，說變就變。他跟喜怒無常的孩子一樣，用手 壘了一個名叫「國家」的城堡，又用腳把它踏爛。 據說歷史的創造者是群眾而不是領袖。這個真理也許適用於千百年的歷史長 河，但不一定適用於幾十年的瞬間。那種極權政治制度下的瞬間，肯定是聽任暴君 為所欲為的自由王國。這個道理，毛澤東、鄧小平都懂。 評論斯大林破壞法制時，毛澤東的頭腦一點也不糊塗，他說，斯大林這樣的 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大政治家毛澤東口中的「西方」， 顯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制度概念。這是一個清醒的判斷。可惜毛澤東非常熱愛這 種導致斯大林犯罪的「非西方的」領導制度。 評論毛澤東的時候，鄧小平的頭腦也是清楚的。所以，鄧小平認為，「導致 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原因，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注 2）說得對，文化大革命的確是極權制度的產物。只要存在著極權制度，就存在著重 新出現無法無天事件的可能性。令人惋惜的是，鄧小平也「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這個 領導制度問題」，中國仍然處在這個「非西方的」極權政治制度的統治之下，因此 又導致了天安門鎮壓事件的產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在考察天安門事件時，我們 可以不太看重鄧小平個人的責任，而把重點放在改革極權政治制度上面。 （十四）中國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二十世紀的新中國發生過兩次天安門鎮壓事件。鄧小平碰巧是第一次鎮壓事 件的受害者，又是第二次鎮壓事件的決策者。兩次事件都是極權政治制度的產物。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發生在1976年4月5日，當時，中國極權政治制度的第一代核心是 毛澤東，毛澤東下決心打倒鄧小平，鄧小平就被踏上了一隻腳。1978年底，中共十 一屆三中全會在群眾的強大壓力下，翻了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案，但是政治制度沒 有變，致使鄧小平自己成了極權政治制度的第二代核心。 鄧小平上台後，依靠一批熱心改革的人，做了許多好事，獲得老百姓愛戴。 1984年10月1日，參加國慶遊行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前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這 個自發行動標誌著鄧小平一生事業的頂點。 鄧小平的主要助手是胡耀邦和趙紫陽。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常務書記是習仲 勳）主持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錯案，堅決果斷。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常務副總理是 萬里）主持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勝任愉快。胡趙給鄧小平增添了榮耀，鄧小平是 高興的。問題是鄧小平有一條改革的底線：什麼都可以改，惟獨共產黨領導一切這 種極權政治制度不能改。這是絕對不准觸犯的禁區，觸犯這個禁區就叫資產階級自 由化。1986年底上海等地發生學潮，鄧小平感到有人想觸動這個禁區，而胡耀邦態 度不鮮明。政治局常委鄧小平嚴厲批評總書記胡耀邦為什麼不照他的指示辦。你叫 胡耀邦怎麼繼續工作，當然非辭職不可。 鄧小平指定趙紫陽代理總書記，指示趙開展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群眾 運動。趙紫陽靜觀了三個月，提出一條建議：防止運動擴大化，以免影響改革開放 。鄧小平同意了，因為他已經出了氣，達到了叫不聽話的胡耀邦下台的目的。反自 由化運動的無疾而終，使趙紫陽得以緩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的改革方案， 不事喧囂，不唱高調，沒有任何和「堅持黨的領導」相牴觸的內容，只列舉了當時 黨內可以接受的、駁不倒的、或具體、或抽像的要求。在鄧小平的贊成下，十三大 批准了這個方案。有心人也許至今還記得，在十三屆一中全會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 會上，一位外國記者問新當選的總書記趙紫陽：十三大閉幕以後你準備做的第一件 事是什麼？趙紫陽脫口而出：「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在實施過程中，趙紫陽采 取了穩健漸進的步驟，從黨內做起，從中央做起。十三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決 定了中共中央議事規則：明文規定中央委員會例會每年至少兩次，會後發公報；政 治局例會每兩月至少一次，會後發消息；政治局常委例會每開一次，會後由中央辦 公廳整理內部紀要；重大問題必須表決，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定；如果 出現重大分歧，應該暫緩作出決定，或者由常委報請政治局決定，或者由政治局報 請中央全會決定。對照一下毛澤東1953年宣佈的那條「紀律」就清楚了，這些規則 看來似乎平淡，其實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就我所知，這是1949年中共中央進北京後 的創舉，特別是1966年文革以來的創舉。