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克林頓中國行(中) 九、中共當局真要和平演變了嗎? 人們一致認為，三次現場直播——尤其是克江聯合記者會的現場直播——是 這次克林頓訪華過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克林頓說，香港許多提倡民主的人士都表示 ，他們覺得，「就某些方式而言，江主席和我在記者會公開討論，就長遠看，可能 會比此間所發生的其他任何一切事務，更能對人權產生重大影響」。七九民運人士 、人權活動家任畹町說:「這件事影響很大。既然兩國元首可以公開討論六四，那麼 ，全國的普通老百姓在未來也可以公開地討論六四。」自由主義理論家、今年這次 「北京之春」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劉軍寧把這件事稱為「中國邁向民主第一步」。他 說:「當中國領導人已經開始同意，公開地同外國領導人討論雙方在一些重大而敏感 的問題上的分歧時，在中國領導人與中國人之間進行這樣的討論的日子，大概也為 時不遠了。」 據悉，就在克江聯合記者會的第二天(6月28日)，中共內部一批資深望重的開 明人士朱厚澤、於光遠、杜潤生、李銳等，在北京西苑飯店召開討論會，呼籲進行 民主改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改革報等多家媒體前往採訪，事後雖未公開 報導，但由此也可看出某種寬鬆的氣氛。又有消息說，在克江記者會的第三天(6月 29日)，中國社科院與行慶祝中共建黨七十七週年座談會，會上有些黨員學者提出中 共應順應潮流，改名「共和黨」或「人民黨」的建議。這件事後來在社科院出版的 《動態》雜誌上披露。建議本身自然是受到嚴厲批評，但尚未聽說對建議者施加迫 害。有人甚至認為，《動態》將此事披露，客觀上倒有反宣傳的效果。 當然，現場直播這一舉措只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第一步。過去，中共當局也 不止一次地做出過開明姿態。在五七年的整風鳴放期間，連中共中央的機關報都刊 出過不少給共產黨提意見的文章，在七八年年底，鄧小平親口肯定過民主牆。可是 ，後來呢? 也許，江澤民的這一舉動僅僅是展現開明姿態，做做樣子罷了。但是，經驗 一再證明，對於一個專制政權來說，展現開明姿態其實是很危險的，因為它會鼓勵 人們提出真正的自由化民主化要求，進而向專制本身提出挑戰。到那時，專制者為 了維護專制統治勢必要再露凶相，而且，由於面對的挑戰者人數比先前多，聲勢比 先前大，專制者的鎮壓常常會搞得比先前還更殘酷、更廣泛。於是，開明形象便一 掃而空，終點甚至可能還落在起點之後，不論是整個社會的政治氣候還是統治者的 個人形象都很可能變得比先前還更惡劣。 王力雄在《天葬》一書中也闡明過這層道理。他借用傳統儒家的內聖外王之 說，提出「內王外聖」一詞，「外聖」是指對外展現開明形象，「內王」是指在骨 子裡堅持專制。王力雄指出:「對於專制統治，沒有比內王外聖更糟糕的狀態了。那 最容易製造矛盾和出現失衡，導致給人吃肉遭人罵娘的結果。外聖給了反對派勢力 和社會不滿情緒生長的土壤和擴散空間，不可能不與其專制政權的本質發生衝突。 而為了維護外聖形象，它可能開始步步被動後退，起到鼓勵反對派的作用，使其得 隴望蜀，然而它的內王又決定它不可能退得徹底，反而會引發更大的衝突，直到局 面對它的權力構成了嚴重挑戰，它最終就一定剝掉外聖的外衣，以血腥鎮壓解決問 題。」如此說來，除非你是存心耍陰謀，引蛇出洞，放長線釣大魚，否則，你最好 還是從一開始就別打開明牌。 對於這一點，江澤民應該說是相當清楚的。江澤民在1991年與台灣沈君山的 談話中講到春秋時期鄭國宰相子產的故事。那意思是，當政寧猛勿寬。火猛，人人 見了都害怕，所以很少有人玩火燒死；水看來柔弱，許多人不在乎，讓水淹死的人 反而更多。 由此就引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既然江澤民深知打開明牌的危險性，為 什麼他還要打呢?