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病 ——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下) 13.理論的犬儒化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由於官方意識形態的破產，各種非官方思潮應運而生。 按照陳奎德在《迎接新諸子時代》一文中的歸納，當今中國，較有影響的政治思潮 即有十四種之多，它們包括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憲政派、經李澤厚 解釋過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崔之元等的「第三條道路」、新馬克思主義、新儒 家、基督教民主主義、三民主義、新保守主義、太子黨綱領的「國家主義」、強權 政治現實主義、鄧力群等的毛主義以及反西方主義的極端民族主義。上述各種思潮 ，大多數已經脫離了、至少是部份地脫離了官方意識形態的軌道。有的雖然沿用了 官方意識形態的概念和框架，但其內容卻和官方不盡一致，如李澤厚式的「經典馬 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有的雖然是為中共一黨專政之現狀作辯護，如新保守 主義，但卻完全拋棄了馬列那一套術語，轉而從柏克、嚴復和哈耶克一類所謂「資 產階級」學者那裡尋找理論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列舉的多數思潮都並不否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 基本價值。譬如言論自由原則，如今已很少有人公開反對。所謂「不給反革命言論 以言論自由」這套謬論早就被駁得體無完膚，甚至連中共當局也不得不從刑法中刪 除了「反革命罪」。照理說，現在既然有如此眾多的思潮在言論自由問題上達到共 識，因而它們可以、也應該彙集為一股要求言論自由、反對因言治罪的強大壓力，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翻閱新諸子的大作，我們發現，許多論者對言論自由一事要 麼隻字不提，要麼虛晃一槍，輕輕帶過。這不能不使人懷疑他們對言論自由原則以 至對各自主張的學說究竟有沒有嚴肅的承諾，到底當不當真。 我們知道，中共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一向是犬儒式的馬克思主義，它只利用馬 克思主義而不忠於馬克思主義。官方從來只在馬克思主義中摘取和誇張對自己有利 的部份，迴避和抹殺對自己不利的部份。如今知識界流行的種種「主義」，不少也 犯有同樣的毛病。某些論者根本不管理論的完整性或邏輯性，只撿掌權者愛聽的話 說。例如有人大聲疾呼要強化國家能力，這主張孤立的看也無大錯，因為今天中國 政府的問題，一方面是管了不該管的，另一方面是該管的沒管了，可是這批進言者 只講後一方面不講前一方面，只講政府要有效不講政府要有限。新保守主義者頻頻 引用柏克、嚴復的言論，但只引用他們維護權威的言論，不引用他們維護自由的言 論。極端民族主義派只抨擊來自外國的自由民主理念，不批評同樣是來自外國的馬 克思主義和一黨專政。 說到中國知識界的犬儒病，有些後現代派可謂突出一例。乍一看去很奇怪， 後現代派在西方本屬激進派，引進中國卻成了保守派的同盟軍。這當然和後現代派 本身有關。粗略地說，後現代理論和馬克思理論相似，它們都是源於西方文明而又 反對西方主流文明，因此不難被借來作抵制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之用。再說，把西方 的後現代理論硬搬到仍處於前現代的中國，也很容易導致桔逾淮而為枳的荒誕效應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後現代派(當然不是全部)和西方的後現代派其實不是一回事 ，後者是理想主義，前者卻是犬儒主義。中國的後現代派熱衷於揭露西方自由民主 的虛偽性，它並不是只批判西方社會的現實，它連帶著也要否定自由民主的理想， 一旦理想被否定，再壞的現實也就得到了原諒。中國某些後現代派的邏輯是，既然 西方社會也沒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所以我們中國沒有自由民主也就不足為病；既然 天下烏鴉一般黑，充其量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那麼，我們又何必非要對中共這只 黑烏鴉過不去呢? 以上，我對知識界的犬儒病作了一番剖析。