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七年談 一 甲：不久前我回了趟北京，我發現北京不再是同仇敵愾的憤怒之都，也不是沉鬱壓 抑的悲情城市，我感到很困惑，也很失望。難道人們這麼快就把六四淡忘了嗎？ 乙：其實，海外的情況也相差無幾。這兩年參加六四紀念活動的人數比先前少多了 。 丙：我並不認為國人已經忘記了六四。只要看一看每逢六四忌日當局如臨大敵的緊 張模樣，有識者便不難體察到民心遠遠不像乍一看去的那般馴服。在缺少表達自由 的地方，當局的反應正好揭示出民間反抗情緒的潛在力量。 甲：話雖如此，不過依照我的觀察，這幾年國人的反抗情緒似乎也確實有所低落。 嚴重的問題在於，持續的高壓不僅抑制了人們反抗意願的表達，到頭來它也降低了 反抗意願本身。 乙：這恐怕是在所難免。人們若要長期地堅持對其所在的制度的否定立場而又無從 公開表達宣洩，勢必會在精神上、心理上造成持續累積的焦慮和抑鬱；為了減輕這 種壓力，一般人就會有意無意地軟化自己的立場。近幾年國人流行句口頭禪，叫「 別活得太累」。這裡所說的累，當然不是指體力上的繁忙勞碌，而是指心理上的沉 重壓抑。說別太累，正好說明大家本來很累，心理上壓力很大。普通人難以承受這 種長期的精神緊張和精神疲勞，他們要自尋解脫，因此，他們就把六四的痛苦記憶 擱置到了一邊，降低了反抗的意願。 丙：民眾心態的變化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六四的槍聲響起，民眾的憤慨達於頂 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想，倘若不是面對現代化的坦克機槍，憤怒的北京市民一定 會演出攻陷巴士底獄的偉大壯舉。事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六四事件激起的巨 大憤慨中，本身就包含著巨大的無奈。你看到強盜持刀行兇，你當然會憤慨；如果 你是個警察，手裡正握著一支槍，你可以制服強盜，你就不必過於憤慨。當悲憤能 夠轉化為實行正義的力量時，悲憤也就得到了緩解。我們的問題卻在於，我們眼睜 睜地看見當局開槍殺人，但無力制止，無力防衛，無力報復。我們因憤慨而感到無 奈，又因無奈而倍感憤慨。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蘇聯東歐的共產黨專制相繼宣告 終結，偌大的國際共產主義陣營以不可想像的速度土崩瓦解。這無疑給中國人民以 巨大的鼓舞，再加上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即七六年四五運動)的經驗，許多人預言中 共強硬派的統治必將在兩年內垮台。 甲：可是，這種預言沒有兌現。 丙：但那並不等於說這種預言毫無根據。以當時的情勢，老百姓義憤填膺，統治集 團軍心不安，假若鄧小平在這時就撒手歸西，誰能擔保不會發生戲劇性的重大變化 呢？我們知道，政治預言常常具有自我暗示、自我實現的性質。「四面楚歌」本身 就是一件很厲害的武器，它能夠起到瓦解對方士氣的作用。在淝水之戰中，秦軍中 有人大喊「秦軍敗了」，引起秦軍人心大亂，果然大敗。不過我這裡要指出的是另 一面，儘管說在當時，民眾的反抗情緒很強烈，期待變化的願望很急切，但與此同 時，其心理又是很脆弱的，有很強的無力感。人們只是盼望著中共上層爆發矛盾， 而對自己主動地促成變化則缺少信心。幾年一下來，鄧小平偏偏沒死，中共上層也 沒有爆發矛盾，熱切的希望就轉化為深刻的失望，人們就陷入悲觀消沉。如前所說 ，大憤慨中本來就包含著大無奈。大憤慨常常是大消沉的前奏。因此，後來出現的 普遍消沉就是很可理解的了。 二 甲：如果人們僅僅是悲觀無奈，問題倒簡單了；因為那表明人們從思想意識上還是 拒絕專制政權的。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從這兩年的情況看，不少人反而倒去認同中 共專制了。