聯繫到近來有關江澤民有意推展政治改革的各種小道消息，莫非現 在的中共當局真的要打算和平演變了嗎? 十、自由民主大趨勢 依我之見，現在的中共當局確實認真考慮過在中國實行自由民主的問題。這 並不奇怪，若是到今天他們都還沒有一點點要實行自由民主的考慮，那才怪呢。 道理很簡單，今日之世界，自由民主是大趨勢。在思想觀念領域裡，自由主 義已經打遍天下無敵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已經徹底破產，什麼「共產黨是無產階 級的先鋒隊」，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是最大的民主」，什麼「共產黨代表了人民， 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代表了人類發展的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以及諸如此類的 一套神話，早已信譽掃地，既不能欺騙自己，更不能欺騙別人。在非官方場合，許 多共產黨員，包括相當數量的中層幹部高層幹部，都已經拋棄了舊的意識形態語言 而採用了和民主派相近的詞彙和概念。就連為中共專制做辯護的所謂新權威主義或 新保守主義，也不得不在理論上承認一黨專制只是一種階段性的權宜之計，最終還 是要過渡到憲政民主。不論當今中共統治集團患有多麼嚴重的犬儒病，但正如韋伯 指出的那樣，一切權力都有使自身合理化的需要，也就是把自己的權力地位看作是 在某種意義上合法的，理所應當的。他不能說權力就是權力的目的，他必須說權力 是用來達到理想的手段。可是在今天，自由民主理想已經成了唯一的理想，因此， 如果中共當局要為自己的權力作辯護，除了也借用自由民主這套理想之外，它已經 別無選擇。 在促進中共內部的思想轉化上，亞洲金融風暴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亞洲 金融風暴促使國人——自然也包括共產黨人——對所謂亞洲模式進行反省和批判， 也就是對那種只經改、不政改的模式，對鄧小平的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進行反省和批判，對所謂新權威主義或新保守主義進行反省和批判。 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在金融風暴的衝擊下，印尼的經濟一潰千里，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從3,500美元降到750美元以下，二十五年的經濟增長一夜之間化為烏有(見 1998年7月10日《紐約時報》)。經濟危機引發了民眾的大規模抗議，在位三十餘年 的鐵腕人物蘇哈托不得不黯然辭職。不難想見，這一事件會對中共當局造成何等的 震撼。 誠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確實取得了顯著的發展，但與此同時，貪 污腐敗、貧富懸殊也發展到極其嚴重的地步。無人否認，中國的經濟，首先是金融 ，也存在著發生危機的巨大危險。另外，由於中國的經濟問題與中國的政治問題密 切相關，一旦經濟發生危機，很容易引發政治危機，尤其是政權合法性危機。這些 都決不比印尼的情況來得輕巧，而中共現領導的權力根基又遠不如昔日蘇哈托那麼 深厚。這意味著，中共當局如若再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國很可能會變成印尼，整個 國家陷入極大的困境，統治者自己也身敗名裂。 十一、民主改革的可能性 專制統治者是否會接受民主理念，從事民主改革?一般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理由是「屁股決定腦袋」。專制者的利益決定了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專制統治 ，決不會自己起來改革自己。 