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局與策略散論 一、關於「勢不均力不敵」的特殊局面 預測中國大陸政局有如預測地震：長期性預測較有把握，短期性預測則相當 困難。道理很簡單，畢竟，人事不同於天事，其間本無「鐵的必然性」，而純粹的 偶然性按定義就是不可預測的。這對於共產專制國家而言尤其如此。共產專制國家 的特點是封閉或曰不透明。在這裡，不僅被統治者由於缺乏自由交往的公共空間而 彼此隔絕，難以瞭解事態真相；就連統治者自己，儘管掌握著現代化的情報系統， 仍免不了被自己一手製造的屏幕所蒙蔽。「四人幫」在垮台前夕，一不忙於調兵遣 將，二不準備狡兔三窟，卻在那裡擺姿勢照標準相，以至於到頭來束手就擒，可謂 突出一例。八九年初，美國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發表《大失敗》一書，對現存十五 個共產黨國家的危機狀況作出分析。按照布氏的分析，三分之二的共產國家都不存 在嚴重危機，保加利亞和東德則分居「第一穩定」和「第二穩定」。殊不知在一年 之內，超過三分之二的共產國家便改變了顏色，其中就包括了保加利亞與東德。布 氏能夠在八九年初便預見到共產國家失敗的大趨勢，不能說沒有眼光；但他在具體 判斷上又出了那麼大的偏差，可見要準確的短期預測是何等的不易。 在我看來，造成短期預測「測不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今中國大陸，正 處於勢不均力不敵的特殊局面。「勢均力敵」這句成語本身就告訴我們「勢」和「 力」是兩件事。好比打仗，敵寡我眾，我方在「力」上更強大；但敵方憑借天險， 「一夫擋關，萬夫莫開」，敵方在「勢」上更優越。這就導致了雙方僵持不下。在 這種情況下，若靠我方正面攻堅，短期內恐很難獲勝；但若是敵方營壘發生某種變 故，則局面可能急轉直下。今日之中國，從「力」的角度看，也就是從人心向背的 角度看，民主力量已經超過專制力量。所謂三百萬軍隊、五千萬黨員，其中支持憲 政民主，或者是至少可以接受憲政民主者也不在少數。但從「勢」的角度看，也就 是從現存的社會政治結構的角度看，少數專制者所處的「勢」卻要優越得多。正是 出於這種「勢」與「力」的極大不對稱，因而形成了中國政局既可能穩定相當時期 ，又可能須臾之間發生戲劇性變化的奇妙特點。這就是為什麼關切中國政局的人都 要對中共上層的人事變動、權力鬥爭以至於某些領導者的生老病死格外注意的原因 。記得當年波蘭團結工會再度崛起時，針對軍政府關於前階段軍管有理的自我辯護 ，瓦文薩說：難道不就是因為一個叫做勃列日涅夫的人多活了十八個月嗎？ 二、關於「江核心」與「集體領導」 眾所周知，中共上層正在進行權力交接。陳雲去世，鄧小平風燭殘年，第三 代領導人正在逐步接管大權。對於第三代領導人，官方報紙有時稱為「以江澤民同 志為核心」，有時稱為「集體領導」，不少觀察家分析說，在這兩種不盡相同的稱 呼中，暗示了權力鬥爭的某種跡象。此事姑且不論。我下面要講的是，所謂「江核 心」，所謂「集體領導」，分別包含著什麼問題。 毫無疑問，如今的江核心不同於昔日的毛核心和鄧核心。假如說以往的中共 行的是強人統治，那麼，隨著鄧小平退出權力中心，強人統治這種方式便面臨著空 前的危機。以江澤民的本錢，而欲建成新的強人統治，其前景實在不容樂觀。 再說「集體領導」。其實，「集體領導」只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天下並沒有 一種叫「集體領導」的統治方式，除非你對其中各個成員的權力大小和議決規則有 所界定。問題在於，當大家意見不一，通過協商討論也達不成一致時究竟該怎麼辦 ？靠票決嗎？黨主席一票算幾票？如果黨主席一票也只算一票，即是說，黨主席的 一票與政治局常委或委員的一票具有同等效力，那麼，黨主席便稱不上「核心」。 如果黨主席擁有絕對否決權，他又成了獨裁者，「集體領導」便落了空。要麼，規 定黨主席的一票相當於「集體領導」中其它成員票數總和的三分之一或諸如此類。 這樣，黨主席與其他領導成員的關係就有些類似於美國的總統與國會的關係。不過 中共並無此類規定，而且它也很難通過這樣的規定。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共領導者 的職位既不是靠廣大黨員，也不是靠廣大選民自由選舉而獲得的，因而也就不是通 過黨意或民意而免除的。