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克林頓中國行(上) 一 引人注目的現場直播 在上期《北京之春》「觀察家」文章中，我曾經預測:「這次克江會談或之後 ，中共方面會在人權問題上作出某些表示。」 當時，持有和我相同看法的人看來並不多。有些人反對克林頓這次出訪，將 之批評為向專制者的姑息和對人權原則的背棄。有些人支持克林頓訪華，但他們的 著眼點不在於人權而在於經貿，或主張經貿為重人權為輕，或以為通過發展經貿可 間接促進人權。在當時，不少人都以為克林頓此行主要目的是做生意，再有就是商 談和處理中美兩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合作與分歧。然而，九天訪問下來，結果出人意 外。這次中美高峰會談，經貿方面進展平平，國際事務上也無驚人之舉，倒是在政 治方面——確切地說是人權方面——發生了引人注目的一幕: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對克 林頓的三次重要講話(聯合記者會、北京大學講演以及上海圓桌會議)進行了現場直 播。此舉對中共可謂史無前例，它超出了一般人的預料，成為這次訪華之旅最重要 的收穫。 迄今為止，不論是海內外的中國人，還是美國朝野上下，多數人對這次訪問 都表示肯定。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先前反對者的做法就是錯了呢?未必。依照我上文 的分析，先前有很多人反對克林頓訪問，客觀上加強了「克林頓在和中共打交道時 的討價還價的本錢」。因為「中共既然也清楚，這次克林頓如期赴約是冒了很大風 險的，倘若你中共不在包括人權在內的問題上好歹作出某種表示，只怕克林頓回去 後沒法交代。如果克林頓這套政策碰壁破產，更嚴厲的一套主張勢必取而代之，到 那時美國政府必將對中國採取更嚴厲的制裁措施，對中共自身並沒有什麼好處」。 據香港的《亞洲週刊》報導，克江聯合記者會的現場直播是由江澤民親自決定的。 事前北京有關方面一度猶豫不決，沒有人敢作主。中方和美方的消息來源都證實， 美方曾向中方施加強大壓力，甚至一度提到要取消記者會。美方強調克林頓頂著美 國國內強大的反對力量訪華，一定要展現開放及親民，也一定要對六四及人權問題 有所交代，因此江澤民最後親自決定「現場直播」。從這段內幕消息看來，果然印 證了我先前的分析。 也許，有人會說美國人在演雙簧，國會唱黑臉，克林頓唱白臉。這種解釋未 免太過穿鑿。以共和黨為主的國會在克氏訪華一事上唱反調，半是出於觀點的不同 ，半是出於黨派鬥爭的需要，他們是在真心實意地唱反調，並不是在那裡和克林頓 合演苦肉計。如果說他們的反對客觀上反而幫助了成全了克林頓，那正好體現了兩 黨制的妙處。 二 88年的莫斯科與98年的北京 在7月3日晚香港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克林頓，在北京期間為何不與鮑彤見 面。克林頓回答說:「在北京時我曾竭盡所能與代表中國社會各方面的人士會談以及 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來鼓勵中國朝民主改變。有關我此行——我要提醒各位，這是十 年來美國總統首次訪問中國——要和誰見面、如何處理這種場合等的決定，大抵是 經過設計的；這些決定是根據我對怎樣發揚人權效果最好所能作的最佳判斷作成的 。我想，看來我作的這些決定似乎是正確的；我們還要看一看這些決定到頭來是不 是正確。」 克林頓強調這是十年來美國總統首次訪問中國，言下之意是說，許多事是該 做的，但不可能在這一次全做。