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李澤厚、劉再復對話錄 讀李澤厚、劉再復對話錄摘要(《本末倒置的世紀》，中時週刊第147、148、149 期連載)，頗有一些異議，特寫此文與李、劉商榷。 一、關於「本末倒置」 李澤厚、劉再復一致強調以經濟為本。李澤厚說：「馬克思主義是吃飯哲學。」 「要改變中國狀況，就要著眼於(經濟)這個根本。我不大相信上層建築、意識形態 、文化批判這套東西能使中國問題得到解決。」劉再復總結道，過去幾十年中國最 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忘掉經濟這個本，全黨全民都在「主義」上狠下功夫，在政治 運動和意識形態上耗盡心力，「反而丟失生產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據李、劉之 見，這也就是蘇聯東歐「亡黨亡國」的慘重教訓。 對上述見解，似有三點可議之處。 1.馬克思主義是吃飯哲學嗎？ 不錯，恩格斯曾說，馬克思的第一個發現就是：「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 ，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這個「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 掩蓋」了的「簡單的事實」。恩格斯說此話時，馬克思已經長眠不起；否則，我以 為馬克思會第一個站起來表示反對，因為那和馬克思自己對自己學說的概括並不一 致(參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問題在於，所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 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些原理，並不能直接地從「人吃飯才能活著」這句 話邏輯地推出，因而前者也就不能簡約地歸結為後者。「人吃飯才能活著」不等於 「人活著為了吃飯。」說「吃飯問題是人生第一問題」，這是一回事；說「吃飯問 題決定著人生其它一切問題」，這是另一回事。前者並不邏輯地蘊涵後者。把馬克 思主義概括為吃飯哲學，一方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另一方面則是對各種非 馬克思主義的曲解醜化(按照這種概括，一個人否認馬克思主義便是否認「人活著必 須先吃飯」這個「簡單事實」，因而他不是愚不可及就是居心叵測)。 2.過去幾十年中共的主要錯誤是「忘記」根本即「忘記」經濟嗎？ 不對。眾所周知，共產黨革命首先是變革生產關係、變革經濟基礎；而不是如李 、劉所言，共產黨只是一味地在上層建築鬧革命。像合作化、公社化、資本主義工 商業改造、公有制計劃經濟等等，其效果如何另當別論，但這些活動統統屬於生產 關係和經濟基礎的範疇，那總該是沒有疑問的。一個皇帝誤服仙丹而夭亡，並不表 明他主觀上就不貪求延年益壽。同理，過去中國的經濟搞得一塌糊塗，並非因為共 產黨忘記了抓經濟這個本，而是因為它選錯了經濟發展的模式。劉再復說，如果在 四九年後共產黨決心發展經濟，它就不會搞合作化、搞國有化和計劃經濟。劉再復 宣稱「進入現代社會就是進入以經濟為市場中心進行結構性運作的社會。」我相信 這只是劉再復今日之觀點。應該承認，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大部分知識分 子都接受了共產黨的經濟理論，以為公有制比私有制優越，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優 越。在七八年出版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中，李澤厚強調生產工具、生產實踐 的意義。然而通讀全書，我們既找不到對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批判，也找不到倡導私 有制市場經濟的明示或暗示，因此要說它為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則未免牽強。 