過去大家都說，六四屠殺使中共政權喪失了合法性。可是到現在，中共 政權的合法性似乎又得到了某種恢復。若說「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這我能 理解，也能原諒。但是，被動的忍受是一回事，主動的接受是另一回事。 乙：這無非是「成王敗寇」、「強權即公理」的邏輯在起作用而已。現在一般人都 把「強權即公理」這句話視為一句反話，不承認強權就是公理。可是這句話最初的 意義是說「強權造成公理」。這就是說，那些由於具有力量上的優勢而取得權力的 強制性的權力佔有者們，會成功地——至少是部份成功地——引誘失敗的一方承認 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以及由自己制定的政治制度的正當性。滿人入關，遭到漢人的強 烈反抗，揚州十日屠，血流成河。後來滿人勝了，建立起清王朝，沒過多少年，漢 人就認同了清王朝，歌頌起「干嘉盛世」來了。 甲：照你這麼說，那豈不意味著六四屠殺不是摧毀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反而倒是 強化了它的合法性？ 乙：如果鄧小平不是相信屠殺能夠起到維持中共政權的作用，他幹什麼要下令屠殺 呢？中共政權難道不一向是憑借殘酷鎮壓才鞏固住自己延續到今的嗎？起初人心當 然是不服的，久而久之，許多人也就認了。 甲：可是我要追問的一點恰恰是，人們是怎樣從不服變為認可的？ 乙：存在著一種來自權力關係雙方的心理壓力，使得有必要把強制性的權威變成合 法的權威。一方面，統治者為了減輕因對他人使用暴力而造成的罪過，不得不把自 己的權力合法化。也就是說，統治者會努力做出某些一個合法的權力所應該做的事 情，譬如說維護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我們看到，六四之後，中共進一步推動 改革，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甚為可觀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一般民眾要求富 民強國的願望。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話，這就叫「反革命執行革命的遺囑」。民運被 當局壓下去了，但是民運提出的一部份要求卻被當局接了過來。也就是一些史學家 講的實行讓步政策——這和統治者實行反攻倒算的另一手同時並舉。不少民運人士 說，八九之後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實際上也和民運的推動分不開。此話甚是有理 。鄧小平在九二年提出深化經濟改革，不問姓社姓資的主張，明顯是受到八九民運 以及蘇東巨變刺激的結果。如果統治者能夠在這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它就會自 欺欺人地宣佈它所採取的暴力壓制措施是出於不得已，因而也就是正當的。 在民眾這一方面，正因為他們無權無勢，有很強的無力感和無奈感，那就使 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調整自己以便適應現實。換句話，他們會有一種把強權合法化的 心理需要。好比一個被強擄成親的女子，她發現自己無法掙脫對方的控制，她就會 反過來想是不是和對方過下去算了，只要對方能夠履行一個合法丈夫的職責的話。 一方面，那個非法的丈夫在把女人搶到手後會做出一些一個合法丈夫應該做的事； 另一方面，那個被強行成婚的妻子則會在無法掙脫強制的前提之下，因為對方做了 一些合法丈夫該做的事而放棄反抗的念頭，轉而接受婚姻的現實。這樣，一個原本 沒有合法性的婚姻也就取得了某種合法性。 丙：你解釋了一種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在中外歷史上，大部份權力都是先靠暴 力取勝，樹立起對失敗者的強制性權威，然後再成功地改造失敗者，使他們承認統 治者的合法性。