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概覽 周義澄 本文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以來自中國大陸的流亡者為主體的，對中國共產黨現政 權持反對、批評態度，意圖用文明世界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取代一黨專制的運動為 「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並嘗試對這個運動從1989年至今的發展做一個概要的敘述。 第一，從興盛、低落到新興力量加入：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的幾個發展階段 1，前1989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中國之春」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1989年之前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就已經存在。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建政之後，在歷次 全國性政治迫害運動中，從上世紀40至50年代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反對右派分子運動 到60至70年代的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一些不願忍受極權制度迫害的個 體，設法通過各種方式逃往國外；即便是通過合法途徑來到國外探親、求學、訪問者，也在 自由世界熏陶下對極權政治體制採取了批判態度。由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和80年代的對外開放， 西進東渡南航的出國人員迅速增加，其中包括一些在國內參加過各個時期政治反抗運動的個 人。1989年六四之前在海外已經形成了有組織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現政權的異議運動，這就是 王炳章在美國創建的「中國之春」運動和隨後成立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 王炳章屬於文化大革命之後首批公費留學生，1982年在加拿大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之後 「棄醫從政」，來到美國同其他留學生一起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創辦《中國之春》 雜誌。1983年12月在中國之春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上，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成立。這是當代海 外第一個中國政治反對派組織，標誌著海外流亡運動進入了新的組織化行動的階段。在此以 前，海外存在的大多是一些受壓迫者個體的控訴反抗行為。中國之春運動和中國民聯首次提 出了「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目標和「廢除一黨專政， 實現民主法治，保障私有產權，提倡多元經濟」的主張。（1） 以中國民聯為代表的前1989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與大陸民間反對運動有天然聯繫。 1970年代的民主牆運動和魏京生等人的行為遭遇，是王炳章棄醫從政的重要動力；將海外運 動定名為「中國之春」，也是為了承續「北京之春」民主牆。（2）繼王炳章後1988年當選 為民聯主席的胡平，民主牆時期在民間刊物《沃土》上發表過「論言論自由」，其後參與北 京大學競選活動當選為區人民代表，1987年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中國民聯。 與國內民主運動的緊密聯繫使得中國民聯將「釋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見者」規定為「近期 奮鬥目標」（3）。1987年5月民聯出版了《方勵之言論集》，將當時在國內享有盛名的原中 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教授的自由化言論向海外學生學者作了詳細介紹。（4） 1980年代中國處在改革開放的上升期，海外幾乎所有學校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均受各 地中國領事館指導，留學生大多對民聯這樣的政治反對組織具有某種戒備心理。1985年5月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在紐約成立，曾經在1980年參與北京大學人民代表競選的於大海擔任首屆 會長。1986年底國內發生學潮，於大海與一批學生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征 集到千餘人簽名，海外留學生首度集體表達了「不同政見」。（5）公開信在報刊上發表的 時候，某些學生特意加上「此事與中國民聯、中國之春沒有關係」的說明。胡平在哈佛期間 被選為中國大陸留美學生政治學及國際關係學學會（中國留美政治學會）會長，之後加入民 聯並當選為民聯主席，曾經引起政治學會某些成員的擔憂。隨後被選為政治學會繼任會長的 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研究生徐邦泰，也是當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時競選人民代表，擔任民 辦刊物《大學生》編委的異議份子，之後還擔任了民聯聯委會主任和民聯陣主席。上述事實 表明了這一時期留學生中的矛盾狀態：一方面是對民主自由的強烈追求，另一方面是對參與 有組織反對運動的種種疑慮。 中國民聯在志同道合的留學生中秘密發展，之後部分成員陸續公開。1988年5月在美國 肯塔基大學出現了自由選舉產生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其正副會長是與民聯關係密切的人 士以及民聯的公開成員，中共領事館宣佈不接受這個選舉結果。民聯在美國大學中的組織公 開化。（6）中國民聯還向世界各國發展，至1989年6月四大召開，民聯在加拿大、歐洲各國、 日本、東南亞、香港、澳門及非洲毛里求斯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分部或聯絡站，在中 國大陸許多省份也設有秘密聯絡點。（1） 中國民聯積極介入國內民間民主運動。民聯成員、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研究生楊巍回國參 與1986年、1989年學生運動，兩次被中國當局逮捕判刑。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提到了 「反動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反動刊物」《中國之春》。（1）《中國之春》特別記 者陳軍在北京參與1989年2月33人簽名信事件，成立「八九特赦」辦公室，提交「關於一九 八九特赦問題的報告」，被驅趕出境.(6) 在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發展的整個過程中，民聯利用海外自由條件與大陸民主力量配合， 把大陸運動情況及時傳向世界，將海外聲援信息迅速返回大陸。與四五天安門事件以及民主 牆運動相比較，八九民運相當大程度上突破了中共的新聞封鎖，其每一個進程及時成為國際 關注的中心，這主要歸功於國際新聞媒體，也是中國民聯等海外組織推動的結果。高潮時期 參與聲援國內民主運動的在香港達百萬人，西歐北美許多城市也有數成千上萬人的遊行，其 中民聯擔當了重要的組織角色。從美國回北京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劉曉波與民聯有密切關係； 攜帶捐款回國支援運動並親身經歷六四屠殺的美國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會長、博士研究生楊建利，是1988年加入民聯的骨幹成員。 鑒於中國民聯在海外流亡政治運動中的重要地位，中共當局將它視為敵對組織。