這種回答未免失之籠統，且不說有些人會出於理想主義的追求，作出超越自 身利益的行為，就以利益而論，與其說人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不如準確地說，人追 求的是他所理解的自身利益。這就和他信奉的的理念和他對世事的見解大有關係。 慈禧太后為了維護皇族的利益鎮壓下戊戌變法，殊不料爾後辛亥革命爆發，滿清政 府被一舉推翻，倘若她當初接受維新派的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則皇族雖無實權但 仍有虛位，兩相比較，哪種做法對皇族真有利呢? 「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句話有鼓勵投機之嫌，故常帶貶義，不過它至少告訴 我們，理念、見識對利益有重大關係。平時我們稱讚一個人做事明智，那往往不是 說他出於無私之心捨己為人，而是說他對身處的境況有清醒的認識，做出的事情對 別人、對自己都有好處。平時我們勸誡某人改變其原有的行為方式，除了責以大義 外，有時還要曉以利害，讓對方知道，換一種做法不僅在道義上更正確，而且也對 自身更有利。 在香港記者會上，克林頓強調:「美國希望中國好」，「我們的人權政策也並 不是為一些更大的戰略動機找借口，而是我們真正相信的東西。我們相信這是合乎 道德的，而且長遠而言，也是對他們(指中國，包括中共領導人——引者注)最有實 際好處的」。 順便一提，有人說，美國人向中國推銷自由民主其實是為了害中國。這話很 不合邏輯。一個人把自己珍視、自己實行的東西推薦給別人，怎麼能說是要害別人 呢?若說那種東西有害，那豈不是首先害了自己?聖經上說，對人如對己。反過來， 某些西方人，自己享受著自由民主，卻勸告中國人不要自由不要民主，說中國人更 適於專制，己所不欲，偏偏要推薦於人，這才居心叵測。 克林頓說:「我相信，有眼光、有想像力和有勇氣的領袖將找到方法把中國帶 進歷史正確的一方，而且鞏固下來。我也相信，人們在經歷變化的過程中，他們也 許不向我們那樣相信這是合乎道德的。我想，他們將瞭解這是合乎他們的利益的， 他們的國家將更強大。」接下來，克林頓講到過去五十年的中國歷史所發生的種種 巨大反覆波折，他說:「假如你想避免這些激烈的波折，要避免這些使社會有如一個 可以把蓋子炸飛的壓力鍋的波折，那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制度化的方式，讓真正受到 委屈的人——即使他們未必是對的——批評的人未必永遠是對的，在政府裡也是一 樣，官員未必永遠是對的——假如有正常的管道可以讓人們表達他們的不滿，我們 就可以有一個程序，可以讓我們大步走向未來，而不必經過那麼多波折。這種直言 不諱的能力——即使你想你未必能夠說服對方——能夠給我們帶來力量。」 在這裡，克林頓主要是從功利主義的角度闡明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性。他指 出實行自由民主有利於國家的繁榮強大，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可以避免社會陷 入破壞性的巨大動亂，這對於中共領導人們也是有利的。我們知道，在西方，為自 由民主制度進行理論論證通常有兩種角度，一是本體論的角度，人權天賦，自由民 主天經地義；一是功利論的，自由民主有利於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公正。克 林頓主要從功利論的角度，而較少從本體論的角度闡發自由民主價值，那恐怕是考 慮到說話的對象，為了讓對方更容易接受。儘管說道德的力量在於道德本身，不過 當我們勸告別人做好事時，訴諸開明的自利往往更有效。 據說，江澤民不只一次講過他經常整夜睡不著覺，因為中國的問題太複雜太 嚴重了。這大約是實情。畢竟，今天的中國不同於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由於各 種力量的相互作用，今天的中國正在發生著深刻、廣泛而迅速的變化——不論是在 好的方面(譬如自由民主理念的傳播)還是在壞的方面(譬如貪污腐敗的惡性發展)。 