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主黨事件的幾點看法


      浙江、山東等地的異議人士爭取組黨的努力，值得肯定。這次，中共方面的
反應頗出於一般人的意外，於是引起各種推測。
      照我看來，現在，中共是在用法律作手段對付異議人士。你申請組黨，它承
認那不犯法，但是它可以不批准；你要是不等它批准就以黨的名義活動，它就說你
是「非法組織」、「非法活動」，就要鎮壓。別人抗議侵犯人權，它就說是「依法
辦事」。例如集會遊行，你可以申請集會遊行，但批准權在中共手裡，它可以有選
擇地批一些又不批一些，以此達到控制的目的。這絕不是法治，只不過比過去的無
法無天要好一些。
      應該說，中共採取這種做法比起以前多少算是進步。因為那意味著它已經承
認或默認，人民提出組黨要求本身不再算「犯罪」。就像當年郭羅基狀告中共國家
教委，明知法院不會受理，但當局也沒有因為你告狀就給你定罪。這有利於自由民
主理念的傳播和反對運動空間的開拓。
      山東的異議人士前往民政廳辦理申請手續時，民政廳的官員予以正式接待，
並對申請手續提出若干要求和意見，看那樣子，好像只要手續完備就真要批准似的
。其實不然。這也不是第一次了。當年郭羅基告狀，法院還派出專人送達出庭通知
，收取了八十元錢的訴訟費，很是煞有介事，但後來還是「不予受理」。幾個月前
，廣州的異議人士提出組建獨立工會的申請，按照當局的要求準備好各種材料交了
上去，結果仍是被拒絕，還遭到警告。
      有人懷疑，這次當局對申請組黨者作出比較開明的姿態，會不會又是「引蛇
出洞」?我看不是。現在不是毛澤東時代，中共專制是處守勢而非處攻勢。要是蛇們
不出來，它正求之不得，何苦還去招引?再說，出洞的蛇已經不少，何消你再去引?

      眼下的組黨活動，由於可能投入的人數有限，實力單薄，故而不可能成功。
除非是當局自己具有更多的改革誠意和決心。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當局願意比較
主動地推行政治改革，它會依照某種輕重緩急的權衡，不可能其他什麼都還沒改呢
，倒先允許了反對黨。
      另外，雖然這次事件多少可以說明，時到而今，當局已經承認或默認了提出
組黨要求本身不再算「犯罪」，但考慮到專制行為特有的無規則性，就連這一點也
還不是有十足把握的。五月民運之前的印尼，有這麼一種說法:「十個人上街抗議，
政府不理你；一百個人上街抗議，政府要抓你關你；一萬個人上街抗議，政府就會
和你談判。」大概正是出於這樣的理由，有些異議人士對最近起來的組黨熱表示憂
慮。我認為這種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在這樣的時刻，對這樣的問題，我寧可失之
保守，不願失之冒進，因為失之保守到頭來損害不大，也很容易補上，失之冒進就
是另外一回事了。
      坦率地說，如果當初王有才是找我商量，我多半會建議他先邁出較小的一步
試試看，例如申請成立人權小組之類。數月前，秦永敏和徐文立就打算成立一個人
權小組，秦永敏還以組織的名義發佈過一系列通報。就在這次聯合國人權專員羅賓
森女士訪華前夕，吉林的冷萬寶、安福興申請成立「經濟社會權利促進會」，以倡
導、宣傳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和兩個人權公約為宗旨。這些組織雖然也沒被
批准，但考慮其風險、機會與實效，勇敢者不妨繼續嘗試。
      當局對申請組黨者的態度顯得寬鬆，使不少人忽略了它在其他事情上的嚴厲
，例如它對工人活動家的壓制，對人民代表競選人的壓制。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
      著眼於動員民間力量更為有效地向當局施加壓力，我認為，還是選擇那些更
基本的原則(如言論自由原則)和那些更容易贏得民眾關注的問題(如重評六四)作為
訴求目標好些。這也有利於贏得當局內部的改革派的同情與回應。不錯，這些訴求
由於已經在過去被人們反覆提出而顯得不夠新鮮，但是，該重複的就得重複。
      中國民主化的突破必須靠積累起堅強的實力。現在，民運的最大困難是民眾
的冷感症和犬儒病，為了克服這種病症，我們必須能沉得住氣，不鬆懈，不浮躁，
切切實實地做好各種深入細緻的工作。
      ——《北京之春》1998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