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特區」的夭折與希望 ——為深圳特區成立30週年而作，兼憶80年代深圳大學二三事 （香港）孟浪 深圳特區成立30年，眾人熱議「特區向何處去」，這讓我想起21年前在深圳大學經歷的 一件往事，由此也帶出20多年前在南中國一段令人難忘的崢嶸歲月記憶與見證。 八九北京學潮波及全國高校，深圳也毫不例外，「反腐敗」、「反官倒」、要求「對 話」、要求「講真話」和「新聞自由」，北京學生正義而樸素的請願訴求，深得民心，群情 洶湧響應。5月13日北京部分學生進駐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請願，升高了這場運動更受全國 乃至世界矚目與關切的氣氛，但學生基於人性和人道主義立場的正義要求沒有得到當局的善 意反應，反而被鄧、李等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誣指為「動亂」，並經違憲、違法的密謀佈置 後在5月19日宣佈「戒嚴」，悍然動用數十萬野戰部隊開進北京，試圖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進 行軍事鎮壓。北京高校學生與各地高校進京聲援的學生及北京市民自5月20日起發起以非暴 力抗爭的形式，堵截軍車、勸阻軍人，力阻軍隊進城動武。一時間軍隊在城郊四處被圍堵、 被勸退，百萬學生、市民在北京城內外與軍隊、與當局處於拉鋸的對峙狀態。 遠在南國邊陲的深圳大學數千名師生除遙遙關注、默默祝願並以各種形式積極參與學潮， 由羅徵啟校長支持成立的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深圳大學學生緊急事態協調委員會」曾在5 月中旬多次與深圳知識界、媒體界人士在特區聯合組織發起全市各界聲援北京學生的大型游 行，總人數超過10－15萬人次，期間也有近百名學生和老師先後直接赴京已在天安門廣場安 營紮寨。5月下旬的最後一個星期，隨著北京有胡績偉先生領銜部分人大常委聯署依憲要求 提前召開大人常委會緊急處理戒嚴引起社會危機的形勢變化，大家一度認為因當局罔顧民意 強行戒嚴而惡化的形勢可能趨緩、趨好，故而都有心從長計議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深耕運 作。5月25日左右，我們十多位心繫北京、心繫學生，已在學運初期積極介入的教工在一個 外語老師的家裡，自發相約就此議題開會討論，大家群策群議後達成共識，利用深圳和深圳 大學毗鄰香港內外信息交流暢通、便利的優勢，利用在場多位各系教工的專業特長，打算由 深大教工民間自發組織在全校自6月起定期舉辦關於民主啟蒙、民主建設和發展的各項專業 性、學科性系列講座與研討，以期促成深大校內的學運完成激情化的街頭廣場運動，深化並 轉型為理性、建設性的長程架構發展。 考慮到對整個北京學運目標的長期支持和深層意義呈現，筆者出於當時身為校刊（《深 大年報通訊》）編輯的職業習慣和敏感，提出依托深大教師員工的人力和知識資源，借助深 圳大學在這次學運中處於整個特區的前驅性引領地位，著手籌備創辦一份名為《民主特區》 的民辦刊物，建議特區人、深大人應不自囿於「經濟特區」的框框、而應具有邁向「民主特 區」的前瞻性思考，長遠為民主中國建設的前沿發展進行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至少也可利用 特區之特的優勢以這份刊物為整個學運、整個民主運動提供理性交鋒和思想激盪的平台，此 議也得到大家的積極贊同。誰知此會結束不到十天，北京長安大街上午夜驟起的第一排槍響， 就打碎了我們計議中和平與理性建設的希望，民主啟蒙系列講座與研討、《民主特區》辦刊 等等的美好設想，也隨著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的血色黎明，不幸地黑掉了。 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體制內外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一度受到鼓舞的80年代改革理 想被中共軍隊的坦克粉碎為象徵，也宣告了整個80年代的終結。