這並不等於說唯有知識分子才害 了犬儒病，也不等於說別人的犬儒病全是讓知識分子給傳染的。犬儒病是整個社會 的流行病，知識分子不過是患者之一，其症狀也未必此別人更嚴重。只因為知識分 子要發議論，寫文章，從而留下了證詞，因此為我們分析批評提供了素材。正因為 他們的這些議論反映了社會上的普遍心態，所以才值得我們格外重視。 14.關於假裝服從的政治遊戲 據說，近幾年知識界有人提出一個口號，叫「背對當局」(這使我想起七十年 代初期成都人流行的一句話：「理他算輸」)。這當然是號召人們抵制專制政權，不 過是用消極的方法抵制。應該承認，今日中共專制統治已較先前大為鬆懈。政府表 面上號令天下，什麼都管，但事實上，下面的人卻往往另搞一套，遇到紅燈繞著走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下面只要不公開挑戰，政府也就眼睜眼閉。這就造成了所 謂「共產黨在裝模作樣的統治，老百姓在裝模作樣的服從」這一狀態。於是有人提 出，既然向專制當局正面抗爭會招致鎮壓，為什麼非要正面抗爭不可呢?表面上敷衍 它，實際上不理它，難道不更明智嗎?有人甚至宣稱，今日中國，由於有越來越多的 人採取了這種態度，共產黨專制實際上已經徒留軀殼，逐漸消解於無形了。相比之 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不懈呼喊，民運人士的艱苦抗爭，反而沒起到多少實際的作 用。 這種觀點帶有明顯的犬儒味。它試圖讓我們相信不爭就是爭，而且還勝過爭 。看來論者有所不知，在歷史上，像這種「裝模作樣的統治-服從」的格局其實是中 國專制統治的常態。正如白魯洵(Lucian W.Pye)指出的那樣:「中國統一性的秘密在 於朝野雙方共同裝模作樣，這就掩蓋了雙方的實力與局限。不論是在帝國時代還是 在共產黨時代，中國的政府一直做出享有全權的外觀，但在實際上，政府貫徹落實 政策的權力始終是相當有限的。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則自行其是，幾乎不向政府 提什麼要求，從而維持政府享有全權的假象。這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傾向於保 持一定的距離，裝出和諧共處的模樣。」簡而言之，中國專制政治的特點本來就是 「政府在裝模作樣的統治，老百姓在裝模作樣的服從」。 中國的專制統治，除了在某些特殊階段，例如毛澤東時代的某些階段，「無 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一個工廠、公社、街道、學校等最基層，再加上狂熱的「群 眾專政」，整個社會確實會像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年》那樣，形同一個大監獄 ，「最高指示」能一竿子插到底，地方與個人毫無轉圜變通的餘地(其實嚴格說來也 不盡如此)。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中國式的專制都有其鬆動活泛的一面。最高當局的 指示和政策固然不容批評，但它們通常都很含糊籠統，從而使得下面的人可以通融 處理，便宜行事。即便有了明確的法令，但很少嚴格執行。專制制度本身是僵硬的 ，唯其如此，在實踐中它不能不保留幾分靈活，否則它就會因弦繃得太緊而易於斷 裂。這和傳統的大家庭頗為類似。老話說:「不癡不聾，難為阿家翁。」統治者如同 大家長，倘若事事較真，不給下面的人留餘地，勢必會和下面發生直接衝突，到頭 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這是就統治者方面而言。至於在被統治者方面，他們當然要 努力謀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一般也總是能夠謀求到一定的利益，但通常不是採用公 開地、理直氣壯地堅持自己正當權益的辦法，而是陽奉陰違，盡量利用鑽空子、打 馬虎眼一類辦法。和統治者有了矛盾，有了問題，靠下面說情，靠打通關節，靠賄 賂拉攏，不是去談判對話，不是去對簿公堂，不是去向政府施加壓力。像「遇到紅 燈繞著走」這句話，固然是表明人們可以通過迂迴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某些目的，但 它同時也意味著人們避免觸犯專制者的權威，從而承認了專制者的權威。在這裡， 你可以說統治者的專制是很表面的，但它畢竟是在專制。你可以說老百姓的服從是 裝樣子的，但它終究是服從。專制並不因此而被消解，相反，由於缺少正面的挑戰 ，專制才得以苟延維繫。 且以言論自由為例。今日中國，如一般人所說，言論的自由度已經相當寬大 。