同時，他們並不享有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所享有的終身制 的保護，甚至於沒有美國參議員或眾議員所享有的任期保護。這就是說，每一個「 黨和國家領導人」隨時都有可能在宮廷內部的權力鬥爭中被排擠出局。在這裡，每 一個人都是不安全的，連頭把手也不能例外(想想華國鋒、赫魯曉夫)。既然共產黨 成功地使自己的上層鬥爭隔絕了社會一般民意的影響和干預，那就使得宮廷鬥爭的 失敗者很難憑借民意東山再起。假如你確實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那麼你的存在就 會對當權的人物構成威脅，因而你一旦失勢，你的處境便相當危險。例如趙紫陽， 名義上只是辭職，實際上形同軟禁。這還是發生在鄧健在之時，鄧以後趙的命運更 難預料。簡而言之，所謂集體領導，由於它缺乏明確的權力界定，缺乏基本的議決 程序和規則，甚至於缺乏對其成員的人身保障，因此，它不是一種可以有效而穩定 運作的統治方式。 那麼，又如何解釋長達十八年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呢？勃列日涅夫統治不是可 稱為以勃列日涅夫為核心的集體領導嗎？問題在於，勃氏主政的十八年，是蘇聯歷 史上最保守、最僵化、最停滯的十八年。在那段時期，除了在經濟上嘗試過零星的 小改小革之外，整個社會率由舊章，按部就班；沒有什麼大的、新的、尖銳的矛盾 提交到最高統治者面前，這就避免了上層集團出現重大分歧，至少是避免了分歧的 尖銳化。故而其統治方式的內在缺陷便無從彰顯，好歹也就能維持下去。反觀今日 之中國，經濟改革不可逆轉，新問題層出不窮，各種社會矛盾有增無已，執政當局 不得不面對各種各樣的嚴峻挑戰。再加上統治集團內部的高度腐敗，思想混亂，對 未來沒有信心；還有歷次權力鬥爭遺留下的深刻裂痕；更不必說「六四」事件引起 的朝野之間的巨大緊張；凡此種種，都和當年蘇聯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江澤民若 想扮演勃列日涅夫的角色，只怕沒有那個好運氣。 也許有人會說，儘管中共上層矛盾重重，但目睹蘇東一黨專制的覆滅，他們 可能會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因而有可能同舟共濟，以保住大局。其實未必。首先， 我們不要把共產黨，包括黨的上層集團，看成是一個利益一致的鐵板一塊。廢除一 黨專制，對其中某些人而言是末日，是災難；但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是新生，是機會 。其次，就算第三代領導人個個都想維持現狀，只求保住自己已有的權位，然而由 於他們彼此之間不具有真誠的信任，由於黨內鬥爭一無規則二無底線，這就造成了 「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的不穩定情勢。因此，我們不應低估黨內爆發激烈斗 爭的可能性。 三、關於「人大議會化」 在考查中共上層的未來變化時，全國人大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對象。 不少人對全國人大寄予很高的期望。他們斷言：「中國的民主化將從『人大 』的議會化開始」。我對此說頗有保留。我承認，在最近兩次全國人大會議上，我 們聽到了一些不同的聲音，見到了更多的棄權票和反對票。但是，這並不表明在全 國人大存在著一種邁向進一步開放的內在趨勢。回顧以往十幾年的歷史，全國人大 的表現起伏不定，有時顯得開明活躍，有時又很沉悶保守；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認 定它在今後就會改變其上下擺動的特點而呈現出單向的持續增長。以往的經驗還提 醒我們，只有在中共上層溫和勢力略有上升之際，或者是社會上自由化氣氛比較濃 厚的時候，全國人大才會開得比較活潑開放。反過來，當中共上層強硬勢力佔優勢 的時候，或者是社會上自由化運動遭受嚴重壓制的時候，全國人大也就變得保守沉 悶。換言之，在中國的民主化演變之風中，全國人大不是風源而只是風向標，與其 說中國的民主化將從人大的議會化開始，不如反過來說人大的議會化將從中國的民 主化開始。