按照李澤厚、劉再復的觀點，所謂改革就是把以政治為本改為以經濟為本、把以 階級鬥爭為綱改為以生產建設為綱。試問這又如何解釋「大躍進」呢？五八年，共 產黨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毛澤東 號召全黨全民「以糧為綱」、「以鋼為綱」，全黨全民大抓生產，誓言「十五年趕 上英國」。但偏偏就在這段時期，中國的經濟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人為性破壞。 華國鋒上台後也想抓一抓經濟，搞了個「洋躍進」，結果也是失敗。可見，問題不 在於要不要發展經濟，而在於採取什麼方式發展經濟。從歷史上看，計劃經濟模式 一度很時髦。蘇聯通過幾個五年計劃而迅速地成為超級強國。許多新興國家都打出 社會主義的旗號，以為實行國有化和計劃經濟是一條捷徑。就連發達國家中的不少 人也以為計劃經濟代表著未來的方向。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就是針對 這種思潮而寫的。幾十年過去了，計劃經濟模式遭到徹底失敗，馬克思的經濟理論 信譽掃地。面對這一現實，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才不得不將其關注的焦點轉到文化批 判上來。李澤厚、劉再復一類馬克思主義者卻不同。他們不是把計劃經濟模式的失 敗歸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錯誤，反而斷定那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正 確。這怎麼能讓人信服呢？依據李澤厚、劉再復的解釋，馬克思主義國家在經濟上 失敗是因為它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那麼，非馬克思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的成功又如 何解釋呢？難道我們可以說，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都背離了馬克思主義，而反對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反倒真正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嗎？ 3.關於蘇聯與東歐的教訓。 在日常談話中，「經驗」一詞常帶有正面的意味，「教訓」一詞常帶有反面的意 味。出了一件好事，我們說學習其經驗；出了一件壞事，我們說汲取其教訓。蘇聯 東歐實現了由極權專制到自由民主的和平演變，我們以為是好事，所以我們說要學 習他們的經驗。鄧小平們以為是壞事，所以他們說要汲取其教訓。李澤厚、劉再復 也只講蘇聯東歐的教訓，這是否意味著他們認為蘇聯東歐的變化是壞事呢？ 在《要改良不要革命》一文中，李澤厚明確地說，蘇聯東歐的道路「充滿危險， 對中國非常不利。」我們知道，利與不利都是比較而言的。我們說蘇東模式好，是 說它比所謂中國模式好，那不等於說它十全十美，不等於說我們今後不可以或不應 該力求做得比它更好一些。李澤厚的意思看來是相反的。他認為蘇東模式「對中國 非常不利」，這就暗示人們，所謂中國模式相比之下對中國較為有利。對於這種觀 點所包含的價值判斷，此處暫且不論，我們先來分析一下，把蘇東的失敗歸因於丟 失經濟之本的見解是否合乎事實。 李澤厚、劉再復都強調，蘇東的「亡黨亡國」是因為他們丟失了經濟這個本，因 為他們「太執著於計劃經濟這一死亡模式，造成了人們再也不能忍受的貧窮與匱乏 。」這一判斷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舉世皆知，蘇聯東歐一黨專制是在民主運動的 衝擊下瓦解的。蘇東人民投入反抗運動，其中固然也有追求物質生活改進、推動經 濟改革的願望，但主要的動力是為了爭取自由爭取民主。在這場歷史巨變中，經濟 因素顯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按照李澤厚、劉再復，共產黨國家只要抓住經濟之本 ，只要搞經濟改革，便可以保證其一黨專政於不墜，那為什麼象匈牙利、波蘭、捷 克等最早進行經濟改革且富裕程度較高的國家都未能保住其一黨專政，而古巴、越 南一類很晚才著手經濟改革的國家反倒依然是一黨專政呢？