這也是因為在過去，人們沒有判定合法性的另外的一套標準。其實 ，古代中國並沒有「合法性」這個概念，只有「正統」概念與之多少有些相似。可 是，誰是正統？誰不是正統？沒有明確的標準，不大說得清楚，到頭來免不了是成 者為王敗者為寇。滿人奪了明朝的權，殺了許多漢人，漢人當然不情願承認滿清為 正統；但是，既然清政府取得了勝利，控制了局面，並且在治理國家上作得一點不 比明政府遜色，廣大老百姓能過上安居樂業的日子，你一味地不認帳，自絕於政府 ，究竟又有什麼意義？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認為，政權易姓， 也就是一家一姓之 國的興亡和我們老百姓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否定文化、否定文 明即亡天下，那就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了。顧炎武把清政府視為野蠻人，從 保衛文化、保衛文明的原則出發，他拒絕認同清政府。可是後來人們發現滿人並不 是蠻子，他們也在認真地學習和實行中國的文化。這樣一來，人們要拒絕認同清政 府就越發地缺少根據了。今天則不同。今天，我們具有了憲政民主的概念。我們認 為，一個政府，只有當它承認基本人權，立足於人民的同意，它才具有合法性。基 於這條原則。我們理直氣壯地批判專制，否定專制。 甲：既然如此，為什麼在今天還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懂得一點自由民主理念的人也 要轉變態度，放棄反對立場呢？ 丙：心理學家發現，人的觀點、態度可以影響人的行為；反過來，人的行為也可以 影響人的觀點和態度。起初，你是想反抗而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所以你沒有反抗 。然後你就會努力說服自己不必反抗，不值得反抗。人常常有一種把自身行為合理 化的傾向。這就是強權能夠扭曲人性、改造人心的原因。強權控制了你的外部行為 ，然後你就會改變內心的態度以便和自己的外部行為相一致。舉個例，六四後不久 ，有學者提出「撤出廣場，退回書齋」。如果你甘願做一個靜守書齋不聞世事的學 者，靜靜地做就是了，發宣言幹嘛？而且，為什麼不遲不早，偏偏在六四槍聲之後 才發？你分明是被當局用槍桿子趕出廣場、躲進書齋的，可是你不願意承認自己是 被驅趕的，因為你擔心那會顯出自己的無奈和屈辱，所以你就要宣稱你是自願撤離 、自願退隱的；你甚而還進一步宣佈我們當學者的本來就該靜守書齋，不該去廣場 湊那份熱鬧。這就等於說當初上廣場的行為反而錯了，等於說那些至今仍不肯撤出 廣場(即不肯放棄社會關懷)的人反而錯了。 乙：狐狸想吃葡萄，跳了半天夠不著，只好放棄，然後就悻悻地說那葡萄其實是酸 的，我才不稀罕呢。 甲：這兩年當局宣揚一種論調，說什麼西方的人權觀不適用於東方，標榜所謂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少人開始表示贊同。如此說來，那並非這套論調具有多少說 服力，而是因為它迎合了一些人給自身行為合理化的心理需要。 三 丙：人在壓力下退讓，然後再編出一套體面的說詞為之掩飾，這還不足為怪。重要 的是，我們切不可走得太遠，以至於弄假成真了。狐狸嘴上說葡萄酸，心裡還是知 道葡萄甜。萬物之靈的人可不要到頭來把這點常識都真的扔掉了。 甲：不幸的是，這種事情已經發生了。一些先前介入過民運或同情民運的人，自己 躲開不說，還要回頭來對那些依然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人指責嘲諷。 乙：英雄未必恨懦夫，懦夫必定恨英雄。不恨英雄的懦夫已然不是懦夫，因為「知 恥近乎勇」。據哈維爾講，當年他參加七七憲章運動，受到警察監視。這就對他的 一些朋友和同事構成了「不方便」，別人擔心受牽連而對他採取了迴避的態度。