中國民主化的風源首先來自於民間民主力量的成長壯大，其次來自於黨 內最高層內部溫和勢力的上升。眾所周知，波蘭的「人大」(當然，波蘭的相應機構 不叫「人大」)議會化是在團結工會勝利復興之後，蘇聯的「人大」議會化則是在戈 爾巴喬夫推行開放與重建政策之後，均可作為例證。 在分析全國人大為何不能發揮最高權力機構這一法定功能時，嚴家其指出了 兩條原因。第一，全國人大的代表要經過二至三次間接選舉，因此廣大選民對全國 人大代表的產生只具有很小的影響力。第二，擁有三千名代表的全國人大實際上是 「三院制」，因此百分之九十的代表在其中不能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意志。這一分析 無疑是符合實際的，也極具啟發性。不過聯想到其它共產國家的狀態，上述分析恐 怕並未切中要害。例如阿爾巴尼亞、古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國家小， 人口少。「全國人大」的代表多半由一次的直接選舉產生，「全國人大會議」也沒 有被肢解為「三個會議」，照說不存在嚴家其所指出的兩個弊端，但這並不曾改變 其同為「橡皮圖章」的附庸角色。由此可見，縱然我們對這兩項弊端都加以革除， 那也並不足以使全國人大變成真正的民意機關，變成真正的最高權力機構。 依我之見，導致全國人大徒具形式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真正的言論自由， 或者說是缺乏具有相當容量的表達異議的言論空間。一旦我們爭得了廣闊的言論空 間，那麼即便是眼下這三千名並非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也會在全國人大上發出相 當體現民意的呼聲；即便是遵循現有的選舉辦法，我們也能選出頗能體現民意的代 表；即便是「三院制」的「全國人大」，也能一躍而成為真正的民意機關並成為全 國的最高權力機構。 四、關於公民請願活動 爭取言論自由是推動自由化民主化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近年來， 國內一波又一波的公民請願活動，正體現了爭取言論自由的英勇努力。 從今年二月底到五月底，我們已經見到八封以上的請願書，簽名者超過兩百 人次。這些請願書的內容分別涉及到懲治貪污腐敗，廢除勞動教養，保障基本人權 ，維護社會公正，以寬容精神對待不同政見，取消因言治罪，重新評價「六四」及 實行憲政改革。在參加請願活動的人中間，有資深的民運人士和異議份子，有「六 四」死難者的親屬，還有一批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例如我在北大求學時的指導教授 、八十五歲高齡的周輔成教授)。其聲勢之大，實為「六四」以來所僅見。是故，有 人將今年稱為「公民請願年」。 這次公民請願活動，意義十分重大。它表明大陸內部的異議人士，在經歷了 「六四」重創之後，正在重新集結，再度出發。值此後鄧時期悄然來臨之際，大陸 異議人士不是消極觀望，坐以待變，而是積極投入行動，努力推動形勢的變化。 眾所周知，今日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一個非共產化的共產黨國家。社會上已經 出現了一個日益增長的「灰色地帶」。在迴避政治敏感問題的前提下，一般人可以 從事自己的專業工作，追求物質條件的改進，去過上一種所謂個人實用主義的小康 生活。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原極權制度漸次消解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現 政權得以維持一黨專制的原因。在這種形勢下，少數異議份子勇敢地發出自己的呼 聲，奮力開拓公共交往的活動空間，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他們的行動能夠 促使灰色地帶的那些人詰問自己是否也應該多做一些什麼事，以便加速專制的結束 ，而不是僅僅躲避它或暗中埋怨它(哈維爾語)。 對於這次公民請願，中共當局並未作出正面的回應；相反，它還對若干參與 者進行傳訊以至拘押。