尤其是北朝鮮，北朝鮮 難道不是最執著於計劃經濟這種死亡模式、其人民最為貧困的國家嗎？為什麼還沒 「亡黨亡國」呢？以中國自身為例，大躍進時期和文革時期經濟最糟糕，但共產黨 專政在當時並未受到強烈衝擊；八九民運不是爆發在中國經濟狀況最惡劣，而是爆 發在中國經濟發展相對最好的時期。鄧小平批判胡耀邦、趙紫陽「一手硬、一手軟 」，可見他也明白單靠經濟改革決不足以保住一黨專政，更重要的一條是必須加強 對自由化民主化的堅決鎮壓。事情本來是很清楚的，蘇聯東歐的一黨專政垮了，中 國北朝鮮的沒有垮，是因為前者的民主力量更強大，其統治者更開明，起碼是心腸 更軟，不敢對著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開動坦克車機關鎗；後者的民主力量較弱小，尤 其是統治者更殘忍。可是按照李澤厚、劉再復的解釋，事情成了另一個樣子。蘇聯 東歐一黨專政垮了，是因為那裡的統治者沒抓好根本，老百姓不堪忍受；中國、北 朝鮮的沒有垮，是因為這裡的領導人抓好了根本，老百姓都很滿意。我們知道，一 直有些天真的朋友們，不加分析地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句老 話。因此他們斷定，凡是保住了政權的必定是好政權，凡是失去了政權的必定是壞 政權；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看來，李澤厚、劉再復的歷史觀也與此相差無幾。 在《八九民運反思》裡我曾經寫道：「有一個道理，十分簡單，幾乎人人都憑直 覺而本能地明白，但有時人們卻因受謬誤的概念或理論的誤導而不能清楚地意識到 或是不肯承認。這個道理就是：人們之所以公開地反對一個政府，不僅僅是因為他 們不滿，而且還因為他們不怕。」文革前史學界有過爭論。翦伯贊說，每次農民起 義之後，統治者都要作出讓步。毛澤東反駁道：哪有讓步政策，只有反攻倒算。其 實兩種意見都各有道理。在大規模的反抗被平息後，統治者往往雙管其下，一方面 革除某些弊政，讓人民日子好過點；一方面加強政治控制，使反抗更難以發生。降 低不滿，增強恐懼。八九之後中共所作所為，無非如此。 二、關於「政治冷漠」 李澤厚、劉再復都認為政治淡化現象是好事，人們普遍地不關心政治是好事。這 種觀點據說在國內甚為流行，因此我們很有必要對之考查一番。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政治淡化和不關心政治不是一回事。政治淡化是指「把上帝 的給上帝，把凱撒的給凱撒。」經濟活動、學術活動應有其獨立性，不應受政治的 支配干擾。就這點而言，政治淡化是件好事。不關心政治則不然。一個人，不論他 是商人還是學者，他首先是公民。身為公民，他應當珍視個人自由權利，認真履行 公民義務，積極關心公共事務。不關心政治意味著放棄公民的身份而墮落為順民。 「避席畏談文字獄(不敢關心政治)，著書都為稻粱謀(向錢看)。」這怎麼能算是好 事呢？ 李澤厚說，不關心政治表示人們已走出空頭政治的時代，故而意義重大。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所說的不關心政治，不是相比於文革，而是相比於六四之前的情況。 象文革時期的「關心國家大事」，自然不足稱道(對文革中的關心政治也不能一概否 定，此處姑且不論)；但六四之前國人對政治的關心已然不屬於共產黨的那套空頭政 治，不屬於階級鬥爭理論。六四之前國人對政治的熱切關心，體現著公民意識的覺 醒，體現著對自由民主的強烈追求。那難道不是好事麼？ 前人早就指出：普遍的政治冷漠是專制的惡果。因此，歌頌這種政治冷漠，實際 上就是歌頌專制。如果說迫於高壓，一般人不敢關心政治，那當然情有可原。但是 必須記住，出於不得已而忍受壓迫是一回事，把壓迫合理化是另一回事。過去，「 莫談國事」的告誡寫在牆上，如今，一批知識分子努力要把這句話寫在人民心中。 於是，被動的屈從一躍而變成主動的認同，恥辱一躍而成為光榮。是非顛倒，莫過 於此。 國內報刊不止一次披露過這樣的事情：一群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 中，公然欺侮傷害他人，圍觀者數以百計，竟然無一人伸以援手。讀到這類報道， 人們都感慨社會公德心的衰落。