1987年 12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以答新華社記者問的方式，首次公開陳述了關於「中國民聯」 和《中國之春》的官方立場：中國民聯是「敵視和破壞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意圖推翻人民政 府的反動組織」。《中國之春》是「中國民聯進行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動宣傳的工具。」「不 允許『中國民聯』在中國境內活動，不允許《中國之春》在中國境內發行。對『中國民聯』 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秘密組織，一律予以取締，在中國境內傳播的《中國之春》一律予以收 繳。」「在國外參加中國民聯後，又回國進行滲透破壞活動，觸犯刑律的，必須依法追究刑 事責任。」 六四之後，當時的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向全國人大會議所作的《關 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多次提到海外「反動組織」中國民聯。(7) （8）至1989年時期，民聯在世界各地的成員近3000人。 民聯早期成員薛偉在國內曾因「反革命罪」被當局逮捕判刑，1980年自費出國留學， 1981年創辦「大陸新移民聯誼會」。考慮到返回大陸可能受到政治迫害，薛偉向美國政府尋 求政治庇護，被否決後遂向法院控告美國政府，法院最後判決薛偉勝訴。此案創下了在美國 的中國大陸人士通過法律途徑獲得人權保障的先例。（9）中國民聯及其附屬組織「中國大 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幫助了很多向居住國尋求政治避難的大陸人士，至1989年達300餘例， 其中大多數成為海外民運的長時間參與者。通過政治庇護獲得在自由世界各國的居留權，是 海外流亡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申請政治庇護的人員在申請期間和獲得永久居留權之後積極 參與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為這個運動提供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其影響延續至今。 2、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的興盛：從民主中國陣線、學自聯成立到海外民運大聯合 1989年中國大規模爭取民主的群眾運動於6月4日前後遭到當局血腥的軍事鎮壓，1989和 六四因此成為中國當代史的一個標記。這一事件給海外流亡政治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 幾百名學生、工人與知識分子相繼被迫逃亡或被驅離中國，成了各國流亡運動的重要力量， 海外流亡者運動因此成為1989年運動在海外的延伸：壯大了中國民聯，造就了民主中國陣線 新組織。另一方面，六四的腥風血雨沖刷了前幾年胡耀邦、趙紫陽新政給共產黨政權塗上的 迷人油彩，使得大批順從於中共使領館的學生迅速向民主運動傾斜。一個個大學學生聯誼會 舉起了獨立自治旗幟，成為全美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成立的堅實基礎。各國民眾給六四逃亡 者以英雄式的歡迎，海外流亡運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盛景象。 由於香港民間組織主要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的幫助，以及西 方民主國家的支持，六四之後許多被通緝追捕者經過各種渠道安全逃往國外。被通緝的21名 學生領袖中有15名成功出逃，後來被稱為「黃雀行動」所援救出來的人員達133名。（10） 逃往海外的八九民運領導人的政治理念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1989年民眾示威活 動中，從最初的反對官倒、懲治腐敗到推翻426社論，乃至516、517之後出現罷免李鵬、結 束老人獨裁等激烈口號，從來沒有推翻共產黨現政權的想法和提法。換言之，整個八九民運 只是一個在現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共產黨執政的架構下「體制內」的民眾抗議運動，其 基本出發點還是「推進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7）。經過六四屠殺血的洗禮和自由社 會環境的強烈衝擊，加上以民聯為代表的老反對派的影響，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很快成為在 海外的原八九民運代表人物的共識。原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和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 嚴家其與吾爾開希，在1989年7月4日共同發表的「國殤日周月宣言」中提出「鄧、李、楊集 團」 已經喪失「任何合法性基礎」，這種反動政權必將「被徹底摧毀」(11)。 1989年7月，逃往法國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原北京師範大學學 生吾爾開希，原北京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以及先前已經在美國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 究所所長蘇紹智和原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劉賓雁共同發表成立「民主中國陣線」的倡議書。 9月，民主中國陣線（民陣）成立大會在法國巴黎舉行，嚴家其、吾爾開希當選為理事會正 副主席，錢達為監事會主席，萬潤南被任命為秘書長。民陣章程提出了「保障基本人權，維 護社會公正，發展民營經濟，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動原則。 （12） 1990年4月，民陣與民主德國（東德）反對派組織《新論壇》等共同發起，成功地召開 了有前蘇聯及東歐原社會主義陣營諸國反對派參加的「民主與人權論壇國際會議」。1990年 1月民陣參與了「民主女神號」廣播船計劃，試圖開往中國外海對大陸傳送廣播電視資訊。3 月9日啟航，5月25日宣佈停止計劃。（12）民陣陸續在幾十個國家地區建立分部，其成員發 展到2000-3000人的規模。 這一時期成立的另外兩大組織是全美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美學自聯）和中國自由民 主黨。 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給在國外求學進修的大陸學生學者以極大震撼，他們衝破領事館的 阻撓，成立了與原先官辦的學生聯誼會不同的自治組織，或者宣佈原有聯誼會與領事館脫離 關係。當時美國有4萬多中國學生學者。1989年7月底，來自美國各大學200多個組織的300多 名代表在芝加哥舉行代表大會，宣佈成立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選舉斯坦福大學的 劉永川和耶魯大學的韓聯潮為正副主席。（13）全美學自聯宣稱崇尚科學理性，尊重保護人 權，致力於社會文明進步，追求和平、自由與民主的社會政治制度。學自聯的低層次政治訴 求與民聯民陣不同，多年來堅守利益集團角色，其主要活動和貢獻是推動1990年布希總統簽 署保護中國來美成員的行政命令，推動國會參眾兩院通過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和布 希總統簽署該法案，成功地使得8萬多留美人員獲取在美國的永久居留權（綠卡）。全美學 自聯在促進中國人權改善和維護中國學生學者利益方面的成就引起了美國政府和社會的關注， 成為公認的全國性遊說團體。1990年7月，全美學自聯會、加拿大學自聯和德國學自聯會同 台灣、香港學聯成立了全球中國學聯，劉永川擔任主席。 1989年12月，100多名留學生與民運人士在美國維吉尼亞黑堡秘密召開中國自由民主黨 成立大會，通過「組黨倡議書」和「政治綱領」，選舉倪育賢、陳厚琦、時和平為召集人負 責籌備第一次代表大會。1990年7月中國自由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堡 市召開，全美學自聯第二次代表大會同時在此地舉行。美國伊利諾大學的陳厚琦當選為中國 自由民主黨主席。 在海外有了民聯、民陣兩大政治反對組織之後，為什麼還有人要成立中國自由民主黨？ 這裡大致有三個原因。