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現民意 重建自信

——推動基層人民代表選舉

      
      在「六四」八年後的今天，中共的一黨專制仍未出現任何鬆動的跡象，民間
的民主力量由於屢遭壓制而似乎陷入消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打破僵局，發
起新一波民主化攻勢，這就成了海內外志士仁人共同關心的當務之急。現在，越來
越多的人意識到行將開展的基層人民代表選舉可能是一個值得運用的機會。
      從一九八零年起，全國人大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縣區級人民代表的直接選
舉。新選舉法承認了差額選舉，改變了原先的提名制度，使非官方人士可以自發提
名參選。新選舉法還同意對參選人可以進行宣傳，參選人也可以自己宣傳自己。這
就增加了選舉的民主意義。
      我們當然知道，對於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縣區級人民代表的權職很小
，其議事內容幾乎不可能涉及任何重大的政治問題，因而其實質意義十分有限。但
是，它多少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公開顯示民意的機會。認真地運用這個貌似等閒的機
會，我們完全可以演出一場有聲有色的民主大戲。不要忘記，「文化革命」之後，
大學生作為一支引人注目的獨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正是借助於一九八零年的人
民代表競選；八六年底八七年初的那場震動全國的學生運動也是以選舉人民代表為
序幕(科技大學的選舉風波)，並以選舉人民代表為終曲的(北大師生選出李淑嫻)。

      在這件事上，台灣的反對派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經驗。過去在威權統治
時期，台灣的反對人士便充分利用選舉活動發展自己的力量。儘管在初期階段，台
灣的選舉也局限在較低的層次，當局對選舉活動也多有限制，但是，不完整的選舉
畢竟也是選舉，因此，反對人士仍然大有文章可做。在選舉期間，反對人士能夠直
接地向民眾宣揚自己的理念，並且和民眾形成交流。反對人士利用選舉期間可以講
出一些平時不能公開講出的話，這就是所謂「民主假期」。當一些反對人士被抓被
捕後，有些家屬(其中有些原來只是普通的家庭婦女)便代替參選，贏得了大量的同
情票。有些為受迫害者作辯護的律師也挺身而出，頗受選民支持。在言論還不夠自
由的形勢下，發表尖銳政見是有風險的，於是，有的參選者就呼籲選民投票支持，
因為一旦勝利當選，當局若要整治會更加困難。這其實也是爭得同情票的一個辦法
。
      關於大陸的經驗，以我熟知的北大為例。八零年那次選舉，起點高，時間長
，聲勢大，出面競選者多，選民參與熱烈，言論空間開闊，涉及多種重大而敏感的
議題，確實很成功。不過，鑒於當今的形勢，要採用此一模式比較困難。相比之下
，八七年那場選舉的經驗恐怕更值得借鑒。那時，當局正在搞反自由化運動，政治
上的壓力較大，群眾的參與熱情有限，選舉規定又進行了一些修訂，自由競選的空
間更為狹窄。在這種形勢下，由劉剛等同學積極籌劃，推舉物理系教師、方勵之的
妻子李淑嫻出馬並高票當選，取得了一場極具象徵意義的成功。
      在即將開展的人民代表選舉活動中，我們可以更多地更廣泛地借用北大八七
年經驗。我們可以鼓勵和支持那些為群眾所瞭解的堅決支持民運、同情民運的人士
出馬，包括那些具有鮮明傾向、但又未曾遭受當局嚴厲打壓的人物。要盡可能考慮
參選者的群眾基礎。由於空間狹小，參選者不必非論及那些特別敏感的議題不可。
他們的身份、他們的背景就說明了一切。這也有利於避免當局的壓制破壞。廣大選
民則心有靈犀一點通，心領神會，心照不宣。誠然，這樣的選舉只有象徵性的意義
，但在今天的形勢下，那就有極大的意義。
      要讓選舉活動取得成效，事前的準備工作至關緊要。由於持續的高壓，許多
民眾變得消極、冷漠，以至玩世不恭，再加上縣區級人代選舉的層次偏低，實質意
義不大，在當局的諸多禁令下，選舉活動也很難搞出規模，搞出聲勢。除非我們事
先廣泛動員，否則很難取得什麼成效。因此，我們必須從現在就開始，積極撰寫文
章，發表講話，介紹經驗(包括大陸村民選舉經驗)，讓盡可能多的民眾認識到這場
活動的意義，積極認真地投入。海外人士，尤其是民運組織，要用各種方式，抄寫
、傳閱、複印、郵寄、電話、傳真、上網，把信息傳送入國內，既要廣泛地傳送，
又要有重點的傳送，努力把這件事情做好。□
      ——《北京之春》1997年7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