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民主派的挑戰


      這次，本刊全文刊載了由方覺先生執筆的《中國需要新的轉變——民主派的
綱領意見》。這篇文章定稿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最近由海外媒體首次予以披露，
此前曾在國內小範圍流傳，我也早就從一位朋友那裡輾轉得到了這篇文章。據瞭解
，這份民主派綱領乃是中共一批中層和高層官員們的共同思想和主張，其年齡是四
十多歲五十多歲，屬於新一代統治精英。據說，這份文件已送交中共政治局各常委
和委員、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另外還送交若干知名人士、政府官員和大企業主管
。執筆者方覺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七八級)，是八零年北大競選運動中的活躍人
物。方覺表示，在發表了這份綱領意見後，他要繼續待在北京，也有能力繼續待在
北京。到本文發稿為止，方覺確實仍在北京。
      毫無疑問，《中國需要新的轉變》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它表達了黨
內民主派的強勁呼聲。在中共內部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同自由民主，這已經不是什麼
秘密。據瞭解，有些中共十五大的代表就曾經鄭重地提出把共產黨改名為社會民主
黨的建議。去年十月，海外民運團體聯合發表的致江澤民先生公開信，據瞭解也得
到中共內部一批人士的高度肯定。前幾年，文化界有人提出「失語症」的問題，其
實，共產黨才是得了失語症。共產黨喪失了自己的語言。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早已徹
底破產，什麼「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是最大的民主
」以及諸如此類的一套神話，早已信譽掃地，既不能欺騙自己，更不能欺騙別人。
在非官方場合，許多共產黨員，包括相當數量的中層幹部高層幹部，都已經拋棄了
舊的意識形態語言而採用了和民主派相近的詞彙和概念。就連為中共專製作辯護的
所謂新權威主義或新保守主義，也不得不在理論上承認一黨專政只是一種階段性的
權宜之計，最終還是要過渡到憲政民主。中共當局試圖用經濟增長的成就作為維持
專制的理由。然而，一場橫掃亞洲的金融風暴無情地揭示出這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相
對脆弱性，從而也使人們不得不修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樂觀預期。即便當局動用集
權之力暫時防止了危機的發作，可是，當一個機體得了嚴重的炎症時，光靠物理降
溫顯然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本來，中國經濟發展包含的巨大矛盾，例如腐敗、社
會不公和道德失序，大家都有強烈的感受。用不著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的提醒，我們
也很難相信這樣畸形的經濟發展竟會把中國帶入千年盛世。中共還試圖利用狹隘的
民族主義來對抗政治改革的要求。這一伎倆看來也注定了不會取得成功。道理很簡
單，今天的中共當局畢竟不同於一百年前的清政府。當年的清政府拒絕維新變法，
反對以夷變夏，它所固守的那些原則——孔孟之道，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等等—
—好歹都是中國的國粹。如今的中共則不然，中共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沒有一項
不是舶來品。可見，中共煽動的排外情緒不過是一場騙局。只有那些逢迎權勢之徒
才會在「說不」的口號下，一方面拒斥自由民主這些全人類的共同瑰寶，另一方面
卻又去維護一黨專政這個發生於西方的政治毒瘤。
      《中國需要新的轉變》的發表，應視為中共民主派對江核心的挑戰。其實我
們完全有理由設想，包括江澤民在內的這批七十歲左右的主政者們也不是一點不懂
新思維。我們可以猜想，他們在和貼心幕僚私下商議時，大概也不止一次地討論過
是否要結束一黨專政，開放自由民主以及何時開放，如何開放的問題。他們當然不
情願政治改革，但是他們又不能不擔心被改革潮流所淹沒:如果不肯當蔣經國，只怕
到頭來成了全斗煥。
      《中國需要新的轉變》的發表，引起了民間民主派的深刻共鳴，引起了國際
社會的高度關切。海外的朋友們要努力運用各種傳播方式反過來把這一組信息再大
量地輸入國內。我們應該有信心，中國民主化的偉大突破，並不像某些人想得那麼
遙遠。□
      ——《北京之春》1998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