布 羅茨基寫信問哈維爾：「你真的敢肯定人們當時迴避你僅僅是因為出於尷尬和擔心 『潛在的迫害』，而不是因為他們想到那個制度的表面上的穩定而瞧不起你？你真 的敢肯定他們之中至少沒有一些人只把你當成一個被監視的倒霉蛋，所以值不得和 你打交道？難道你就沒有想到過，你不但不是你所堅稱的不方便，抑或在不方便的 同時，還是一個很方便的錯誤行為的樣板，因而也是可觀的道德安慰的來源，就像 病人之於大多數健康人那樣？難道你沒有想像過他們在黃昏時分回到家後對他們的 妻子們說：『今天我在街上看到哈維爾，這下他可慘了。』或者，難道是我誤解了 捷克人的性格？」 布羅茨基問得很尖銳，也很深刻。有些朋友動輒講中國人的劣根性，其實那 是人性的普遍性弱點。在任何民族中都有這麼一種人，他們不是不知道被迫害的異 議人士是無辜的，也不是不知道別人奮鬥的事業是正義的；但是他們並不會因此而 同情你敬佩你——除非是他們看到你們要贏了。只要專制政權看上去還是強大的， 穩固的，他們就不會站在反抗者一邊，即便在和老婆竊竊私語時也不會站在反抗者 一邊。相反，他們還會嘲笑你，把你看成拿雞蛋碰石頭的傻瓜。也許，他們還會攻 擊你有野心——這就更好了，因為那表明他們在道德上比你更優越，起碼是更正派 。不錯，這種人不一定直接參與對你的迫害，也不一定公開地為專制者唱頌歌。可 是他們的冷漠與勢利，還有那自鳴得意的麻木不仁，卻實在令人心寒。 丙：哈維爾寫了一封信回復布羅茨基的提問。哈維爾解釋說，由於蘇共當局更為殘 暴，也由於俄國長期的專制傳統，致使許多民眾在政治上更為冷感麻木，因此蘇俄 異議人士的處境會更加困難。但捷克的情況有所不同，捷克在歷史曾經享有過自由 民主，人民對自由有過切身的經驗；另外，在布拉格之春之後，捷克已經出現了一 片所謂「灰色地帶」，當局的控制已經不那麼嚴厲和廣泛，所以一個捷克的異議人 士日子要好過一些。在我看來，哈維爾的解釋可能是正確的，但我總疑心他有所保 留。這也難怪。如今的哈維爾是捷克人民選出的總統，他若是對一些老百姓的弱點 進行放言無忌的批評恐怕就不一定合適。哈維爾在信中說，他希望能和布羅茨基「 直接地面對面地交換意見」。不知這話是否算一種暗示。 冷漠不是罪惡，但它是一切罪惡得以發生和延續的條件。在九零年六四於華 盛頓舉行的為方勵之頒發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的大會上，瓦文薩發表了一篇致中 國民運人士的祝詞，其中引用了一段雅辛斯基的箴言： 「不要恐懼你的敵人， 他們至多殺死你； 不要恐懼你的朋友， 他們至多出賣你； 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關心的人們， 只有在他們不做聲的默許下， 這個世界才有殺戮和背叛。」 不難想見，以瓦文薩的經歷，他對這段話一定是深有感觸的。他把這段箴言 送給中國的民運人士，大概也是希望我們能夠對民運低潮期間可能出現的大量的冷 漠疏離有足夠的精神準備。 四 甲：在國內，由於當局的高壓，許多人遠離民運，政治冷漠，尚情有可原；為什麼 在海外，民運也陷入低潮了呢？不少人批評說這是因為海外民運人士自己不爭氣造 成的。 丙：毫無疑問，我們海外民運人士應當深刻自省。不過我認為，海外民運陷入低潮 ，民運人士自身的問題只是第二位的原因。道理很簡單，民運不是共產黨。共產黨 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民運卻始終是開放的事業。如果你認為現有的海外民運組織 品質低，你完全可以成立新的更好的組織；如果你認為現在這批頭面人物不爭氣， 你就應該當仁不讓，挺身而出。八九年、九零年是海外民運的高潮期。當時，僅美 國一地，以華人為主體的民運團體和積極參與民運活動的團體就有八百多家。在各 個團體內部以及彼此之間也有許多矛盾糾紛；但那都並沒有妨礙整個海外民運的興 旺蓬勃。由此可見，海外民運陷於低潮，與其說是因為人們對某些民運人士感到失 望，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對整個民運事業感到失望。