在這種形勢下，統治者單靠消極守成，當「凡是派」是不行的。別的解決問題的理 想模式都已經破產，唯有自由民主理想歷久彌堅，顯示出無比活力。在這種形勢下 ，包括江澤民這一批中共領導人也會認真地考慮在中國實行自由民主的問題，應當 說是情理中事。 正如許多人注意到的那樣，看來江澤民很在意自己的歷史定位。追求好名聲 自是人之常情。可是，什麼樣的名聲才是好名聲，那顯然又和人們的理念、見解， 和人們認同哪一種價值觀大有關係。如今，共產革命和共產陣營已經土崩瓦解，像 「偉大的共產主義革命家」一類桂冠也早已乏人問津。從江澤民等人在公開場合的 種種表演來看，他們似乎很願意顯示自己識時務懂洋務，很在意國際主流社會對他 們的評價，很希望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認同。有人批評這些表演是譁眾取寵，附庸 風雅。其實，問題不在於是否譁眾取寵、附庸風雅，問題在於嘩什麼眾，取誰的寵 ，附庸的是哪一種價值標準的風雅。如今，人們普遍認為，江澤民等要想青史留名 ，唯有在民主化上作出成就。這一點江澤民等自然是明白的。 凡此種種，可以推測中共現任領導人們確有接受民主理念，從事民主改革的 某些可能性。 十二、是托詞，還是有苦衷? 然而，說現政權有進行民主改革的某種可能性，並不等於說現政權有進行這 種改革的明確意願和決心。 不錯，在這次聯合記者會上，江澤民宣佈:「今天中國政府莊嚴地承諾，促進 和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這可以說是中共自執政以來，其領導人對人權與自由問 題所作出的最積極的表態。但我們不可忘記，在中共那裡，人權、自由等概念的含 義一向是模稜兩可、曖昧不清的，所以，我們很難把它的承諾當真。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句莊嚴承諾之後，江澤民緊接著講了如下一段話。他說 :「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近三萬美元，中國是一個有十二 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足七百美元。所以，兩國社會制度、意 識形態、歷史傳統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兩國在實現人權和基本自由的途徑和方式 上也不同。」 讀了這段話，有些人也許會認為，江澤民們在原則上還是願意實行自由民主 的，只不過鑒於中國的國情，人口壓力大，經濟底子薄，再加上沉重的歷史包袱， 以及對自身利益的合理考慮，或許還要加上黨內不可低估的反改革力量，很多該做 的事眼下一時還做不到，如江澤民所說，「一口吃不成胖子」。執政者確有他們的 苦衷。但是，善良的人們務必警惕，當我們設身處地而又一廂情願地為當權者著想 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正好中了對方的緩兵之計，當權者無非是以國情為托詞來掩蓋 其抵制民主化的正義要求而已。 這就令人困惑了。今日中國之政治局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當局惡意抵 制民主的結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又是由於種種現實困難，當局求穩怕亂而不敢 輕舉妄動的結果呢? 有上述困惑的人想必不少，包括克林頓。正如一些美國分析家指出的那樣， 克林頓雖然努力促進中共象推行經濟改革一樣推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不清楚目前的 中共當局是否真有推行這種歷史性轉變的意願，與此同時，他也很難確定，如果這 種轉變真的發生了，現存社會是否有足夠的承受力。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了，為什麼克林頓要對中共現領導給予高度的肯定和期許 。