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封從德 一 讀了封從德的文章《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見本刊上期)，我第一個感覺是 ：怎麼這樣不經誇。六月三日，我們剛剛在《北京之春》編輯部舉行了研討會。如 劉賓雁所說：「大家在應該總結這一點上達到共識，不同的意見也能心平氣和地交 流。」(《新聞自由導報》九五年六月九日)然而，在幾天後寫成的這篇文章中，封 從德就失去了心平氣和的態度，豈不令人遺憾。 最能表明封從德失去心平氣和態度的莫過於他那篇文章中的這樣兩段文字。 1、封從德批評我「要自己書寫歷史，野心也太大了一點，就是以前皇帝想做 也沒有做到的。」 按：在《中國民運反思》一書封面，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編輯摘登了我的一段 話，全文是：「人們用兩種方式書寫歷史：一是行為，一是文字。當代中國歷史的 困境在於：我們有著相當豐富的英雄行為，但卻只有相當貧乏的文字記錄。沒有自 己書寫的歷史意味著沒有確定的坐標。挖掘被刻意埋沒的事實，重視戲劇性場面背 後的努力，我們必須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 如此簡單清楚的一段話，如何會招致封從德如此強烈的批判。我不大相信那 是因為封從德的理解力不夠，我看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在鬧意氣。 1、封從德寫道：「其實，最令我為海外民運捏一把汗的是胡平的功利意識。 胡平在《反思》中，反覆強調『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沒有這種強烈的、 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們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 我完成。」 按：在《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反思》第二章第三節)中，我寫道： 「我希望借此來檢討一下在我們民運人士中間普遍存在的那種過度的浪漫主義情調 ：當許多人在為一種他們堅信是正義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業奮鬥時，他們經常有一 種不關心成敗、至少是不以最大的注意力去關心成敗的傾向。這種心理在道德上也 許是很偉大、很動人，但在政治上卻不一定是很合適的。我們必須懂得，當我們投 入一場現實的民主運動時，我們決不僅僅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證明自己的良心 ，實現真正的自我，也絕不僅僅是為了讓全世界向我們致敬，讓歷史記住我們的名 字，讓後人感佩我們的精神。更重要的，我們是為了取得實實在在的成功，是為了 改進我們的生存的環境，是為了讓所有的人能夠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一些。沒有這種 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們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 德上的自我完成。」 奇怪的是，為什麼我們抱有改進生存環境、讓所有的人能夠生活得更好的意 識竟然會讓封從德「捏一把汗」呢？我並不認為封從德是一個罔顧自己行為的客觀 效果的人。他早就對自己在八九民運中干擾對話的進行一事作過誠懇的檢討；因此 我更傾向於認為，現在他對功利意識的強烈反對，多半是情緒化的反應而已。但也 不盡然。在六·三研討會上，吾爾開希講到「我們最原先的目的是希望能夠把中國 的反對派的空間拓大一點」時，封從德迫不及待地打斷說：「應該說是『你們』。 」(見本刊上期)看來，封從德很在意把自己和那些懷有功利意識的人們劃清界限的 。按照鄒讜關於「激進」的定義「……他們更想表現對理想的獻身，而非達到政治 成功。」(參見本刊上期我的《時局與策略散論》)如此說來，即便我們想說封從德 不是激進派，只怕他本人也堅決不答應。 