「自由度」一詞容易使人以為自由主要是個量的問題，其實自由主要是個質的問 題。風箏飛得再高也是不自由的，小鳥飛得再低也是自由的。現在，普通人在下邊 發發議論，甚至罵罵共產黨，當局也不來管不來抓。可是，不來管不來抓是一回事 ，不能管不能抓是另一回事。就在最近，仍有一批異議人士遭到當局逮捕關押，社 會上並未對此發出強大的抗議之聲，更未能予以有效制止。可見中國仍未實現言論 自由。一個國家有沒有言論自由，不在於當權者願意對不同政見容忍到什麼程度， 而在於當權者是否有權力去壓制不同政見。只有在人們學會了抵抗權力對言論的干 涉企圖時，真正的言論自由才得以實現。這就要求我們不能滿足於怎樣巧妙地從網 眼裡鑽過去，而必須致力於粉碎那張專制之網。 當然，軟性的專制總比硬性的專制好。人們能夠在假裝服從之下自行其是， 既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沒有積極意義的。問題是我們不能把這種積極意義估計過 高。如果我們把這套假裝服從的遊戲玩得上了癮，反把正面抗爭視為迂腐、愚蠢或 多餘，那麼，專制的終結，權利的確立，法治的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實現也許就 遙遙無期了。 15.犬儒式的自欺欺人 和上節講到的問題類似，犬儒病的又一表現是，在實現自由民主的過程中， 誇大自利行為的意義，否定理念和理想主義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人提出，既然自由民主這套制度是立足於個人利益之上，因此，只要大家 追逐自利，無須多少理想主義精神，到頭來也會自然而然地演化出一個自由民主的 社會秩序，市場經濟的秩序可以這樣演化而成，政治民主的秩序也可這樣演化而成 。按照這種觀點，自由民主制度無非是一套關於不同利益衝突碰撞的遊戲規則而已 ，因此，只要現實中存在著不同利益的衝突碰撞，彼此衝來撞去，這套遊戲規則就 自然會慢慢建立起來了。譬如說，共產國家的權力結構本來就具有某種民主的外貌 ，全國人大就相當於民主制中的議會，有人便根據「屁股決定腦袋」的邏輯，期待 人大因出於自利而致力於擴充自身權力，無意之中造成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局面。 在民主運動正面攻堅屢攻不克的情況下，上述觀點不免令人寬慰。考慮到在 現實生活中常有「不虞效應」發生，「有心栽花花不活，無意插柳柳成蔭」，正打 歪著，歪打正著，上述觀點甚至還顯得有幾分可信。不過，我對這種觀點深表懷疑 。道理很簡單，打從遠古以來，人們就一直是追逐自利的，為何不曾早早地就演化 出自由的秩序、公正的秩序?何以在世界上竟還有專制的秩序、壓迫的秩序存在?正 因為人們一向是追逐自利的，所以才導致了彼此間的碰撞衝突。這種碰撞衝突的結 果，並非總是導致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它也很可能是導致一方對另一方的壓迫，另 一方對一方的臣服。除非人們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也承認別人的自利，或者反 過來說，除非人們在自己的利益橫遭侵犯時，敢於不懼風險起而抗爭，否則就不可 能形成公正的秩序而只能形成壓迫的秩序。說到遊戲規則，遊戲規則也可以有兩種 。知青為上大學而相互競爭。建立嚴格的高考制度，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一種 規則；憑特權，開後門，或者像張鐵生那樣交白卷，這何嘗不是另一種。不同利益 的衝突碰撞確實可能逐漸地形成一套遊戲規則，但是那不一定自然而然地是一套好 規則，它很可能是一套壞規則。除非我們堅持正確的理念並為之不懈的奮鬥，否則 我們不可能得到我們需要的好規則。 以現今中國的情況為例。許多中共官員利用特權貪污腐敗，化公為私。盡人 皆知，唯有消除特權，實行法治，才能確保民眾的利益。這就要求民眾起來投入結 束一黨專政的鬥爭。可是投入反專制的鬥爭又是有極大風險的，它很可能招致殘酷 的鎮壓，到頭來會蒙受更大的損害。因此，如果僅僅是出於自利的動機，你也許會 認為還是放棄抗爭，轉而跟在別人後面也多少撈上一把才更保險，更實惠。如果大 家都放棄公正的要求，只是去追逐被權勢者搾取後剩下來的一點可憐的利益，我們 又如何能得到一個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呢?由此可見，在促成制度轉型的過程中，我們 必須要有理想主義，要有英雄主義。 從表面上看，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意味著敢於為了贏得更大的利益而甘冒失 去僅有利益的巨大風險，這好像是自相矛盾，好像和賭博差不多。