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天安門 ——對當前爭論的幾點評論 一 在「六四」六週年即將到來之際，圍繞著對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分析與評 價，再一次引發了熱烈的爭辯。 報紙上登出這樣的標題：「天安門之血能不能不流？」 這還用說嗎？當然能夠不流。是中共政府開槍殺人釀成血案。如果政府不開槍， 自然就不會有流血。 不過，這不是提問者期待的答案。因為提問者的問題實際上是：示威學生是否應 在軍隊開槍鎮壓之前放棄天安門廣場，從而避免流血。 答案同樣是簡單的：「是。」社會上偶有強盜殺人事件，但倘若被搶劫者順從地 交出財物而不作任何反抗，殺人之事多半都不會發生。抗戰八年，中國人死了千千 萬萬；假如大家都不抵抗，這些生命大致皆可保全。 我知道這個答案仍然不符合題意，但我還是要寫下去。我相信這是必要的。在我 們對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進行分析討論時，不論我們在各種具體問題上有多少 不同的看法，我們總不能否認中共殺人是一樁不可饒恕的罪行，人民反抗專制爭取 自由乃天經地義的權利。對待複雜的歷史事件，見大不見小是不夠的；但見小不見 大更糟。 二 在四月三十日《紐約時報》的文章中，該報駐北京記者Patrick Tyler寫道：這場 辯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在那六週期間穩健節制是否曾向激進強硬讓步，以及比 較激進的學生領袖是否因為不肯結束示威而破壞了學生們見好就收而宣稱勝利的機 會。」 這是一個核心問題，但並不是一個現在才提出的新問題。早在八九年八月舊金山 的一次研討會上，幾位發言人便依據政治學中「一報還一報」的理論，對八九民運 的失利作出了初步的分析。在九零年三月—十月，我發表了一篇八萬餘字的長文《 八九民運反思》(連載於《中國之春》雜誌)。文章指出：八九民運的主要失敗是未 能「見好就收」。激進派學生領袖過高估計了群眾承受風險的能力，或者更準確地 說，過於低估計了中共當局的殘忍程度；故而導致了運動的失敗結局(這篇文章後來 收入拙著《中國民運反思》一書，由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於九二年九月出版)。據 我所知，不論在海外還是在大陸內部，都有許多人持有和我類似的見解。也許我可 以說，這種觀點早已成為民運界大多數人的共同結論。 四月三十日《紐約時報》的文章引用了激進派學生領袖李祿的話。他認為，「假 如我們撤離廣場，將發生的事會非常簡單。政府仍會大肆搜捕、秘密殺人和迫害。 」這話是否正確，我以為要依撤離選定的時間而定。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刻，民運占 據上風；此時撤離意味著民運的勝利，並由此開啟朝野雙方良性互動的局面。在另 外一些時刻撤離，效果就不會如此美妙；而拖到運動末期，撤離確實會引出李祿所 說的後果。但即便在那時，「撤」很可能猶勝於「不撤」，因為「壞」總比「更壞 」略好。有關這一問題，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細緻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不妨 翻閱。 其實，在最近這些天，由《世界日報》和《紐約時報》的文章引發的熱烈討論， 其焦點已經不在於Tyler所說的那個「核心問題」，即廣場上的激進派是否壓倒了穩 健派而破壞了運動見好就收的勝利機會。現在最熱門的話題是，少數激進派學生領 袖在廣場上究竟做了些什麼？對他們的某些言行，以至於對他們的政治品德，究竟 該做出何種評價？ 三 報紙上刊出了柴玲在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一次錄影採訪中的兩段話。