他為自己定下的行程安排作了有力的辯護，但措辭 謹慎，留有餘地。我當然希望克林頓在訪華期間能會見國內的異議人士，不過平心 而論，我覺得克林頓的解釋也有他的道理，因而也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可以期待， 在下一次訪華時，克林頓能夠做得更好些。 順便一提，有人引用裡根總統在88年訪問莫斯科時會見薩哈諾夫的事例批評 克林頓，我以為這種類比未必妥當，因為88年的莫斯科不同於98年的北京。早在86 年年底，薩哈諾夫就得到時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的親自邀請，從被軟禁的高 爾基市回到莫斯科。88年的蘇聯，其政治開放程度勝過今天的中國大陸。 三 中國行的成功之處 克林頓在聯合記者會上公開地肯定八九民運，直言不諱地批評武力鎮壓，在 北大講演會上有力地闡述了自由民主理念。這些無疑是應該肯定的。不過話又說回 來，克林頓的這些講話，無非是表達了國際社會大多數人的普遍看法，並沒有什麼 格外高深之處。身為美國總統，發表這樣的言論莫非還需要什麼特殊的勇氣?問題在 於，克林頓的這些講話通過現場直播，直接為中國億萬民眾收視。其實，問題也還 不在於中國民眾直接收視到克林頓的講話，因為在今天，靠著電子媒體的巨大穿透 力，大陸民眾並不難直接聽到來自自由世界的聲音，而且時到而今，僅僅是收聽所 謂敵台基本上也已經不再是罪過。真正的問題是，這次克林頓講話的現場直播是中 共當局自己同意批准的。這意味著中國朝政治開放的方向上邁出了一步，而中共之 所以邁出這一步，那又和克林頓的所作所為有一定的關係。如果克林頓表現得太軟 ，中共未必會走出這一步，如果克林頓表現得太硬，中共也未必會邁出這一步。在 如何從外部對中共施加影響以促成某種所欲效果的問題上，克林頓把分寸拿捏得很 准，這才是他高明的地方。 不少人針對克林頓講話的內容大加讚賞，以為單憑這番講話就算不愧美國總 統，就算不虛此行，就能堵住美國國內反對派之口。這種讚賞未免不得要領。身為 美國總統，克林頓講出這番話本屬平常，不值得如此讚賞。我相信，當初中共邀請 克林頓來訪問，凡頭腦清醒一點的人，包括美國政界的反對者，也包括許多中共官 員，都很容易預料到克林頓會講出這一類話來。克林頓此行是成是敗，不在於克林 頓講些什麼，而在於他能使中共方面作出何種回應。克林頓使中共同意破天荒第一 遭把這些講話在全國現場直播，這才是他的成功。如果克林頓沒能使他的講話現場 直播，從而對中國的民眾產生影響，哪怕他講話的內容再加倍強硬，他這次中國行 也只能視為失敗。 有民運朋友說克林頓這次訪華是失敗的——「你們看，克林頓前腳剛走，中 共當局就又在抓人了。」可是，有誰原先指望過只要克林頓一訪問，共產黨從此就 結束專制，再也不抓人了呢?在中國之行最後一站的香港記者會上，克林頓說:「中 國是在轉變，但仍有龐大的力量抗拒轉變；證據是，政府繼續限制言論自由、集會 自由和宗教自由。」我在上一篇文章裡預測中共會在人權問題上作出某些表示，但 同時指出「不能指望會有實質性的進步」，因為中國人權問題的實質性改善只能靠 中國人民自己的努力，不是外部力量可以做到的。克林頓此行已經取得了一次外交 活動所能取得的相當可觀的效果，因此可以稱為成功。 四 親民作風與精彩講演 恐怕沒有哪位外國元首象克林頓此行那樣，和中國民眾有這麼多的接觸，對 中國民眾發表了這麼多的講話。 在這次訪華過程中，克林頓充分展現了他的親民作風。其實，共產黨也講究 親民，用他們的話叫「和群眾打成一片」。共產黨的大幹部，一般都並不在服裝打 扮上刻意與眾不同。過去一度在軍隊裡還取消了軍銜制，讓將軍和士兵從外表上看 不出什麼區別。