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無價


  自由無價，意義有二：一是說自由無比珍貴，freedom is priceless。一是說自
由不花錢，freedom is costless或freedom is free。當然，另有一說，曰自由是
昂貴的。那是說我們為了反抗暴政、贏得自由不得不付出很多代價。這筆代價是專
制者迫使我們付出的。它和「自由不花錢」一話毫不矛盾。
  不言而喻，這裡所說的自由，是指言論自由一類自由。它們屬於消極自由或曰否
定性自由。如何實現言論自由？那就是取消因言治罪。別人發表了什麼不同政見，
不去抓，不去鎮壓。這就夠了。我們要求言論自由，不是要政府去做什麼，而是要
政府不去做什麼。有所不為是天下最省力省錢之事。憑什麼說這只有富國才做得到
而窮國就做不到？眾所周知，為了鎮壓異議，專制者不知豢養了幾多鷹犬，耗費了
幾多錢財(都是民脂民膏)。若化劍為犁，豈不善哉？
  講到在中國實現自由，保障人權，中共當局說：「你不能一口吃個大胖子。」(江
澤民語)我也說一下子就成功是不可能的。看來雙方觀點一致，其實剛好相反。我們
承認「不可能」，正是因為他們「不願意」。他們說「不可能」卻力圖讓人們相信
不是他們不願意，而是中國的客觀條件不具備因而不允許。如果你在認定專制者負
有壓制自由民主之責的前提下，告誡人們在克服強敵、爭取自由時須注意策略與步
驟，那自然是很好的。但是，倘若你也宣稱中國本來就不具備自由民主的經濟前提
，因而專制壓迫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你無意中就替專制者開脫了責任，甚至成了
專制的贊助者。
  有論者說，自由離不開一定的經濟基礎。魯迅不是早就提出過「娜拉走後怎麼樣
」的問題嗎？在小說《傷逝》裡，子君爭取婚姻自主，不顧家庭反對與涓生結合；
後來卻因經濟窘迫而不得不分手，重回娘家。可見，沒有一定的經濟前提，就不可
能有婚姻的自主自由。
  此論實大謬不然。那正是把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混為一談的典型論調。婚姻自由
無非是肯定了當事人自己作決定，它沒有、也不可能擔保決定的一切後果必然稱心
如意。在父母包辦的制度下，難道不也有許多人陷入貧困和離異的結局嗎？為什麼
持上述論調者從不批評包辦婚姻與既有的經濟基礎不適應，卻唯獨把自由婚姻下出
現的悲劇歸咎於脫離經濟基礎而加以否定呢？因生計艱難而導致的婚變，直到今天
仍不少見。再以藝術自由為例，我們知道，即使在經濟發達的社會中，也有一些藝
術家——包括一些天才的藝術家——終生貧困潦倒，有的人由於經濟壓力甚而不得
不放棄藝術創作。那是否意味著藝術自由就只是脫離現實的「空想」或欺人之談？
愛因斯坦多次引用叔本華的一句話：「人能夠做他想做的，但未必能得到他想得到
的。」自由表示能根據自己的決定與意願行事，不自由則表示必須隸屬於別人專斷
的意志之下。不錯，一個人有了自由的權利，但如果缺少實現自己願望的物質手段
，那當然還是很不愉快的。對此，唯一合情合理的答案是，在充分保障個人自由的
前提下發展物質生產。可是，某些人卻聲稱在此情況下自由根本沒有意義，因此可
以取消也應該取消。這實在是一種荒唐透頂的邏輯。
  不同的人們有著不同的價值偏好。普天下有的是人為了愛情、藝術或其它某種目
標而甘願忍受物質上的艱苦清貧。自由的好處正在於它允許人們按照自己的價值偏
好行事。專制則總是削足適履，把自己臆造出的一套標準強加於一切人。
  在討論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時，最須注意把「是不是」與「該不該」、「能不能
」加以區分。如果說在經濟不夠發達的地方，自由制度難以建立，專制力量易於得
逞，那絕不證明自由是錯誤而專制是正確，那也決不證明專制才可能而自由不可能
。因為我們不可忘記，在歷史關頭，那些佔有重要位置的個人負有重大的責任。倘
若袁世凱是華盛頓，後來的政局無疑會是另一番模樣。既然如此，我們又怎能把當
時中國未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一味地歸因於缺少經濟基礎、經濟前提呢？進一步闡
揚自由民主理念，使之深入人心。這才是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的前提，同時也是防止
專制復辟的保障。
  ——《北京之春》199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