其實，克林頓自己也未必清楚江澤民們是否真有民主改革的意願，不過他還是寧 肯採取積極鼓勵的態度。克林頓講話很委婉，他不是對江澤民說「你應該怎樣怎樣 」，而是說「如果我是你」，「如果是我，我要怎樣怎樣」。克林頓重複地講到:「 假如要我來主持這大規模的改革」，「假如我要處理這種過渡，我要著眼的是使這 種情形朝正確的方向上軌道，我不要波折，也不要面對一個無法處理的局面。」 鼓勵是正面態度的批評，一如批評是反面態度的鼓勵。克林頓以鼓勵的口氣 講話，那何嘗不也是一種施加壓力的方式。 十三、為什麼還不平反六四? 托克維爾早就指出，專制政權最危險的時候不是它統治最惡劣的時候，而是 它開始改革，開始朝好處變的時候。中共就可能正處在這樣的時候。如果說到現在 它還沒有真正開始這樣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它顧慮到改革的不測風險， 羅伯特.曼寧(Robert A. Manning，美國前國務院亞洲政策顧問)在《新共和 》週刊上發表文章指出，這次克江會談沒有消除六四事件的陰影。曼寧問到，為什 麼在九年之後，中共領導人仍然不肯重新評價六四事件呢?實際上，中共內部有不少 人希望擺脫六四的陰影。有解放軍高級官員私下對曼寧說，讓軍隊背上屠殺罪名是 不公平的，因為他們只是奉命行事。就連江澤民本人，既然當年的決定是別人作的 ，他又何苦一直為別人背黑鍋呢?如今的江澤民，一方面繼承了鄧小平經濟改革的遺 產，一方面又接下了鄧小平六四開槍的負債，如果他為六四平反，那對他本人不是 也很有利的嗎?曼寧認為，江澤民等之所以不肯為六四平反，是因為他們害怕因此而 導致失控。曼寧說，有不少中國人——不僅僅是中共官員——都耽心一平反就會亂 。 這裡，有一點先要說清楚，所謂平反六四會導致失控，什麼樣的失控?失去什 麼控?畢竟，專制的終結是一回事，社會的失序是另一回事。兩者切不可混為一談。 假定當局決定平反六四，由此引出一系列連鎖反應，一黨專制壽終正寢，又 假定在民主選舉中共產黨落選下台。這一過程完全可能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實現(這樣 的實例很多)。在這樣的過程中，共產黨確實失去了對政局的控制力，但與此同時， 憲政民主的規則開始確立，法治的秩序代替了人治的秩序，整個社會並沒有陷於失 控。當然，從邏輯上我們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隨著平反六四，政府的 權威蕩然無存，各種力量——積極的、消極的、建設性的、破壞性的——蜂擁而上 ，又假定消極的、破壞性的力量壓倒了積極的、建設性的力量，整個社會陷於無序 狀態。 問題是，中共當局不肯平反六四，到底是耽心社會失去必要的秩序呢，還是 耽心自己失去統治的權力?如果它主要是出於後一種耽心，那當然是不合理的。不過 話又說回來，站在當局的立場，有後一種耽心也是可以理解的。除非當局是崇高的 理想主義者，否則，它在考慮是不是要平反的時候，免不了要權衡自身利害而後定 。平時人們都說，犯了錯誤而又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是好事，它有助於提高威信，贏 得人心，但證諸事實那卻也不盡然。有時候錯誤犯得太大了，恐怕想改也改不起。 六四是當局一塊心病。我們並非沒有注意到，在這幾年，當局也悄悄地做了 一些事情，比如，把六四不再稱為「反革命動亂」而改稱「風波」，在刑法中取消 了「反革命罪」，對一些八九人士的壓制略有減輕，讓一些與八九有些關聯的幹部 恢復工作。現場直播克江對六四事件的公開辯論，多少算是為直接面對六四事件， 讓受壓制一方發出聲音作了一點鋪墊。對六四元兇之一的陳希同逮捕審判，雖然扣 的是貪污腐敗的罪名，也總能讓民眾出口惡氣。最近聽說官方有人傳出話來——「 六四都過去九年了，矛盾也該緩和緩和了」，這可能意味著當局的態度還會有所軟 化。 中共在歷史上一向以製造冤假錯案而著稱，因此，它在如何化解冤假錯案上 也積累了特別豐富的經驗和技巧。