二、 封從德堅持把八九民運定位為「新民主的啟蒙運動」(見六·三研討會發言， 本刊上期)，言下之意是，只要發揮了啟蒙的作用，其餘一切均可不計。可是，正像 吾爾開希反問的那樣：為了啟蒙，「死了這麼多人，代價是不是太大了？」當然， 一談代價，便涉及功利，所以封從德大概有權不予回答。我完全承認，不計代價可 以是一種很崇高的精神。文革中，遇羅克因發表《出身論》一文而被判處死刑。難 友張郎郎問，為了一篇文章就犧牲生命，值不值得？遇羅克坦然答道「值得」。誰 能說遇羅克不偉大？不過在這裡，不計代價是指不計自己的代價。如果換成是別人 付代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必重提那段引起爭議的柴玲五·二八講話。重要的 是，縱然啟蒙者事先想到的犧牲只是自己，只是那些和自己一樣的先鋒勇士，一旦 啟蒙運動的後果竟然是導致了別人的犧牲，導致了普通民眾的犧牲，我們難道也可 以不聞不問、不理不睬麼？不錯，人民遭受犧牲乃是統治者血腥鎮壓的結果，罪責 無疑是在統治者一方。但是，啟蒙者是否可以宣稱我們只關心別人是否「擦亮了眼 睛」而對別人的生存環境變好變壞絲毫不放在心上呢？啟蒙者是否可以把考慮別人 的利益這種功利意識也嗤之以鼻、不屑一顧呢？ 再者，啟蒙，啟什麼蒙？誰啟蒙誰？按照一些朋友的觀點，八九民運使中國 人民擦亮了眼睛，認識到共產黨的專制本性。我承認八九民運起到了這種作用，但 我必須補充一句說，人民對共產黨專制本性的認識「事實上早在八九民運之前就基 本上完成了」，「否則也就不會發生八九民運了」(《反思》第二章第二節)。既然 我們都認定八九民運表達了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專制的強烈不滿，可見是人們具有對 共產黨專制本性的認識在先，爾後才有八九民運；而不是先發生了一場沒來由的八 九民運，爾後人們才認識到共產黨的專制本性。舉一個例子就夠了。四·二七那天 上午，學生們決心衝出校門上街遊行，許多老師親友在校門口苦苦勸阻。注意：他 們不是因為太愛共產黨而擔心你們「犯錯誤」，他們只是太怕共產黨因而擔心你們 被鎮壓。由此可見，倘若依照激進派朋友的觀點，把八九民運的啟蒙意義歸結為使 人民認識到共產黨的專制本性；那麼我們就必須說：是勸阻者早就具有了這種清醒 的認識，倒是遊行者原先似乎還認識得不清楚。也就是說，所謂啟蒙，實際上不是 啟蒙者(即遊行者)在啟蒙被啟蒙者(即勸阻者)，而是被啟蒙者在啟蒙啟蒙者。這不 是很滑稽嗎？ 其實，八九民運的啟蒙意義主要並不在於使人民認識到共產黨的專制本性。 八九民運的真正啟蒙意義在於：學生們通過自己英勇而成功的實踐，使得人民認識 到那個本性專制的共產黨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壓力下退讓妥協以至改變，它使得人民 克服了對專制政權的恐懼心理，建立起對自身力量的寶貴信心。正如西方學者指出 的那樣：民主是經由多次重複的有正面心理效應的策略逐步建立起來的制度和習慣 。可惜的是，六四事件又使得這種啟蒙意義遭到嚴重的損害，它使得許多人又重新 回復到當初勸阻者那種無力感和悲觀心態。因此，即使著眼於八九民運的啟蒙性， 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它未能取得成功。我之所以寫下《反思》，目的就在於讓大家認 識到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六四事件的發生並非必然，它們也是我們自己的策 略失誤所致，而這些失誤決不是不可能糾正的；從而重建非暴力抗爭的信心(《反思 》第六章、第七章)。 三、 在爭論或論戰中，論者最需警惕的一點是，千萬不要抱著「凡是對方肯定的 我就要否定」這種態度；因為對方的觀點未必一無是處，你若採取不加分析便一味 否定的態度，到頭來往往會使自己陷於尷尬。這不幸正是封從德文章和講話的一個 弱點。 譬如說在《反思》中，我寫道：「一場運動過去了，它能給人們留下什麼， 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能從這場運動中挖掘出什麼。」為此，我寫下了對八九民 運的總結。封從德為了徹底駁倒我，他乾脆宣佈「現在就想對八九年這麼一場運動 作評價，我覺得好像為時過早」。他進而宣佈：「歷史一般來說不是當事人自己來 評，而是後人來評價的。」我想中共當局一定很願意接過封從德的這個主張。