但是，正如我們大家看到的那樣，請願書的參與者們並沒有 在壓力下屈服。作為中國的良心，他們再一次展現出偉大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精 神。這種精神必將激勵更多的人們投入我們的事業。 把這次公民請願活動與六年前的公開信活動作比較，我們應該承認現在的局 勢有著某種困難的一面。八九年初的那次公開信活動，在國內和海外都迅速地引起 連鎖反應。而現在，儘管我們相信暗中持同情態度的人或許比以前更多，但由於「 六四」事件所造成的恐懼效應和政治冷感，敢於公開站出來的人則比過去要少。毫 無疑問，少數異議者的呼喊代表了千千萬萬大眾的心聲；但是，除非那千千萬萬大 眾也來加入我們的呼喊，否則我們就不能形成一股巨大的現實力量，我們就不能有 效地推動形勢的變化。所以，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動員起千千萬萬的 大眾加入我們的行列。 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基本策略是，冒有限風險，打有限戰爭，爭取有限目 標的實現，積小勝為大勝。儘管中共強硬派本能地意識到，來自民間的任何一種自 由民主的要求，都會構成對他們的絕對權力的深刻挑戰，但他們卻並不總是有可能 動用強制力量去壓制這些挑戰，他們並不能隨心所欲地運用暴力。其結果便是，一 種抗拒他們意願、具有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便有機會逐漸形成，並且可以不斷地 擴大。即使六四之後，這種表達異議的空間依然還是存在的，雖然它較「六四」之 前要更為狹小。公民請願活動便是重新開拓這種自由空間的英勇努力。在這裡，我 們應該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方針。譬如說，公民請願這種形式既然有一定的 存活機會，我們就應該重複地使用它，而不必急於採取更高的抗爭方式；當請願的 內容比較溫和時，當局不容易採取直接鎮壓的手段，我們也就不必立即提高訴求目 標，而寧可讓這種較溫和的訴求逐漸浸染蔓延，以得到更廣泛的同情與響應。正如 劉青強調的那樣，我們「應該將目標鎖定在追求實效上，避免大起大落的局面出現 。在形勢有利時，只爭取擴大人權民主的空間，而不爭一步到位但大多會跌倒的危 險。」在形勢出現不利時，我們則要沉得住氣，不放棄也不冒進，在韌性的堅持中 增加實力。採取這種辦法，看起來很慢；但由於它能夠最大限度地防止倒退的發生 ，因而事實上可能更快。回顧百年來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歷史，包括自七八年 來民主牆運動以來十餘年的反反覆覆，相信大多數人會同意我們的結論。 五、關於培植民間力量的幾種方法 公民請願活動贏得了廣大海外人士的熱烈呼應。不過也有人提出尖銳的批評 意見。他們認為向中共當局呼籲人道是與虎謀皮，是「跪著造反」；正確的做法只 能是積聚和培植民間力量，以便形成廣泛而持久的社會壓力。 我不贊成這種批評。道理很簡單，公民請願的直接對像固然是政府，但它實 際上是在訴諸全社會；我們對著政府講話，話其實是講給老百姓聽的。因此它正好 是形成社會壓力的一種有效方式。這就是為什麼和平請願被列為現代社會中公民的 一項基本權利的原因。基於同理，我們也不應把某些異議人士在堅持獨立的反對派 立場的前提下，要求和當局對話，要求參政，以及研究擬定各種具體建國方略的活 動視為「幕僚心態」，視為「想受招安」，視為「要當花瓶黨」。因為這種活動的 意義，也正在於積聚和培植相對獨立於政府的多元民間力量。 記得在幾年前，針對國內只有狹小的自由空間這一特點，我們曾經提出過兩 個策略性口號，一個是「政治活動非組織化」，一個是「組織活動非政治化」。我 們當然知道，唯有憑藉著有組織的政治反對力量，才能實現對權力的制衡。不過在 現階段中國，由於當局的高壓，政治反對組織幾乎沒有公開活動的空間；因此，我 們不得不用非組織性的方式開展我們的活動。換句話，我們要無組織之名而盡可能 地有組織之實——通過交流觀點而獲得共識，通過相互配合而採取共同行動。所謂 「組織活動非政治化」是指，鑒於當前中國，一個准民間社會已經逐步出現，我們 可以建立起若幹不具有直接政治目標的組織機構，從釣魚俱樂部到企業家協會，從 校友會聯誼會到獨立的社會與經濟研究所。