柴玲說：「 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付它的公 民。我想也只有在廣場上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 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跟同學們說？……」當記者問到柴玲自己是 否準備繼續在廣場上堅持下去，柴玲答道：「我想我不會的。」「因為我跟大家不 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我自私什麼的， ……」 《世界日報》和《紐約時報》都宣稱，柴玲的這段談話是「首次公開」，是「過 去從未完整報道過的」。其實不然。在八九年八月修訂再版、第四次發行的《天安 門·一九八九》一書中(中文，該書由台灣《聯合報》編輯部編，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收有柴玲這篇錄影講話全文，長約八千字，其中就有前引的那兩段。另外，在九 零年五月出版的《Children of the Dragon》(英文，中國人權編，Collier Books 和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一書中，也收有這兩段話。紀錄片《天安門 》製片人卡瑪(Carma Hinton)對我解釋說，所謂「過去從未完整報道」，是指的錄 影帶，是指的沒有被電視或電影完整使用過，不是說沒有以書面文字形式公佈過。 正是卡瑪女士，提醒我在《Children of the Dragon》一書中已收有這兩段話。在 我看來，和五年前發表的文字相比，如今公佈的這兩段話，既無所謂「竄改」，也 談不上「斷章取義」。當然，專門揀出這兩段話並列，其閱讀效果多少總會和把它 們放在全文中時不大一樣；但那是幾乎任何摘錄都無法避免的，故不足為怪，至少 算不上什麼大毛病。 我知道，當報紙上以「首次公開」的名義刊出柴玲的那兩段話之後，相當一批讀 者感到震驚和憤慨：「原來還有這等事！」「柴玲怎麼能講這種話？」可是，既然 這些話早在五年前就公佈過(中、英文都有)，為什麼人們當初不震驚、不憤慨？ 粗考其原由，大概有以下幾條： 1、雖然印有這兩段講話的書銷量不小，但很可能絕大多數人並不曾認真讀過。八 九民運，驚天動地；借助於發達的大眾傳媒(電視、報紙)，我們每個人都對運動具 有相當廣泛的瞭解。這反過來又使得大家以為沒有再去細細讀書的必要。我們買書 是為了保存史料，偶爾瀏覽一下，難得認真咀嚼。這可說是現代人的一個堪稱悖論 的特點：人人無所不知，個個不求甚解——起碼是在其直接經驗和專業領域之外。 2、和書籍相比，大眾傳媒(電視、報紙)在影響的廣泛性上，以及在對接受者的情 感刺激上，均不可同日而語。其結果便是，一件事，只要它不曾上報紙上電視—— 當然，還須是大報紙大電視台——它就不會引起什麼轟動的反應。 3、更重要的是，彼時此時，一般人的接受心理發生了變化。過去，大家都沉浸在 對中共當局的無比憤慨和對示威學生及民眾的深切敬佩與同情的情緒之中。在這種 普遍的強烈情緒下，那些有關民運內部的負面消息通常會被人們淡然置之。一提到 柴玲，人們便會聯想到她作為總指揮堅守廣場的形象，聯想到在六四槍響之際她和 幾千示威者最後撤離的情節。如果有人注意到那段「期待流血」、「自己求生」的 講話，他或許會感到某種困惑，但通常也僅此而已。如今，人們的心境或多或少有 了變化。影響很大的中文報紙和英文報紙同時發表文章，專門引述了柴玲的這兩段 講話，這就不能不令一般讀者產生強烈的反應。 四 讓我們作一番細緻的分析。 1、關於「秘密策略」 《紐約時報》文章寫道：「柴玲在訪談中說，由她領導的廣場指揮部的秘密策略 (hidden strategy)是，挑起政府以暴力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 「秘密策略」一詞可能會引起嚴重的誤解。有些讀者或許會以為，在柴玲等人那 裡，有著一套早就深思熟慮、精心擬制且密不示人的通盤計劃。