不過相比於政治冷漠現象，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共產黨在舉世矚目之下殺害成千名和平市民，死者的名譽至今尚未恢復，其親屬至 今仍蒙受巨大的歧視和壓迫，一批又一批的異議份子被監禁、受酷刑，或者是在光 天化日之下被明目張膽的監視跟蹤。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人卻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袖手旁觀，無動於衷，甚至還自鳴得意，美其名曰「不關心政治」。如前 所言，一般人出於恐懼而暫時不敢表示抗議，那本來是情有可原的。但無論如何， 我們總不能對這種「不關心政治」還加以稱讚肯定。托克維爾講得好：「在人心的 所有惡中，專制最歡迎利己主義。只要被統治者不互相愛護，專制者也容易原諒被 治者不愛他。專制者不會請被統治者來幫助他治理國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國家 的領導工作，他就心滿意足了。」托克維爾還指出：「專制使人們把互不關心視為 一種公德。」如果一個人聲稱他不關心政治，我們必須追問他，你是否對專制者侵 犯基本人權之事也不聞不問？倘若是，你的「不關心政治」就無非是順從於專制政 治而已。李澤厚、劉再復以為然否？ 三、關於「社會公平」 李澤厚說，應當適時地注意社會公平的問題。「但什麼時候把『社會公平』作為 重點，什麼時候不應把它作為主要目標，這是需要研究的」。乍一看去，這話很令 人費解。古人\簡{雲}「不平則鳴」。如果你感到了某種社會不公平，你就應該大聲 疾呼。例如丁子霖夫婦決心為六四受難者得到公平待遇而竭盡全力，一些地區的工 人為自身權益而奮起抗爭，這有什麼不應該呢？ 細想一下我們就明白了，原來李澤厚和劉再復講到社會公平問題時，並不是基於 公民的角度或學者的角度，而是基於執政者的角度。他們的意思其實是說政府必須 考慮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才應把社會公平作為施政重點。不知這算不算「為王 者師」的心態(確切地說是「為王者幕」，因為共產黨從來不承認學者專家是他們的 老師)。 當然，正如美國開國元勳麥迪遜總統所說，「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會 的目的」(註：公正與公平並不等同，不過在李、劉對話中並未作出嚴格區分，我這 裡也暫且不去細論)。因此，從政府的角度講社會公平問題並沒有什麼不對。一個學 者向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議，這也不叫什麼「士大夫心態」。但問題在於，既然政府 的目的之一就是確保社會公正或社會公平，那麼和「適時」「不適時」有什麼關係 呢？難道說在生產不夠發展的歷史階段，政府就應該對各種社會不公平聽之任之嗎 ？難道政府自己就應該製造社會不公平嗎？ 看來，一種更帶同情的理解似乎是，李澤厚、劉再復講社會公平，不僅是基於政 府的角度，而且還是有意無意地訴諸於共產黨一向採取的搞運動的辦法，所以才會 發生「適時」「不適時」、「重點」「非重點」的問題。舉一個例子。當初知識青 年上山下鄉，一開始就發生過許多起幹部利用職權姦污女知青的事情。在很長一段 時期內。共產黨對這類事情一概壓下不理，既不准在報上披露，也極少予以法辦。 幾年之後它才搞了一場運動，對各地此類事件「從重從快」地處理了一番(鄧賢寫的 《中國知青夢》對此有過細緻的記述)。從共產黨的角度出發，這種做法完全是可以 理解的。共產黨認為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有特定的主要矛盾，必須集中精力抓主要矛 盾，不能讓次要矛盾干擾了主要矛盾的解決。在初期，工作的重點應該是動員廣大 知青踴躍地上山下鄉。倘在這時提出知青在農村受虐待的事情會對動員工作帶來消 極影響，故而不合時宜。幾年之後，主要矛盾變成如何讓知青在農村安下心來，這 就必須解決好知青在農村的待遇問題，所以才需要搞一場打擊運動。根據同樣的道 理，眼下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如果現在就大張旗鼓地提出社會公平問題， 將會妨礙經濟改革、經濟發展的順利進行，再次造成以「公平」壓制「效率」的不 良後果。