80年代，深圳是整個中國改 革的最前沿，袁庚、梁湘、深圳青年報等等是那個時代的重要關鍵詞。而在筆者當時任職的 深圳大學，當年的校長兼黨委書記羅徵啟，也是深圳的那個時代流播至今可能最具有魅力的 少數傳奇人物之一。 2009年六四20週年紀念熱潮中在香港出版的《100六四人物20年》一書，百名六四人物 的人名條目中也收入了「羅徵啟」，它揭示了羅徵啟當年曾經的殊異作用：「在八九學運中， 深圳大學成為5月中起全國高校中唯一一所聲援北京學潮期間的全部活動均得到校方公開支 持和後勤支援的大學，羅徵啟同情學生、主張對話、反對暴力、堅持正義的鮮明立場是決定 性的。」 可以不無遺憾地說，如果不是六四槍響打斷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和平演變進程，如果不是 從趙紫陽、梁湘到羅徵啟等一批主張改革、主張和平變革的體制內堅定的改革派人士因六四 事件受到整肅清洗，深圳作為中國走在最前的「民主特區」的實踐及時邁開探索步伐並取得 一定的實績，完全是可以預期的。羅徵啟執掌下的深圳大學在80年代的崢嶸歲月（1983年深 圳大學建校之初，羅由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調任深圳大學黨委書記、常務副校長，後兼任校 長直至六四遭開除黨籍並免去一切行政職務）就自主創新，啟動過積極的大膽嘗試。80年代 在中國的高校中，也是在整個中國教育界中，唯一敢於打破中共數十年一以貫之的意識形態 禁區，提出「黨委治黨、校長治校、教授治學」辦校方針的就是深圳大學，就是羅徵啟。 筆者當時在深圳大學出版中心任文科編輯，曾參與執編了當年總結深大改革經驗的一本 文集《深圳大學改革探索之路》（同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6月版）。其中收錄有羅徵啟在 1986年5月撰寫的《從深圳大學的改革看改革》一文，重新翻讀此文，可以看到羅徵啟早在 時屆深大建校3週年之際（此時距深圳特區成立還不到6週年！）就大膽「貢獻」了他在深圳 大學對（中共）黨的「改革」經驗：「黨的組織生活和一切活動都不許佔用工作時間。黨的 幹部，從黨委書記開始，都是兼職，實行業餘化和義務化。整黨也是在業餘進行，取消了專 職政工隊伍，取消了浪費時間、形式主義的『政治學習』」（頁7）。「我們把『標新立特』 作為我們學校的指導思想。……實踐告訴我們，舊的事物是很難改造的，尤其是很難自動解 體，自動退出歷史舞台。我們的體會是必須在舊事物與舊事物之間，開闢新的工作面，建立 新的陣地，用新的來包圍舊的，吃掉舊的或再加以改造。」（頁9） 當年，在深大，沒有內地那千篇一律砌起、與社會隔絕的高高圍牆，是中國唯一一所不 設圍牆、不設門禁的大學；在深大，不設很難洗脫精神控制與洗腦色彩的「學生政治輔導員」 制度，學生的情緒、心理健康問題等等的咨詢、干預和援助，一律由心理行為指導辦公室受 過心理學、精神健康醫學專業訓練的人員負責進行；在深大，圖書館裡堂堂陳列有海外出版 的《爭鳴》、《動向》和《解放》（即今《開放》）月刊等各種「反共」刊物，與《紅旗》 雜誌、《支部生活》等中共黨刊並排在書架上，向所有研究生和教工開放，隨便閱覽。在我 剛到深大任編輯的最初日子，大約是1987年初，我和深大的一群熱愛文學的學生喝酒聊天時， 有一個學生的由衷感慨讓我記憶猶新，歷歷在目——他笑著說：「深大太好了，（在）深大 的感覺就是沒有共產黨！」 執政黨在公教單位業餘化，黨務幹部（包括黨委書記）兼職化，取消專職政工人員，取 消馬列主義「政治學習」，等等作為，誰能不說這是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大膽改革、大膽改造 的漂亮舉措呢？誰能不說深圳大學這是邁開了嘗試解構一黨制全能社會的可貴第一步呢？誰 能不說這也是「民主特區」在深圳的最初一線曙光呢，哪怕它只是曇花一現而夭折？ 在這個需要嚴肅回望而又必得奮勇前行的重要時刻，請記住羅徵啟這個名字，請記住深 圳——這一段被遮蔽了的閃光歷史！請記住——「民主特區」這個夢想！ 讀書無禁區，探索無禁區，民主無禁區，中國無禁區——請，繼續無畏地追尋！ （2010年8月24日於香港） （作者1986年底至1989年春夏在深圳大學出版中心任編輯，秋後離開；1994年初在深圳 參與創辦《街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