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穩定與個人權利


  總的來說，克林頓在這次訪華期間發表的講話是很好的，但也有個別不妥之處。
克林頓在上海講到:「中國的歷史使它對動盪不安非常敏感，也因此比較不能容忍個
人權利。」這話就講錯了。事實恰恰相反，半個世紀來，中國發生的一切動盪不安
都不是由於有了個人權利造成的，而是由於沒有個人權利造成的。當代中國，絕不
是人們為了避免社會動盪，因而犧牲了個人權利，而是因為犧牲了個人權利，才導
致了社會動盪。
  只舉兩個例子就夠了。在1959-1961年間，中國發生了人類歷史上空前嚴重的大饑
荒，餓死者「低限值也在四千萬人」(這個數字引自中共官方頭號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於1996年出版的《歷史不再徘徊》一書)。造成大饑荒的根本原因還不在於錯誤的經
濟決策。著名經濟學家、哈佛教授森(Amartya Sen)證明，人類歷史上的大饑荒，沒
有一次是發生在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地方。道理很簡單，只要有最起碼的言論
自由新聞自由，錯誤決策造成的惡劣後果就可能反饋到決策當局，決策者就可能糾
正錯誤。畢竟，就像李志綏說的那樣，毛澤東搞大躍進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餓
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連毛澤東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經嚴重到何等地步。正因為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極權統治是如此殘酷，個人權利被剝奪得如此徹底，到頭來，
就連統治集團內部，除毛一人之外，沒有人敢講真話，到頭來，就連壓制真話鼓勵
謊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謊言所蒙騙，所以才使得錯誤的經濟政策遲遲得不到
糾正，一錯再錯，一錯到底，遂釀成一幕慘絕人寰的大悲劇。晉惠帝年間，一些地
方鬧饑荒，大臣向皇帝報告，有老百姓餓得沒飯吃。晉惠帝問:「他們幹嗎不吃肉呢
?」大躍進沒搞幾個月，糧食分明已經大幅減產了，很多老百姓已經吃不飽飯了，報
紙上會議上卻還在比賽「放衛星」，畝產萬斤十萬斤，宣稱糧食大豐收特大豐收，
以至於我們的偉大領袖和他的戰友們不得不在中南海鄭重其事地討論:「糧食太多了
，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麼辦呢?」在那時，人挨餓了還不准喊餓——許
多人就是因為公開喊餓而被打成「反革命」，餓死了千千萬萬人還不准說有人被餓
死。如今一說起言論自由，有人就以為那只是知識分子、而且還只是極少數不安分
守己的知識分子的所謂「價值偏好」。三年大饑荒的悲劇最有力地反駁了這種觀點
。事實證明，言論自由的權利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各種權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
，也是最起碼的保障。假如在當年，中國人民享有最起碼的個人權利，首先是言論
自由權利，挨餓了可以大聲喊餓大聲批評大聲抗議，我們的四千萬同胞還會被活活
餓死嗎?
  在六十年代，中共大力開展所謂「憶苦思甜」運動，要老工人、老貧農向我們青
少年「大講舊社會之苦，大講新社會之甜」。本來，這些老工人老貧農都是由黨組
織精心挑選過的，對「舊社會」最「苦大仇深」的，他們講話的內容也都經過黨組
織的精心指導，但即便如此，講的人講著講著總會講漏嘴，一不小心就講到六一年
六二年——「要說苦，六一年六二年那才叫苦呢」!由此可見，對大多數中國老百姓
來說，「舊社會」造成的各種苦難，通通比不上毛澤東的「三面紅旗」。這才是中
國的歷史給我們的最深刻最慘痛的教訓!
  另一個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連中共官方也承認文革是「十年動亂」。眾所周知
，文化革命是從毛澤東下令批判吳□的劇本《海瑞罷官》開始的，這正是以言論治
罪的典型案例。劉少奇死無葬身之地，這表明連國家主席都沒有半點個人權利。文
革期間，受迫害者加上被連累的家人數以億計，歸根結底都是沒有個人權利造成的
。憑著大躍進四千萬死者的名義，憑著十年動亂億萬受迫害者的名義，誰敢說當代
中國的動亂是因為有了個人權利造成的而不是相反?任何以社會穩定的名義繼續壓制
個人權利的說法做法都是對我們民族苦難歷史的最大背叛。
  克林頓在上海講的這句話，看來是受了江澤民觀點的影響。現在，中共當局一再
告訴外界，根據中國的歷史教訓，因為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相對不發達
，因此需要「穩定壓倒一切」，因此需要犧牲個人權利。克林頓看來把這種說法當
了真。我這裡僅作一簡單說明，其實更是批評中共當局的這種錯誤的理論。
   ——《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