第一，在任何社會政治運動中總有激進與緩進等不同流派的區分。在 海外中國流亡運動中，民聯和民陣的政治綱領雖然都有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內容，但是其 政治手段在某些激進派看來過於緩和，尤其是民陣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行為準則。 中國自由民主黨在其後來的綱領中提出了「推翻（剷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體」的綱領。 第二，民聯民陣雖然是政治團體，但名稱上都不叫政黨；激進派認為必須要有一個相應的反 對黨才可以與共產黨較量，於是「組黨」就成了這些人強烈的政治訴求。第三，青年學生提 供了激進的人力資源。廣闊的八九民運和殘酷的六四鎮壓喚起了海外留學生的政治參與熱情， 血氣方剛的一部分青年具有更為積極的政治訴求。但是學自聯由於其本身的自然定位，不可 能成為強政治性組織。留學生中的積極政治參與者便試圖尋找更加激動的舞台，嘗試成立名 為政黨的團體。這也就是中國自由民主黨早期的建黨人員中有很大比例的留學生，自民黨一 大及學自聯二大同時同地召開，與會代表互有重複的原因。如果沒有學生內部強大的激進力 量推動，原先民運組織中的激進意見份子無力舉起中國自由民主黨的大旗。但學生總是一個 易於鼓動而又極不穩定的群體，不久以後海外民主運動整體上逐漸退潮，共產黨政權也沒有 如有些人想像的那樣迅速垮台，相當數量原學生組黨積極份子返回學校重拾學業，離開政治 活動圈或者回國發展。 民聯和民陣一直尋求聯合與合併。1992年8月，享有盛名的中國異議作家王若望以哥倫 比亞大學訪問學者身份來到美國，成為推動民運大聯合的重要個人因素。他與不參加民運組 織的方勵之、劉賓雁的行為方式不同，連續訪問加拿大、歐洲、香港，多次發表演說，提出 「結束一黨專政；開放新聞自由；給六四平反，釋放一切政治犯」為海外民運的三條最低綱 領（14)，海外民運眾多參與者以為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超越派性、抑制內鬥，瞭解大陸政 情又得到海外人士擁護的領袖。1992年年底王若望夫婦應邀訪問台灣，1993年元旦參加升旗 典禮時與李登輝總統會見，隨後獲得民運合併大會經費，民聯民陣盼望多年的大聯合時機成 熟。 3，挫折後的穩步前進——從華盛頓會議失敗到海外民運聯席會議再嘗試 1993年1月底，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主中國陣線世界聯合代表大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 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名代表及貴賓參加了大會。民陣主席萬潤南、民聯主席於大海 分別主持了兩個組織的最後一次代表會議。美國國會參議員戈登到會祝賀，眾議院中國事務 工作小組主席南茜·波洛西女士發表演說。代表們審定了大會政治宣言和各項工作計劃，確 定新組織以「保障基本人權、保護私有財產、維護社會公正、實行多黨政治、推進中國大陸 的民主化和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為綱領，「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宣告 成立。會議在組織領導人選舉方式上發生爭議，王若望、胡平、萬潤南退出競選，部分代表 退出大會。主席團緊急磋商後決定大會繼續進行，選舉照常，徐邦泰當選為中國民主聯合陣 線主席，楊建利、張伯笠當選為副主席。（15） 1993年5月，不承認民聯陣的一些團體及個人在洛杉磯成立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推舉 王若望為總召集人。部分原民聯、民陣成員年底在澳大利亞召開大會，原民聯聯委會副主任 吳方城當選為民聯主席，萬潤南再次當選為民陣主席。 華盛頓會議的失敗給海外流亡運動帶來重大衝擊，一批人員從此離開民運，不再過問政 治；對民運大聯合原抱期待的僑界、學界民眾大失所望；隔岸觀火的中共官員心中竊喜；民 運聲望下跌，興旺局面結束，受挫折的海外政治運動進入了緩慢漸進的階段。 　　在內鬥中疲乏了的民陣、民聯與民聯陣逐漸停止相互攻擊，其中一部分有志者始終 沒有放棄過重振流亡運動聲威的努力。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中國當局陸續以「保外就醫」 的名義讓一些著名異議人士離開中國。當這些人士來到海外的時候，總會引起試圖重整旗鼓 的新波動。1994年4月，四五運動的參與者，被中共當局稱為天安門事件黑手的王軍濤到達 美國。1996年10月，與劉曉波發表《雙十宣言》的王希哲經香港流亡美國。1997年11月16日 魏京生來到美國，１2月８日與克林頓總統在白宮會見。民主牆時期的特殊表現和所受到的 嚴重迫害，加上連續三年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被提名人，使得魏京生在海外政治流亡者中具 有巨大聲望，成了人們期待的新領袖。1997年11月底民聯陣—自民黨合併的代表大會在美國 紐約召開，當年創建民聯西班牙分部的王策當選為主席，徐邦泰為名譽主席，王若望出席大 會，多個民運團體聯合歡迎魏京生，發表「支持魏京生整合與領導中國民主運動倡議書」。 1998年11月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在加拿大多倫多成立，魏京生為召集人。（16）此後 數年聯席會議正常運作，華盛頓會議帶來的負面影響漸漸淡化，海外流亡運動進入一個穩定 發展階段。1998年4月19日，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在克林頓總統訪華前夕被送出境來到美國， 為流亡運動注入一支清流。2000年11月中國社會民主黨在美國紐約成立， 1970年代在廣州 創辦民間刊物《人民之聲》的劉國凱任該黨主席，宣佈推舉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名譽主席。 從1989到2000這10多年間，海外中國流亡者隊伍明顯擴展，囊括了國人追求民主自由各 個階段的代表人物。有早期與共產黨分道揚鑣的政治異己（如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探索》 雜誌總編輯司馬璐），50年代的大右派（如林希翎），文革中保護自身人權不受侵犯的造反 派和異端大字報作者（如上海「工總司」的潘國平、廣州的王希哲、南京的徐水良），四五 運動到民主牆的精英（如王軍濤、魏京生、劉青），70、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如蘇 紹智、嚴家其、郭羅基）、89年學生、工人運動的領袖（如王丹、吾爾開希、柴玲、韓東 方），民營企業的老總（如萬潤南），持不同政見的自由知識分子、科學家、作家（如方勵 之、劉賓雁、凌鋒），具有民主理念的前任官員（如香港《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公安 部群眾出版社社長於浩成），開明領導者的智囊（如原國務院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 既有苦大仇深的老「反革命」，又有熟悉西方民主政治的留學生（如全美學自聯成員）以及 傳統華僑中的反共人士（如民主教育基金會創始人黃雨川）。與這一運動密切相關的還有某 些西藏、新疆維吾爾、蒙古族的流亡者乃至美國、台灣的學者，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 （Andrew James Nathan）、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西東大學教授 楊立宇、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等。中國海外流亡者運動呈現出各路政治代表的全方位陣 營。 4，流亡運動走向低潮與民運組織的內鬥 大約從新世紀開始，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走入了幾乎不可避免的低落時期。其標誌是， 許多與民運有關的會議及示威活動參加人數越來越少；六四紀念活動規模一年不如一年；大 多組織遇到捐款和財務困難，連得像樣的代表大會都開不起來。學自聯在華盛頓堅持每年舉 行六四燭光晚會，但是各大學的學自聯組織已經消失，學生聯誼會重回領事館的懷抱。民運 組織和個人聲譽下跌，當時的明星成為人們批評嘲諷的對象。某些知名人物離開了原先奮鬥 的事業，埋頭於自身商業投資活動、學術研究或教會傳教職業，在流亡活動中消聲匿跡，連 得在一年一度悼念六四亡靈的活動中也不見蹤影；有些個人及其公司則與氣大財粗的共產黨 暗同款曲，從事各種交易。