按照這種理解，人 們就有理由認為，原來六四屠殺事件，竟然是少數學生領袖蓄謀追求、刻意挑動的 結果。我們為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 在我看來，導致此種誤解的原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中英文兩種詞彙的差 異。不錯，strategy應當譯成戰略、策略；不過在英文中，strategy的應用範圍要 比中文的「戰略、策略」寬得多。類似的例子還有politics、philosophy等。美國 人常常把我們中國人只認作一般人事糾葛的事情稱為politics；而中文的「政治」 則是一個很大的詞。如此說來，把hideen strategy譯成秘密策略，在字面上固無不 可，但在一般中文讀者心目中則很容易引起過於嚴重的聯想，從而導致不容忽視的 誤會。其實，那無非是指一種不便公開講出的想法或打算而已。在廣場上那種緊張 複雜的情勢下，年輕的學生領袖們的思想並不穩定。要說他們早就暗中抱有一套明 確嚴密的大計劃，顯然不符合事實。 2、關於「期待流血」 柴玲說：「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這是什麼意思呢？畢竟，期待不同於等 待。期待兼有期盼、期望之意；等待是純粹中性的，期待卻表示我們對於期待之事 抱有某種正面的態度，我們願意見到那件事發生。柴玲說：「期待流血」，看來不 是用詞不當；因為她認為「只有廣場上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人民才能真正地擦 亮眼睛，團結起來。」按照柴玲他們的解釋，在當時的形勢下，撤也會遭到屠殺， 不撤也會遭到屠殺。與其讓共產黨不事聲張的屠殺，不如讓共產黨明火執仗的屠殺 ；因為後者會喚起民眾，激發更有力的反抗。所謂「期待流血」，是指期待在廣場 流血。這不是在流血與不流血二者之間作選擇，而是在以什麼方式流血之間作選擇 。因此，要說柴玲堅持要在能夠避免流血時不去設法避免，還要故意刺激政府殺人 流血，那未必符合柴玲的本意。 3、關於「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 那麼，柴玲為什麼不向同學們講明他們正在「期待流血」呢？用柴玲自己的話來 說就是：「我很難對同學說我們必須用鮮血來喚起民眾。同學們肯定會願意這樣做 ，但其他人還是年輕的孩子」(痛哭)。換言之，不講明是因為不好講明，是因為不 忍心講明。柴玲認定同學們甘願為民主流血，因此讓他們流血就沒有什麼不道德。 可是要在事先就告訴他們必須以流血喚起民眾，那確實很難講得出口。 至於說「自己求生」，柴玲認為自己很重要，不甘心就這樣給共產黨毀掉。另外 ，她認為自己身為領袖，勢必要遭到比一般同學更重得多的處罰，所以她要躲避。 五 以上，我盡量以同情的角度，對柴玲的講話作出我以為講得通的解釋。我想，許 多對柴玲講話極表震驚和憤慨的讀者讀了上述分析，或許會發現事情並不像乍一看 去的那麼嚴重。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柴玲的講話就像她自己說的那樣「不會有問題 」。 首先，作為學生領袖，不論你如何認定同學們都有甘為民主流血的決心，一旦流 血的危險迫在眉睫，你也應該明確地將危險告訴大家。在戰場上，指揮官有時可以 不把戰局的險惡向士兵講明；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運動到底不同於戰爭，而群 眾組織領導人與所屬群眾的關係，也和軍隊指揮官與士兵的關係不一樣(這一點我在 《反思》一文中講得更細緻些)。 其次，我同意，基於全局利益的考慮，我們可以優先保護領袖的安全。但那通常 要建立在明確公開的約定之上。重要的是，領袖不能擅離職守而獨自求生。其它組 織的領袖，由於不負有領導廣場的同學們的直接責任，若各自躲避倒並無不可；負 有直接責任的領袖們又怎麼能這樣做呢？ 在為五·二八錄影講話作辯護時，柴玲講到五月二十一日絕食團指揮部的一個決 議。