面對 著人民要求重新評價八九和六四的呼聲，當局很可以用「為時過早」為理由予以拒 絕；當局很可以說對六四一事的重新評價最好交給我們的下一代人。倘若當局果然 作此宣佈，試問封從德們將何言以對？ 再舉一例。我指出，八九民運的主要失策在於未能見好就收。這也就是說， 假設我們在當時做到了見好就收，八九民運就不會失敗，六四事件就會避免。為了 徹底駁倒我，封從德又提出了一個論斷，他聲稱不能依據假設來討論歷史評價歷史 。白夢也發表過同樣的主張。白夢說：「歷史是不能夠假設的，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常識。就像我們現在不能假設說：如果當初共產黨的革命沒有成功，或者中國沒有 選擇共產主義，從而得出中國現在肯定是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結論一樣荒唐 。」請問白夢和封從德：你們是否認為，像如下一句假設——如果毛澤東不發動大 躍進，就不會出現三年大饑荒，就不會有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也是荒唐的呢？ 如果歷史真的不能假設，人們如何還能對之討論和評價呢？我們討論歷史評價歷史 ，這本身就暗含了一個前提；即歷史上已然發生之事未必都是必然要發生的，當事 者並非沒有自由選擇的空間，因而另外一些可能性是確實存在的；據此我們方可進 行褒貶揚抑。這才是「最基本的常識。」 順便講一講白夢的另一句驚人之語，白夢宣稱「無知並不是錯誤」。我不懂 醫術，但我不冒充內行去給別人開藥方動手術，我自然沒有錯誤。你不懂醫術卻硬 要給別人開藥方動手術，沒治好病人倒把別人治壞了，你怎麼能說沒有錯誤？其實 ，白夢的意思本來還不至於這麼荒唐。白夢的本意無非是說，當初大家堅守廣場， 目的是為了瓦解當局的暴力鎮壓，取得一場菲律賓式的和平革命的偉大成功；殊不 料中共當局的殘忍超出了我們事先最壞的估計。假如白夢的話說到這裡為止，那本 來是相當正確的。可惜他要畫蛇添足，加上一句他自以為警辟的格言式的句子「無 知不是錯誤」，反而使自己顯得很荒唐。我一再說，我們在八九民運中犯的錯誤是 情有可原的，但情有可原的錯誤畢竟是錯誤而非正確；如果我們連事後都不肯承認 那是錯誤的話，那就不大好原諒了。 四、 封從德批評我在進行理論分析時，「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這 個問題很嚴重，值得多談幾句。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封從德對「第一手材料」的理解過於狹隘。他以為只有 當事者的敘述或回憶才叫第一手材料。其實，對於八九民運這樣一樁引起全世界媒 體密切關注的事件，各種媒體的現場報導和採訪記錄也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它們並 不一定比當事者的敘述或回憶更不可靠。《反思》一書依據的事實大體上只限於那 些最一般、最基本的事實。這些事實經由多種獨立的媒體而加以披露和相互印證， 因此具有相當的可信性。迄今為止，我尚未發現任何有份量的反證，足以動搖我在 《反思》中對八九民運的敘述與分析。 我當然知道，像採訪記錄和錄音整理一類文字，在未經本人審閱的情況下， 有可能和原話有所出入。不過在這時，通常應由當事者自己出面作出公開的更正， 不一定非要讀者再拿著發表的記錄文字去向當事者求證不可。假如《紐約時報》刊 出了一篇柯林頓總統談論外交政策的文字，又假如柯林頓本人或白宮新聞秘書都不 曾就這篇文字發表過任何更正聲明；那麼，讀者自然會把這篇文字當作分析評論柯 林頓外交政策的一個材料(而且還是第一手材料)。如果柯林頓在聽到別人分析評論 之後才發現先前報上刊出的文字與他的原話有出入，那麼其責任一是在報紙，一是 在白宮。讀者是沒有責任的。柯林頓不能抱怨讀者不向他求證。 我們知道，有關柴玲等人在八九民運中的活動及言論，各媒體早就作過大量 的報道。但是直到這次爭論之前，我們從未聽說這些當事者們發表過什麼公開聲明 ，指出報道有何失實。此其一。第二，更重要的是，當人們根據媒體的報道即封從 德所謂的「第二手材料」而對柴玲等人表示高度的讚美與褒獎時，這些當事者們從 不要求別人務必要事先向自己求證，從不責怪別人做事不嚴謹。這就是說，所謂「 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倘若是「急於批評」，那當然絕不許可；但倘 若是「急於讚賞」，那就是來者不拒了。