在西方民主國家，不斷出現歡迎中共領導人來訪的群眾遊行和五 星旗升旗儀式。 這種低落，是中國社會和國際大趨勢的變動決定的；民運組織內部成員的衰退、背叛、 內鬥和醜聞加劇了這種狀態。 從國際大格局看，1989事件之後西方國家幾乎一致譴責六四暴行，主張並實施對中國的 經濟制裁，同時期發生的前蘇聯和東歐原共產主義陣營諸國陸續解體變型，為中國流亡政治 運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大環境。美國總統布希發佈保護中國留美學生的行政命令，國會通過 了對華制裁的議案，在決定繼續延長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時提出人權條件。1993年克林頓 總統在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行政命令中加入了人權條件，1995年宣佈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 待遇脫鉤。小布希上台之後對中國心存戒備，911事件之後面對恐怖主義的挑戰迅速調整外 交關係，對華政策明顯改變。美國希望中國在國際反恐包括朝鮮核問題上發揮有利作用。 2001年上海APEC會議期間布希決定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此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國際局勢對中共更為有利。中美關係處於「最好時期」。 從中國國內發展看，六四之後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中共政權色厲內荏地尋求生存之路， 大幅度調節自身。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改革開放迅速變成了對私有經濟的全盤肯定和對 共產主義的徹底拋棄，以掠奪國有財產為基礎的官僚資本主義或閥族資本主義（Nepotic Capitalism）迅速發展，（6）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中共在國際社會面前逐漸改變了因六四 鎮壓帶來的醜惡形象，增強了既得利益集團和國家的經濟實力。西方國家政府為了國家安全 和商業利益，在中國大數額的訂單面前則有意無意放棄了制裁方針。 從流亡運動內部看，缺乏新的內部外部動力機制。各種類型的流亡者在謀生的壓力和中 共政權的威嚇利誘前不同程度地退卻轉移。不斷的「內鬥」更添加了陰暗色彩。 海外流亡運動中的影響比較大的「內鬥」有以下幾次。1，民聯的「罷王風波」：從 1989年初發生並公開化的民聯一部份人要求罷免當時身為民聯常委的王炳章的職務，一部份 人激烈反對。2，民陣的「陳萬之爭」：民陣成立之初就產生，1990年二大前公開爆發的民 陣秘書長萬潤南與民陣理事陳一諮之間互相指責攻訐。3，1991年發生的要求對中國人權民 主基金會執行主席廖大文查賬事件。該基金會成立於1989年11月，分配由美國民主基金會給 中國民運的資助款項。有人檢舉廖大文多報帳目，於大海、萬潤南要求派工作組查帳，廖大 文辭職，基金會關閉。4，前面所說的1993年華盛頓會議，兩個組織合併成三個組織，同時 發生對原中國民聯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主辦權的爭奪。5，各民運組織內部斷斷續續 進行「抓特務」活動，學自聯曾經有人為此成立過「抓特務小組」。6，2005年中國人權事 件：王丹、劉賓雁、郭羅基等大批理事及理事會共同主席方勵之辭職，中國人權主席劉青被 指責犯規連任和財務不清。7，2004年之後多個牌號的「中國民主黨」出現，有的被指為假。 8，2006年5月在美國發生的來自中國的王怡、余傑等人抱在一起向上帝禱告，宣佈取消維權 人士郭飛雄參加美國總統布希與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會見資格的事件。9，2008年出現的以德 國費良勇為主席，荷蘭王國興為主席的兩個民主中國陣線以及領導機構並存事件。用「內鬥」 二字概括上面各項事件不盡準確，僅取其約定俗成的意義。政治學家嚴家其說海外政治流亡 組織是「跨國的NGO（非政府組織）」，內鬥是常態。作家劉賓雁稱內鬥結果「驅使更多的 中國人嫌惡政治，驅使越來越多的海外有志華人脫離民運，切斷民運的財源」。（17） 在人們認真審視這些事件時，會發現幾乎所有內鬥都沒有涉及當事人政治路線或思想理 念的重大分歧，主要是財務、人事安排和行為作風問題。幾乎所有被指控為貪污者都沒有在 法律上被證實為犯罪並受到所在國的法律制裁，或者受到某個團體的行政懲罰，最後都不了 了之。 其原因可以從多個方面去尋找。作家安琪女士最早記錄民運組織內鬥的事實並提出「共 產黨政治文化的陰影」對海外民運組織、流亡運動的深刻影響，海外民運的「紅衛兵團」的 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想和道義上的分析。（18）搞民主運動的許多中國流亡者不懂 得或者不願意遵循自己舉手通過的民主政治的規範準則；選舉中的失敗者沒有學會尊重和接 受選舉結果，更沒有民主社會通行的向勝選者表示祝賀的風度。 此外，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在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中實際上並不存在可以制約其成員違 反組織章程之行為的法律和規則。民運組織成員不是公司僱員，即使被開除也無所謂，甚至 可以再立山頭, 糾集一些人另外召開代表大會來將他人開除。在法治國家，民事、刑事糾紛 的最終解決途徑是法律訴訟，當民運組織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這些國家通常也只能按照公 司組織註冊的相關法律來處理糾紛。1994年6月美國加州總檢察長在處理當時民聯、民陣、 民聯陣的訴訟案時，依據的就是聯邦及州的公司註冊法律，無法顧及這些組織的內部是非。 在近年來眾多牌號的「中國民主黨」面前，有人強調1998年在國內組建的中國民主黨才是正 宗，此話並無大錯。但是從歷史看，最早成立「中國民主黨」的是1989年3月內鬥時期民聯 的部分成員，1993年在洛杉磯「全球中國人權與民運聯席會議」上，也成立了以王若望為召 集人的「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19），1995年中國民主黨成立，王若望擔任主席。如果 有人要通過法律途徑起訴假的「中國民主黨」，也許會非常困難。被指為「假」的組織有可 能在「真」的組織註冊以前就以「中國民主黨」的名義註冊登記。且不說在公司與政黨的登 記方面，相同中文名稱的組織還有可能使用不同的英文名稱。事實上，相當一部分流亡政治 組織在所在國家並沒有依法註冊登記。 「抓特務」也是如此，儘管被懷疑甚至點名的大小特務不少，但沒有一個被抓出來。當 年擁有強大的軍隊和政府的國民黨，在共產黨的間諜滲透面前尚且一敗塗地，今天結構鬆散 沒有嚴密紀律的流亡組織更不是它對手。中共當局在海外尋找一些廉價的告密者、線民或中 介公司易如反掌，但真正要把他們抓出來，恐怕需要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才行。 中國人權事件中有人指責劉青是「終身制」，其實這個問題在相當數量以中國民主為課 題的受資助機構中都存在。這些機構不像香港《前哨》、《爭鳴》雜誌那樣由私人出資經營， 但其法人代表和負責人通常是某一個人，此人就自然成為沒有也不需要經過選舉或任命的老 板，這實際上是無改選章程的終身制，或者是有章程而沒有執行的終身制。 這裡將中國流亡運動與西藏流亡運動作一比較（這種比較並不隱含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 分或者西藏問題不是中國問題的意見）。西藏流亡運動50年來形成了大數量的人群（大致是 14萬），真實的選民（大致是5萬）和以最高法院、人民議會和流亡政府（噶廈）構成的民 主政治體制。美國國會每年的固定資助非常重要，而居住在各國的藏民向政府「自動捐稅」 也是流亡運動的財務來源。（6）（20）尤其是，西藏流亡運動對國際社會來說不僅僅是索 取者，同時也給施予者，它給西方世界帶來新的精神資源，這就是藏傳佛教的傳播和達賴喇 嘛巨大的道德思想影響。達賴喇嘛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好萊塢影星李察·吉爾 （Richard Gere）等人是他的忠實弟子。1999年8月15日，4萬美國民眾在紐約中央公園大草 坪聆聽達賴喇嘛講仁道慈，佛教領袖受到羅馬教宗般的歡迎。相比之下，中國流亡運動中從 來沒有「真實的選民」；中國流亡者除了接受和學習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申請接受各類國際 資助外，未能向西方世界提有意義的東方精神產品，最多只是對中國社會罪惡的控訴和揭露， 無力在國際舞台上扮演偉岸的角色。 