在這些人看來，中共似乎還很強 大，一時半時垮不了；民運力量還很小，短期內看不到勝利的可能性，所以他們就 漸漸地疏遠了民運。在海外參加民運，雖然沒有直接的壓迫，但更容易有使不上勁 的無奈感。這也是不少人消極下來的一個原因。當然，導致海外民運低潮的原因很 多，此處不擬一一論及。不過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的形勢。如果人們發現專制 大廈有被動搖的可能，許多人就會衝上去助一臂之力；如果他們發現大廈還很堅固 ，加上自己那份力量也不能有什麼改變，他們就很可能束手不前。 甲：如此說來，有些人把自己脫離民運說成是對民運領袖或組織感到失望所致，其 實也只是托詞而已。當然，這決不意味著民運人士就可以放鬆對自己的磨煉。 丙：講到對民運的失望，應該說也不都是托詞。那大概也和一種天真的、過於浪漫 化的想法有關。不少人以為，既然你們都是大名鼎鼎的民運精英，又來到自由民主 的海外，理當表現出精誠合作，團結對敵的美好形象才是。可是依據同樣的想法， 這些朋友不是也對步入民主化後的蘇聯東歐感到失望了麼？如果他們注意到台灣政 治中的黑金現象和國會殿堂上的肢體語言，他們不是也會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感到失 望麼？進而言之，就是對於英美這樣的老牌民主國家，他們也會產生許多失望和不 滿。飽嘗極權專制之害的人們最容易產生的一個幻想就是，他們以為社會上的一切 弊病都是極權專製造成的；只要克服了極權專制，一切矛盾通通能得到完美的解決 。 乙：這當然是一個神話。但它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神話，一個有著巨大力量的神話 。想想看，至少是對於許多人而言，如果他們不是抱有這種天真的幻想，他們怎麼 還會冒那麼大風險、付那麼多代價去為一種理想而戰呢？今天的俄國人和東歐人也 許已經沒有了這種幻想。那沒關係，因為他們已經跳過了專制的障礙，而在那奮起 一跳之中，那個幻想、那個神話恐怕還是起了相當作用的。不幸的是我們中國人， 在沒有越過障礙之前就失去了神話的激勵。 丙：神話的消失未見得都是壞事。畢竟，在那些穩步實現民主化的國家中，往往並 沒有借助多少神話的力量，更多的是仰仗一種經驗主義的韌性精神。不論是好是歹 ，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沒有神話的世界。我們必須善於用更深刻更平實的筆觸，去闡 明自由民主的偉大理想。 五 乙：你講到理想，可是今天的問題恰恰在於理想主義的低落。正如福山所說，後期 共產極權統治轉換了手法，它「以一種浮士德式的交易，迫使人們在道德價值上作 出妥協，以換取物質上的富庶。由此，體制的犧牲者變成了體制的維護者，而體制 本身則在無需民眾參與的情況下獨自延續下去。」 丙：其實，中共採取浮士德式交易並非自六四始。在整整八十年代，中共都是一手 抓經濟改革，一手反自由化。「向錢看」的風氣在八九之前即已盛行，道德衰敗現 象也早就引起有識者的憂慮。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妨礙八九民運的爆發。千千萬萬的 大學生，僅僅在幾天前還被別人視為「垮掉的一代」，在民運中顯示出可歌可泣的 理想主義精神。由此可見，直到六四之前，中共的浮士德式交易都未能奏效，甚至 適得其反。經濟改革的發展不是消除、而是刺激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人民物質生活 的提高不是轉移、而是鼓勵了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只是到了今天，浮士德式交易的 效應才得以彰顯。應該說，六四是個轉折點。六四前，人們在經濟生活中取得的進 步越大，他在政治領域中的希望和要求就越高；前者成了後者的催化劑。