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病 ——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中) 7.為什麼「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蘇東事變後，有人講過這樣一句俏皮話：「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這話 的前半句容易理解，後半句則令人深思。為什麼那些主動進行改革的共產國家非但 沒有延長其一黨專政的壽命，反倒加速了它的滅亡呢? 大致上講有兩條原因，一條是一般性的，一條是特殊性的。一般性原因即所 謂「期望提升律」(Law of expectations)，既得隴，又望蜀。人們越是在某些領域 贏得了自由，他們就越是對其他領域還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難以忍受，他們就越是要 求贏得更多的自由。在統治者方面，誠如托克維爾所言，專制統治最脆弱的時候， 常常不是其政績最惡劣的時候，而是它開始改革，從而使其弊端公開顯現暴露的時 候。特殊性原因在於，共產黨的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於經濟領域，也具有自挖牆 腳、自掘墳墓的意義。因為共產黨的經濟改革是改掉社會主義，引進資本主義。它 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 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一旦共產黨自己就在心照 不宣、路人皆知地帶頭走資本主義道路，帶頭當資產階級，那麼，它還有什麼理由 再去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去壓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呢?因此，隨著改 革的日益深入，共產黨內部的分化也就日益顯著。那些正直的共產黨人，既然他們 在經濟上主張改革，贊成私有制市場經濟，他們在政治上也就順理成章地主張開放 ，認同自由民主制度。這樣，一方面，在民間，有越來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壓力 ；另一方面，在黨內，有越來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會上的自由化運動，至少也是 出於理虧心虛而不肯嚴厲地壓制自由化運動。兩者交互作用，彼此強化，於是就加 速了共產專制的敗亡。 我們知道，在改革初期，在中共黨內，經濟上的改革派往往在政治上是溫和 派。反過來，政治上的強硬派也往往是經濟上的保守派。其實，黨內保守派之所以 反對經濟改革，主要不是出於經濟上的理由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他們擔心經濟 改革會瓦解共產黨統治的意識形態根基，從而直接危及共產黨的專制權力本身。據 說，當年蛇口經濟特區搞得有聲有色，頗引起一班「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憂心 忡忡。他們問：「難道這還能叫社會主義嗎?」有人回答得很妙：「只要是共產黨在 掌權，就叫社會主義。」於是，這些「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就放心了。 由此，我們可以澄清一種流行的謬誤。許多人把鄧小平路線稱為實用主義， 應該說鄧小平路線不是實用主義而是犬儒主義。因為實用主義強調理論與實踐相一 致，鄧小平路線的特點恰恰在於理論與實踐相背離。正像近年來中共幹部中流行的 一段順口溜——「說社會主義，干社會主義，是極左派。說資本主義，干資本主義 ，是自由化派。說社會主義，干資本主義，是鄧小平派。」時至今日，鄧小平派的 「說社會主義」的欺騙性早已被世人看穿。照理說，謊言一經識破就不再具有效力 ，但奇怪的是，鄧小平派的「說社會主義」這套謊言似乎依然很有效，中共依然可 以在「說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去壓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其間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於普遍流行的犬儒心態。