5，新興力量的加入，海外流亡運動進入可持續增長階段 經歷了10多年波動，近4、5年來有一股新的力量在海外流亡政治運動中出現，這就是一 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新移民，他們以讀書、探親、婚嫁甚至偷渡的方式來到海外。由於他 們的加入，在各國中共使領館面前接連不斷出現抗議示威，在六四紀念活動中也重現了熱烈 參與的場景。今年3月10日，由國際漢藏協會和達賴喇嘛駐美國代表處主辦的紀念西藏抗暴 50週年暨「西藏自由之路」浮雕群揭幕大會在美國紐約成功舉行，600名熱情與會者大多是 這類新成員，其中還有帶著孩子到會的年親母親。 新移民的參與在傳統民運組織中引發了爭議，這種爭議與多年前有人批評一些沒有參加 民主運動卻取得六四綠卡者是吃「人血饅頭」（借由魯迅小說《藥》的故事）引起的爭論有 承續之處。一種意見認為這些人參與民運是假，通過政治庇護取得綠卡是真，一旦取得永久 居留身份就會離開民運，甚至回過去投靠中共；那些打著民運組織旗號的政治庇護公司的目 的就是賺錢，與其說是搞民主運動，不如說是難民運動。反對的意見認為，美國這類民主國 家每年給予一定數量來自中國的難民以政治庇護，是對中國存在政治迫害這一現實的承認； 來自專制制度的人們選擇在自己嚮往的民主國家居留，屬於天賦基本人權，無可非議；當年 共產黨人為了吃飯可以出來鬧革命，今天的難民自然可以為了合法身份搞民運；將自身利益 與民主理念結合起來，才是海外民主運動真實的基礎；這些人面對中國領事館大聲抗議，將 自己辛苦打工掙來的錢捐助國內受害者，是真實地參與民主人權運動，不是假的；在一系列 實踐中，一些原先沒有民運經歷，缺乏民主理念的人讀了以前沒有讀過的文章，結交了以前 沒有見過的民運朋友，由自發到自覺，最後真的成了民主政治活動積極分子。現在美國來自 中國大陸的因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成為非法移民者達幾十萬，不論這些人流亡的具體原因如 何，都是民主運動的人力資源，海外政治流亡組織必須重視這一新的力量，聲稱為百姓謀利 益的民運組織沒有理由對他們漠不關心。現在一些傳統民運組織著手成立或完善對難民提供 服務的法律援助機構，讓更多年輕有朝氣的新生力量充實到自己組織中來。 第二， 國際遊說團體、自由言論平台、組織力量基地：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主要功能 和存在價值 1，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和表達中國人民的真正聲音，影響各國政府和 議會的對華政策，充當具有遊說功能的壓力團體，這是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一個基本功 能。 由於中國專制體制的資訊封鎖，國際社會要瞭解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確實困難，海外中 國流亡運動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從1987年9月美國參議院就楊巍案和留學生 延長居留案舉行中國大陸人權聽證會以來，海外中國流亡者參加過許多次這類聽證會。除了 學自聯關於中國學生永久居留權的遊說活動外，多年來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同人權掛鉤問題， 中國加入WTO問題，北京主辦奧運會的人權狀況改善問題，直至推動王炳章為諾貝爾和平獎 候選人，都有海外流亡者做出的努力。西方各國的政府和議會沒有停止過對中國人權狀況的 公開關切，中國國內被迫害人士，包括師濤、高智晟、郭飛雄、胡佳、劉曉波等人的名字經 常由訪問中國的民主國家領導人向中共領導人提及。魏京生出國之後長期穿梭於各國政府議 會之間，在2008年8月布希總統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之前會見中國異議人士時，魏京生對 布希提出了批評。民陣、民聯積極參與的2006年5月在德國柏林，2007年5月在比利時布魯塞 爾，2008年8月在日本東京舉行的連續3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發生了積極 的影響。主張在中國建立社會民主主義制度的中國社會民主黨，自2006年開始連續訪問瑞典、 荷蘭、法國、比利時、丹麥的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與他們建立政黨聯繫。主持「中國公民 力量」的楊建利，今年2月27日在美國國會作了「《零八憲章》：喚醒美國與中國的演講」， 意圖推動美國國會兩院通過支持《零八憲章》的提案。（21）3月，曾經贊同中共鎮壓1989 年天安門運動和西藏示威者的美國政界「中國通」 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 ) 被提名 為美國情報委員會主席的消息透露出來之後，魏京生和幾十名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寫信給奧巴 馬總統表示抗議，傅立民被迫自動退出提名案。（22）美國國會還將通過紀念六四20週年的 提案。 2,利用海外言論自由環境進行理論探討，為國內異議人士發表政見提供可靠園地，這是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二個基本功能，也是未來中國民主社會思想和理論上的準備。 當代中國公共生活中最缺乏的是言論自由，許多理論課題在國內被列為禁區。在民主社 會，人們可以自由發表各種意見，展開爭論。多年來海外中國流亡界展開的理論課題包括關 於1989年民主運動的反思和爭議；關於海外民運策略手段的爭論；關於民族問題（漢藏關係、 台灣與大陸關係）的爭議；以及在國內被禁止的種種理論課題，例如關於文化大革命，反右 運動，大躍進和當代大饑荒等問題的研究和討論。 關於八九民運的回顧和反思。 1989年民眾運動被鎮壓之前後，胡平連續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並在1992年出版了《中國 民運反思》一書（23）。1991年一批天安門學生在法國巴黎聚會，回顧反思這場運動，隨後 出版了研究文集（24）。1995年6月，針對社會上對學生的質疑和內部的爭論，《北京之春》 雜誌社舉辦由眾多天安門學生及知識分子參加的大型討論會，陸續發表了會議發言和爭議文 章。（25）北京歷史學者陳小雅女士的《八九民運史》也在海外出版。（26）這些回顧反思 肯定了八九民運正面意義，駁斥了中共官方及其幫閒所謂「暴亂」和「暴民」的指責，同時 檢討自身責任，吸取經驗教訓。其內容涉及對一些事實真偽之求證（大如廣場撤與不撤的過 程，小到「絕食書」的作者是誰），不同意見的爭論，包括當年廣場學生尤其是激進派的責 任，中共黨內鬥爭與學生運動的關係。是激進派以絕食打斷了學生與政府的對話進程，還是 因為政府本無誠意對話才引發學生絕食，才造成後來的流血；是不是因為學生沒有配合黨內 開明派的步調或者沒有聽從知識分子的勸導而導致失敗；有沒有所謂將學生作為政治計劃 「人質」的「三線計劃」；六四屠殺的元兇是鄧小平還是李鵬，鄧小平是否在李鵬「謊報軍 情」之下「偏聽偏信」做出了決定等。胡平認為八九民運失敗並非不可避免，學生的主要失 策在於戒嚴令之前未能「見好就收」，戒嚴令之後未能「見壞就上」。曾經擔任天安門廣場 絕食副總指揮的封從德等人認為廣場學生內部難以區分激進派和穩健派；什麼叫好及怎麼收， 什麼叫壞及怎樣上都是問題。王丹同意「見好就收」，但是認為「見壞就上」應該加一個前 提。總體上比較一致的意見就是王丹後來表示的「學生有錯，政府有罪」。（6）（27）對 1995年發行的卡瑪·韓丁攝制的紀錄片《天安門》也有爭議。 為了弄清被中共政權刻意隱瞞的事實真相，加拿大盛雪女士主持的六四真相調查委員配 合北京天安門母親群體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6）海外還出版了如《新聞自由導報》總編 輯吳仁華撰寫的《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這類書籍，即使某些含有較多商業炒作因素的有關 書籍，也對弄清真相提供了多個可資比較的版本。 關於民運策略手段的爭議。 1989年8月部分民運人士在北美《世界日報》上展開了關於「要不要打倒共產黨」的討 論，之後又有關於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的爭議，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與原天安 門學生對話團團長項小吉就此進行過公開辯論。