這種雙重標準難道也是合適的嗎? 五、 對所謂「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這一原則性的批評，我暫且只回 應這麼幾句。除非封從德等人要求繼續爭辯，否則我便到此為止。以下不妨再作一 番具體分析，看一看在封從德指陳的那些具體事例上，我究竟是不是有什麼偏差。 1、封從德寫到：胡平早在《反思》一文中「便對柴玲那個『遺言』(即五· 二八講話——引者注)作斷章取義的評論，乃今日『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之最初 版本，是今日漸成氣候的聲討柴玲之始作俑者。然而，胡平那麼早引用柴玲的話， 卻從來沒有看過柴玲錄像本身！甚至連柴玲和任何指揮部成員，胡平也沒有對他立 論之論據作過任何求證。」 在這裡，封從德把兩件不同的事情混淆在一起了。引證材料的方式及對引證 材料的理解和批評是否正確，這是一回事；被引證的材料是否可靠，這是另一回事 。所謂斷章取義，那是指前者，與後者無關。我在《反思》中引用了柴玲五·二八 講話中的幾句話，材料來源之一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於八九年八月出版的那本《天 安門·一九八九》。迄今為止，當事者們均不曾對該書中柴玲五·二八講話一文提 出過任何更正聲明。封從德充其量可以批評我引用的方式不正確，或者是對所引文 字的理解不正確，那和「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的批評卻扯不上關係。 其次，我在《反思》中引用柴玲的幾句話，僅僅是說明柴玲曾經有過「以流 血犧牲喚起民眾」的意圖，這和今日「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版本顯然有很大的 不同。除非你否認柴玲有過「以流血犧牲喚起民眾」的考慮；否則，你就不能批評 我的引證是斷章取義。 2、封從德說，胡平在《回首天安門》一文中「提到五月二十一日那個決議， 並指責柴玲『身為廣場示威者的直接領袖』，不該獨自求生。此言差矣」。「因為 ，五月二十一日的廣場上，柴玲和絕食團指揮部，早已隨著十九日的復食而不再是 『廣場示威者的直接領袖』，而在當時夠得上這一稱號的，實際上正好是吾爾開希 和北高聯，而廣場指揮部之接任，是在五月二十三號。」以此為證，封從德批評我 「採用的第二手材料一點也靠不住」又「急於總結別人的『道德』與『責任』」因 此很有問題。 對於這一批評，我答覆如下：不錯，絕食團指揮部在五月十九日宣佈了復食 。按照幾位指揮部成員事後的講述，他們都認為在當時自己的領導使命已經結束或 基本結束。但問題是，既然絕食團及其指揮部並沒有宣佈解散，許多絕食團的同學 還在堅守廣場，因而客觀地說，我們就不能認為指揮部的作用已經消失。應該說指 揮部仍然是「廣場示威者的直接領袖」，即便它不是唯一而只是之一，即便它的重 要性已經比不上北高聯。這件事倒過來想想就很清楚。假如絕食團堅守廣場的同學 們得知你們幾個做頭頭的，在獲悉軍隊要鎮壓的消息後，也不和大家打聲招呼就各 自躲避起來，他們難道會認為這種做法是妥當的嗎？我在文章中特地指出，因為你 們那時候以為中共只是要槍打出頭鳥。一般同學並沒有什麼大危險，所以先自己躲 了起來；故而其錯誤還是「比較情有可原的」。在這裡，我引用的事實決無偏差， 分析批評也不失為中肯周全；我看不出封從德的指責有什麼根據。 3、封從德列舉的又一個事例是：「胡平在五年前的《反思》中，也有同樣的 混淆和顛倒，比如他說戒嚴之前應當『見好就收』，尤其五·一六與李鵬『對話』 就應當收，並把帳算到指揮部頭上，說沒能收是由於指揮部的阻撓。這也是顛倒的 。眾所周知，正是絕食團指揮部(李祿和柴玲)在五·一九宣佈了復食，而北高聯的 實際運作者王超華和我卻是在阻止復食的。」 這段文字可謂前言不搭後語。絕食團指揮部既然是在宣佈戒嚴的五·一九才 宣佈復食即收，這和我所說的應當在戒嚴之前收一話分明是兩回事，前者如何能構 成對後者的反駁？絕食團指揮部在五·一九之前一直反對收乃是事實，可見我的批 評並沒有錯。況且，我並沒有把戒嚴之前該收而未收的失誤全歸在指揮部頭上。事 實上，我在分析戒嚴之前該收而未收時，根本沒提到「指揮部」這三個字。我只是 在論及運動後期堅守廣場一派意見時順便寫道，「柴玲是運動中的強硬派。在此前 數次有利形勢下其它領袖主張撤離時，她的極力抵制起到了不少的作用。