通過這些組織和機構，我們可以擴散自 由理念，培養獨立精神，形成自治風格，熟悉民主規範。一旦時機成熟，非組織化 的政治活動就可以及時地走向組織化，非政治化的組織也就可以有效地發揮某種政 治功能。 總之，在艱苦的條件下從事民運，我們必須採取多種多樣的方式，從一切可 能的方面拓展我們的活動空間。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增進彼此之間的瞭解，加強相互 間道義支持，並且盡可能地壯大我們的隊伍。 六、關於反思八九的意義 最近一段時期，在海外，圍繞著對八九民運的反思，展開了一場熱烈的爭論 。 正如《華盛頓郵報》六月四日文章所言：這場爭論可能會是一種健康的傾向 ，如果參加爭論的民運人士能夠克服掉把不同意見者打成叛徒的共產黨思維習慣的 話。 依我之見，在充分肯定八九民運偉大意義的共識基礎上，探討民運方面的策 略得失是極其重要的。我們一些激進派的朋友們宣稱，八九民運的失利與民運方面 的策略全無關係。不論你的策略多高明，只要你是起來反抗專制，當局必然要殘酷 鎮壓。倘接受了這種觀點，一般民主只會對民運望而生畏，敬而遠之，民運便會成 為少數英勇者的孤軍奮戰，那如何還能成功？換言之，最激進的觀點往往導致失敗 主義的結論、悲觀主義的結論，因而也就是消沉、無所作為的結論。正確的觀點只 能是：我們必須讓民眾相信，民運不僅是正義的，也是一定能夠勝利的。如果說八 九民運未能取得勝利而是遭到殘酷的鎮壓，那只是因為我們的鬥爭策略不大高明的 緣故。要投入民運免不了要冒些風險，但我們完全有可能避免對方的暴力鎮壓，或 者是把這種暴力鎮壓降低到很少的程度，避免民運的有生力量遭受重大損失，避免 廣大普通參與者遭受迫害。我們完全可以穩紮穩打，一步一步地擴大我們的自由空 間，並不斷地積小勝為大勝。除非我們讓廣大群眾相信這一點，才會有大量的群眾 能夠投身於我們的運動、我們也才有勝利的希望。正是在這一點上，激進派的朋友 們簡直是在為民運幫倒忙。為了中國民運的再出發，我們必須批評這種激進思想。 這就是我們當前爭論的目的所在。 七、關於「激進」概念 在這場爭論中，「激進」是一個很有爭議的概念。有些人把這場爭論和文化 界關於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爭論聯繫在一起。不過對我以及不少和我觀點相似的 朋友而言，問題還沒有那般複雜。我們所批評的激進，是指策略上的激進而不是指 原則上的激進。事實上，和蘇聯東歐的民主運動相比，中國的八九民運還要溫和得 多。假如我們把激進定義為那種不肯妥協、不肯退讓的強硬態度，那麼在八九民運 中，恰如蘇曉康所言，最激進的無疑不是民運而是中共，不是學生而是鄧小平。八 九民運之未能導致良性結局，對中共而言，非不能也，乃不願也(參見拙作《從自由 出發》第五節)。 芝加哥大學鄒讜教授在《天安門：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一文中 ，對八九民運中民運方面的「激進」作出細緻的說明，茲抄錄如下，相信對讀者會 有所啟發： 「在此『激進』一詞用於描述一種理想主義者，當實現預期目的的機會減少 時，這種人反而願意冒更大的風險。這種激進份子只能生活在良知倫理中，而完全 忽略了責任倫理。他們生活在理想和絕對自由的夢幻世界裡。他們從行動中獲得一 種解放感。別的一切均無關緊要。他們更想表現對理想的獻身，而非達到政治成功 。然而，應該說明，他們並不主張使用暴力。」 我在《八九民運反思》中對激進的理解，大體上與上述說明一致。不過我還 有另一層意思。我認為，激進派之所以甘冒更大的風險，並非總是出於不考慮成敗 ，而且也是因為迷信「越壞越好」的辯證邏輯，以為對方的壓力越大，自己一方的 反抗必定越堅決，因此越能夠取得更徹底的勝利。所以他們常常把妥協視為投降， 視為放棄徹底勝利的機會。只要看一看在廣場上，是哪些人專門將提出妥協方案者 斥為「學賊」、「叛賣」，情況就很明白了。現在，有些人試圖否認廣場上曾有過 激進與穩健兩派策略之爭，並指責這種區分是在分化民運隊伍。然而，僅以柴玲五 ·二八錄影講話為例，其中，柴玲就先後五次批評了其他持有不同主張的學生領袖 ，聲稱「隊伍並不十分純潔」，指責那些勸說學生撤離廣場的同學是受到政府收買 ，還說「絕對有證據」；她把那些「要求政府不要採取行動」的同學和上層人士一 概斥之為貪圖私慾而出賣運動，是運動中最可悲的事，等等。