當時，幾個學生領袖從特殊渠道獲悉軍隊要強行清場的消息。柴玲等人認為， 當局對一般參加者不會怎麼樣，但可能要「槍打出頭鳥」，所以他們作出決定讓領 導成員們下去隱蔽。事實上，柴玲等人果真也悄悄地離開了廣場，後來看到沒出什 麼事又回來了。假如說這一次脫離職守獨自求生的行為還比較情有可原的話，那麼 ，在五·二八的形勢下表示同樣的意圖就是另一回事了。因為在五·二八的形勢下 ，柴玲已經清楚地估計到一般參與者也必將遭受重大的犧牲。沒有人否定柴玲有求 生的權利，但眼下的問題是，身為廣場示威者的直接領袖，是否可以在明知情況危 急，全體成員都面臨流血犧牲，但卻不把危急情勢告訴其部屬，並在置部屬於險地 的情況下獨自求生？其實，那些在危險情況下力主讓廣大同學撤離的別的學生領袖 們，何嘗又不明白那樣做只會使危險集中到自己頭上呢？ 是的，柴玲積極投身運動，在六四槍響之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而且還昂然站在 隊伍的最前列。這都是應該充分肯定的。這告訴我們，不能僅以一時一事去對一個 人的政治品質作結論。但是反過來，我們也不能以一個人做出的大量的正確行為去 掩飾其一度做出的不正確行為。 六 大量事實表明，在廣場上，激進的學生領袖和穩健的學生領袖之間發生過尖銳的 衝突和爭辯。有人為了替激進派的失策辯護，乾脆否認廣場上有過什麼兩種策略之 爭，他們說廣場上只有權力之爭。那等於是說，廣場上的各路精英，沒人真正關心 運動的成敗得失，沒人在乎民眾的自由安全，有的只是爭奪權力和爭出風頭。辯護 過了份，真比不辯還要糟。 在反駁激進派學生領袖的錯誤時，王超華引用了一句成語，「我不殺伯仁，伯仁 因我而死」。這句話很準確地指出了激進派學生領袖的責任所在。毫無疑問，不論 是在程度上，還是在性質上，激進派學生領袖對六四事件的責任都和中共當局的強 硬派不可相提並論；但無可否認的是他們也確實負有責任。 有人說，我們不應該責怪柴玲、李祿這幾位激進的學生領袖，他們能夠積極地投 身於反抗專制的民主運動就已經很不簡單了，何況他們還都只是二十出頭的孩子。 我不同意這種辯護之詞。道理很簡單，我們之所以要批評柴玲、李祿，不是把他 們當做普普通通的青年，而是把他們當做八九民運的重要領袖。對領袖的要求當然 應不同於對一般民眾的要求。一個人不能只要領袖的頭銜、榮譽、權力或影響力， 而拒絕承擔領袖的責任。如果你自知年輕、經驗少、不成熟，你就不該去爭那個領 袖的位置，別人也就不該去支持你得到那個位置。既然你主動爭得了那個位置，既 然有些人沒有反對你去得到那個位置，那麼一旦出了差錯，不論是你自己還是那些 支持者們便再也不能以「年輕」、「不成熟」等理由為你辯護。這就叫權力與責任 相對應。眾所周知，王明掌握中共大權時也只有二十幾歲，王明路線給中共造成了 嚴重的損害。從未有人以「年輕」為理由，說什麼「能參加革命就很不簡單了」來 抵制對他的批評。 八九民運以學運為先導，因此在運動前期，領袖的重擔不可避免地只能落在一些 年輕的學生肩上。如果他們力不勝任，指揮失誤，那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在運動後 期，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各界人士紛紛投入，願意承擔領導重任者不乏其人。有 些學生領袖願意接受其它人士的指導(王丹曾明確表示，在大事上他聽王軍濤的)， 這就減輕了他們個人的責任。但柴玲、李祿卻不是這樣。柴玲說：「作為總指揮， 我一再要求掌握權力，抵制這些投降派。」按照幾位當事者的講述，有兩次，一次 是五·一六，一次是五·二八，撤退計劃都差一點就取得成功，就是因為柴玲、李 祿等人的極力反對，事態才成了另一個樣子。既然激進派學生領袖在和其它力量與 其它有經驗者爭奪廣場的領導權時，絲毫不因自己的年輕、無經驗而有所謙讓；那 麼，等到把事情搞砸了，我們又怎麼能以「年輕、無經驗」為他們打圓場呢？ 柴玲為自己辯解道，廣場上的重要決定並不是她一人單獨作出，而是絕食團三、 四百人集體表決的產物。