電影裡常見到首長們逗小孩子，摸摸頭叫「小鬼」。當官的不要下 屬和百姓稱「長官」，堅持要你叫他「同志」——當然，在現實中，許多人還是更 願意你稱呼他的官銜，如張書記、李處長。共產黨的領導人要時常下基層，還要到 老百姓的家裡，問問收成，聊聊家常。毛澤東時代還要求領導幹部抽出時間參加生 產勞動，以免脫離群眾，養成「當官作老爺」的官僚主義。你不能說這些全是做出 來裝樣子的，但它和民主國家領導人的情況畢竟大不相同。根本區別在於，民主國 家的領導人是通過自由競選上的台，他們的權力受到嚴格的限定，隨時受到選民的 批評監督，任滿後便是一介平民；民眾享有充分的自由權利，批評的權利，選擇的 權利。他們對領導者不會有任何恐懼。在民主國家，領導者和民眾之間有一種深刻 意義上的真正平等。反過來，共產黨的領導人，不論怎樣「和群眾打成一片」，實 際上卻是高踞於群眾之上。因此，面對民主領導人和面對專制領導人，人們的感覺 、心理是不一樣的。看了電視，一般人總覺得江澤民的親民表演不如克林頓，其實 問題並不出在表演技術上。 大體上說，克林頓的講演和答問都很成功，有幾處還很精彩和富於機智。在 講到美國的立國理念時，克林頓引用了清代一位中國官員的贊詞。在講到個人自由 的意義時，克林頓引用了北大人胡適的論述。這不僅拉近了和聽眾的感情距離，而 且也間接地證明了自由民主理念沒有國界之分，它們也同樣的為中國人所理解所珍 視。為了鼓勵中共當局與達賴喇嘛對話，克林頓先是讚揚了達賴喇嘛的誠實人品， 然後對江澤民說，如果你們兩人見見面對對話，一定會互相喜歡的。這話引起了聽 眾輕鬆的笑聲，更從反面彰顯出中共僵硬立場的不近情理。在講到去年江澤民在哈 佛講演遇到有人抗議一事時，克林頓回答說：「在美國，我也曾經碰到多次針對我 自己的示威活動，我曾經對江澤民主席說，讓我欣慰的是，現在你也遇到了有人對 你示威抗議，這下我不孤單了。」在這裡，克林頓實際上是在開導中共領導人學會 容忍民眾的批評抗議，不過他是以一種幽默的口吻、自嘲的口吻，讓對方沒法生氣 。在北大講演時，克林頓引用富蘭克林的話，說批評者是我們的好朋友，因為他們 點出我們的過失。在耐心地回答了幾位北大學生的提問——其中有幾個問題問得咄 咄逼人——之後，他又一次引用了富蘭克林的話，然後還頻頻向提問者致謝，說「 這些問題比我的演說重要得多。」一方面表現出他的謙虛、寬容和對不同意見者的 充分尊重，另一方面則使聽眾不能不聯想到共產黨領導人對異議者的截然相反的態 度。本來，那幾個提問者或許是想把克林頓置於尷尬，殊不料卻正好讓別人借題發 揮，講了一大套關於容忍不同政見的民主道理。這套道理如果只是乾巴巴地講出來 ，有些多心過敏的人還會不高興，說你美國人憑什麼教訓我們中國人。如今克林頓 是現身說法講自己的心得體會，不擺出啟蒙者的架式而產生了啟蒙的效果。克林頓 對容忍異議的道理講了很多次，想來這一次給人們的印象一定最深。 有這樣一個政治學命題:政治的本質是談話，是對話(這個命題所包含的真理 絕不比「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一句為少，其實更多)。談話、對話必須看對象，不但 要考慮對方的知識背景，而且還要考慮對方的情感背景，要讓別人在理智上容易明 白，在感情上容易接受。克林頓來華發表公開講話，他試圖說服、影響的看來主要 不是中共頑固派，因為那不可能，也不是自由派和民運人士，因為這沒必要(所以有 些異議人士對克林頓的講話不滿意，覺得不夠勁)。他心目中的聽眾應是介乎兩者之 間。我們說克林頓的講話比較成功，不只是因為他表達了正確的觀點、立場，而且 還因為他選擇了適當的表達方式與角度，從而對一般聽眾具有比較強的說服力。 五 克林頓講話的不足之處 不過，正是從後者出發，我認為克林頓的講話也有一些不足之處。