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相矛盾的命題之間


      近幾年來，中國的形勢呈現出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經濟的持續發展，一是
專制的越益強化。這不免使許多朋友感到困惑：不是說沒有自由民主就沒有經濟的
發展嗎?不是說經濟的發展和中產階級的出現必將促進自由民主的高漲和專制統治的
衰落嗎?為什麼我們看到的現實卻正好相反?
      應該說，今日中國的現實並沒有否定上述兩個命題，它只是證明了像這一類
的命題都不具有絕對性。生活中，我們隨時可以見到一些彼此矛盾的說法，它們都
是正確的，因此它們也都不那麼正確。「窮則思變」，說的是貧窮能促人奮起改變
現狀；「人窮志短」，卻又是說貧窮會使人沮喪消沉。「衣食足而知榮辱」，說的
是人在物質需求獲得滿足的條件下才會有道德心；「飽暖思淫慾」卻又是說，人吃
飽喝足才容易墮落。人類社會如此複雜，以至於任何兩種因素之間都不是簡單的線
性關係。但這並不等於說人類的行為毫無脈絡可循。問題是，我們不僅要把握事物
間的一般聯繫，而且還要注意到使這種一般聯繫發生作用的條件或背景。除非我們
弄清楚特定的條件或背景，否則我們就無法推斷出那些彼此矛盾的說法究竟是哪一
種更容易發生作用。
      回到經濟發展與自由民主的相互關係上來，我們可以發現這中間存在著好幾
種彼此相反的模式。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是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願望越
是強烈。在這裡，前者成了後者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機會發財致富，他
們越是容易放棄對政治上的追求。在這裡，前者成了後者的替代品。有的人在窮的
時候，你鼓勵他爭取自由民主，他會說，飯都吃不飽，爭什麼自由民主?等到他富起
來了時，你鼓勵他爭取自由民主，他又會說，有吃有喝，爭民主幹嘛?另外有些人則
相反，窮的時候他們要爭自由爭民主，因為他們相信，人窮不要緊，更重要的是人
要有尊嚴。他們還相信，只有爭到了自由民主，才能得到更穩定的經濟繁榮。富的
時候他們也要爭自由民主，因為他們認為，沒有自由民主做保障，有了錢也靠不住
。他們還認為，人窮的時候為五斗米折腰尚且情有可原，人富起來了還不敢挺直腰
桿向專制者說聲不那才叫奇恥大辱。以上是講的民眾方面。統治者方面也有截然相
反的表現。有的統治者，越是看到人民貧窮越是內心有愧，越是不好意思再搞專制
。有的統治者卻相反，越是搞得民不聊生，壓迫起人來越是不肯鬆手。有的政府，
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更願意、也更有信心在政治上開放。有的政府，越是見到經
濟的日益繁榮，搞起專制來越是理直氣壯。回顧歷史，環視四周，這些彼此相反的
事例不是很多的嗎?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相反的事例，有的和當事者的個性或思想有關。以實現和
平演變的各種經濟社會條件而論，蘇聯的情況未必勝過中國，後來導致不同的結果
，那顯然與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的個人因素有很大的關係。不過在多數情況下，還
是那些更一般的因素在起作用。八九年，中國民眾的經濟狀況比以前有了顯著的提
高，知識份子的處境也比先前更好，然而就在這時，爆發了規模空前的自由民主運
動。可見在當時，經濟發展確實起到了刺激和推動政治改革要求的催化作用。六四
之後，國人面對高壓，一時難以反抗，回過頭去一看，發現在經濟領域裡倒有機會
大展拳腳，於是許多人就放棄了政治上的追求轉而成了經濟動物。在這時，經濟的
發展反而起到了暫時的削弱民主運動和減輕民間對專制施加壓力的作用。相似的條
件引出相反的效應，其原因在於背景的改變。所謂新保守主義的錯誤在於，他們混
淆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區別。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樣，國民黨在原則上接受了自由
民主理念，它只能把實行威權統治稱作權宜之計。經濟越發展，內外環境越穩定，
朝野上下要求回歸憲政的呼聲越具正當性，越是難以阻擋。共產黨則不然。共產黨
至今仍拒絕自由民主原則。如果它把經濟還搞得不錯，內外環境還比較穩定，那麼
，它很可能更要堅持一黨專制。
      毫無疑問，人類具有追求自由的偉大本能。因此，任何旨在壓制自由的努力
都只能得逞於一時。但是我們也不可陷入盲目，陷入一廂情願。壞人作壞事，明知
眾人不贊同，不得不冷靜評估，精心籌劃。好人做好事，有時卻粗枝大葉，不求甚
解，反而遭到挫折。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形勢，發現問題的癥結，找出對症下藥的
辦法。自由必勝，專制必敗。這不成問題。問題是，我們怎樣使這一天來得早一點
，更早一點。□
                                                               ——《北京
之春》1997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