六四後， 人們越是有機會在經濟上謀求進取，他就越是放棄對政治上的追求；前者成了後者 的替代品，造成這一差別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六四屠殺的威懾阻遏作用。好比一 股強勁的水流，本來是要順勢朝前衝的，一般的障礙都擋它不住；可是一下子遇到 了一個極堅硬的岩石一時衝不過去，這時在旁側又辟出了另外一條水道，這股水流 便會轉入另外的方向。這樣，那塊橫阻的岩石也就大大地減輕了壓力。倘若沒有及 時辟出的另外的水道，那股水流本來是可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把橫阻的障礙突破的 。 甲：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比喻。照理說，由於高壓，由於人民無法反抗，整個社會應 該是一片死氣沉沉；可是今天的中國卻是生機勃勃，很有活力——且不說其中的混 亂和危機。怪不得中國會出現經濟奇跡，所有的能量都被導入經濟大潮中去了。 大概，這也就是為什麼不少人要把下一次民運高潮的發生寄希望於經濟發展 遇到危機的原因吧。如果經濟改革在不進行政治改革的情況下難以進行下去，要求 政治改革的壓力就會增加；反之則不容易增加。 乙：這種觀點很容易被歪曲。別人會說你們民運人士就是巴不得中國的經濟形勢越 壞越好。 丙：這自然是歪曲。因為即便從單純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某些政治改革也是必要的 ；且不說經濟發展並非人類追求的唯一目標。 甲：這種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了。譬如說，在市場經濟下必有勞資衝突，工人是否 有權組織自己的工會。由於失業大軍的激增，不少地方的工人已經組織了各種團體 ，舉行罷工、請願、和廠方或官方談判。這些活動竭力避免政治色彩。有些罷工者 乾脆提出這樣的口號：「我們不是要民主，我們只是要吃飯！」可是，由於他們采 取了公開施壓的形式，採取了獨立組織的形式，那本身就具有政治意義，而且也很 容易轉而發揮政治的功能。當局對此十分頭痛，打算取締這類工人組織；但那樣一 來勢必會進一步增加解決這些經濟問題的難度，並且還可能刺激群眾把原先尚屬單 純的經濟訴求轉化為更具挑戰性的政治訴求。 平心而論，「六四」七年來中國的變化並非都是消極的，積極的變化也很多 。兩方面常常是相伴而行。在今日之中國，公共活動的空間極其狹小，但私人活動 的空間則在迅速擴大；政治的自由討論繼續被列為禁區，非政治性的學術研究和藝 術創作卻有了更大的機會；不同政見的發表遭到嚴厲的壓制，官方的意識形態卻也 乏人問津。不錯，當局仍在高唱「四個堅持」的陳詞濫調，不過它不再指望人們還 能真心信仰，也不再強求人們一定要應聲附合；只要你不公開地直接地批評反對， 它也就眼睜眼閉、聽之任之了。這應該說也是「反革命」水漲船高的結果，如果沒 有民運力量的潛在威脅，中共又何嘗甘心於這種半途而廢的局面？ 六 乙：講到「六四」七年來中國的變化，狹隘民族主義的興起應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動 向。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帶有反西方、主要是反美國的特點。它和那種健康理性的 民族主義不一樣。有人說，這種狹隘民族主義的興起是來自中國人長期深受西方帝 國主義侵略壓迫的集體記憶。對此我深表懷疑。事實上，今天中國絕大多數人，比 如說五十歲以下的人吧，根本沒有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直接經驗，有的只是大量 的受本國專制統治壓迫的經驗。在我們的經驗中，「內憂」之痛遠遠大於「外患」 之痛。假如說這兩年出現了狹隘民族主義情緒，那無疑是當局刻意地壓制一種真實 的經驗記憶和渲染製造另一種所謂經驗記憶的結果。