譬如在講 到自由的價值觀念時，他還可以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找出更多的資源。在講到自由 民主的重大意義時，他還應該從中國自身的經驗中更多的加以引申。 恐怕許多西方人都有一種誤會，他們把當代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歸因為外來 影響，歸因為中國實行對外開放，西方思想進入中國的結果。這種看法貌似有理。 例如在八九民運中，示威者推出的民主女神像實際上是美國的自由女神像的翻版， 可見受西方影響之深。但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並非始於1989，它至少應該上溯到 1978年的民主牆運動，當時中國還沒有對外開放。和清朝末年那一次自由主義思潮 的興起有所不同，那時的自由主義幾乎完全是從外部學來的一種理念，而民主牆時 期的自由主義卻主要是中國內部自生的產物，是人們根據對自己親身經驗的痛切反 思的結果。 指出這一點十分重要。現在，中共當局抵制民主化要求的基本策略，就是否 認這一要求的自生性，以所謂中國國情的名義，用穩定壓自由，用生存權發展權排 斥言論權選舉權。事實完全相反。著名經濟學家森(Amartya Sen)根據大量實證研究 得出結論:「人類歷史上的大饑荒，沒有一次是發生在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國家 。」當然，沒有言論自由，不一定必然產生大饑荒；但凡是產生大饑荒者，必定是 沒有言論自由。在這一點上，普天下沒有誰比中國人更為教訓慘烈，刻骨銘心。有 句名言:「對一個人權利的侵犯，就是對所有人的威脅。」這話本來也沒有必然性， 歷史上有的是這樣的先例，個別人權利被侵犯，但權力並沒有把自己推向極端，因 此多數人到最後也並沒有受到太多直接的傷害。但至少是在中國，我們親眼目睹到 權力怎樣從侵犯少數人入手，最終發展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1955年，中共下 令批判胡風，胡風說:「自批判胡風，中國文壇將進入中世紀。」此話說後僅僅十年 便獲應驗，蒙難者豈只區區文壇。恰恰是當代中國的「特殊國情」告訴我們:以穩定 (過去叫「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壓制自由，其結果是浩劫是動亂；以生存權 的名義排斥言論自由權，其結果是六億人挨了三年餓，超過四千萬人喪失生存(參見 本期「觀察家」一文)。克林頓對當代中國的歷史缺乏深刻的瞭解，他反而附合了中 共的說詞，以為中國人由於長期吃不飽飯，由於長期社會動亂不安，所以才不懂得 言論自由的重要，不懂得個人權利的重要(?!)。 克林頓正確地肯定了人權觀念的普適性，可惜他還不善於用簡明通俗的語言 給予有力的闡釋。我們知道，在所謂「人權觀念是資產階級觀念」的謬論徹底破產 之後，中共當局抵制人權的新理論是抬出相對主義(例如江澤民在去年訪美時的講話 )。魚兒在水中游，一個人說魚兒很快樂。另一個人反問道:你不是魚，你怎麼知道 魚兒很快樂?這是相對主義的一個古代版本，看上去還很難反駁。然而我要是說，你 把魚兒釣出水面，活活弄死，魚兒一定很痛苦。這恐怕就沒有什麼人敢於再反問了 ，否則，你就能為人類一切罪行作辯護。波爾布特殺害了兩百萬柬埔寨人。他完全 可以否認自己是壞人，因為他可以反問你:你不是柬埔寨人，你怎麼知道柬埔寨人不 樂意被屠殺?