漢娜·阿倫特發現，「極權制度的巧妙之處恰恰 在於它取消了要麼揭露謊言、要麼迫使領袖言行一致的現實」。因為「廣大黨員和 精英集團的犬儒態度解除了領袖被迫面臨的壓力」。這些人非但不去揭露謊言，不 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而促成權力的性質轉換，相反，他們對這種掛狗頭賣羊 肉的做法大表佩服，對權力墮落為赤裸裸的暴力的現狀大表讚賞，以為那是高明， 是老辣，是有政治智慧。可見犬儒病已經深入到何等程度。 羅素指出：「當維持傳統權力的信仰和習慣趨於失勢的時候，不是漸漸地為 基於某種新信仰的權力所取代，就是為暴力所取代。」共產國家推行改革，其結果 是導致了原有的意識形態即傳統信仰的破產。在蘇東各國，專制權力轉化為民主權 力。八九民運功虧一簣，使中共暫時得以倖免「改革找死」這一劫。六四屠殺徹底 消解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權由權力向暴力的轉變。九二年鄧小平 南巡講話，公開聲稱不問姓社姓資。至此，共產黨不再擔心別人以子之矛，攻子之 盾，因為它已經不再需要意識形態的喬裝打扮。現在，維持暴力統治的手段只剩下 了暴力自身，而協同這種統治的心態也只剩下了犬儒主義。 8.犬儒心態與恐懼，兼論「難得糊塗」 如果說共產黨犬儒化的根源是「為權力而權力」，那麼，民眾犬儒化的根源 便是恐懼。 共產專制是謊言加暴力，與此相對應，其治下的人民則是輕信加恐懼。嚴格 說來，輕信和恐懼是互相矛盾的。當我們把謊言誤認作真理的時候，我們同時也就 把暴力誤認作正義的力量，誤認作人民自己的力量，我們就不會對之感到恐懼。如 果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感到恐懼，那就說明我們將它視為異己之物，我們 其實並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力量。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一般人的確是既輕信又恐懼 ，同時兼有這兩種互相矛盾的東西。這就是奧威爾所說的「雙重思想」。在這裡， 輕信是表層意識，恐懼則存在於下意識。 不妨舉個小例子。在過去，假如在我們的親友熟人中有一個被戴上帽子的右 派分子，通常我們都會小心翼翼地避免和他深入接觸。我們很少會認真詢問他是怎 麼被打成右派的。憑著直覺，我們其實不大相信他真是「敵人」，但是我們並不去 努力瞭解事實的真相。這表明我們下意識地害怕瞭解事實真相，因為我們擔心真相 會動搖我們對黨的信仰。有時，我們分明知道別人是被冤枉的，但是我們並不為他 公開地鳴冤叫屈，因為我們害怕被株連。這表明我們從骨子裡並不相信我們的制度 是公正的制度，是講理的制度，是保護好人的制度。這就是說，即便在我們自以為 對共產制度最為信仰的時候，我們的信仰其實也是很表面化的，在信仰的外殼下包 藏著的是恐懼。輕信和恐懼之所以能夠在同一個人的頭腦中共存，無非是因為我們 平時總是把恐懼趕到地下室，避免讓它直接與輕信面對而已。 這已經是犬儒主義：我們下意識地不相信我們上意識所相信的東西。如果說 統治者的犬儒主義表現在他們其實並不相信他們口頭上標榜的原則，而只是把那些 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那麼，民眾方面的犬儒主義就表現在我們也並不信仰我 們聲稱的原則，而只是以此來掩飾我們的恐懼，為我們屈從權勢加以合理化。因此 ，毫不奇怪，隨著閱歷的增長，隨著極權統治的謊言的日益暴露，許多人並不是奮 起反抗，可見他們原本就不是真誠的受騙者，他們先前的輕信其實並不純粹是輕信 。許多人只會變得更消極，更世故，更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一步，甚至努力去適應 這個謊言的世界。如果不是在輕信減少的同時恐懼卻在增加，人們又何至於此呢? 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欺騙作用。他們總以為人們沒有起來反 對專制，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識破謊言，沒有認識到專制是專制。其實不盡然。有 時情況剛好是反過來的。正因為他們多少意識到謊言是謊言，感覺到專制是專制， 若反抗必將招致鎮壓，所以才出於恐懼而不敢抗爭。以文革為例，文化革命既是極 權統治的登峰造極，又是極權統治空前的自我暴露。現在，許多人只是片面地強調 文革的解放思想的作用——文革確實促成了廣大民眾識破專制制度的謊言並造就了 一小批真正的反叛者，但忽略了它的恐懼效應——文革同時把多數人變成了逃避政 治的逍遙派。