問題在於，當我 們反抗強權，我們不僅是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我們首先是為了贏得自由，贏得公 正，贏得自尊。這是比單純的物質慾望更重要、也更富人性的東西。 以上批評到的那些觀點，它們都沒有放棄對理想的嚮往，但卻放棄了為理想 的鬥爭，以為理想社會的實現可以不經過為理想的艱苦奮鬥。這顯然是犬儒式的自 欺欺人。當人們出於挫折、沮喪，或出於恐懼、誘惑，脫離了為理想而奮鬥的行列 ，又不願意被別人視為背叛理想，他們就會說他們正在「曲線救國」，爭辯說不抗 爭倒比抗爭還有效果。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會自己掉下來，用不著再去跳。 在論及自由民主制度實現的各種條件時，學者們提到了許多因素，例如經濟 的發展，教育的普及，中產階級的興起，以及諸如此類。這些因素無疑都是有利的 ，但經驗證明它們並不一定都是必要的。我更願意強調理念，強調理想，強調抗爭 。沒有自由理念，就沒有自由社會；沒有民主派，就沒有民主制。 16.克服犬儒，戰勝專制 如前所言，在共產專制統治的末期，協同這種統治的心態只剩下犬儒主義， 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義，我們才能戰勝專制。眾所周知，順民與暴民本是同一 枚錢幣的兩面。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義，我們也才能保證平穩的制度轉型。 犬儒病是心理病。指出它的病症，分析它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它的 治療。犬儒常常不肯承認自己是犬儒。他們每每要編造出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或說 詞，把犬儒心態予以掩飾，予以合理化。這使得治療犬儒病變得很複雜，但也因此 而成為可能。正因為大多數犬儒都不能心安理得地當犬儒，所以，指出他們害了犬 儒病就可能會激勵起他們去克服它。 此外，分析犬儒病的成因也很重要。一般人總是由於理想在現實中碰壁才對 理想失去信心的，這就要求我們對理想碰壁的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注意:在這 裡,我們一定要排除那些貌似深刻實則空洞的解釋。例如把八九民運的失敗歸因於中 國人的整體的劣根性，歸因於共產黨本質的邪惡性，或者是歸因於我們的傳統、我 們的祖先的劣根性。既然這類劣根性按定義就是極難改變的，起碼是在一個相當長 的時期內極難改變的，那豈不意味著中國民運至少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幾乎不 可能取得成功嗎?除非我們讓人們相信，民運的失敗不是注定的，相關因素的變化消 長是可以較快就得到改進的，否則我們如何能讓人們恢復信心?六四後不久便有人說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說這話的人忘記了，中共政權自四九年來所遇到的最大的 一次危機，恰恰就是讓秀才們給促成的。問題不在於是否一定會由知識分子充當變 革的主角，問題在於能否以理性、以理念作主導，問題在於是否還對理性有信心。 犬儒由於自己無信仰，也常常懷疑別人有信仰。一個自願為信仰獻身的人， 其本身的存在就證明了信仰的真實。這就是說，榜樣具有治療犬儒病的功效。 不過，有些犬儒病入膏肓，一般的治法恐難奏效。他們不相信能治療，所以 拒絕接受治療。他們不相信講道理，所以你講的道理他們聽都不聽。榜樣對他們也 無療效。他們正是因為看到理想主義者沒有好下場才變成犬儒的，所以，那些為了 理想受苦受難的榜樣很可能只會成為他們犬儒主義的證明:「你看，他倒霉了吧。」 這就需要另一味藥——成功。應該看到，現今犬儒病的流行，正是先前失敗留下的 苦果，是巨大創痛的滯後反應。理想主義者不能一味地憤世嫉俗，怨天尤人。我們 必須力爭在現實中贏得成功，從微小的成功開始，並不斷的積累成功，然後以我們 的成功去治癒他人的犬儒，然後再以更大的實力去贏得更大的成功。 再有就是時間。不錯，時間會導致遺忘，遺忘當年的痛苦，但同時也遺忘當 年的恐懼。人心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它不會長久的沉淪。更不必說還有新陳代 謝，專制對人心的扭曲是後天的，它並不能遺傳；靈魂的自由卻是先天的，每一次 新生就是一個開端，就是一種希望。□ ——《北京之春》1998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