他還可以告訴大家，柬埔寨人在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時與眾不同，當他 們面臨屠殺又哭又叫時，那不表示他們很痛苦，那其實表示他們特別高興特別喜歡 。 人權普適性的道理十分簡單。它無非是基於這樣一個自明的命題:沒有一個國 家的人民喜歡那種專橫的、不容批評、不容反對的政府，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甘願 僅僅因為發表了批評政府的意見就被監禁、被屠殺，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樂於在政 府的抓捕和審訊面前被剝奪向公眾公開辯護的機會。 六 北大學生的提問說明了什麼 克林頓北大講演會後不久，電腦網路上出現了一則政治笑話:哈佛大學的學生說 :「我們美國有言論自由。我們可以當面批評克林頓總統。」北大的學生說:「我們 中國也有言論自由。我們也可以當面批評克林頓總統。」 笑話歸笑話，但是在克林頓的北大講演會上，幾位北大學生的提問確實給人 們留下了許多疑問(並不是全部，像最後一位提的問題，我以為就另當別論)。通常 的說法是這幾個學生的提問反映了新一代大學生的民族主義情緒。人們要問的是， 這幾位提問學生表現出來的政治傾向究竟是否真實?他們在北大具有多少代表性? 有消息說，會上學生提出的問題，實際上都是官方事先擬定的。又有消息說 ，這次入場的學生完全是根據抽籤，因而是相當隨機的。這兩種說法並不矛盾，可 能同時為真。不過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寧可擱下前一種說法，假定會場上的一切都 未經官方刻意安排，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它就真實地反映了學生的政治傾向，具有 很大的代表性呢?當然不一定。 道理再清楚不過，畢竟，當今中國還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公開表達不同政 見仍然要冒不小的風險。有了這個大前提，官方用不著再作多少格外的安排佈置， 就可以把一般人的公開言論控制在某種範圍之內。不錯，在很多時候你都可以發現 今日國人的談吐已經很少顧忌，但那顯然與場合、情境有關。我們知道，古今中外 的專制者，一方面都很愛組織隆重的群眾集會，但對於這同樣一批的群眾，專制者 又非常害怕他們有任何純自發的政治性集會。可見他們深知，在不同的場合與情境 下，人們的心態從而表現可以非常不一樣。一般人都有「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的習慣。那不是他們存心作假。那是因為他們的心態受到場合與情境的無形影響 。官方集會能強化群眾的忠誠與屈從(亞里士多德早就發現了這一點)，自發集會則 可能強化群眾的批判意識和反叛情緒。在官方主持的、又隆重又秩序井然的克林頓 講演會上，只有那些和官方立場接近的學生最有提問的衝動。有的學生腦子裡有各 種想法和情緒，既有和官方接近的想法和情緒，又有和官方相左的想法和情緒，而 在那樣的場合與情境下，他們會下意識地更樂於公開表現出前一種想法和情緒，有 意無意地壓抑後一種想法和情緒。這裡所說的壓抑，有時正是所謂弗洛依德式的壓 抑:你不但壓抑了你的想法，你還壓抑了你的壓抑，也就是說你甚至不覺得你在壓抑 。本來也是，一個人放著中共領導人大量的問題不去質疑，卻在質疑外國領導人時 充英雄，說得通嗎?當克林頓走出辦公樓禮堂，來到圖書館前出席贈書儀式，周圍聚 集了許許多多自發而來的北大學生。現場洋溢出的那種友好而熱烈的氣氛顯然與剛 才很不一樣。兩相比較，哪一種情緒更自然、更真實、更具代表性，答案應是不言 而喻。 