因此，只有等到經濟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之後，社會公平問題才能提上日程 。這大概就是李澤厚、劉再復的思考邏輯。 如果我們拋棄共產黨的傳統思路，換一種角度看問題，那麼我們就必須說，社會 公平根本無所謂「適時」與否的問題。它永遠是政府和公民社會應當追求的目的之 一。實現社會公平，最重要的辦法是靠法治，靠輿論的制衡監督，靠人們自動自發 地互相幫助以及自由地組織起來為正當權益而奮鬥。此外，也需要政府的調節，譬 如實行合理的稅收政策和某種福利救濟計劃等等。 眾所周知，現今人們談論較多的社會不公平問題，主要是針對特權階層侵吞國家 資財，化公為私，貪污腐敗；而不是針對公平競爭之下的優勝劣敗。因此那和極左 派標榜的「社會公平」亦即恢復毛時代的反市場經濟的平均主義並無共同之處。我 們大可不必投鼠忌器。如果我們將社會公平的大旗拱手相讓給極左派，那倒有可能 導致對社會公平與經濟改革的雙重威脅。 其實，對於特權階層借改革之機侵吞國家資財，化公為私一事，世人早有體察， 也都承認那是導致社會不公平的首要原因。問題在於，一直有人主張對這種社會不 公平採取容忍以至鼓勵的態度。其理由有二。一是說，既然改革就是要化公產為私 產，那麼從純經濟學的 角度看，以何種方式完成這種轉換就並不重要，反正都能達 到提高效率的經濟目的。我承認此說確有道理。但是，人類社會並非只受經濟學的 管轄。從政治學、倫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首次產權分配究竟採取何種方式實現 決不是無關緊要。既然有多種方式可以達到同一目的，我們為什麼不採用更合理、 更公平的方式？辯護者的第二個理由是，容忍特權階層侵吞公產將有利於民主改革 的平穩過渡，如果特權者都發了大財，他們就會對政治特權的喪失更容易忍受。這 話充其量只說對了一半。菲律賓、南朝鮮在民主改革之後，馬科斯、全\簡{斗}煥當 初利用職權侵吞的巨額財產先後遭到國民的嚴肅追究，這難道不會使現在還在位的 馬科斯、全\簡{斗}煥們對民主改革懷抱雙重敵意嗎？不錯，幾乎任何巧取豪奪的財 富，只要經過若干世代，後人都會視為天經地義。但這是否意味著，為了讓特權者 們對未來的民主改革不再恐懼。我們就必須把民主改革的日程推遲到若干世代之後 呢？ 李澤厚、劉再復都主張將歷史主義原則置於倫理主義原則之前。用某些人更極端 的觀點來講就是，現階段中國正處於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大量的不公平現象乃不可 避免，所以我們現在不要急急忙忙地去反。這種議論實在令人驚奇。第一，如果說 別的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也曾產生過大量的社會不公平現象，那麼作為後來者， 我們正應該汲取教訓，力求減少幾分代價才是。第二，如果說別的國家到後來較好 地實現了社會公平，那是和那裡的人民長期不懈的努力分不開的。小孩子生了病確 實不必大驚小怪。誰家的小孩子不生病呢？但倘若我們由此得出結論說，小孩子生 了病不需要去醫治，那就大謬不然了。事實上，在市場的的大門突然打開，經濟呈 高速發展之際，物慾橫流，許多人本來就已經把最起碼的道理倫理原則置諸腦後。 假如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秉持社會公平原則的人們還一味地用所謂歷史主義說服自 己，自動地放棄維護社會公平的艱苦努力，那豈不會使社會不公平惡性氾濫？ 四、關於「四個發展程序」 李澤厚提出中國發展的四個程序：一、經濟發展；二、個人自由；三、社會正義 ；四、政治民主。劉再復以為這個觀點很獨特。我以為未必。因為它和新權威主義 與新保守主義大同小異。 我常常納悶：在蘇聯東歐巨變之後，怎麼還會有人堅持認為，發達的市場經濟和 強大的中產階級是實現自由民主的必要前提。當東德實行民主大選時，它哪有什麼 市場經濟？當阿爾巴尼亞宣佈廢除一黨專政時，它擁有幾個中產階級？一位捷克朋 友告訴我，就在八九年十一月底的幾天時間之內，他們一下子就贏得了充分的言論 自由。不消說，在這幾天時間之內，捷克的經濟沒有、也不可能出現任何量變或質 變的奇跡式發展。 李澤厚說，他的四個程序「既是大致的邏輯程序，也是大致的時間(歷史)順序。 