楊建利提出憲政民主與暴力應當斷絕一切關 系，反對以暴制暴；暴力行為會使中國流亡政治運動喪失道義資源和文明世界的支持；項小 吉認為對民主運動來說不存在暴力問題，是以正當防衛反抗暴政；（28）擔任中國自由民主 黨主席的倪育賢提出「必須堅持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29） 關於某些理論禁題的討論。 在中國大陸被專制者列為禁區的理論爭鳴只有在海外才成為可能，主要包括關於文化大 革命,反右運動，憲政民主與聯邦制，民族問題和台海兩岸關係，社會民主主義和中國第三 條道路的討論研究。 1994年楊小凱撰寫的《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此書部分章節在《中國之春》《北京之春》上先有連載。1996年5月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 在哈佛大學召開「中國文化大革命30週年」研討會，會後出版的文集《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 成為美國一些大學研究文革的重要參考書。（30）此後這類研討會多次進行且邀請國內學者 參加。2004年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難者》出版，記載了659名文革受難者的 真實故事。劉國凱所著《人民文革叢書》四卷本也於2006年出版，作者提出的「人民文革論」 破除了共產黨「十年浩劫」的專斷，批駁了對文革中人民反抗運動的污衊。 1986年許良英、方勵之和劉賓雁發起準備在次年反右運動30週年之際舉行反右運動歷史 學術討論會，這個流產的計劃成了鄧小平決定反自由化並導致胡耀邦下台，方勵之、劉賓雁、 王若望被開除出黨的政治大風波的一個引子。20年之後，2007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 大學爾灣分校分別舉辦了兩場紀念反右運動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方勵之出席會議，許良 英作書面發言，一批當年的右派從國內趕到美國參加會議。主辦單位把會議論文結集出版， 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編的是《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勞改基金 會與中國信息中心主編的是《反右研究文集》。 政治學家嚴家其多年來從事聯邦制的研究並主張在中國實施這一制度，他撰寫的《聯邦 中國構想》1992年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不過他的聯邦制主張未能寫入民陣綱領。王軍濤 來到美國之後，從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一直將憲政中國 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研究內容，2002年與王丹組建了中國憲政協進會和中國司法觀察。哈 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楊建利也組織了「中國未來與憲政民主」國際研討會和參與了《中華聯邦 憲法草案》的起草出版。（28） 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是中國民主政治不可迴避的現實難題。各個政治流亡組織始終將漢 藏關係和海峽兩岸關係作為主要研究內容，舉辦了多次由漢族和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人 士參加的民族問題研討會及數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與台灣民間機構共同舉辦多次關 於台灣、大陸民主政治的發展以及兩岸關係研討會。1996年《北京之春》雜誌出版了《大陸 人士論台海局勢》文集。1996年歐洲各國民運組織在荷蘭舉辦「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國際 學術討論會。（31）1996年5月曹長青主編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32）由於這 兩個問題深深涉及國家主權的統一和獨立，自然出現了嚴重對立和色彩極端的反對意見。明 確堅持統一併反對台灣或者西藏獨立的有王希哲、劉國凱；（33）（34）持另外一端尖銳意 見的有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後任陳水扁總統國策顧問的阮銘、政論家曹長青、 凌鋒。這種現象從某種意義上折射出海峽兩岸廣大人群中現存的不同意向。 1990年4月出逃美國後被開除黨籍的原中共駐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海外從未與民 運組織發生聯絡，但是他1992年6月發表的《試論和平演進》長文，無疑可以視為海外中國 流亡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聲音。（35） 以《北京之春》為代表的海外流亡者主持的平面和網絡刊物，為國內持不同政見作者提 供了發表各種言論的廣闊園地。《北京之春》擁有100多名國內長期作者，近年來一半以上 的文章來自國內作者。《民主中國》、《議報》、《新世紀》等網路雜誌以及《當代中國研 究》諸叢刊，還有眾多名目的異議專題網站，對國內讀者發生著巨大的影響。 3,作為中國國內民間運動在海外的延伸，海外流亡政治組織是架通國內外兩股力量的主 要橋樑，是當代中國在海外的民主基地。這是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三個基本功能。 流亡海外的組織和個人多年來一直堅持公開或者秘密地為國內持不同政見者提供資訊和 財務的援助。盧四清在香港主持的「中國民運人權信息中心」將中國大陸消息迅速傳到海外， 成為海外媒體的重大訊息來源。（6）1987 年黃雨川創辦「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堅持每年 評選一次「傑出民主人士」，至今已經舉辦21次頒獎儀式，歷年得獎人幾乎包括所有著名的 中國民主維權人士。2004年12月魏京生基金會成立「魏京生中國民主鬥士獎」，2007年9月 《北京之春》設立「自由先鋒獎」。這些獎項連同海外刊物提供的稿費，是對國內民主維權 人士精神上的巨大激勵和物質上的重要幫助。（36）在海外各國有了固定職業的許多個人， 每年都不忘將收入的一部分資助國內同伴，作為生活的一個內容。 橋樑兩端的人們來往交流。從大陸通往海外的方向來說，所剩不多的著名異議人士被中 國當局繼續送往海外，比如2002年12月民主牆時期主辦《四五論壇》，1998年參與中國民主 黨建黨的徐文立被「保外就醫」送往美國；2007年4月民主牆運動期間起草《中國人權宣 言》，組建「中國人權同盟」的任畹町被准許到香港接受身體檢查，這些人繼續在海外流亡 政治中尋找和擔當自己的角色。為數不少的民間學者來到海外短期參加各種半政治半學術的 會議，與海外人士進行更為深入的交流。從海外通往中國的方向來說，除開由於中國政府行 為方式的不確定，不同角色的人在灰色通道上來來往往外，許多海外流亡人士無力通過合法 途徑回到中國，其中一些人被迫選擇了闖關方式，試圖直接介入大陸民間政治運動。其中主 要有1998年進入中國大陸被當局逮捕並驅逐出境，2003年被中共判處無期徒刑的王炳章； 1998年底越境回國後被判處徒刑4年，2002年獲提前釋放的王策；1998年闖關回國被判處勞 動教養3年的張林、魏泉寶；2002年為考察工人運動進入中國被判處5年徒刑於2007年釋放回 到美國的楊建利。耐人尋味的是，採取激烈行動非法闖關者並不是海外那些以言論出名的激 進派，而是一直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行為準則的楊建利和公開提出「共產黨繼續執 政30年方案」因而被斥為「投降派」的王策。楊建利認為其最大的收穫是出獄之後近4個月 內會見了近200名國內異議人士，包括劉曉波、江祺生、丁子霖等，這是海外流亡政治運動 史上破紀錄的成就。（37） 即使在最低潮的時候，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仍然以這些功能表明了它的存在價值，在 海外這個民主基地，至少為未來民主中國儲備了成百上千人的幹部資源。 第三，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生存環境和未來發展的展望 1，現今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參與者大致包括4個群落。 