趙紫陽常說，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其實是黨 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趙紫陽提請十三屆政治局第一次例會制定中央議事規則的用 意是極其明確的：中國必須走向民主；中國的民主應該從共產黨做起，共產黨的民 主應該從中共中央做起；民主不僅是一種作風，一種修養，而且必須成為制度；他 ，趙紫陽，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願意接受民主制度的嚴格約束，決不做1953 年那個毛澤東。十三大以後，沒有戲劇性的新聞。民主在一步一步前進，值得寬慰 的是，沒有停滯，沒有後退，沒有空話和欺騙。 接著發生了悼念胡耀邦的學潮。學生要求民主是理所當然的。鄧小平走錯兩 步大棋。把學潮定性為「動亂」，激化了本來可能緩解的矛盾；動用全副武裝的軍 隊鎮壓和平絕食的學生，更鑄成了千古悲劇。趙紫陽提出了改變定性的建議，在常 委會上無法達成協議。趙紫陽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原則和相應 的方案，得到常委多數（5月8日）、政治局多數（5月10日上午）和人大常委委員長 會議（5月10日下午）的支持，連鄧小平本人也曾經在5月13日表示「完全同意」； 5月17日常委會議出現了兩票贊成、兩票反對、一票棄權的局面，鄧小平態度頃刻變 了。他一言九鼎，斷然推翻了以往歷次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和委員長會議業已作 出的決定；他以「常委」名義作出了最重大的政治決定和組織決定；他以「常委多 數」的名義宣佈總書記犯了「分裂黨」的錯誤；本來應該立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和 原來已經決定召開的人大常委會議，統統被他推遲到局勢已經被他全面控制之後， 才得以舉行。鄧小平一個人，行使了中共中央全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他 的權力是無胡的。在他面前，一切議事規則只能黯然失色。《中國六四真相》的出 版，有助於世人瞭解事件的全貌。 鄧小平的決策有偶然性；但是，只要存在著極權政治制度，就存在著動用軍 隊對付人民的可能，這是必然的。所以，應該說：六四這種事情，和文化大革命一 樣，都不可能出在西方國家。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十五）極權政治制度是腐敗的樂園 腐敗也是極權政治制度的衍生物，而且是比文革和六四更常見、更普遍、更 津津誘人、更容易傳染和蔓延的毒菌。不是說極權政治制度的領導人一定是腐敗者 。不，不是這個意思。他們本人可能是陳希同，也可能不是陳希同，兩種可能都有 。問題在於制度。 英國的阿克頓爵士分析得很清楚：「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 。」中國是個權力無處不在，事事需要審批的國家。老百姓的事情由官吏審批，市 場的事情由官場審批。批准了才算合法；沒有批，隨時有可能被宣佈為「非法」， 隨時有可能禍從天降。中國的機關喜歡黑箱作業，國家機關怎麼行使權力，只有共 產黨有權瞭解，有權檢查，老百姓蒙在鼓裡。極權制度是產生腐敗的最肥沃的土壤 ；不公開不透明的辦事規則和辦事程序，是對腐敗行為的最全面最嚴密的保護傘。 這裡，首先是領導制度問題，其次是公開性透明度問題。中共中央書記處多次討論 廉政建設，1989年2月14日，全體一致達成共識，決定首先從公開辦事制度和公開辦 事結果入手。這樣，既能直接推動廉政，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建設民主制度，有利 無弊。（注3）四月底五月初，學潮重點轉到反腐敗。5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 局開會，建議人大常委和各界人士廣泛協商，把學生和群眾最關心的反腐敗問題提 到議程上來。當天下午人大委員長會議決定立即準備，從6月20日起專門為此舉行人 大常委會議。可是，六四把學生和市民鎮壓下去了。 鎮壓民主就是鼓勵腐敗。六四以後腐敗公行，是六四鎮壓民主的惡果。十二 年來，腐敗象滾雪球一樣，像驢打滾一樣，越滾越大，越滾越歡，變本加厲。反腐 敗的說教似乎倒也不少，可是千萬別搞錯了，主旋律是穩定壓倒一切。穩定絕對沒 有本領把腐敗壓倒，卻有能耐把老百姓的呼聲壓倒。儘管腐敗的勢頭越來越凶，罪 犯的官銜越來越高，案情越來越不像話，越來越盤根錯節，撲朔迷離，但是，全國 一切媒體卻被迫進入了催眠期，老百姓被迫進入了麻木期。2000年是中國的腐敗年 。連黨國領導人的腐敗，連幾百億元的走私，連黨官政官可買可賣的醜聞，連不顧 群眾死活的豆腐渣工程層出不窮，老百姓也聽慣了，見慣了，看透了。哀莫大於心 死。極權政治制度本來就是腐敗的樂園。在腐敗的樂園裡反腐敗，能反出什麼名堂 來！ （十六）極權政治制度下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盡頭 極權政治制度下的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村改革，現在已經走到盡頭。 中國農村經濟為什麼年年停滯？根本原因是中國的農村居民至今沒有自由。 所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是說說而已，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之間從來沒有平 等可言，這是公開的秘密。