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五四 學習民主 ──給舒蕪談魯迅、胡適和啟蒙的信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李慎之 舒蕪同志： 承贈《回歸五四》。其中「論主觀」等文章都還是五十多年前看過的，現在 不過是略翻一翻，重溫舊夢而已，倒是把你十萬字的「後序」細細看了一遍。你我 年齡相若，才大我一歲，我們雖然經歷並不一樣，但都是從那個歲月、那個環境中 走過來的，因此很足以使我藉以對自己的一生作一番回憶與反思。 去年春初，為紀念「五四」，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回歸五四、重新啟 蒙」。現在你的書的題目就叫《回歸五四》，可見我們的思想很相似。但是我們自 以為尊「五四」，卻都已經是「五四」以後出生的人，到懂事的時候，起碼已距「 五四」十年以上了。我們瞭解「五四」，接近「五四」，其實都是通過文學，尤其 是通過魯迅而認識「五四」的。從「後序」中，我發現你我啟蒙的時間也差不多， 都是在初中時從讀《狂人日記》、《阿Q正傳》開始的。你提到的《大眾哲學》，我 是在1935年暑假由初一升初二的時候由初一的級任老師（一個地下黨員）給我讀了 的。讀過這些書，我也就自以為是啟蒙了。你特別尊重魯迅，我也是特別愛敬魯迅 的。這一點，自己從來沒有變化過，不過看了你在1998年寫的「回歸五四.後序」中 強調「尊五四，尤尊魯迅」，六十年不變初衷這一點卻不知道觸動了我的哪一根神 經，竟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而思考的結果竟與你六十年不變的結論有所不同。 當然，在這一年多的時間中，尤其是因為去年是「五四」八十週年，我也讀 了一些「五四」的文獻資料，結果發現魯迅還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比如陳獨 秀就說「五四」運動只能由蔡元培、胡適和他自己負責），能夠比較全面地表達和 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寧還是胡適。 「五四」精神就是由陳獨秀先生首先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就是民主和 科學。現在，有人認為「五四」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個性解放」。個性解放當 然是民主，甚至也是科學的始基，但「個性解放」能代表「五四」的全部嗎？ 你說，路翎的一句「需要個性解放」是促使你寫「主觀論」的動力。那是19 43年冬天的事。不到半年，你的文章完成了。不知你是否還記得，不久後，毛澤東 1945年4月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就說：「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 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 是完全的空想。」所以，從字面上說，路翎的見解和你的文章與偉大領袖的最高指 示並無什麼不同。而且，你還感到，自從《論聯合政府》發表以後，「一個大的意 志貫串了中國」，這才真正是主觀作用的大發揚；相形之下，「論主觀」所主張所 呼喚的似乎是比較小一些空一些弱一些的東西，究竟有沒有很大的意義？不能不說 ，你真是足夠敏感，敏感到了十年以後與黨的關係的癥結所在。不過你與胡風等人 把「論主觀」這樣的文章看成是在白區「幫助黨整風」，可是百分之百地會錯意了 。整風運動正是為這個「大的意志」確立無可挑戰的統治地位而發動的，且不說它 在革命運動中本來有所繼承（如反AB團），實際上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從反 胡風、反右派、到文革的一個承先啟後的樣板。 這個，你在白區是不會知道的。但我在抗戰勝利後就到了延安，常聽到與你 辯論過的胡喬木同志（他是我的上級，當時還沒有恢復以「胡」為姓）的教誨：「 共產黨員不要好爭論，你的意見那樣多，毛主席怎麼能從心所欲地進行指揮？」 所以說到底，這個「大的意志」的不斷發展，最後，與你上高中時所極為反 感的「軍訓要義」本質上並無多大不同。那個軍訓教官說話是不太文明，其實你真 要反他一下，他也不見得真的敢槍斃了你？ 因此，如果說「個性解放」是「五四精神」的話，那麼這個「個性解放」應 當是爭取中國人人都能做到的「個性解放」。那樣才可能避免偉大領袖從心所欲的 「個性解放」壓殺我們這些凡人的「個性解放」的慘劇。在這方面，先進國家經過 幾百年的經驗教訓是總結出了一整套行為規範的。只有樹立並遵行這些規範，人們 才有可能走近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所說的聯合體，「在那裡，每個 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些規範就是「五四」所確立的「民 主」。