第一是職業的流亡政治家。他們全心身地投入流亡政治運動，如主持魏京生基金會並擔 任海外中國民主運動聯席會議主席的魏京生；原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全美學自聯名 譽主席、主持中國公民力量的楊建利博士；主持《北京之春》和《人與人權》編務的胡平和 《北京之春》經理薛偉；主持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陳一諮；主持勞改基金會的吳弘達，新近 出國獲得肯尼迪人權獎的任畹町等。這類人數量很少，從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來說，非常 需要更多的職業政治活動家，以形成類似西藏流亡運動那樣的範式。 第二類是在學界、商界、僑界有自己的學業教職或者其他商業業務，以此作為自己的全 部或者部分生活來源，繼續在海外中國民運組織中擔任職務，經常或部分地參與其活動的人 士。例如民主中國陣線主席費良勇在德國設有自己的電腦軟件公司；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 莫逢傑多年擔任警衛和司機；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常年做運輸司機，現任建築公司業 務經理；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主席徐文立在美國布朗大學任職；在哥倫比亞大學取 得博士學位的中國憲政協進會理事長王軍濤在新西蘭大學擔任教職；完成了學業的《北京之 春》雜誌社社長王丹在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北京之春》發行人於大海同時從事金融研究； 擔任過中國自由民主黨執行主席的熊焱在美國陸軍中任軍中牧師（6）；八九學運最早發起 者劉剛現在是美國金融分析師，2007年擔任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主席的周鋒鎖是電腦工程師， 還有不少人從事律師行業。這一類人數量眾多，其中有些人試圖以政治研究領域有成就的專 家身份從事中國政治，如王軍濤、王丹；有些人出國之後行事低調，很少在公開場合出面， 但與國內朋友保持密切聯繫，長年來資助國內人士，如劉剛等。 值得提及的是一批與海外民運關係密切的從事平面或者網絡報刊的職業人士，以及電台、 電視台的媒體從業人員，如原《民主中國》網絡雜誌主編蘇曉康，網絡刊物《新世紀》主編 張偉國，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記者和眾多節目主持人，還有那些在由支持中國民主化的 政府或民間組織資助的機構中工作的人士。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以稿費為自己主要收入的作 家、獨立撰稿人，如旅居美國的獨立中文筆會會長鄭義、詩人貝嶺、還有在海外（歐洲各國） 領取政治難民救濟金，同時始終熱心於中國民主事業的各方人士。 由必要簡略討論一下流亡政治人物現有的國籍身份。包括很多流亡組織主要負責者在內 的相當多人已經加入了居住國家的國籍。少部分人保留中國國籍的如嚴家其、魏京生、王丹、 王軍濤、楊建利、胡平、劉國凱、徐文立、學自聯主席周健、原學自聯、自民黨領導成員黃 慈萍等。其中極少數擁有合法中國護照，大多數人的護照被吊銷或者過期未能獲准延期。改 變了國籍的海外流亡人士，尤其是流亡組織的負責人面對中國政治不可避免地存在兩個困難： 道義上，他們的忠誠對像應當是現在所擁有國籍的國家，而不是中國；法理上，他們作為外 國人不能干涉中國內政。因此某些流亡者刻意保留自己的中國國籍。當然，在未來的10年20 年間如果在美國聯邦政府官員或者參眾兩院議員中出現了如今加入美國籍的中國流亡者，對 中國民主政治肯定具有正面意義。 第三類成員將組織海外民運政治活動和開辦移民服務公司的商業業務結合起來，在教育 訓練新一代民運參加者的過程中幫助他們在民主國家申請政治庇護，獲得合法居留身份。這 樣的組織採用中國民主黨、中國自由民主黨等名義，與移民事務公司一身二任，在美國、歐 洲各國和澳洲都有，參與移民事務的形式和程度不一。對這一類人士的爭議頗大，有人認為 他們充其量是為了賺錢的商人。 第四類是傳統民運組織中以及參加上述第三類人士主持的政治組織的普通成員。他們是 流亡運動字最基本的草根群眾。一些有良知的個人純粹因為某個偶然事件而被拋入海外流亡 政治運動的潮流，如在漢藏問題對歭意見衝突中試圖中立的美國杜克大學的中國女留學生王 千元。 上述四類人員沒有清晰的邊界，實際上有互相流動和交織。 審視比較世界舞台上各國異議政治運動，人們在感歎中國沒有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甚 至也沒有赫魯曉夫）的同時，也會感歎中國有劉賓雁，沒有索爾任尼琴；中國有方勵之，沒 有薩哈羅夫。嫉惡如仇的「中國的良心」無情地鞭笞過人妖之間的醜惡，卻在「第二種忠誠」 的制約下始終沒有到達「古拉格群島」之彼岸。1989年1月6日，卓有成就的天體物理學家以 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大無畏地點燃了一場前所未有民眾運動的火炬；在國內，傳播自由主義， 批評專制政治；在海外，自我約束在人權組織之中，較少就中國政治發出智者的意見。中國 執政的共產黨領導層內健康力量的形成發展，與民間社會政治力量的成長有密切相關的同步 聯繫，這是社會文明整體進展的兩個方面。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期待出現具有深刻民主理念，現代知識背景和理論訓練，政治膽 略及堅韌精神，寬容大度的行事風格，與國內運動有密切的人際關係，且有良好個人道德形 象的新一代領袖人物。在某些人身上，人們似乎看見了一線希望。 2，香港、台灣、國際社會對海外流亡政治運動的物質道義支持。 香港的支持。 1989年5月在香港民眾支持天安門運動的百萬人大遊行中成立了支聯會，以「釋放民運 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為綱領，立法局議員 司徒華20年來歷任主席，推動支聯會在中國民主運動前線發揮了巨大作用。（38）「回歸」 之後的香港對於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來說主要是道義上支持，支聯會每年舉辦六四紀念大 遊行和燭光晚會，使得香港成為中國大地上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每年維多利亞公 園數萬人手中的燭光，永遠提醒國人不要忘記歷史的傷痛，永遠給海外流亡者輸送道德力量。 台灣的支持。 作為中國民主化先行地區的台灣，對於大陸流亡運動有天然的支持傾向。中國之春運動 和中國民聯一開始就得到台灣當局財務上的支持，1988年12月由台灣民間團體安排，首批大 陸留學生4人公開組團到台灣參觀訪問。台灣最初的支持通過政府的某些秘密機構進行，其 原因主要在於台灣行政當局不希望這種支持公開化，並不意味著這種財務支持帶有秘密的情 報目的。多年來這種支持有過中斷，也受到統獨問題的干擾，但始終沒有對被支持者預設過 任何政治立場上的要求。現在台灣的支持主要由成立於2003年的台灣民主基金會負擔，該基 金會為獨立透明的非營利超黨派機構，旨在促進台灣及全球民主、人權的研究與發展，是類 似美國民主基金會的民間組織。它將逐漸提供規範化的財務支持，在每年數百萬美元的預算 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用於海外政治組織。應當指出，台灣政府負有保護台灣人民的天職，面 對邪惡強悍的中共對手，執政者不得不考慮利害關係，不會因為支持大陸人士的政治流亡運 動而影響甚至損害台灣人民的安全利益。民進黨執政時候如此，國民黨政府即使不考慮統獨 因素也會如此。歷年來不忘六四，堅持民主理念的馬英九在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前後態度的某 些變化，正是這一事實的反映。對此大陸流亡者要予以理解，不必苛求，還要有充分的思想 準備。自身的利益一定要自身努力爭取，不能過於指望他人包括朋友的幫助支持。要面向民 間。對於幻想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人士，有責任誠懇地提出規勸。 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支持。 中國流亡者要逐漸建立與各民主政治家個人之間長期的合作關係，而不僅僅著眼於某一 屆政府。對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或者議會為了自身的國家安全和利益調整對華政策，比如 美國政府在反對恐怖主義和陷於金融危機的經濟困境時與中國政府的某些合作，海外流亡運 動也要抱理解的態度。