中國農村，地少人多，大量的剩餘人口，除了出賣勞動 力以外無以為生，但被政府排斥在勞動力市場之外，叫他們怎麼活？好不容易進了 城，也找不到穩定可靠的職業，隨時隨地都會遭到政府的干預、處罰、驅逐和關押 。中國農村居民好比古代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奴」，不過不是被領主束縛在土地 上，而是被政府束縛在土地上。 中國農民當然不比當官的笨。他們吃苦耐勞，只要有自由，哪怕漂洋過海， 也能如魚得水，謀生致富。可是，在自己的國家裡，他們連走路的自由也沒有，哪 裡談得上做事的自由。這種政治地位，使他們無法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中國的市 場同中國的官場一樣，是一種寶塔式的結構，有利可圖的好東西是按照權力大小分 配的。有權有勢的人，資源最多，信息最多，機會最多。壓在寶塔底層的是農村居 民，他們鐐銬最多，自由最少，負擔最重，所得最小。這是農民的不幸，也是整個 國家的不幸。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得不到生活保障，這種市場經濟算什麼市場經 濟？規範得了嗎？發達得了嗎？農村經濟的下一步改革，照我看，第一步，必須把 農民解放成為自由人。沒有這一條，多麼偉大的總設計師也幫不了農民的忙。農民 解放了，自由了，用不著大救星「主」什麼「沉浮」，他們自己就能「萬類霜天競 自由」（注4），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有生力量。 問題當然不胡於農村。整個市場必須從官場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同國際市場 接軌的最大阻力來自哪裡？中國一切大壟斷企業的後台是誰？這些問題，靠經濟改 革解決不了，必須改革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必須是解放了的 自由人。自由人的存在是市場經濟的起碼條件。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不是兩碼事， 都是人對自由解放的追求。中國的市場如果老是處在極權政治制度統治之下，勢必 山窮水盡。什麼時候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取決於政治改革。可以拿一句俗話來打 比方，「水到渠成」：民主制度的活水到了，市場經濟的渠道自然就暢通了。 現在中國有沒有政治改革的跡象？我非常希望有，但老是有人在信誓旦旦， 發出相反的信號：「中國決不搞西方式的東西。」如果什麼都得問個「東方、西方 」，中國就不可能有政治改革，正同當年一樣，如果什麼都得問個「姓資、姓社」 ，中國就不可能有經濟改革。 西方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一本《共產黨宣言》，講了「每一個人的自由 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指出這就是人類將會擁有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我和我的許多同志非常喜歡這種西方的文化和制度，過去喜歡，今天仍然喜歡。我 毫不懷疑這種西方真理對中國人的吸引力。我認為，這種西方的理想，比東方的極 權政治制度更可貴，更合乎中國的需要。我希望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也能夠贊成 （至少不反對）這個西方的真理。 （注1）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以前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實際上是古代 農民暴動中「打家劫舍」和「劫富濟貧」二者的混合，得到的支持不多，流弊不小 。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轉而實行「二五減租」，把地主向佃農徵收的地租額減少 25%，這其實是國民黨提出來的主張。解放戰爭中和1950年後實施的土地改革，在口 號上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相似。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使全國一切農民重 新失去全部土地。至於九十年代火爆的地產市場，則使土地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的財 源和貪官酷吏的禁臠。 （注2）上述毛澤東的話和鄧小平的評論都引自《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見《鄧小平文選》1983年版，293頁。 （注3）參看1989年2月1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 （注4）1925年，毛澤東在長沙郊區散步，看到「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 霜天競自由」，面對這個熱熱鬧鬧的自由世界，心底油然泛起了失落感，他多麼渴 望自己能夠在天地之間扮演一個主宰萬物、領袖群倫的角色：「悵寥廓，問蒼茫大 地，誰主沉浮？」毛澤東後來達到了領導中國的夙願，砸爛了舊的權力結構，建立 了以他為核心的新的權力結構；但是，市場不是極權政治的產物，不是領袖所能主 宰的，也不是總設計師所能規劃的。對市場經濟來說，「主沉浮」是變態，必須依 靠民主制度，才能達到「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