作為民主牆運動一份子，我當時就注意到，運動的參加者人數很少， 年齡較輕，多數人的思想見解還談不上透徹，有些人顯然還對當局抱有若干幻想也 就是還比較輕信。相比之下，我過去結識的另一批朋友對中共的看法，包括對鄧小 平的看法則要深刻得多，尖銳得多。可惜的是，後一種人往往不會參加到運動中去 ，他們只是在遠處予以關切，以悲觀的態度而樂觀其成。在八零年的北大競選運動 中也出現類似的對比，偏偏是年紀輕、閱歷少，並不以為當局是那麼專制的本科生 們要比研究生們更投入。至於說在五七年的鳴放運動中，尤以青年知識分子的「右 派」言論最為大量也更其尖銳，這在很大程度上竟是因為他們中了毛澤東的「陽謀 」，也就是對共產黨更輕信而造成的。事後我們不難指出，八九民運的若干學生領 袖因為對共產專制的凶殘本性認識不清而未能避免六四屠殺(這話其實只有片面的真 理，按下不表)，可是反過來想一想，要是他們都是從一開始就充分認識到當局的凶 殘，那麼，還會有多少人敢於發起這場運動，投入這場運動呢?許多成年人不正是因 為對當局的凶殘看得太清楚，才置身事外，才去勸阻學生們不要上街的嗎? 恐懼並非犬儒。它只是通向犬儒的橋樑。在極權社會中，恐懼感深入人心， 然而問題又在於，如果人們能夠直面正視自己的恐懼，那倒好了。因為怕和恨是同 一事物的兩面，怕就是恨。承認恐懼，認識恐懼，必將把我們推向異議者、反對者 的立場，哪怕我們只把異議隱藏在我們的內心。恰恰因為正視恐懼必然會刺激良知 ，會導致良知的覺醒與反叛，多數人才會有意無意地迴避恐懼，掉過臉去假裝看不 見，假裝沒有這回事，寧肯讓良知處於糊塗狀態。這就叫「難得糊塗」。據說在六 四之後，鄭板橋的「難得糊塗」橫幅小小流行了一陣。這應該不是偶然。這樣的「 難得糊塗」就是犬儒主義。由聰明變糊塗才叫「難得糊塗」。「難得糊塗」是聰明 的不聰明，是不糊塗的糊塗；但是，「難得糊塗」終究是糊塗，是不聰明。只有肯 思考的人才會變成犬儒，而一旦變成犬儒你就可以不再思考。只有聰明人才需要變 糊塗，這要求你必須給自己的聰明套上籠頭，不讓它去深入思考那些容易惹麻煩的 現實問題。日子一長，你的聰明會退化，於是，你就終於修練到難得的糊塗境界了 。「難得糊塗」式的犬儒主義無異於精神的自我閹割。它是對理智的背叛，對聰明 的背叛。 9.從人文精神討論談起 前幾年，國內知識界興起了一場有關人文精神的大討論。 人文精神問題的提出，是因為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痛感於人文精神的失落： 商業大潮的衝擊，大眾文化的勃起，使人文知識分子頓時間失去了位置，失去了影 響，失去了尊重，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語言。此論一出，在知識界立即引起相當的共 鳴。也有人提出異議，他們反問，人文精神難道在過去果真高揚過嗎?市場經濟的發 展，意識形態的淡出，社會生活包括文化本身的的多元化，難道不是我們所追求的 目標，為什麼當它們開始成為現實時我們又要拒絕，又要抱怨呢?在世俗化的現代社 會，知識分子本來就不處於中心位置，因此，知識分子不應該再懷抱精英心態，再 幻想著當時代英雄，而必須安於邊緣，甘於本份。另有一些論者則從不同的角度對 這場討論發表評論。他們指出，人文精神的倡導者往往把矛頭指向世俗化、商業化 或大眾文化，有意無意地迴避了專制主義這一政治現實。更有論者提醒人們，要注 意到這場討論的形而下方面，尖銳地批評了「嘲笑道德嘲笑理想嘲笑精神」的虛無 主義、犬儒主義。 人文精神討論涉及到許多問題。這裡，我只打算就其中幾個問題略加評論。 首先我要指出，產生於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失落感，其參照系乃是八十年代 (確切地說，是從七十年代末到八九這段時期)。事後回顧不難發現，八十年代不愧 為自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人文精神最為高揚的時期。正是在這段時期，大量的人文 知識分子成為時代英雄。這不足為奇。我們知道，共產國家是意識形態統治的國家 。共產黨以一種包羅萬象的意識形態對整個社會進行全面徹底的控制。在這裡，每 一種控制和壓迫都假借理論的名義，因此，每一種挑戰和反抗也不得不首先是理論 的挑戰和反抗。如果我們把批判精神定義為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徵，那麼，他的黃金 時代就正該是意識形態統治社會的後期，知識分子批判作為專制基礎的意識形態， 他瓦解了那套意識形態，從而也就瓦解了專制統治(說明：這裡所說的知識分子，不 是指身份或職業，而是指社會角色。