在我看來，不管魯迅對自由的渴望何等強烈，爭自由的戰鬥何等勇猛，但是 他對這套規範的認識和理解是很不夠的。在中國這樣專制主義傳統牢不可破的國家 裡要認識、理解這樣的規範並不容易，更不用說加以倡導了。 「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在中國第一個提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的陳獨秀，就 居然是走過一段「親手扼殺五四的民主啟蒙」的道路以後，經過多年的反思才覺悟 到（可惜那時魯迅已經死了）：「民主主義是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致於政治消滅之 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 。『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 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1940 年11月28日） 在同年9月「給西流的信」中，陳獨秀還列舉了他認為的民主政治的 幾個必要條件：「（一）議會由選舉產生；（二）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三 ）政府的反對黨派公開存在；（四）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 為。」他還說，「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只能是領袖獨裁 。」當然，陳獨秀並不是政治學或法學專家，也不是憲法學專家，他的話也許說得 不夠完備，比如說：民主不但是少數服從多數，而且必須多數尊重少數；行政、立 法、司法的權力必須分立，相互制約；統治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沒有任何個 人或集團可以居於法律之上；原告不能作審判官......等等。尤其是二戰結束以來 ，關於作為民主基石的「人權」的理論和實踐又有不小的發展。聯合國還以國際道 義的權威通過了許多有約束力的文件。但是刊布陳獨秀這些最後言論的胡適，已經 說它們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獻」；他說：「在『特別重要的是 反對黨派之自由』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裡，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制度的生死關 頭。」 1957年，我作為右派被揪出來批判（當時叫「辯論」，所以以後對「犯錯誤 」的人有「輕則批判，重則辯論」的說法，這也是一條不可忘記的掌故）。領導上 為了「練兵」特意給參與批判的革命群眾每人發了一本列寧在1918年寫的《無產階 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當然也發了一本給我，好讓我「照照鏡子」。說實在的， 我本來對無論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都說不上有什麼深刻的認識，只因為毛 主席1956年說過「我們實際上實行的是訓政」，第二年又號召「鳴放」，因而由衷 地擁護。（不但擁護鳴放，而且擁護前八年的專政，因為我相信「不經秋肅臨天下 ，那得春溫上筆端」，以為毛主席在實行「必要的專政」，亦即訓政之後，馬上要 「還政於民」，要實行民主了。）不料排山倒海的連續揭發批判表明，我原來嚮往 的都是叛徒考茨基所宣揚的資產階級的「純粹民主」，或曰「形式民主」，而我們 實行的已經都是無產階級的「實質民主」了。而「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 主要民主\黑體{百萬倍}」（原話及黑體均引自列寧）。我理屈詞窮，尤其是加上從 來沒有經歷過的恐懼，只有「磕頭如搗蒜」，服罪認輸，乖乖地被逐出人民內部， 再不敢「亂說亂動」而規規矩矩地接受改造了。我是又過了十幾年，直到文化大革 命中，才慢慢體會到原來實質民主必須有形式民主作保證，兩者只要是真干而不是 假干，就不應該、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別。 前兩年讀了陳獨秀逝世前的言論，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沒有什麼資產階級 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不同，也沒有什麼舊民主與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 人類經過二十世紀的歷史經驗，經驗了從法西斯到法東斯各式各樣社會改造的理論 ，現在也已經明白，什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其實都只是在極其狹窄而短暫的「 時空條」中存在，只有極相對的意義，歸根結底，人就是人。