事實上，它在處理六四一案時也在盡量運用這些 經驗和技巧。然而，六四案件和中共歷史上的其他案件(包括七六年的四五案件)都 不同，因為它直接關係到結束專制實行自由民主的問題。如克林頓所說，中共的「 整個政策都應該改弦更張」，否則不論運用何種技巧都無濟於事。 作為民主派，我們必須不斷地施加壓力，但問題在於，當民主派的壓力還不 夠大，還不足以迫使當局認錯，事情又將如何呢?如果當局發現，假如它不平反六四 ，日子也能混得下去(因為民主派的壓力還不夠大)，假如它平反六四，到頭來卻可 能是引火燒身，那麼它就很可能不去平反了。六四過去九年了，當局仍不肯認錯， 原因大概就在這裡。 可是，當你還有某種主動權的時候，你不去著手民主改革，等到民主派力量 足夠強大了，迫使你非改不可，你的下場一定更不妙。 十四、關於實行民主的前提條件 誠如人言:智慧意味著能從各種不同的立場考慮同一個問題。白宮發言人麥克 瑞說:「我們仔細衡量中國的政治結構能承受多少負荷，其間不少思考是放在衡量各 方的期望方面。」 這一點十分重要。自由民主的偉大，就在於它使人們的期望從專制的桎梏下 解放出來，獲得了充分發展的機會。但是人們的期望可以是無限的，因而彼此之間 便會發生衝突。自由民主制度不是要消滅這種衝突，而是把它們納入一定的規則與 程序的框架之內。在轉型期間，人們的期望值迅速提升，但相關的規則、程序卻一 下子還不能健全，而人們又未必都習慣於遵從這些規則和程序，於是就可能導致種 種混亂。 正如薩托利指出的那樣，後來者在民主轉型中最容易產生的問題是「負擔過 重」，即「困於過多的危機與負擔一併到來而造成的不好收拾的境地」。我曾經講 到過，自由民主，在先進國那裡是一個過程，是經驗積累的產物，其間有過多次的 階段性妥協，當事者雙方並不是事先就自覺到後來的一切；而在後來者那裡，自由 民主往往呈現為一種現成的平面的模式。追求者一方既容易有一步到位的衝動，反 對者一方又容易有防微杜漸的過敏。這就很容易導致政治的兩極化。它使得必要的 改革既來得太慢，又走得太快。來得太慢，造成許多歷史問題不好解決。走得太快 ，造成消化不良、塞車，欲速不達，進一步退兩步。 在講到向民主過渡的各種條件時，六十年代以來流行一種理論，強調一定的 經濟發展水平、相當規模的中產階級、某種程度的市民社會，等等。然而，前蘇東 各國的經驗否定了這種理論。不久前，美國學者菲西(M.Steven Fish)發表《蒙古: 沒有必要條件的民主》一文，指出，雖然蒙古幾乎不具備上述理論所列舉的所有必 要條件，但是它仍然走進了民主，而且還相當順利。譬如那裡舉行的大選，稱得上 公正、乾淨，比很多實行民主多年的國家還更少賄選和暴力一類醜聞。 看來在有關民主的先決條件上，倒是古典的民主理論家們的觀點更有道理。 例如密爾列舉的三個基本條件，它們是(1)人民必須願意接受它；(2)他們必須願意 並能夠做為保存它所必要的事情；(3)他們必須願意並能夠履行它加給他們的義務和 職能。 我們知道，大部分共產國家的民主都是在大規模的、和平的群眾民主運動的 基礎上實現的，而不是出於開明統治者的恩賜或少數革命家的包辦，這足以證明廣 大人民對民主的強烈意願。民眾甘冒風險投入民運並在運動中堅持和平、理性、非 暴力方式，這證明人們願意並能夠為民主付出必要的努力並同時做到必要的自我克 制，也就是願意和能夠為民主有所為有所不為。你會說，人們採取和平方式是因為 他們怕暴力鎮壓。也許如此，但問題是，一旦人們以這種方式取得勝利，那就會極 大地強化他們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信仰。這對於建立和鞏固民主制度無疑是至 關重要的。薩托利講得好，民主的基本前提是政治的馴化，政治不再殺人，和平被 確立為政治的常規，政權不再出自槍桿子。 麥克瑞說要衡量中國社會的承受能力，衡量各方會有什麼樣的期望值。其實 ，只要人們普遍對用和平與理性的方式解決問替抱持信仰，事情就好辦，社會就承 受得起。 以這種觀點來看，我們就得承認，在中國實行民主轉型，七九年、八九年的 形勢要比今天更好。這當然不是說今天的中國不適於民主轉型，因為再拖下去，情 況可能更不好。 