當然不一定那麼死，因為它們經常滲透交織在一起，互為因果。但仍然有一個輕重 緩急的大體劃分。」這段話其實是自相矛盾的。說歷史順序與邏輯程序的一致，這 是必然性；說輕重緩急的劃分，這是講最佳選擇。有人先吃飯後喝湯，有人先喝湯 後吃飯，有人邊吃飯邊喝湯。你充其量可以說某一種吃喝順序更有利於吸收營養， 但你不能說唯有某一種吃喝順序才符合邏輯符合歷史。 劉再復把李澤厚的四程序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他認為，沒有經濟基礎的前提，沒 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政治民主總是要歸於失敗」。辛亥革命就是一個例子。照此 說來，當初人們建立民主共和國就是犯了一個超越歷史條件的冒進主義錯誤，當年 的民主派無非是空想家，而那時的專制主義者們——只要他們同時還主張發展經濟 ——才是時代精神的真正代表。我們知道，德國的魏瑪共和國也沒有成功。後來德 國人民在反省這段歷史時，一般都承認人們選擇希特勒是犯了個大錯誤，但很少有 人會認為人們建立民主共和國是犯了錯誤。當劉再復宣佈沒有經濟基礎和強大的中 產階級為前提，政治民主總要歸於失敗時，他等於是預言蘇聯與東歐的政治民主必 將失敗。按照李澤厚、劉再復的觀點，今日之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尚且 不具備實行自由民主的歷史條件，我們現在當做之事仍然只是為之創造前提；那麼 ，此前的中國當然就更不具備條件了。倘如此，整個中國近代史的是非功過評價(包 括李澤厚的近代思想史論和現代思想史論)，恐怕都非大加斧正不可了。 西方民主國家的歷史，是從不完全的民主逐步發展為完全的民主的歷史。以美國 為例，美國的民主政治無疑應從兩百多年前算起。儘管在當時，享有選舉權和被選 舉權的美國人只佔有很少的比例，但既然在那時就已經有了權力的分立與制衡，有 了名副其實的開放選舉，因此也就有了真正的民主。不完全的民主畢竟也是民主。 它和例如現今中國這樣的完全不民主具有本質的區別。假如說由於中國經濟落後、 文盲眾多、中產階級弱小，因此眼下立刻實行民主，「反而會糟糕」(李澤厚語)， 那麼我就要指出，這充其量只能說明眼下立刻實行完全的民主恐怕風險較大。為什 麼不能從不完全的民主入手呢？既然發展經濟可以採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 辦法，發展民主為什麼不可以「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呢？不少人主張先搞黨內 民主，用意正在於此。不過我並不贊成所謂黨內民主(八八年我曾寫過一篇短文《有 一黨民主嗎》)。理由之一是黨內民主在事實上不成立。因為黨員資格並不是一種客 觀的界定。如果你宣佈唯有黨員才有參政權，那麼第二天所有人便會聲稱自己入了 黨。既然在這時黨內派別已經公開化，少不了會有一些派別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而 一夜之間便把所有願意參政的黨外人士拉入黨內。黨內民主馬上就可能變成全民民 主。過去西方國家實行不完全的民主，對參政權的限定是以諸如財產狀況、文化程 度、以及年齡、種族或性別一類客觀條件為標準。這樣的限定才有意義。考慮到蘇 東各國、還有南非，都可以實行一人一票的完全的民主，我不以為中國就沒有條件 做同樣的事情。我只是說，退一萬步講，就算今日中國還不宜立刻實行完全的民主 ，那麼實行不完全的民主總該是可以的吧。這難道不比李澤厚的四程序更合理嗎？ 李澤厚說他的四程序論體現了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但正如我在前面講過的那樣 ，對於這個四程序論，歷史已經提供了大量的反證，它在邏輯上也站不住腳，因此 它頂多是講到了實現民主的一種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佳 的。 五、關於「四個發展程序」(續) 在我看來，李澤厚的四程序論，和新權威主義與新保守主義一樣，包含著以下一 些重大的問題。 第一，假如說在現今中國，當務之急乃發展經濟，立時實行自由民主尚不具條件 ；這就意味著在這段時期內，共產黨拒絕自由民主要求乃至鎮壓自由民主運動有著 歷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用李澤厚過去講過的話：「歷史就是這樣的殘酷無情，總 要以犧牲來換取前進。」