今年是文革三十週年，當局明 文下令禁止對文革的任何討論，包括純學術討論。當局很清楚，一旦人民可以自由 地討論文革，那必將勾起極權暴政的強烈情緒，這樣一來，那個虛張聲勢的狹隘民 族主義情緒就化作輕煙了。 丙：你指明了這次狹隘民族主義興起的政治背景。這一點十分重要。類似的情況在 六十年代的反蘇修浪潮中就已經出現過一次了。毛澤東發動三面紅旗運動，給中國 人民造成了無比巨大的災難。當時的人心固然愚昧，但一般人至少朦朦朧朧地還是 感覺到所謂「困難時期」的種種困難是和先前黨的政策有關，而和所謂自然災害以 及蘇修的背信棄義沒有多少關係。可是，中共當局在殘酷壓制黨內外反對意見的同 時，居然成功地把人民中普遍的不滿情緒引向了蘇聯。本來，由於三面紅旗的慘敗 ，中國應該從此轉向一種比較修正主義的道路上去的。事實上，早在蘇共二十大之 後，蘇聯東歐便相繼走上了修正主義路線。唯獨中國，而且還偏偏是在三面紅旗的 巨大災難之後，反而走上了一條更左的道路，並進而為日後的文化革命這場更大的 災難作了鋪墊。在這一不可思議的轉變過程中，反對蘇修，以及由此引出的那種狹 隘的、排外的、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情緒，可以說是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甲：我還可以講一個更早些的例子。一八九八年戊戌維新，當時的人們多是主張學 西方的；可是到了兩年之後的一九零零年，卻引出了一場盲目排外的義和團運動。 僅僅兩年之隔，整體情緒就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以前讀歷史，對這種變化甚是不 解，如今看一看身邊發生的事，反倒悟出了幾分所以然。別人是通過瞭解歷史從而 瞭解現在，我是通過對現在的瞭解反過去弄懂歷史。 丙：民族主義的興起原屬正常。大國之間相處，摩擦衝突在所難免，由此而導致國 人對對方的某種不滿也不足為怪。問題在於，中共在這種不滿情緒中加入自己的特 殊利益，它以反美的名義反對自由民主理念，進而強化對國內民運的壓制。用陳獨 秀的話講就是，利用人民的愛國心對內壓迫自己的人民。有人擔心中共會不會搞軍 事法西斯主義，會不會對外侵略擴張。在我看來，以現今中國人的世故，要造成普 遍性的偏執狂熱相當不易。但中共確實可能在近鄰耀武揚威，構成區域性的戰爭威 脅——此次台海危機即為一例。重要的是，中共會主要地把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用 於內部，用於鞏固專制政權。 自然害怕真空，精神也害怕真空。導致這次狹隘民族主義上升的原因，一是 原有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一是自由民主理念的被壓制。只有大力推展自由民 主的理想，用以填充人們精神的真空，我們才能把被中共誤導轉移的情緒回歸本位 ，從而使狹隘盲目的民族主義去除其狹隘盲目而保持健康理性。 七 甲：最近，一些朋友在一起議論六四，對眼下國人的精神狀態都很痛心。有人說， 中國人實在太怯懦、太愚昧，中國人真是活該受共產黨的統治。我聽後既感到痛快 ，又隱隱地感到不安。 乙：我理解你的不安。因為在這種貌似激烈的言詞背後，透露出絕望。如果中國人 真是這麼糟糕，中國的民運還有勝利的希望嗎？這甚至不僅是絕望的問題。如果你 認為中國人只配共產黨統治，那不是從反面論證了共產黨統治的合理性、起碼是現 階段的歷史合理性嗎？那豈不等於說自由民主不適合中國的民情嗎？ 丙：當然，這只是憤激之詞而已。不過有一點是需要嚴肅指出的，除非我們相信人 民，否則我們就算不上民主主義者。當一個人對自己的人民表示極度的輕蔑時，他 怎麼還會真誠地為自己的人民爭民主呢？歷史上的確不乏這樣的先例，有些人民不 當權時激烈地反專制爭民主，等到自己上台後卻重新搞起了專制。