由此可見，廣場上有 分歧，民運隊伍自身並不完全一致，乃是不容否認之事。問題只是在於：我們究竟 是把這種分歧歸結為「百分之百的」民運領袖與「學賊」、「叛徒」之爭呢，還是 歸結為同屬民運人士而僅僅是激進與穩健兩種策略之爭。 八、關於「見壞就上，見好就收」 阮銘在《末日審判前的賭博》(見《爭鳴》九五年六月號)一文中，有三處涉 及到我的觀點，在此我不妨略作澄清。 1、阮銘指責《紐約時報》文章捏造了一個所謂激進派學生領袖的「誘殺策略 」，而據阮銘說我早在《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就提出過類似的觀點了。 這顯然是對我《反思》的誤解。我在《反思》第二章專門討論八九民運的結 局問題。因為在當時，有不少人否認八九民運遭到了失敗，他們堅稱那是成功，而 且還是偉大的成功。為了駁斥這種見解，我提醒人們注意，成功的本意是後果符合 於目的。八九民運既然是以流血為結局，那麼，除非你事先就抱有流血的預期，否 則你就不能將之稱為成功。照此說來，只有柴玲五·二八講話中關於「期待流血」 一段話或許可以算作證據。我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我引用柴玲那段話，僅僅是為了 更全面、更徹底地回答八九民運成功論，其中並沒有認定柴玲持有這種或那種策略 的意思。至於我對柴玲那段講話的評論，《回首天安門》一文已有詳述，茲不重複 。 2、阮銘提到我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策略，不過他並沒有正面評論過這 一策略。他只是說對於「好」或」壞」的判定，對「上」或「收」的時機把握都是 很難測定的。這一點我在《反思》第四章第十三節已經作出細緻的分析，建議阮銘 再讀一讀。此其一。 第二，阮銘引用了我在五月二十一日一篇文章中的幾段話，其中我講道，在 戒嚴令下達後，民運應該「見壞就上」。阮銘寫道：「我實在看不出這策略的『穩 健節制』在哪裡？」 對於阮銘的上述疑問，我需要多說兩句。 所謂「見壞就上，見好就收」，包含著如下兩層意思： A、沒有「見壞就上」，就不可能有「見好就收」。面對專制的高壓，我們必 須敢於鬥爭。如果我們選取了恰當的訴求目標和抗爭形式，我們就有可能形成強大 的壓力，促成政府內部的某種分化即促成政府內部溫和勢力的上升，於是，政府作 出某種讓步，我們擴大了自己的自由空間。這時我們就應該「收」，也就是作出階 段性妥協，鞏固自己已經贏得的陣地。其結果便是我們爭得了有限的成功。 B、如果我們見好不收，那就有可能使得政府方面又再次轉為強硬並施加更大 的壓力；而在這個更壞的壞面前，我們很可能上不了，上不起，因此就導致了失敗 。 回到八九民運的問題上來。我的看法是：「在戒嚴令之前，民運未能見好就 收；在戒嚴令之後，民運未能見壞就上。這可以說是八九民運的兩大失誤。但是， 嚴格說來，我認為八九民運只有一大失誤，那便是前一個失誤。因為，要求廣大民 眾在巨大的危險面前長盛不衰，屹立不動，那顯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因而 是一種脫離實際的過份要求。」(《反思》第四章第十七節。)不難看出，我始終強 調的是民運應該善於「見好就收」，因此它當然是「穩健節制」的。至於說在失去 了「見好就收」的機會之後，面對著更壞的壞時我們應該怎麼辦，我承認那是一個 極其棘手的問題，我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進吧，勝算不大，還可能招致更嚴 重的犧牲；退吧，或許可以減少犧牲，但卻使運動歸於挫敗。所以我們最好不要把 自己搞到這般田地，所以我們務必要學會見好就收。一旦我們不幸而陷入進退維谷 的困境，理論上較好的辦法就是：再上一次或幾次，贏回部分主動，然後再撤退。 我提到「凱旋在子夜」的計劃，提到八六—八七年學運，北大學生深夜進軍天安門 救回被捕同學一事，它們都不失為在困境中求得一種相對較好或曰相對不太壞的結 局的辦法。因此那和我在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觀點並不矛盾。 阮銘還引用了我《反思》中另一段話。