在這一點 上，我以為她的意見是錯誤的。」這話和事實並無出入；同時，這也不意味著我把 該收而未收的失誤只歸在柴玲一人身上，等等。封從德指我犯了「混淆和顛倒」的 錯誤，真不知從何談起。 六 封從德批評道：「胡平一心一意要在八九學運總尋找『激進派』和『穩健派 』的決然對立，客觀上是在學運骨幹中製造分裂與敵對……從理論深處講，並沒有 跳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 在封從德看來，只要承認民運隊伍中有不同的策略之爭便是製造分裂與敵對 ，就是落入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如此說來，在美國的政治中，有民主黨與共和黨之 爭，有自由派與保守派之爭，豈不也是在製造分裂與敵對和落入共產黨的鬥爭哲學 ？封從德否認民運內部有派別之爭，這是對民主的誤解。封從德把派別鬥爭歸於共 產黨的鬥爭哲學，這是對共產黨鬥爭哲學的誤解。其實，否認派別鬥爭才是共產黨 鬥爭哲學的特色。共產黨不承認派別鬥爭的正當性。共產黨鬥爭哲學的基礎並非歧 異或多元，而是統一、一致。它認定在人民內部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它才把任何不 同的政見都打成敵對勢力而堅決鎮壓，共產黨鬥爭哲學的鬥爭二字，其本意是鎮壓 、是專政，而決不是承認彼此都享有同等的權利依據一定的規則互相爭辯和競爭。 封從德否認八九民運中有激進派與穩健派兩種策略之爭，但他又附和柴玲五·二八 講話，一味指責其它學生領袖是「野心家」。正如我在《時局與策略散論》中所說 的那樣：「廣場上有分歧，民運隊伍自身並不完全一致，乃是不容否認之事。問題 只是在於：我們究竟是把這種分歧歸結為『百分之百的民運領袖』與『學賊』『叛 徒』之爭呢，還是歸結為同屬民運人士而僅僅是激進與穩健兩種策略之爭。」正所 謂「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激進派朋友不准別人稱他們為激進派，他們 卻毫無顧忌地指責別人是叛徒，是野心家。這和共產黨鬥爭哲學倒頗有幾分相像。 封從德說：「廣場上的情況，遠遠超出了胡平的想像，哪裡是『不撤=激進， 撤=穩健』這麼簡單的公式可以涵蓋？」話講得不錯，可惜是無的放矢；因為我從來 未講過「不撤=激進，撤=穩健」這麼粗糙的話。封從德無非是發現，在整個八九民 運期間，不少人的觀點有過變化，你很難用激進與穩健的二分法去「一刀切」。這 不足為奇。我們知道，美國政治有民主黨與共和黨兩大黨之爭，可是在不少問題上 ，包括選舉總統，兩黨中都不乏跨黨投票的現象。再以中共為例。我們說中共內部 有改革派與保守派之分或溫和派與強硬派之分；然而這種區分也不是那麼截然兩斷 ，其間常有交錯或變換。事實上，派別的區分本來就只有相對的意義。我們既不能 對派別的概念作機械僵硬的理解，同時也不能否認派別概念的效用。 我並非沒有注意到，在八九民運中，一些本屬穩健的學生領袖也曾經有過貌 似激進的表現。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不可一概而論。不過其中很普遍的一個 原因是這些穩健派學生領袖對激進派無能為力，退讓遷就的結果。換句話，在同樣 是激進的行為中，有些人是出於主動，有些人是出於被動。例如在五·一八與李鵬 對話中，「吾爾開希說廣場上是多數服從少數，這明顯是個失誤，」「我們知道， 早在五月十六日閻明復來廣場時，吾爾開希就主張撤，由此可以推斷他在五·一八 對話中的強硬立場，並非出於他個人意願，而是為了代表廣場上一些同學的要求。 所謂多數服從少數之說，說明了在廣場上許多同學之所以堅持不撤，在相當程度上 是為了遷就更激烈的少數同學」(《反思》第四章第二十一節)。正如吾爾開希和沈 彤在最近的反思中講到的那樣，這是他們的無能和失職，為此他們應當負責任。《 紐約時報》文章也講的是「在那六週期間穩健節制是否曾向激進強硬派讓步」。被 動的激進當然也不對，但它畢竟和主動的激進有所不同。這就是說，即便在整個廣 場都呈現出激進化的情勢時，激進與穩健的分歧仍然是存在的。據說在台灣的學生 運動中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先是有幾個激進份子宣佈絕食，一下子成了運動的中心 ；這時，穩健派一方就派更多的人參加絕食，力圖使穩健力量在新形成的中心中依 然保持數量上的優勢，然而再藉機轉向。