故而包括了那些未受過高等教育也不是從事腦 力工作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八十年代席捲整個共產世界的民主大潮中，知識分子扮 演了先鋒和領袖的角色。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所發揮的重大作用，恐怕只有西方歷 史上的啟蒙時代可相比擬。 正像醫生的重要性在於使自己的存在變得不重要，同樣地，以消解意識形態 魔性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其重要性也不可避免地會隨著其使命的完成而下降。譬如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前蘇東各國，知識分子很是風光了一陣。作家當上總統 ，詩人成了部長，教授被選為議員，在國會大廈裡充斥著還沒畢業的大學生，嚴肅 的政治性書刊風行一時。這在當年都是很普遍的現象。不過這種情景通常不會持續 得太久。這也難怪，既然知識分子所批判的專制怪物已然壽終正寢，他們倡導的基 本原則已然被公眾接納並鑄入體制，他們的歷史作用也就告一段落。例如此前飽經 磨難的異議人士，他們頂上的道義光環每每會隨著政治迫害的終結和政治悲情的消 退而逐漸失色。當民主從理念變為運作，行動人脫穎而出，理念人則可能脫離中心 而成為背景。好像看電影，觀眾注目的是演員，編劇則被忽視。民主政治是凡人政 治或曰庸人政治，曲高和寡在所難免。所以，許多最早鼓吹自由民主理念的人，待 到自由民主實行後倒很容易感覺落寞。這裡還不說商業化與大眾文化的影響。 那麼，中國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應該說，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的失 落感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方面的問題與上面所說的情況類似。在八十 年代，一部在純學術純藝術領域中突破原意識形態框架的作品都可以在學術圈藝術 圈之外的廣大公眾中引起轟動，這在九十年代就幾乎不可能，因為原意識形態已經 從這些領域中潰敗撤離了。在這裡，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的勝利而落寞。另一個問 題則全然不同。在中國，政治專制依然存在，這個被八十年代知識分子批判的主要 目標依然存在。照理說，知識分子的英雄戲還沒唱完，怎麼就被拋向邊緣了呢?當然 ，這是因為政治專制政治高壓。在中國，人文精神的高揚期與失落期是以六四分界 的，這本身就給出了答案的線索。 然而，答案的線索還不是答案。不錯，六四事件壓下了一批知識精英，但是 ，知識界的批判並未因此偃旗息鼓。仔細檢索九十年代大陸的公開出版物可以發現 ，宣揚自由化的文字未必少於八十年代，其深度力度未必不如先前，甚至多有過之 。異議人士的批判抗議之聲連綿不斷，而且比六四前更加鮮明。老百姓的「什麼話 都敢說」的情況並沒有衰減，而且更尖銳、更普遍——如今，連不少共產黨的幹部 也都在指名道姓地批評共產黨了。甚至當局對思想的控制似乎也比八十年代更弱而 不是更強。許多在八十年代遭禁挨批的觀念，到了九十年代反而顯得稀鬆平常，通 行無阻(例如人道主義的觀念)。現在，不少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的感慨是：並非我 們不敢批判，並非當局壓制得太嚴，問題是如今的聽眾數量較六四前大為減少，我 們的呼聲缺少廣泛的回應，別人都忙著下海掙錢奔小康去了。無怪乎一批論者要把 矛頭指向商業化世俗化及大眾文化了。 我並不否認經濟大潮的衝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起了新一輪經改熱潮 ，這確實轉移和減輕了政治專制所面對的壓力。但我要指出的是，導致自由呼聲缺 少回應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氾濫成災的虛無主義和犬儒心態。這是六四事件留下的最 惡劣的後遺症。 10.自由民主理念——信則靈，不信則不靈 八九民運是一場偉大的的理性抗爭。在八九民運遭到暴力鎮壓之後，一些學 生忿忿地說：「你們說不過我們，我們打不過你們。」理性勝了——有理說贏了無 理；但是，理性又敗了——理性輸給了暴力。在八九民運中，示威者贏得了極為廣 泛而熱烈的支持，二十萬大軍兵臨城下，硬是讓自發組織起來的百萬民眾生生地擋 在外面開不進來。這時候，人們深信理念是有力量的，理性是有力量的，思想能夠 瓦解刀槍，征服刀槍。然而，六四屠殺殘酷地鎮壓下了民眾的抗議。