我以為這種辯解缺乏說服力。首先，在廣場上，並非每個 重要決定都是全體成員表決的結果。據柴玲講，在五·二八錄影講話之前，指揮部 曾經做出決議，從減少犧牲的角度，指揮部領導成員應該下去隱蔽。顯然，這個決 議就不是由絕食團全體成員表決，而是由指揮部幾位學生領袖自己作出的。再有， 當柴玲說「我怎麼能告訴他們，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時，這裡的「他們」是指其 余廣大學生，而抱有「期待流血」這一明確意圖的「我們」，只是部分指揮部領導 成員。其次，即便有些決定是全體成員表決的結果，這也不等於說每一個參與者在 其中的作用都是半斤八兩。那些大力鼓吹某一主張，有效地影響了他人觀點的人， 無疑要比一般人發揮了更大的力量，從而也就比一般人負有更大的責任。 七 在《八九民運反思》中，我對激進策略提出了分析與批評。當時，我並沒有論及 個別人的道德瑕疵。這一來是因為我那時還缺乏足夠的事實材料，二來是因為我考 慮到，真正決定運動成敗的是決策的正誤而非其它。我強調政治家的責任感或曰責 任倫理。我寫道：「民運人士的特殊地位，常常使我們意識不到這種責任感，運動 成功了，大家都誇我們；運動失敗了，大家都罵政府。結果便是，無論運動是成是 敗，我們民運人士都感覺不到自己有什麼責任要負。」「古往今來所有成功的運動 ，無一不是從自己的失利中汲取教訓。自我檢討多少是一件有點掃興的工作，而且 ，它有時也會變成沒有任何積極成果的相互推諉抱怨。但是，我們終究不能迴避這 項重要的工作。」我並沒有把責任僅僅推給幾個學生領袖。我認為包括我本人在內 的許多人——只要回想一下我們在八九民運中的表現——都需要認真反省。我注意 到，就連一些新聞記者也在嚴肅地檢討。八九民運末期，香港亞洲電視台播出李鵬 下台的消息。消息傳到北京，對學生和市民的情緒產生了一定影響，在香港記者協 會八九年出版的《人民不會忘記》一書中，他們將這件事稱為「香港記者巨大成績 中的污點」。責己之嚴，令人感佩。為什麼我們的激進派學生領袖們就不肯反省呢 ？ 李祿說：「我一再回憶那些日子，思考我們是否應該在屠殺之前就離開天安門廣 場。但是我覺得離開與否，後來的情況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怎麼會沒有兩樣呢？ 就算運動注定了會失敗，會流血，那也有一個由誰——是由民運人士、民運領袖， 還是由一般參與者、由支持民運的普通老百姓——來付代價的區別；而這對於維繫 民運的道義感召力絕不是無足輕重的。再者，你不能把撤與不撤之爭只限定在屠殺 之前的時刻。因為在此之前出現過不止一次的有利時機，使得民運能夠贏得見好就 收的勝利，起碼是會使民運方面的損失大為減輕。除非你斷言八九民運從一開始就 注定了失敗流血的結局。倘如此，民運豈不真的成了給民主改革「幫倒忙」？無怪 乎一些原先的激進派後來要轉而贊成新權威主義，轉而成為民運的取消派了。最激 進的主張往往導致最保守的結論。這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有關八九民運是否有過 見好就收的機會，我在《反思》一文中作過詳細的分析，茲不贅述。我看不出李祿 在作此表白時曾經認真考慮過別人的論證。 八 也許，在眼下這場爭論中，有些批評者並不具有善意，或者是不認同我們的立場 。如果說這就是我們的敵人，那麼我必須說，我們實在很需要這樣的敵人。因為唯 有他們才熱衷於尋找我們的毛病大作文章，這就使我們隨時保持清醒，迅速地糾正 自己的失誤。古人\簡{雲}：「國無外敵者恆亡。」在這個意義上，敵人可能是最好 的朋友。同樣的，有些朋友可能是最壞的敵人。因為他們太寵愛你因而太姑息你， 到頭來反而害了你、毀了你。假如幾位激進的學生領袖在前兩年就對大家說：「當 初我們對形勢估計不足，事後看來，如果我們接受別人的主張，在某一恰當的時候 撤離廣場，運動的結果也許會更好一些。」假如他們能說，在那高度緊張的日子裡 ，自己也曾經有過慌亂，有過一時的失言或失職。這對他們的形象有何損害？那又 何至於有今日的被動？ 民運人士眼裡不能只有共產黨，不要忘記了還有人民。