而魯迅在寫《吶喊》 、《彷徨》的時代本來就是這樣認識的，只是到來才有所改變。 所以，如果你提出的「回歸五四」是指重新進行「民主啟蒙」，那麼至少是 應當本著五四的精神，按照陳獨秀晚年的覺悟，在中國啟蒙世界上已有共識的、已 制度化的「民主」觀念。其實即使在八十年前，這套觀念在世界上已經不能算新的 了。照陳獨秀的說法，它已經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了的」。 對我們來說，遺憾的是，懂得這一套，而且宣傳這一套的，竟沒有什麼左派，這個 工作在中國大多是非左派們做的，雖然做的力度極小，因之勞而無功。至於我們這 些左派，則正如你1946年在「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中所說的，其實只懂得「 戰鬥」，而戰鬥的目標則是實現已經在蘇聯實現了的共產主義。 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真可說是獨步千古。他的文學感染力 之強是無可比擬的。還記得我初讀「紀念劉和珍君」、「寫於深夜裡」......這樣 的文章時，中人若電擊，看了一遍之後，馬上要看第二遍、第三遍，不多幾遍之後 （仗著年青時記憶力好），彷彿就能背誦了。至於像「野草」這樣的散文詩，在我 看來簡直不是人間筆墨。1945年下半年，我在四川一個中學當教員。10月19日晚上 ，主持了一個魯迅逝世九週年幾年會，寒風習習，夜靜如死，燭光搖曳，幾個學生 朗誦魯迅作品的片段，一方面是啜泣之聲微若可聞，一方面是肝腸斷裂怒火中燒。 魯迅的著作永遠是對我心靈的啟示與激勵。甚至在被劃為右派以後，我居然還荒唐 到自以為是「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年青的一代去寬闊光明的地 方。」在這樣的心情支配下，我六十年來一直愛戴崇敬魯迅。對胡適的感情是完全 無法與之相比的。在我心目中，胡適當然「也是個人物」，但是他軟弱，易妥協， 同魯迅比起來，「不像一個戰士」，而且顯得「淺薄」......。這些「胡不如魯」 的印象本來也一直存在心裡。直到看見《新文學史料》上你的「回歸五四」說，你 做中學生時就定下的「支點」──「尊五四，尤尊魯迅」，六十年後依然不變。這 一點卻刺激了我，經過一番思索，我的思想居然倒轉了過來，認為就對啟蒙精神的 理解而言，魯迅未必如胡適。 什麼是啟蒙？啟蒙就是以理性的光芒照亮專制主義與蒙昧主義的黑暗。綜合 先進國家的經驗，啟蒙應當有破和立兩方面的意義。我現在的體會，大而言之，魯 迅主要的是「破」傳統的戰士。他自稱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的人」， 主張「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 時代!」胡適則除了在五四運動初期也狠狠地「破」了一下以後，精力就主要轉到「 立」的上面去了。因此，魯迅傾心革命，胡適鍾情改良。對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青 年而言，兩者的吸引力（也就是我們眼中的「深刻性」）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正因 為如此，才有徐懋庸的名言：「人誰不愛魯?」當然，正如魯迅自己所說「絕望之為 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在對傳統和現實幾乎完全絕望之後，也有「立」的一 面，那就是他因為創造社的攻擊而學得的新思潮，又因為馮雪峰與瞿秋白的介紹而 嚮往的新世界。魯迅和胡適的身世背景，其實可以說是差不多的，他們在近代史上 初露頭角的時候更是如此。他們最大的不同也許在於：魯迅是明治維新後建立了極 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的留學生，他在那裡接受的現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殘缺 的，後來又接受了半西方半東方的俄國的社會革命思想。而胡適則是在被馬克思稱 作「天生的現代國家」的美國的留學生，又一貫關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 在歷史的制高點上。對我這樣的人來說，認清這一點竟要花半個世紀的時間! 你的「後序」中，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你說「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摩 羅詩力說』乃是中國近代啟蒙思想的最高峰，不僅非當時的權威梁啟超、嚴復所可 及、也超越了後來五四時期的主將陳獨秀、胡適」的話。我也是推崇這兩篇文章的 ，但是按照我現在對「啟蒙」的標準看，卻遠不到你所說的程度。因了你的推崇， 又拿來再看了一遍。