六四屠殺的直 接後果是激起了人們更大的憤慨。「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們相信這樣一個殺人的 政權絕不可能維持長久。而後緊接著發生的蘇東巨變進一步加強了人們的這一信念 。可是，幾年過去了，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中共政權沒有垮台，它依然立在 那裡。這不能不使許多人感到沮喪，感到失望。這就引出了六四的另一個後果：許 多人因此而失去了對理念、對理性的信仰。不管我們如何反覆論證說明六四的結局 絕非必然，以期在人們心中重建對理性抗爭的信仰，可惜的是，多數人一時間不會 這麼想，他們更容易從那一震撼中得出一個簡單化的結論：思想打不過刀槍，理性 敵不過暴力。 什麼是信仰?信仰不只是認知，信仰更是意志。信仰某種理念不僅意味著你知 道那種理念是好的，是對的，而且還意味著你要身體力行，你要兌現這種理念。理 念、理性之所以有力量，就在於人們信仰它實行它，否則就沒有力量。自由民主這 套理念，信則靈，不信則不靈。現在的問題正在於，雖然從認知的角度，許多人仍 然認為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是他們不再信仰，不再參與，不再身體力行。他們陷 入了犬儒式的悲觀主義，一種循環論證的自我實現的悲觀主義：因為他們不相信自 由的理想可以實現，所以他們不去為理想而努力，所以理想當然就不會實現，所以 他們就更不相信，所以就更不努力，所以就更不相信，所以...所以...。他們知道 現實是醜惡的，但因為現實是現實，他們不認為他們能夠改變，所以還是接受了現 實。他們知道理想是美好的，但因為理想只是理想，理想在現實中不存在，行不通 ，總是碰壁，所以放棄了理想。一旦人們放棄了理想，他們也就不願意再去傾聽理 想的呼聲。他們覺得那都是空談，毫無用處，只是徒增煩惱而已。一位在大學教書 的朋友告訴我，過去，他在講壇上闡述自由理想，堂堂暴滿；現在他在課堂上講同 樣的內容，卻聽者寥寥。「現在的年輕人太實際了」，他說。「不，」我說，「是 現在的年輕人太犬儒了。」年輕人變成犬儒實在是最可悲之事，他們還不曾追求， 就已然放棄；他們還不曾長成，就已經衰老；他們還什麼都不知道呢，就已經什麼 都不相信了。 我們講啟蒙，告訴人們什麼是善什麼是惡。這裡暗含的前提是，一旦人們認 識到善，他們就會從善，認識到惡就會抗惡。但是啟蒙對犬儒們似乎是沒有意義的 。犬儒是不分善惡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惡。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惡而不惡惡。 有些犬儒還走得更遠。他們不但不反對惡，他們還要迎合惡，只要惡有權有勢。他 們變得很勢利。其實犬儒本來未必全是勢利，但是既然他抹殺了善惡是非，結果到 頭來只剩下了勢利。有的犬儒富於進攻性。他們不只放棄理想，還要反過來嘲笑理 想。說來也是，給別人奮鬥潑冷水的人，往往不是從沒奮鬥過的人，而是那些自己 也曾奮鬥過、但遭受挫敗後放棄了奮鬥的人。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自己不再奮 斗了，看見別人還在奮鬥就去嘲笑。這多半是以攻為守，嘲笑別人的奮鬥是為了辯 護自己的不奮鬥。犬儒的嘲笑也有他自己的邏輯。犬儒既然不承認理想只承認現實 ，他就會把別人不顧在現實中碰壁而執意追求理想視為「傻冒」。尤其是在現今的 中國：過去，共產黨實行「全面專政」，「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給個人留 下的出路太窄；如今卻是「一面架機槍，可以走三方」，只要不挑戰政治上的專制 權力，幹什麼都行。你偏偏要朝槍口上撞，不是「傻冒」是什麼?人生苦短，大家都 受了半輩子窮，現在好不容易有了大發其財的機會,為什麼非要爭什麼自由民主不可 呢? 順便反駁一種說法。不少人認為,現今中國大陸的民運難以開展，是因為經濟 改革取得實效，民眾富了起來,物質主義氾濫，沖淡了政治上的追求，知識分子也獲 得了更多的空間和相對的自由，所以對現狀也比較滿意。此論似是而非。回想八九 民運爆發之前，經濟改革不是也搞得不錯嗎?那時還是經改的蜜月期，人人有糖吃， 無非有多有少，還不像現在，上千萬工人下崗，幾家歡樂幾家愁。至於知識分子的 處境，那時正是高峰期，自我感覺普遍良好。八九民運的爆發，在民眾方面來說， 如第7節所言，主要是得隴望蜀期望提升的結果，而不是絕對剝奪相對剝奪的產物。 這反過來也就說明了，現在民運的低落，是因為政治理想政治熱情遭受嚴厲打壓被 冷凍被放棄，不是因為人們利益的滿足而是因為期望的收縮，不是因為物質主義的 氾濫而是因為犬儒主義的蔓延。 