從倫理主義的角度，李澤厚可以對自由民主運動表示同情 ，對鎮壓表示憤慨；但只要所謂歷史主義和倫理主義不幸而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李 澤厚就會站在歷史主義一邊。 李澤厚的這種觀點，早在他論述救亡壓倒啟蒙的文章和《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 中就表達得很明白。李澤厚認為，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救亡是時代的頭號主 旋律，在這一歷史的要求面前，「任何個人的權利、個性的自由、個體的獨立尊嚴 等等，相形之下，都變得渺小而不切實際。」李澤厚說：「在自由王國——共產主 義到達之前，作為族類的人(整體)的發展與個體的發展，有時常處在尖銳對抗之中 ，並經常要犧牲後者而向前邁進。自覺認識這一點而採取積極的促進歷史發展的態 度和行為，便是道德上的善。」這就是說，在歷史發展的某些階段，為了適應救亡 或經濟發展這些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和總體進程，一個人必須自覺地放棄個人自由 ，如果誰要是不識時務地堅持個人自由，他就理所當然地會成為歷史前進的犧牲品 ；而他的犧牲，由於不具有「道德上的善」，還應遭到道義上的譴責。我們知道， 李澤厚的觀點在十餘年來發生過不小的變化，不過在上述這一點上，從他最近與劉 再復的對話錄可以看出，李澤厚大體上仍是前後一致的。 第二，作為和平演變的一種模式，四程序論並不具有可靠性。共產黨不同於國民 黨，它從來不曾公開地向國人作出要實行憲政民主的明確承諾。因此，伴隨著經濟 的發展，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未必會不斷軟化直至消解，相反，它倒有可能變得更驕 橫、更頑固。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發展，共產黨是否表露出它有 放鬆專制、逐步自由化民主化的意向呢？不久前，中共領導人公開宣稱，如果不是 在「六四」時採取「斷然措施」，中國就沒有今天的安定繁榮；如果今後發生類似 事件，一定還要採取同樣的「斷然措施」。與此同時，社會上的政治冷漠症持續蔓 延，民間要求自由民主的壓力有所削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如何能對李澤厚的 四程序論充滿樂觀的期待呢？ 第三，我並非沒有注意到李澤厚的四程序論包含有相當的彈性。在《要改良不要 革命》一文中，李澤厚說，雖然議會制、多黨制不是一蹴可得，但「政企分離、黨 政分離、輿論開放、公眾社會(Civil Society)等等，卻是可以在現有體制和框架內 逐步實現的。」這就是說，個人自由，至少是某些個人自由，如言論自由、出版自 由，是完全可以和經濟發展同步推動的。我對此當然是贊成的。這也 就是為什麼我 十餘年來一直竭力倡導言論自由的原因。不過，我要指出的是，把輿論開放一項同 政企分離、黨政分離和公眾社會並列，認為它們都需「逐步實現」，我以為是不恰 當的。政企分離和黨政分離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決策、法律和機構的調整改革，因此 實現它們需要一個過程。公眾社會的成長髮展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它們都只能 「逐步實現」。輿論開放(即言論自由)卻不同。實現言論自由不需要政府作任何事 。它只需要政府停止因言治罪即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繫於一念之間。 有了這個第一人權，社會向民主化方向演變才算有了把握。遺憾的是，李澤厚並沒 有把這個「第一人權」置於優先地位，他把它僅僅看作是在他的第一程序即經濟發 展階段之中「可以」「逐步實現」之事，只是一個「可以」去做但並非「必須」要 做之事，因而也就是一個可有可無、可多可少之事。在李澤厚那裡，個人自由畢竟 屬於第二程序。