然而除了比過去更加覺得其文字的晦澀冗雜、佶屈聱牙（可能 是他還沒有擺脫章太炎的影響，未接受胡適關於文學革命的主張而改寫白話文的緣 故），無非就是要求個性解放而已，比起陳獨秀晚年的覺悟，比起胡適一貫提倡的 民主、法治、自由主義，在我看來還要差一些。 請看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說的話：「\楷體{現在有人對你所說： 『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 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 奴才建造得起來的!』}」何等簡練乾脆!何等明白曉暢!其實，中國是一個「後發外 生」的「被現代化」國家，從1840年被打開國門，只能算是驚夢，到甲午海戰失敗 ，朝野失色。1895年嚴復給中國的病症下了斷案：西方與中國的所以有富強與貧弱 的差別就在「自由不自由異耳」，才有了啟蒙的要求。又到1919年的五四，中國才 算是有了一場真正的啟蒙運動。中國的民族要求並不是要建立「無比美妙」的烏托 邦，也不是要建立洪秀全式的「小天堂」，而只是要趕上先進國家，實現現代化。 胡適提出的目標，我們在二十世紀沒有能達到，如果能在二十一世紀達到，就可以 謝天謝地了。 在三十年代中期，我自以為「啟蒙」了。大概十年以後我才知道，我所接受 的啟蒙，是共產黨人陳伯達、艾思奇、何干之所發起的「新啟蒙」，是比五四的「 資產階級啟蒙」高得多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而馬克思主義則是「全人類智慧的 最高結晶」。我自己曾長期以此而自鳴得意，好像從少年時代起儼然就是一個革命 家的樣子。其實我哪裡分得清什麼舊啟蒙與新啟蒙，只是朦朦朧朧覺得要反封建、 反傳統，要自由、要民主，尤其要共產主義而已。只是到被劃為右派以後才漸漸悟 到這兩種啟蒙是不一樣的，甚至是對立的。以後又過了很多年，年紀已近七十了， 才進而又悟到歸根結底只有一種啟蒙，也就是五四的啟蒙、西方幾百年前就開始的 古典的啟蒙。這兩年，社會上又有所謂「超越五四」之說，反正我是認定了，在五 四定下的建立像樣的「民主」和在多數民眾中確立「科學」精神的目標實現以前， 凡說「超越」的都無非是蒙汗藥。抗戰前後的所謂新啟蒙，照它的原意就是對舊啟 蒙的超越，實際上則是對五四的「民主」和「科學」啟蒙精神的偏離。起初也許只 是差之毫釐，逐漸就謬以千里了。我們這一代人就是被這個新啟蒙引導著走了大半 輩子所謂「超越五四」的道路，實際上則是偏離五四的道路，早已走到南牆，碰得 頭破血流了。我們有義務告訴後人：停步，退回去，回到五四，重新起步。魯迅的 悲劇，其實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劇。被他認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在19 32年寫道：「在共產主義革命以後，已經沒有什麼『五四未竟之業』了。」他又說 ：「我們即將邁出的一步與五四無關」。這難倒還不能被理解為「超越五四」嗎？ 二十世紀下半期，魯迅和胡適在中國大陸的命運，真是一在天之上，一在地 之下。胡適在1954年就成為全國全民大批判的對象，可以說成了毛主席所說的「不 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而魯迅則不但被封為聖人，而且到文革中竟成了唯一能與馬 恩列斯毛並列而絕對碰不得的人物。這種命運當然不能由他們自己負責，但是也不 能說與本人一點關係也沒有。胡適一貫主張自由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當然不能見 容於新中國。魯迅則不但從未公開以「理論的形式」提出其個人主義的主張，而且 越到晚年越傾向於你所說的伊裡奇和約瑟夫，相信蘇聯的宣傳，甚至出面駁斥那裡 發生了大饑荒的報導。他在和從郭沫若、周揚到楊村人這些人戰鬥時，自認是同導 師們的思想一致的，就同胡風自認為同毛澤東思想一致一樣。現在有的研究者說： 「可以證實的是魯迅後來似乎接受了組織的領導。」既然說「似乎」，我看就還不 能「證實」。不過我確實懷疑魯迅受到了馮雪峰和瞿秋白等人的誤導。因為魯迅晚 年的思想傾向與他一向張揚個人的基本品格並不一致，而他又不是個可能根本改變 基本品格的人。不過，六十年後回頭看，你我這樣年齡段的人，不能不說確實也受 過魯迅的某些誤導。 魯迅的最大幸運是只活了56歲，如果他能活到我們這個年紀，他的境遇會怎 麼樣，他的表現又會怎麼樣？這是每一個知道、尤其是敬愛魯迅的人無不關心的問 題。你熟識的喬冠華在1962年、胡喬木在1982年都曾對我說過「魯迅若在，難免不 當右派」的話。當然，魯迅的命運既要看權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選 擇。我只能說，他在中國的威望比高爾基在俄國的威望更大，他的性格也比高爾基 更剛烈，下場恐怕只會比高爾基更慘。有意思的是，胡適在海外看到大陸「清算胡 風」時，曾評論說「魯迅若不死，也會砍頭的」。胡適畢竟是瞭解魯迅的，他們倆 後來雖然傾向有所不同，但本質上都是中國最最珍愛自由的人。 在中國，六十年來魯迅研究一直是顯學，然而他被別人塗的油彩太多了。