11.玩主式的犬儒主義 密爾說專制使人冷嘲，魯迅說，在中國，專制使人麻木。冷嘲大概總比麻木 好。可見我們也在進步。犬儒一詞，許多人感到陌生，若說起「玩主」，大家就熟 悉了。其實，玩主就是犬儒。 前些年，以王朔作品為代表的調侃文學風靡一時。我們知道，作家大於作品 ，作品大於觀念，對作品的詮釋又大於作品本身。這裡，我們不講王朔，也不講王 朔的作品，只集中講王朔作品的走紅這一社會文化現象。學者專家已經發表過許多 意見，其中不乏破的之語。有學者指出，王朔作品在多年以前就已經出現，但是作 為一種玩主思潮在北京走俏， 有特定的背景，實際上反映了九十年代初瀰漫於整個 社會上下的玩世不恭的虛無感。有人提到了「瀰漫社會底層的無可奈何的失敗主義 情緒」。這就點到了六四。很明顯，犬儒主義是在理想主義慘糟失敗後發生的。玩 世不恭的心態是在嚴肅的追求橫糟蹂躪後發生的。巨大的精神壓力會使人深感疲憊 ，擺脫疲憊的最簡單的辦法是扔掉精神再付之一笑。為什麼要「躲避崇高」、「渴 望墮落」呢?因為「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 ，世上沒有翻不過去的坎」(王朔小說語)。阿Q每遇挫敗，要麼精神勝利，要麼自輕 自賤，兩法都有解脫之效。其實，不只是阿Q，就連一些執著的理想家在碰壁之後也 常常要自嘲一番的，自嘲就是自療。若置身於旁觀者的地位，要嘲笑別人的碰壁就 更容易。因為莊嚴與可笑本來就只有一步之差。 玩主多刺。但刺有兩種，「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 ，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因為犬儒之刺，讀後「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 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魯迅語)。玩主的冷嘲熱諷，是連澡盆帶孩子。它使官方 的說教顯得可笑，同時也使嚴肅的抗爭顯得可笑。但是權勢是不在乎你嘲笑的。這 話看來費解：如果有了「笑罵由人笑罵」，這不是有了輿論監督了嗎，怎麼還能「 好官我自為之」呢?羅素說：「自由思想與強烈批評的時期容易發展為暴力時期。」 這話也費解。其實兩句話都涉及到一個同樣的背景，那就是犬儒主義流行病。當權 力遭到自由批評從而失去傳統信仰的支持，如果它不是轉化為基於新信仰的權力， 就變成赤裸裸的暴力。暴力統治意味著民眾在政治上的消極冷漠，意味著普遍的犬 儒。在暴力統治下，即便有自由批評也不足以形成與論，即便有輿論也不足以形成 政治力量。所以暴力不在乎有人批評，因為它本來就是強加於人而並不需要人們的 認同。你罵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另一方面，澡盆經摔而孩子不經摔。犬儒 嘲笑權勢，於權勢無甚大礙，犬儒嘲笑抗爭，卻對抗爭有大傷害，因為抗爭的力量 端在於道義，端在於贏得人們的支持同情。 犬儒揭穿中共的真面目，但那不等於犬儒要成心和中共過不去，因為犬儒認 為換上別人也不會有什麼差別。犬儒對民運同樣不以為然。他認為民運無非是想取 而代之。當中共鎮壓民運時，犬儒的態度是：「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我誰也不幫。 」這其實是答非所問。因為我們並不是要求你反過來幫助民運鎮壓中共。我們只要 求你說個公道，誰也不准鎮壓誰。爭自由爭民主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犬儒總是有意 無意地把兩者混為一談。 12.避世型犬儒與憤世型犬儒 當今中國，還有兩種犬儒主義，一是避世型，一是憤世型。 專制之下有避世心態實不為怪。所可怪者，是今天的避世者每每以自由派自 居，甚而以自由主義相標榜。 九零年底，我寫了一篇提為《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之命運》的長文，其中論 及伯林(Isaiah Berlin)提出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兩種概念，後來有位美國朋友試 圖把他譯成英文。我讀英文譯稿，發現譯者——看來他不熟悉伯林的哲學——把消 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和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譯回英文時，譯成了pa ssive liberty和active liberty。