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媒體的新聞自由

（北京）楊子立


    新聞是媒體發佈的，談新聞自由離不開媒體。但是在關於媒體與新聞自由的關係上有些
誤區，最常見的就是說媒體被大亨操縱，因此即便是民主國家，其新聞自由也是虛假的。甚
至有些崇尚新聞自由的媒體人有時也會陷入這個誤區。例如郭宇寬先生2008年在傳知行的演
講稿，他把能干涉新聞自由的力量分為三種：政府、社會力量、市場或大眾，認為三種力量
均衡的時候就有了新聞自由。其中辦報的大亨們被歸入社會力量。如果只有一股力量占主導
就不會有新聞自由。

    先來看宇寬認同的這一說法：媒體要聽老闆的，因此媒體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這個說
法在《環球時報》中文版之類的報紙上也很常見，常常用於給中國缺乏新聞自由辯護：雖然
中國有政府管制媒體，可是外國那些大亨對媒體的控制更嚴密，既然大家都沒有言論自由，
又何必專門指責中國呢？

    把報社老闆看成和政府一樣的力量，正是誤區所在。當我們說個人有言論自由的時候，
是指個人有向其他人自由發表其看法的權利。當我們說A國有言論自由的時候，並不是說A國
（政府）有自由向其他國家闡述其意見的權利，而是指A國的公民個人有言論自由。如果我
們注意到同樣說「有言論自由」對個體和集體有不同的語法理解，那麼用在「媒體有新聞自
由」上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把媒體當成個體，也就是說理解成「媒體有不受政府控制
對社會發表新聞的自由」；另一種是把媒體當成集體，把編輯記者當成集體中的個人，把媒
體有新聞自由理解成「媒體中的編輯記者有不受老闆控制發表新聞的自由」。顯然，我們所
要的新聞自由只能是前一種理解，而後一種理解純粹是混淆是非。

    現代媒體都是以企業形式存在，企業的存在是要貫徹其投資者的意圖，最主要是賺錢，
當然還要實現其投資者期望的社會價值。既然是企業，媒體的自由就體現在媒體老闆不受政
府挾制發表新聞、評論或其他作品的自由。媒體企業內部是僱傭關係，當然談不上僱員個人
的意志自由。這就如同一家投資公司可以在經濟自由的法律下自由投資一樣，但並不是其投
資經理可以不受董事會控制任意投資一樣。當然媒體作為文化產業，老闆可能會尊重編輯的
發稿自由，編輯也可能會尊重記者的寫稿自由，但不能因此得出媒體的新聞自由等於編輯記
者的自由。

    如果有發表新聞權利的媒體都屬於政府，像中國今天這樣，那就談不上新聞自由。因為
所有媒體都只有一個老闆，都得按這一個老闆的腔調發聲。如果是在自由市場國家，民營媒
體可以自由發表新聞，即便出現兼併導致的媒體寡頭出現，也不會因此沒有新聞自由。因為
自由國家的新聞企業進入門檻很低，媒體寡頭不能利用政府力量強行不許新的投資者進入。
競爭的結果必然是持各種意見的媒體同時存在。儘管在某些時刻大部分媒體可能意見一致，
但這不是一個老闆強行控制的結果，並且不同的聲音無論何時都有存在的權利。只要作為單
獨個體的媒體發表新聞的自由可以得到法律的切實保障，無論是否存在寡頭壟斷，還是恰好
象9.11之後美國媒體同仇敵愾的輿論，都可以說已經達到了新聞自由的目的。

    郭宇寬認為政府、社會力量、市場都同時對南方週末施加影響，所以反而有新聞自由。
這個觀點也值得推敲。假如這三股力量互相制約，那麼媒體就有了生存空間，這是不錯的。
可惜的是這三股力量之間沒有互相制約，但都在制約媒體，所以這些制約力量越弱，媒體空
間才能越大。如果政府要求不能發表任何對政府不利的消息，社會力量要求一定要搞關係國
計民生的嚴肅話題，公眾在這個話題上又只願套錢看負面新聞，那麼媒體就沒有任何生存空
間了。

    新聞自由的基礎是大眾，因為其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大眾對真實信息的需求。社會力量是
新聞產品的生產者和監督者以及反對者。有了大眾市場就不愁沒有生產者。但是社會力量有
可能成為新聞自由的絆腳石，比如某些宗教不允許批評，否則進行暴力威脅。自由民主國家
的政府可以防止社會力量干涉新聞自由，因為法律是保障新聞自由的，而政府是執法機構。
但是專制國家的政府只允許媒體按它指導的方向說話，那當然就談不上新聞自由了。       
         
    （2010-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