八九民運中是否也有類似之事，人們不妨 深入研究分析。我這裡只是想強調激進與穩健兩派之分乃不容否認的事實，我們要 善於從撲朔迷離的政治鬥爭現實中找出有意義的線索，而不要停留在一片混沌之中 。 七、 在《見壞怎麼上？見好怎麼收？》一節中，封從德集中批評了我在「八九年 極端的激進」。 封從德也加入了批評激進策略的行列，這多少表明了封從德認識到八九民運 中有過激進策略的失誤。既然我們爭論的關鍵不在於誰對誰不對，而在於什麼對什 麼不對，那麼就這一點而言，封從德今日的觀點應該說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細讀封 從德的這段文字，我又不得不遺憾地發現，其實封從德並不是真的在那裡批評激進 策略或探討八九民運中的策略得失，他只是在反唇相譏而已。 問題在於，即便我就像封從德批評的那樣，當年也犯過激進的錯誤，但只要 我能較早地認識到這個問題並認真地總結經驗，那總是做了一件正確的事。在大躍 進初期，彭德懷也講過不少大話昏話，但誰又能否認他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糾正大躍 進的錯誤是一件正確的行為呢？毛澤東本來也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也打算糾偏， 可是他不能容忍有人先於自己發現錯誤和起來糾正錯誤，反而對別人耿耿於懷。這 種態度倒是我們應該極力防止的。 在封從德對我的批評中有若幹不實或不當之處，對此我略加解釋。 封從德寫道：「胡平八九年極端的激進，不僅停留在言論上，而且努力落實 在行動中。據當時的民聯骨幹楊巍說，戒嚴後，民聯內部對胡平『見壞就上』的主 張深為不安，要他以民聯主席的身份向國內建議撤離廣場，卻遭到胡平的壓制。」 這段敘述與事實不合。首先，對於我那篇《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文章，我並未 聽到民聯內部有誰表示過反對意見。其次，關於楊巍一事，情況是這樣的：八九民 運後期，出獄不久的楊巍從上海打來電話，他向我講到他對運動的幾點建議，並希 望我授權他以民聯的名義向學生們正式提出這些建議。我以為他的建議不錯，我只 是沒有答應他以民聯總部的名義提出這些建議，因為我吃不準那樣做是否合適。事 後，我把這次通話的內容寫成文字，發表在第二天的《世界日報》。後來，楊巍的 妹夫(在美國)打電話給我，擔心這段報道會給楊巍招致危險。我回答說：考慮到楊 巍和我的通話以及他對運動的積極介入，難免不會被中共當局知悉；如果我不及時 地公佈楊巍建議的全部內容，當局很可以使用諸如「與海外反動組織秘密勾結」， 「受海外反動組織密令從事反革命活動」等含糊籠統的指控，那也許會給楊巍帶來 更大的危險。作為民聯主席，我為民聯擁有如此優秀的盟員而深感驕傲。我把和楊 巍的通話迅速地公諸於世，可見全無壓制之意。如果封從德願意去查閱一下當年那 份報道，相信他會改變自己的看法。 封從德還提到了劉曉波與民聯的關係。這個問題很簡單。作為朋友，我對於 劉曉波毅然回國之舉和對民運的熱情投入始終是很敬佩的。劉曉波並非民聯成員， 他之決心回國以及他在運動中的所作所為也非民聯授意。 最有趣的一點是，封從德根據我《反思》中的幾句話，將我歸入激進派。這 顯然是誤解。和阮銘一樣，封從德沒有分清在我的有關文字中，哪些話是我自己的 主張，哪些話是我對別人提出的一種可能性作出的理論分析。我想提起封從德注意 ，不論是在五年前寫成的《反思》中，還是在前不久寫成的《回首天安門》中，我 都不曾對運動後期堅持固守廣場的一派意見作簡單否定。道理很簡單，即便在毫無 取勝希望的情況下，有人自覺自願地以身殉道，那總是可敬可佩的。我從不認為， 一見危險來臨大家便作烏獸散才是最正確的選擇。我主張見壞就上；但是，倘若我 們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群體作決策時，我們必須要考慮群眾自願承受風險的能力， 我們必須要考慮如何上、上到什麼程度。因此我認為在運動後期廣場上關於撤與不 撤、關於這樣撤還是那樣撤的爭論仍是有意義的。眾所周知，我始終認為八九民運 的主要失策在於未能見好就收。我在《反思》第四章第十五節《關於「見壞就上」 》和第十六節《關於打不贏就跑》的分析，無非是從另一個角度去加強我這一結論 的說服力，它既不是對這一結論的否定，也不是自相矛盾或前後不一致。