或許，有人會批評說我的分析也是「想當然耳」，缺少實證依據。要有大范 圍的民意測驗就好了，可是為什麼沒有民意測驗呢?是沒人願意去作還是有人不准去 作呢?如果是不准，又是為什麼不准呢?我還要補充一句，就算有了高精度的民意測 驗，我以為仍不足以說明問題。在沒有自由辯論的基礎上進行民意測驗，好比在沒 有自由競選的基礎上進行投票，其結果不足為憑。給我們異議人士哪怕只半個月的 言論自由然後再民意測驗，你看會是什麼結果。 順便一提，克林頓先前講過的話中，毫無疑問地當以直接批評六四事件的一 段話最有震撼性，但不論是北大學生的提問還是上海市民的「扣應」(call in)，均 不見有人對這段話質疑。這才真正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在缺少言論自由的地方，人 們公開說些什麼不一定說明什麼問題，人們不說什麼才說明問題。 七 為什麼宣式「三不」 在六月三十日上海圖書館舉行的圓桌會議上，克林頓公開講出「三不」，即 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加入需要以國家名義的 國際組織。此話一出，引起各種不同的解釋與反應。 「三不」本來並不新，新在由克林頓親口講出。克林頓本人說他只是回答別 人的提問，因此沒有什麼別的意思，但一般人還是以為其中含有新意。克林頓不是 在兩場現場直播(克江聯合記者會與北大講演)之前、而是在之後講出「三不」，因 此那不是對江澤民主動示好而是善意回應。是回應什麼呢?當然是回應江澤民同意現 場直播這一舉動。此舉令克林頓對大陸自由化民主化增加了信心。既然如此，他講 出「三不」就不能理解為對專制下的「一國兩制」的認可，也不能理解為對已經實 現了自由民主的台灣人民的出賣。 在我看來，克林頓公開宣示「三不」，其用意是為了鼓勵中共實行政治改革 實行自由民主。可以想像，要走上民主化的大道，中共方面最耽心的或者說最常用 來作托詞的問題之一，就是所謂國土分裂。有蘇俄的例子擺在那裡。前蘇聯的解體 ，不是發生在一黨專制之下，而是發生在民主改革之後。戈爾巴喬夫推行民主化， 本意是把專制的蘇聯變成民主的蘇聯，殊不知到頭來民主實現了，蘇聯卻消失了， 連帶著他這個全蘇總統也成了無國之君，大權盡失。後來又有俄國的車臣鬧獨立， 葉利欽用武力鎮壓，其結果是兩敗俱傷。這不能不使得中共內部的民主派在下決心 推行民主改革之前躊躇再三，舉棋難定。另外，它也給那些抵制民主改革的頑固派 提供了現成的口實。 中共當局很清楚，在維持一黨專政不變的情況下，台獨幾乎是不可能的。這 點連台獨派自己也很清楚，大多數台獨派都不主張急獨而寧肯保持現狀。在這種情 況下，美國的政策也比較容易保持不變。問題是，一旦大陸走上民主化之路，情況 又會怎樣呢?我在《論統獨問題》一文中指出，大陸民主了，台獨的必要性會降低， 但可能性則會增高。許多台獨派不主張急獨而又不放棄獨立的主張，其實就是在等 待時機，等待大陸自己發生變化，或者是爆發嚴重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因而自顧不 暇，或者是實行了自由民主因而更難於對台用武。倘若在那時再有國際社會的呼應 ，希望就更大了。假如中共當局果有實行民主之意，它不能不耽心那是否會導致「 國土分裂」的後果。平心而論，有這種耽心是可以理解的，不只是中共當局，恐怕 不少反對派、許多老百姓也有同樣的耽心。在他們看來，專制下的統一當然不好， 民主下的統一又有什麼不好呢?這種耽心不一定都是出於對統一的偏好，它也可能是 出於對專制復辟的疑懼。如果在民主派主導民主化的過程中引出了「國土分裂」， 那豈不為專制派、為威權主義者捲土重來提供了大好機會麼?