他 自己晚年的政治傾向也增加了幾分曖昧。到現在除了可以肯定他「任個人而排眾數 」、「尊個性而張精神」這一點外，作為一個文學家無與倫比的感染力，其美學價 值還很少被真正發掘出來。胡適是個啟蒙思想家，他雖然寫過半部中國哲學史，卻 並不十分高明，實際上只是開了一代風氣，或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個開山的人 」。他的真正價值還是在他畢生掛懷、一貫堅持的中國的民主、法治、憲政上。他 獨特的貢獻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很少的寬容精神。他一再強調「寬容」為民主的第一 要義。他的名言是：「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做人要於有疑處不疑。」此言確實 可以師表人倫。與之相反，魯迅則從認為「費厄潑賴應當緩行」，到主張「打落水 狗」，到臨終遺言：「一個都不寬恕」。不管他說這些話時有多充份的理由，我們 只能說一句「不免為先生盛德之累」。史沫特萊曾稱魯迅是「中國的伏爾泰」。伏 爾泰的名言「我完全反對你說的一切，但是我堅決保衛你發言的權利」已成為現代 民主的原理、全球倫理的準則，而這在號稱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及魯迅著述中 卻是找不到的。 一個世紀過去，塵埃落定，魯迅的弟子大多如曇花一現；而胡適的弟子則遵 守他「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的教導，還有不少人留下了若干我稱之為「可超而 不可越」、亦即可以勝過但是不能繞過的業績，為中國的現代化壘下了一塊一塊的 基石。1937年胡適在給翁文灝的信中說：「興學五十年，至今無一個權威政治學者 ，無一個大法官，無一個法理學家，無一個思想家，豈不可焦慮?」其實以後二十年 ，中國在這些方面還是略有進步的，又以後的三十年才是一片狼籍。這二十年似乎 漸漸有了一點「江南草長」的模樣了，但離中國現代化的要求還遠。近幾年來我才 覺悟到公民教育對中國的重要性，但政治學家、法學家被消滅淨盡這麼多年之後， 到哪裡去找能給中學生寫教科書的人呢？百年回首，走胡適代表的方向，道路不可 能不是迂遠的，然而也只有耐著性子走下去，畢竟這是全人類遲早都要走的必由之 路。 上面所言其實只是為了一個目的：落實「回歸五四」，只有這樣才是中國真 正走上現代化之路的起點。以中國傳統包袱如此之大之重，要確立民主的制度、民 主的精神、民主的習慣，是要不斷地學，不斷地習，不斷地「學而時習之」的。比 五四先賢還早的又一位偉大的啟蒙者孫中山，為了教中國人學習民主，特意在1917 年寫的《建國方略》中用專章講述議事規則，想以此教會中國人懂得如何開會，名 之為「民權初步」。他還在其序言中特別申明：「此書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 式，非瀏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其精神至可感佩。六十多年前我們上 小學的時候，還是「學而時習之」的。近五十年來，因為整個社會的忽視，已經被 大家忘懷了。到現在，嚴格地說，中國人還是連會都不會開。前幾年，在一個規格 極高的會議上，有一位地位顯要的老人突然悄悄地問我：「這麼重要的提案，連附 議都沒有，怎麼就能付表決了呢？」傳統還是壓殺了啟蒙。 民主啟蒙任務的艱巨，不但可以從啟蒙八十年來中國民主仍未有成就這一點 上看出來，而且可以從五四的導師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都曾走過彎路這一點上 看出來。其實，「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西方的啟蒙先賢、理論大師們，照中國 人的觀點來看，往往有不少失德敗行的地方。但是他們一是不怕揭露或被揭露，二 是他們的有價值的思想總是能得到承認而匯入新新不已的傳統中去，終至成為今天 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這才是人類在民主中不斷進步的真正體現。 然而論世不易，知人更難。我的學力實在不足以比較魯迅與胡適，只是心中 虛懸了一個問題：尼采與傑弗遜，到底誰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更大呢？也不知道是不 是比擬不倫。 我們都是快八十的人了，還能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我們不幸 而歷盡坎坷，吃了自己曾經十分寶愛的「理想」的苦頭，然而幸而又活到還能反思 ，或許可以有做個明白人的機會，因此我認為我們的反思必須到位。這樣，不用說 什麼對得起人民、對得起歷史的大話，至少自己可以心安理得一些。 一得之愚，未必有當，不敢自秘，敬請指教。此致 敬禮 李慎之 2000年10月 編者註：限於篇幅，本刊在發表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