希望封從 德把整個第四章從頭到尾地讀一遍，理清別人的思路，這樣再討論起來會更有成效 些。 八 封從德對柴玲的五·二八講話作出了自己的一套解釋。這為讀者增加了又一 種觀察角度，因而是有價值的。可是，封從德卻指責別人，說「不知情的，以為柴 玲說了『不會留在廣場』，便是『自己求生，讓別人流血』，未免小人之心」。這 話就不大妥當了。就算柴玲確實別有一番考慮，但是既然她沒有明確講出這些考慮 ，甚至於也沒有給出暗示，而讀者當然只能根據講者的講話本身去進行分析評價； 那麼，一旦在讀者的理解和講者的意圖之間出現差距，你又怎麼能去怪讀者的心術 不正嗎？ 另外，封從德替柴玲所作的那套解釋也缺乏說服力。按照封從德的解釋，柴 玲五·二八講話有三條內在線索。一，求生的意志。這條線索是柴玲講到了的。封 從德說這一線索「直接與民主自由的理念相聯」，參加民運「不是求死，而是求生 」。孤立地看，這話當然不錯；但放在五·二八的背景下，那卻有些不合適。沒有 人會甘心讓共產黨毀掉自己；但我們為什麼又對那些在暴政下不屈服，甘心被開除 公職，甘心坐牢，甘心流血的人們滿懷敬仰之情呢？可見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搞民 運當然是為了求生，為了生存得更好；可是，自由不是免費品(freedom is not fr ee)，在某些特定環境下，它要求我們付代價。如果你在需要付代價的時候卻跑掉了 。還美其名曰「搞民主就是為了求生」；那豈不是說那些甘心付出代價的人反而倒 錯了嗎？我們承認自我保存為正當；我們更不能不承認自我犧牲是偉大。此其一。 第二，說到自我保存，我們尤其是民運的領導者們，不能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柴 玲講話最引人非議的一點是：為什麼她明知堅守廣場會導致流血並打算自己求生的 同時，卻不向她所領導的廣大同學講明。恰恰是在這一點上，不論是柴玲自己，還 是為她辯護的封從德等人卻避口不談。 封從德寫道：「第二條線索柴玲沒說清楚：廣場上的奪權壓力。其實，柴玲 『期待流血』指的正是這種情況：高壓之下，內部才會更加團結。」可見，查柴玲 原話，在「血流成河」與「他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之間分明還有「全中國人民才 能擦亮眼睛」這樣一句。可見封從德的解釋並不合於柴玲的本意。 封從德寫道：「第三條線索，柴玲更不能在錄像中明說，是她準備去南方發 動『聯省自治』。」這和柴玲自己提到的她準備要去外地實行「星火燎原計劃」一 說並不一致，但也還算大同小異，總之是另有重任，而且還風險更大。不過，這種 解釋的說服力甚低。假如柴玲不會留在廣場的真實原因是她打算去外地實行其它什 麼重要而隱秘的計劃，那麼，她完全可以說：「我另有任務；」她完全可以說：「 應該有人去做別的工作，民運不是只有堅守廣場一種方式。」可是她實際上卻說的 是「我要求生」，說的是「應該有人來接替我的工作，民主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 」而且還補上一句「不知道別人是不是會認為我自私。」可見她內心有矛盾，對自 己選擇的正確性不那麼理直氣壯。在這裡，話講得很明白，幾句話之間的關聯也很 清楚，故而封從德的解釋很難令人信服。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柴玲五·二八講話確有缺陷。西人有言：誠實是最好 的政策。如果我們有過這樣或那樣的失言失措，正確的彌補做法是坦率的承認，並 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釋。這就可以得到人們的諒解以及更進一步的信任；文過飾非是 不可取的。這主要還不是關於個人的道德評價問題,而是關於整個民運的信譽和感召 力。假如我們不對自己的失言失措進行實事求是的糾正；那麼,今後我們再要動員民 眾起來和我們共同奮鬥時,無名大眾還會像以前那些熱情支持堅決響應嗎？ 九、 最後再講兩個問題。 在總結八九民運經驗教訓這一問題上，我今天的觀點和五年前《反思》中的 觀點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我在標榜自己一貫正確。畢竟，《反 思》只是事後的總結。正如我在書中寫道的那樣，「我沒有及時地做好我能夠做好 的份內之事，這不能不讓我十分痛心。」要說正確，那當然應該歸功於廣場上的穩 健派。