不要忘記，蘇聯保守派 的那次政變就是打著反對聯盟解體的口號搞起來的。 如前所說，在大陸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獨的可能性會增高。然而，台獨能否 成功，在相當程度上又取決於國際社會——首先是美國政府——是否支持，是否承 認。也許，江澤民私下和克林頓交換過看法:「我們打算實行民主，但我們耽心到時 候台灣會鬧獨立。」「我們不會支持台灣獨立。」於是，就有了「三不」的公開宣 示。 克林頓宣示「三不」是鼓勵中共實行民主化，免除其後顧之憂。從另一種角 度看，那也是剝奪中共拒絕民主化的借口。也許江澤民是這麼說的:「不是我們不想 民主，可就怕中國一民主就四分五裂。」我們知道，長期以來，一直有人散佈這樣 一種論調，他們說美國希望中國自由民主實際上是希望中國四分五裂，是不希望中 國統一強大。克林頓說:「不，我們不會支持分離主義。」那潛台詞是，看你們還有 什麼理由不民主? 克林頓講出「三不」後，台灣的許信良提出「先一制後一國」的主張，也就 是敦促大陸首先實現民主，然後再實現統一。不管你是否贊成許信良的主張，在我 看來，許信良準確地把握住了克林頓發出的信息。 「三不」一出，可能增加了要台灣與大陸進行談判的壓力。在《中國統一之 我見》(1988)一文中我曾經寫到，在兩岸進行直接談判之前，不妨先進行間接談判 ，或曰談「談判」。當時我說:「如果台灣方面不在間接談判上作努力，那不僅會失 去對大陸影響的機會，而且會招致越來越多的來自島內的和海外的壓力，勢必使自 己陷於越發被動的境地。」在間接談判階段，台灣方面可以向大陸提出立即實行言 論自由的嚴肅要求。現在看來，這一建議恐怕還有參考價值。 八 令人驚訝的香港講話 在中國行的最後一站香港，克林頓對記者發表了長篇講話。這次講話沒有在 中國現場直播。由於重頭戲已經唱完，這次講話似乎也沒有引起人們的廣泛評論。 不過在我看來，這次講話十分重要，值得認真研究。聽說國內許多朋友也很重視這 次講話，到處找來看(國內不曾全面報導)，可見有同感。 在香港記者會上，克林頓對中共現領導大加稱讚。他稱讚江澤民聰明過人， 很有魄力，精力充沛，有遠見，有憧憬，「很有機會長期作為中國的領導人」，「 可以想像一個和現在不同的未來」；稱讚朱熔基能力過人，是江的好搭檔。這些贊 詞恐怕已經超出了外交上常見的互相捧場。更令人驚訝的是，克林頓為江澤民等要 在中國實行民主差不多是打了保票。在問到中國是否會實現民主時，克林頓斷言:「 我認為可能會，而且一定會有民主。我認為在明顯支持改革的江主席和朱總理的領 導下，中國現在的政府會順應改革的時代潮流，帶領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徹底瓦 解抗拒改革的勢力。」他還說:「我相信，有憧憬、有想像力和有勇氣的領袖將找到 方法把中國帶進歷史正確的一邊，而且還鞏固下來。」 在這次中國行臨近結束的時候，包括美國國內的反對派也大都肯定了這次訪 問的成功，克林頓如此稱讚中共現領導，顯得是畫蛇添足，不但沒必要，反而徒然 地引來批評。可是他為什麼還要這樣講呢?有美國人說，大概是江澤民跟克林頓講過 什麼悄悄話吧。我當然對克林頓的說法高度存疑。不過我確實認為，現在，我們必 須對中共當局的基本狀況和未來可能的走向作一番全面的分析與評估，對中國的現 狀和演變趨勢作一番全面的研究與討論。與此同時，我們更需要對我們自己的長程 目標和短程目標以及鬥爭的方式和策略作一番認真冷靜的思考。這將是本文下一部 分的主要內容。□(未完待續) ——《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