其中講到犧牲的意義，講到「倘若屠 殺一直拖延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阮銘大概是想暗示 讀者我其實是更大的激進派，是不惜流血換取勝利的更熱烈的倡導者。然而在實際 上，我這段話並不是出自五月二十一日那篇文章。它並不是我的主張，並不是我的 結論，而只是我對別人提出的一種可能性作出的理論分析。記得在當時有一種流行 的批評八九民運的意見，這種意見不是批評八九民運未能「見好就收」，而是批評 它未能「見壞就上」，為什麼趙紫陽不挺身而出站在民運一邊呢？為什麼支持民主 的軍人們不掉轉槍口反擊強硬派呢？為什麼示威者不堅持到底流血犧牲以喚起民眾 更有力的鬥爭呢？八九民運為山九仞，到頭來卻功虧一簣，「離大革命還差一步」 。為了理論的周延，我必須對這種意見加以分析。我無非是承認這種絕處逢生的可 能性是多少存在的，雖然它終究沒有變成現實性，如此而已。 在此，我順便回答一下白夢的一個觀點。在《天安門審判》中白夢寫道：「 我以為，我們不能因為最後的屠殺去認定堅守廣場在策略上就一定是錯誤的。如果 當時真的堅持到了人大常委會的召開，或者軍隊中的某一將領為了順乎民意而反戈 一擊，八九民運中的一些現實目標不就達成了嗎？要知道，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很有 可能發生的。」這個觀點是白夢所有觀點中最有份量的一個觀點，也是最能表露他 激進特色的一個觀點。如前所言，我可以承認這種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但我仍然 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太過冒險。除非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否則，誰 會認為把全部身家性命去作一次成功率不高的投資是明智的呢？搞民運當然要冒風 險，因此，英雄主義、獻身精神永遠需要，絕對需要。但是，作為民運的發起者和 領導者，我們應該努力在事前對風險程度作出估測，我們應該努力把風險控制在我 們和一般參與者能夠承受的程度。不成功而成仁的烈士榜樣固然十分重要，然而我 要說的是，為了民運的發展與勝利，不成仁而成功的榜樣也同樣重要。 3、阮銘指責我在《回首天安門》一文中「為《紐約時報》圓謊」。這一指責 包含了至少三個錯誤。 A、阮銘宣稱：「泰勒引述柴玲在錄影訪問中說的『她控制的領導集團的秘密 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對待徒手的學生』這句話在《柴玲五月底錄影講話》全文中 根本沒有。」因此便是「向全世界撒了一個彌天大謊」。然而問題在於，泰勒分明 採用的是間接引語，而間接引語當然不必和原話一一對應，那麼，阮銘在原文中找 不到這句話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眾所周知，採用間接引語的意義正在於把別人冗 長的原話加以簡化概括。由於柴玲講到期待流血，講到了她如何抵制那些勸說學生 撤離廣場的投降派，講到了她如何抵制那些要求政府不要採取行動的各種別有用心 的人士，講到了她對廣場上血流成河之後全國人民擦亮眼睛團結起來的樂觀估計， 並且表明她不會將這些想法告訴廣大同學，以及如此等等；因此，記者得出「the hidden strategy of the leadership group she dominated was to provoke the Government to violence against the unarmed students」這種概括。你可以說 這種概括不夠準確，但那畢竟不能稱之為「彌天大謊」。否則，這個世界上的「彌 天大謊」也就太多了。 B、我無非是根據英文對柴玲講話所作概括的那個hidden strategy詞組，指 出其中譯「秘密策略」可能與原文間發生意義上誤解，在這裡，當然英文才是原文 ，而中文只是譯文。 C、阮銘充其量可以批評我的那番辯析不準確，但若指為「圓謊」則未免過份 ，且大有誅心之嫌。如此說來，阮銘的指責不是太粗疏、太武斷了嗎□ ——《北京之春》1995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