我認為，在眼下這場反思八九的討論中，我們應該放下歷史的包袱，拋開個 人的得失之心，面對真理，面對未來。自己過去有過什麼失誤，認識到就好了。別 人提出了什麼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要認真地加以思考。只要別人講的有道理，我們 就應該欣然接受；別人有幾分正確，我們就該承認幾分。如果我們出於面子而不肯 坦承自己的過失，出於意氣而不肯承認別人的正確，還要對別人耿耿於懷，反唇相 譏，我們就會把一場嚴肅的理性的討論變成一種無聊的以至惡性的相互攻訐。 這就是為什麼有許多好心人一直對民運內部爭論憂心忡忡的原因了。因為他 們耽心爭論會惡質化。他們希望大家頂好不要爭論；而另外一批好心人又認為唯有 這批決不介入民運內部爭論的人才是最有民主風度。在這一點上，這些自以為最反 對專制的人倒和那個專制者鄧小平取得了一致：他們都主張「不爭論」。然而，沒 有了爭論，還有什麼民主？民主的精髓不在於票決，而在於自由的公開的爭論。共 產黨國家並不缺少票決，缺少的只是爭論。傑弗遜有句名言：寧肯無政府，不可無 報紙。我似乎可以加上一句，對於民主而言，寧可無票決，不可無爭論。在我看來 ，學會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學會爭論：學會公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學會尊重 不同觀點的人士，學會和別人理性地探討和互相批評。良好的民主風度不是體現在 有意見不提或不公開地提，而是體現在能夠用恰當的語詞、恰當的言談方式去公開 地陳述和爭辯(這並不排斥語言風格的多樣化)，體現在爭辯中和爭辯後仍能和對方 保持正常的人際關係，體現在對真理的真誠追求以及對不正確的情緒的自我克制。 就此而言，眼下這場爭論大體上還是進行得不錯的，事實上，在和一些不同觀點的 人士爭論的過程中，我們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彼此之間的相互敬重。可惜的是 這種情況還不是那麼普遍。我們有權利希望我們的爭論能夠進行得更好一些。我寫 下這些話，願與諸君共勉。 另一個問題是責任。在《反思》中我寫道：八九民運失利的責任「當然不在 年輕的、初出茅廬的學生身上。是我們這些年齡較長、閱歷較多的民主運動的理論 與策略的研究者和闡揚者，應當深刻的自省。」不過在六年之後，有幸來到海外而 能有寶貴的機會和條件認真學習和思考的學生領袖們，也應該考慮到責任的問題。 在六四五週年前夕發表的《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序言中，丁子霖女士寫了 如下一段文字。 「我在這裡也想向海內外的民運領袖們說幾句話。我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 大學教師，一個普普通通的母親，講不出多少『民主』的大道理，但我充分理解你 們當年的行動，我死去的兒子當年也是懷著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投入那場運動的 ，儘管他那時還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孩子。正因為如此，我譴責政府對八九民運的血 腥鎮壓。我也不能容忍任何對那場運動的詆毀，哪怕運動參加者犯有千萬條錯誤。 但是我要說：如果你是一個對歷史負責的人，就至少要面對運動的後果敢於承擔。 我不能期望殺戮者懺悔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權要求運動的發起者尤其是運動的領袖 們對運動所帶給民眾的苦難負起道義責任。」 現在有些人，一聽到別人講起民運領袖自身的責任，立即就斥之為替共產黨 轉嫁罪責；那麼，你們又怎樣來回答這位六四死難者親人的要求呢？當年的過錯本 是無心之失；事後若不肯反省改進，只怕是一誤再誤。身處海外自由世界，未能與 國內民眾分擔苦難，這已經令人心中不安，如果我們不是發憤工作，而只是不遺余 力地為自己在西方社會謀取遠遠超出自己應得的聲譽和利益，那豈不和民眾的期待 越離越遠？中國的民主大業艱巨而光榮，有志於投身此一事業者，不應當放鬆對自 己的要求。□ ——《北京之春》1995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