李澤厚對「第一人權」缺乏足夠的重視，聯繫到他的「吃飯哲學」 和「經濟為本」，那就和共產黨把溫飽列為「首要人權」的觀點不大分得清界限了 。 六、余 論 李澤厚多次表示「不寫五十年前可寫之書，不寫五十年後可寫之書」。這就是說 ，李澤厚決心只寫這五十年內可寫之書。但是寫書既是純個人活動，不存在什麼時 候可以寫，什麼時候不可以寫的問題，只存在什麼時候可以公開發表、什麼時候不 可以公開發表的問題。如此說來，李澤厚的意思無非是他不會去寫現在發表不了的 東西。於是，他就不得不適當地自我設限，讓自己的作品至少從表面上看不那麼離 經叛道，以便獲得官方的容忍，而得以與廣大讀者見面，不僅如此，從這篇對話錄 中我們還進一步瞭解到，李澤厚早就抱有為改革提供馬克思主義理論根據的願望， 因此，他始終堅持與官方意識形態相類似的理論前提，不論是出於策略還是出於信 念，也就是很可以理解的了。 由於李澤厚必須在官方認可的理論基礎之上推導出某些迄今為止官方還一直否認 的結論，所以，他才一再地搬出黑格爾式的歷史決定論。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也一定會成為現實。以《救亡與啟蒙雙重變奏》一文為例。在這篇文章 中，李澤厚講到了在當時的條件下，自由民主被忽視、被壓制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與 合理性。這當然是為暴行作辯護。但筆鋒一轉，李澤厚的結論是，時至今日，救亡 任務早已大功告成，因此，「重視個體的權益和要求，重視個性的自由、獨立、平 等，發揮個體的自由性、創造性……在今天比在近代任何時期，便更加緊要。」這 又是在號召自由化。再看他的四程序。一方面李澤厚指出，在現階段歷史條件下， 經濟發展才是當務之急，自由民主應當緩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隨著經濟發展自 由民主也應提上日程。不難看出，李澤厚的這些觀點是有矛盾的。在救亡壓倒啟蒙 的論述中，李澤厚宣稱救亡是當時時代的頭號主旋律，救亡壓倒一切；而在與劉再 復的對話及《要改良不要革命》中，他又力言唯有經濟才是根本，社會穩定才至關 緊要。這兩者顯然是矛盾的。不管怎麼說，救亡總和經濟發展不是一回事。救亡不 能當飯吃。救亡既會影響安定，又會影響生產。如果經濟問題永遠是根本，民族獨 立問題如何又能成為「時代頭號主旋律」(日本人統治東三省，經濟不是搞得比內地 許多地方更出色嗎？)？但問題在於，李澤厚既要為共產黨在過去壓制自由的一種理 由作辯護，又要為共產黨在今天壓制自由的另一種理由作辯護，他當然只好運用不 同的 理論前提。在八六年寫作《救亡與啟蒙雙重變奏》時，李澤厚就宣佈，個人自 由問題「在今天比在近代任何時期」都更加緊要；然而到了八年之後的九四年的與 劉再復的對話錄中，李澤厚又聲稱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從而把他在八年前就認為 是眼前緊要之事反倒推遲到了日後的「第二程序」。這些矛盾之處都是顯而易見的 。不過，李澤厚始終沒有放棄自由民主的方向，這是必須肯定的。儘管說八年後講 到自由化的口氣比八年前還更猶豫。 我們都還記得七、八年前國內那場「文化熱」。有些人實際上是借文化而論政治 ，名為批傳統，實則批共產黨。但也確有不少作者和讀者誤以為傳統果真是萬惡之 源。另有一些人，本來還知道打出批傳統的旗號多少是一種策略上的考慮，但一旦 進入角色，自己倒先被自己的那套理論給說服了。不論李澤厚、劉再復發表這篇對 話錄出於何種考慮，鑒於其若干觀點本身的問題，即使是作為一種為中共日後改革 提供依據的觀點，有些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所以我寫下這篇文章。我和李澤厚一 樣，都十分讚賞波佩爾(K.Popper)提倡的開放的理性原則。那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對 任何壓制開放的、理性的討論的行為(包括以歷史必然性名義實行的壓制)予以堅決 的反對。我以為這應當是我們共同信守的基本立場。但李澤厚、劉再復是否意識到 ，如果真正堅持這樣一種立場，那就已然構成對四程序論等觀點的否定了呢？□ ——《北京之春》1995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