這一誤譯使我想到，也許，把negative libert y和positive liberty譯成否定性自由與肯定性自由更為妥當，因為「消極」一詞容 易使人聯想到「被動」的意思上去。近幾年來，國內學人也對兩種自由概念發生了 興趣。果然有一些人望文生意，把消極自由當成了躲避現實的同義詞(這是否與道家 傳統有關?)。以前讀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見他把什麼「事不關己，高高掛 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都當成了自由主義，只覺得荒唐 可笑，殊不知還真有人去認同這種毛氏的「自由主義」。譬如，有人主張「撤離廣 場，退回書齋」，有人要求「歷史的缺席權」；不少人對現在流行的政治冷感大加 稱讚，主動提倡老百姓「莫談國事」；有人說，既然自由主義認為管得罪少的政府 就是最好的政府，那麼，人民最不關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上述種種觀點都出 自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之口，都冠以自由主義之稱。這哪裡是自由主義?這是遁世主 義，是犬儒主義。 憤世型犬儒看上去不像犬儒。憤世嫉俗者是孤高自傲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自 己堅持理想，只是覺得世人都太俗太劣，要和世人打交道獲得勝利，你只能「以其 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說，憤世嫉俗者認為，要使理想的目的取得成功， 你不得不採取很多不理想的手段，這就有可能滑向犬儒了。譬如，理想主義者魯迅 講過：「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張落水狗還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實人以為苛酷 ，太欠大度和寬容；況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報諸我，報施將永無瞭解的時候。 但是，外國我不知，在中國，歷來的勝利者，有誰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則如清初 的幾個皇帝，民國二年後的袁世凱，對於異己者何嘗不趕盡殺絕。只是他嘴上卻說 著什麼大度和寬容，還有什麼慈悲和仁厚；也並不像列寧似的簡單明瞭，列寧究竟 是俄國人，怎麼想便怎麼說，比我們中國人直爽的多了。但便是在中國，在事實上 ，到現在為止，凡有大度，寬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實並用者失敗 ，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瞞過了一大群傻子，還會相信他。」 從這段話，我們多少可以看出魯迅在晚年為什麼會同情共產黨，可以看出毛 澤東為什麼會把魯迅謬比知音。我們還可以看出魯迅的某些觀點(如「痛打落水狗」 的觀點)為什麼會在文革中被利用濫用，起到很惡劣的效果。這就是魯迅思想中暗含 的犬儒主義。這種犬儒主義不相信寬容仁慈一類政治美德，準確地說，那是由於痛 感到寬容仁慈一類美德在現實政治中是那樣的無能、無力，故而在憤激之下將之拋 棄，走向犬儒。 這又涉及到信仰的問題。信仰還有一層意思。當我說我相信理性時，那不僅 意味著我自己有理性，我自己要遵循理性行事，那還意味著我相信別人也有理性， 別人也會遵循理性，那還意味著，我認為合理的別人也會認為合理，這就叫「人同 此心，事同此理」。八九民運中，擋軍車的市民們何嘗不知道肉體抵不過槍炮，他 們無非是相信解放軍也是人，也有良心也明事理而已。所謂六四事件摧毀了人們對 理性的信仰，那首先是讓許多善良者失去了對他人的信任，進而是讓一些堅持抗爭 者失去了對一般民眾的信仰。由此產生了對理性抗爭方式的懷疑。於是，有人重新 提出了暴力抗爭的主張。當然，以暴抗暴未必總是導致以暴易暴，正如暴力主張未 必就是犬儒主義。不過，在這兩者之間確實可能有著某種關聯。如第4節所講，革命 者決心訴諸暴力，那不僅表明他們對統治者不抱幻想，同時也表明他們對人民深感 失望。這就很難和他們聲稱的民主理想相一致。這裡就暗含著犬儒主義的因子。□ (未完待續) ——《北京之春》1998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