當然，這不是放棄對那些見利忘義，在獨裁政權面前罔顧民主人權的 普世價值甚至向中共獻媚的政客的揭露批判。在財務資助上，美國民主基金會有一種規範化 的制度，這是它的優點；缺點在於某些受資助組織的實際功能與它們接受的資金數額很不相 稱，要讓美國民主基金會對中國流亡運動的整體情況有符合實際的暸解。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有朝一日建立自己的財務源泉，應當作為重要的努力目標。 3，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兩大重要合作力量：西藏流亡運動及法輪功運動 與西藏及其他少數民族流亡運動合作。 在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1989年10月達賴喇嘛歐洲代表格桑堅實與民陣負責 人嚴家其、萬潤南在法國巴黎秘密會談；12月嚴家其與達賴喇嘛在巴黎會面，雙方建立聯繫。 （39）1991年中國民聯五大明確提出對西藏人民反抗暴政的鬥爭的支持立場。1992年 10月 魏京生在獄中就西藏問題給鄧小平的信中批評了中國政府的政策，成為他來到海外之後關於 西藏問題的基本立場。（32）1995年10月，21世紀中國基金會組織和國際聲援西藏中心合作 在波士頓主持了達賴喇嘛與大陸學者之間第一次公開對話。（40）1998年《北京之春》經理 薛偉與藏族朋友一同發起成立國際漢藏協會，每年召開有關會議，大陸人士也多次訪問了西 藏流亡社會所在地印度達賴薩拉。多年來海外中國大陸流亡運動與西藏流亡運動的合作表明， 從近期看，對於雙方反對中共的暴政都有幫助；從長遠看，對未來中國民主社會和平妥善處 置中國境內漢藏兩民族關係，讓海外西藏流亡者早日回歸高度自治的雪山家園更有益處。 與法輪功反抗中共暴政運動合作。 法輪功學員1999年4月萬人包圍中南海事件導致中共公開鎮壓，也因此引起國際社會的 普遍重視。之後法輪功學員的抗議活動在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巨大的聲勢，成為揭露中共當 代反人權罪行的重要力量。在參與活動的人數和影響的範圍上，法輪功反抗運動包括其擁有 大量受眾的報刊電視工具（遍佈各國的中英文《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台」），已經 遠遠超過了傳統的海外民運組織活動的規模。在反抗中共暴政，捍衛人權，捍衛思想和宗教 信仰自由上，海外流亡政治運動與法輪功運動的目標是一致的。由於法輪功運動具有的半宗 教修煉性質，引發了一些人的顧慮和批評，提出要在捍衛法輪功成員人權的同時，幫助法輪 功學員擺脫愚昧和迷信。（41）在討論民運與法輪功的關係的時候，提出反對民運的法輪功 化和海外民運「必須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的問題。（42） 總之，對於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來說，與西藏流亡運動及法輪功運動的合作，具有共 同互利的長遠的戰略策略意義；而與國內民間民主維權運動的緊密聯絡、呼應和配合，更是 這一流亡運動存在的真實基礎。 徵引文獻： （1）陳力、蘆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十年簡史》美國紐約，1993年； （2）王炳章：《棄醫從政宣言》，《中國之春》創刊號，1982年12月； （3）《中國民聯章程》，《中國之春》1983年9月號； （4）中國民聯編：《方勵之言論集》，中國之春書屋出版，香港，1987年； （5）《北京之春》2004年8月號； （6）亞衣（周義澄）：《流亡者訪談錄》，香港夏菲爾出版公司，2005年； （7）吳牟人等編：《八九中國民運紀實》上下冊，紐約，1989年； （8）聯合報編輯部：《天安門一九八九》，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 （9）傅英傑：「自由之花為勇士而開」，《中國之春》1985年4月號； （10）公月：歡迎「黃雀行動」幕後英雄陳達鉦，《北京之春》2007年7月號； (11) 嚴家其和吾爾開希：「國殤日周月宣言」《中國之春》1989年8月號； （12）齊墨編：《民陣一年》，巴黎, 1990年； （13）馬怡陽：記全美學自聯「一大」，《中國之春》1989年9月號； （14）王若望：「海外民運的最低綱領」，《中國之春》1992年10月號； （15）亞衣：「華盛頓：民聯民陣聯合大會紀實」《中國之春》1993年3月號； （16）晉硯：「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成立」，《北京之春》1998年12月號； （17）劉賓雁：「民運的悲哀」，《中國之春》1992年9月號； （18）安琪：《痛苦的民主》，香港藝苑出版社, 1994年； （19）亞衣：洛杉磯人權與民運聯席會議紀實，《北京之春》第一期，，1993年6月號） （20）《西藏簡介》，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出版，2008年； （21）Bill Gerzs：「Inside the Ring」，The Washington Times, March 5，2009 （22）Ashley Rindsberg :「China's Top Dissident Breaks Silence on Freeman 」， The Huffington Post, March 18, 2009 （23）胡平：《中國民運反思》，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 （24）巴黎民主之家、德國萊茵筆會、亞琛八九學社聯合整理:《回顧與反思——八九 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記錄》，巴黎，1993年； （25）《北京之春》1995年7、8月號； （26）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出版，1996年； （27）王丹：《我們在寫歷史》，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出版，1997年； （28）楊建利：《非暴力抗爭與憲政改革》香港開放雜誌社出版，2004年； （29）倪育賢：「論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北京之春》1994年9月號； （30）楊建利主編：《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出版，1996年； （31）王鵬令主編：《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台灣時英出版社，1997年； （32）曹長青主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33）王希哲：《論台灣》，美國毒蜘出版社，2007年； （34）劉國凱：《草根蟬鳴》，美國國際出版社，2004年， （35）亞衣：「評中共開明派的不同政見」，《中國之春》1992年8月號； （36）劉賢斌：「出獄一百天」，《北京之春》2009年4月號； （37）亞衣：「讓中國百姓早日享受現代文明」，《北京之春》2007年10月號； （38）麥海華等編：《民運百人的心路歷程》，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出版， 1993年； （39）法國董尼德（Pierre Antoine Donnet）著：《西藏生與死》，台灣時報文化出 版公司，1994年， （40）張偉國主編：《達賴喇嘛與漢人對話》，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出版，1999年 （41）徐水良：「捍衛法輪功人權是基本原則」，《北京之春》1999年9月號； （42）倪育賢：「民運必須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前哨》2005年7月號。 (作者為原中國復旦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現美國《北京之春》雜誌執行編輯。本文完成 於2009年4月，收入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鄭宇碩主編的紀念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20週年學術論 文集《今夜無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