造成這一現象的 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儘管在起初這些人還篤信民主，可是在爾後艱苦 的鬥爭過程中卻已經背棄了民主的信念。起初，他們把人民想得太完美，以為只要 向人民講明專制的真相或本質，人民便會義無反顧地追隨他們奮鬥，越是遭受壓制 越是鬥志昂揚；即便是遇到殘酷的鎮壓而不得不暫時地退卻，人民的心也矢志不渝 地向著民運、向著自己。然而在現實中他們卻發現人民遠遠不是那樣的完美。要讓 大家都認清專制真相竟是那麼困難；就算人們認清了，卻又顧慮重重，猶豫不前。 政治壓力緩和時還好辦，尤其是在殘酷的高壓之下，人們竟是那樣的軟弱、墮落。 他們原以為高壓會激起更堅決的反抗，殊不知那卻造成了廣泛的消沉、冷漠、躲避 ，其中還有背叛和投降。在失敗的孤寂中，他們對人民越來越沒有信心。他們憤激 地說，這樣沒出息的民族實在只配專制。 乙：老專制者知道後一定會說：「對，我早就是這麼想的。」 丙：在這時，他們確實已經和他們激烈反對的專制者想到一塊去了。 乙：很可能，許多老的專制者也是這麼變過來的。我們這些朋友，參加民運的歷史 不長，還只是初次品嚐到失敗的苦澀，就這麼快地開始對自己的人民失望。這是需 要注意的。 丙：對人民的弱點感到沉痛，提出尖銳的批評，這本屬正常，而且也有益。因為它 能激發起我們大家的向上之心。只是，真理越過一步就成為荒謬。無論如何，我們 應該對人民懷有信心。我們應該清醒地估計到人性的弱點，這樣才不致於提出一些 貌似堅決、而實際上連我們自己也做不到的鬥爭策略；同時，我們也應該相信人性 的優點，在任何時候都不要失去對人民的信任和愛。 甲：無庸諱言，中國今日的形勢是嚴峻的。要使民運走出低潮，需要做大量的努力 。紀念六四，喚起國人對六四的記憶，便是重要的工作之一。過去讀歷史，看到勾 踐臥薪嘗膽，還天天早上讓別人提醒勿忘會稽之恥，覺得很奇怪，難道那樣刻骨銘 心的恥辱也是會忘記的麼？現在我才知道，再大的恥辱也可能淡忘，再屈辱的生活 也可能習慣。 乙：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又分明不是一個遺忘的問題。如果人們不是對六四屠 殺的恐怖記憶太深，他們又怎麼會如此的畏縮退避？八九民運的主體是年青的大學 生。和成年人相比，他們應是對共產黨的凶殘最少直接經驗和最少切身記憶的人， 偏偏是他們，而不是那些對專制的凶殘體驗更多記憶更深的成年人群體。率先走上 街頭。今天，我們呼籲人們記住六四的罪惡，難道不也應該呼籲人們擺脫六四恐懼 的記憶嗎？馬基雅弗裡說，君主要讓人民又愛又怕，如果不能同時做到二者，那麼 讓人怕比讓人愛好。暴政正是立足於讓人怕這一點上。它力圖使人民相信，只要你 起來爭取自由民主，必將遭到鎮壓。中共領導人宣稱，如果再發生「動亂」，他們 還要採取「斷然措施」。 丙：民運中也有人持相同的觀點，他們不相信民主力量有可能迫使當局中的死硬派 陷入無所施其技的境地，從而實現良性互動和民主轉型。必須看到，共產黨能夠以 專制的辦法治國，首先在於以專制的辦法治黨。因此，廣大的共產黨員同樣是被壓 制者。我們說相信人民，當然也包括了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譬如東歐巨變，正如 奧爾森所言，毋寧說就是「導因於統治集團內部的一批官員採取了集體行動。」 不管專制者為自己的專制編造出多少美妙的根據，也不管有些暫時屈從於專 制的民眾為自己的屈從尋找出多少合理化的借口；專制社會必定是充滿內在緊張的 ，在專制下生活總歸是令人不快的和屈辱的。因此，人們總會嘗試反抗。三百年前 的一位哲人說：「當人民普遍地遭受壓迫和得不到公正待遇時，一有機會就會擺脫 壓在他們頭上的沉重負擔。他們將希望和尋求機會，這種機會在人事變遷，暴露弱 點和機緣湊巧的情況下，是不會遲遲不出現的。誰從未見過這種事例，他一定是閱 世未深；如果他不能從世間各種政府中舉出這樣一些事例，他一定是讀書極少。」 □ ——《北京之春》1996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