有些強詞奪理的話，對付 共產黨似乎很有力，但人民聽了未必會滿意。我們民運人士真該多到人群中走一走 ，聽一聽別人對這些事有什麼反應，試一試自己能否說得別人信服。我們無法掩蓋 自己的過錯，誰叫我們選擇了民主而沒有選擇專制。現在我們總算懂得了，為什麼 共產黨五九年廬山會議會從反「左」變成反右：還不是因為擔心階級敵人和右派份 子借口黨在工作中的缺點而反黨反社會主義，還不是為了維護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 。本來是我們有缺失別人才批評攻擊，而許多人為了反擊則矢口否認我們確有缺失 ，甚至進而美化我們的缺失。這不是理性的態度，也不是對我們的事業負責任的態 度。至於說對那些提出不同意見和講出不愉快事實的人，動輒查出身、揭老底，大 行誅心之論，那當然就更不可取了。 九 在五年前寫就的《反思》一文中，我指出，八九民運沒有獲得成功，即便按照激 進派自己的觀點，它也沒有獲得成功。因為在廣場上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人民 並沒有如他們所預期的那樣「團結起來」，相反，倒是出現了更嚴重的恐懼、背叛 、疏離與消沉。我指出：「過分嚴酷的壓迫肯定是要挫傷而不是激發，侵蝕而不是 助長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因此它使得民運陷入更艱難的處境。那時候正流行一 種觀點，預言李鵬政府必在兩年之內垮台。這表明許多人仍然未能擺脫激進思維的 邏輯，以為越是把矛盾推向極端便越是有利於問題的徹底解決。事實證明，這個邏 輯並不那麼靠得住。在「六四」六年後的今天，這一點已毋需多論。經驗是位嚴峻 的教師，他總是先考試，後講解。眼下我們的任務是，從過去汲取教益，向未來索 取收穫。 在開放的環境下，爭論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唯有經過爭論，我們才可能凝結 共識。可是爭論也可能導致情緒的對立，導致觀點的兩極化。這種情形多少已經發 生了。在一部分當年共同投入八九民運的人們中間，圍繞著對八九民運的評價，圍 繞著對那段歷史的敘述，彼此的觀點、解釋，以至於立場、感情，似乎都有漸行漸 遠之勢。這並不全然是正常的。它顯然與我們在爭論時不加節制的情緒化以及不肯 傾聽對方理解對方的偏執性有關。我並不奢望所有的分歧和對立都能消除。這既不 可能，也不應該。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為自己樹立一個要求，一個標準。我們知道 ，極權主義有它特殊的一套言說方式。我們需要有意識地擺脫它的影響。標準的意 義不在於使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謹守不誤，但它能指示我們什麼是好的，什麼是 不好的，什麼值得提倡，什麼不值得提倡。我以為這也是我們建設民主的政治文化 的一個重要內容。 十 八九民運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極其偉大的一次民主運動。它理所當然地打動了全世 界善良人們的心。就連現在對八九民運作出近乎否定性評價的朋友們，當初何嘗不 是和大家一樣深深地被它吸引和感動。如果我們不想褻瀆自己當年那份神聖的情感 ，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對它進行譏諷或否定。 不錯，八九民運也有它陰晦的一面。但是，僅僅說一聲「這就是歷史」，那還是 很不夠的，因為一切歷史都是歷史：法西斯的猖獗是歷史，美國的創立也是歷史。 是歷史就有善惡的交織，可是不同的歷史有不同的基調，這才是真正重要的。和一 切重大事件一樣，時間的沖刷會磨損掉八九民運的各個細節，最終只留下簡簡單單 的幾個字，我相信那將是：自由、勇敢與光榮。□ ——《北京之春》1995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