十五、矯正社會不公的必要與困境 不錯，從經濟發展的水平來看，今日中國的情況較為優越，可是著眼於民主 轉型，貧富水平不一定那麼重要，在貧富水平背後包含的社會問題可能更重要。 大陸學者卞悟、蘇文指出:「像波蘭、捷克等國，在民主化時國庫大體仍完好 ，後來或分或賣，總是在國民監督下以公共選擇方式進行，政府雖更迭而其產權合 法性不受懷疑。而中國萬一有一天民主化了，公眾卻發現國庫已被偷光，那還能不 引發清算之潮麼?」 卞悟、蘇文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我們知道，在這次印尼民運中，蘇 哈托被迫同意和平交權，其交換條件是下台後免於刑事追究。如史蒂芬.霍姆斯(St ephen T.Holmes)所說，這種既往不咎體現了尼采所說的「積極的遺忘」，「在國家 的或至少是政府的層面上，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不再對先前的犯罪追究責任 ，新的民主制度的組織者就能確保得到那些佔據要津的精英們的合作，這種合作對 於順利地從獨裁政府過渡到自治政府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可是，由於蘇哈托及其 家族過去利用權勢聚斂了大量的財富，老百姓有理由寬恕他當年政治上的罪行，但 沒有理由原諒他經濟上的貪污腐敗，尤其是對於身陷經濟危機而切身利益嚴重受到 損害的人們。連印尼軍方將領也說，我們有義務保護蘇哈托的人身安全，但沒有義 務保護他涉嫌貪污的財產。還有前南韓總統全斗煥，當初和平下台也是得到免於刑 事追究的丹書鐵券的，後來卻因經濟罪鋃鐺入獄，連接受民運要求開展民主改革的 另一位前總統盧泰愚也因經濟罪入獄。雖說他們後來都被大赦，但已名譽掃地，而 經濟上的被清算則不在話下。有這樣的先例在那裡，中國的蘇哈托、全斗煥們會怎 麼想呢? 我原來講到過，像印尼、南韓這類國家，本來就屬於私有社會，由政府控制 、介入的經濟領域誠屬有限，權勢者再貪污腐敗也有限。中國卻是共產國家，政府 一度把全體人民的財產都強行收進了國庫，權勢者掌握了一切經濟活動和一切資源 ，他們若是貪污腐敗起來，那還得了。中國二十年來的經濟改革，是在一無新聞監 督、二無權力制衡的情況下搞起來的，這就為守國庫人偷搶國庫大開方便之們。何 清漣寫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引用的材料均出自官方公佈的數據，讀來已令人 觸目驚心，歎為觀止。 由此引出兩個問題，(1)出於權力的和金錢的雙重利益，一批人會強烈地反對 政治開放，這意味著民主化起動更難；(2)民主化後，相當一部分民眾會要求進行經 濟上的清算，這使得民主化本身變得更複雜。 中共當局當然不是不知道腐敗問題的嚴重性，所以才常有「腐敗亡黨」之說 。當局也不是沒有採取治理腐敗的措施。一方面，當局對能打擊的就打擊，另一方 面，對不能打擊的就設法讓他們收攤。前些日子報載，中共某元老子女名下的一家 大公司宣佈關門大吉，原因是「經營不善」。這顯然是幌子，既然當初這家公司財 源滾滾並不是靠經營有方，如今又怎會因經營不善而關掉。這無非是讓他們撈足了 再抽身而已，免得以後有人追查。在克林頓走後沒幾天，江澤民發表嚴厲的指示， 要軍隊停止經商。美國方面隨即表態支持。但私下許多人懷疑此一指示能貫徹到什 麼程度。 有人說，如果未來中國的經濟形勢會比較嚴峻，當局可能會在政治上緊縮， 放慢民主改革的步伐(如果當局確有民主改革的意向的話)。這不難理解，從當局的 角度，自然樂意在經濟形勢較寬鬆的時候推行政治改革。可是如眾所知，經濟上的 困難常常是政治改革滯後的結果，所以，停下政治改革來處理經濟困難則有倒果為 因的謬誤。 十六、為民主化進行戰略勾畫 回到前面提到的第二個問題，中國一旦民主化了，民眾會不會要求進行某種 經濟上的清算?有人說，現在不比八九，民眾對腐敗的感覺都已經遲鈍了。再說現在 也不只是當官的在腐敗，老百姓也都在腐敗，是全民集體腐敗。日後民主化了，民 眾未必有多少清算的要求，另外想清算也無從算起。 這就涉及到麥克瑞所說的「衡量各方的期望」的問題了。政治上最重要也最 困難的一點，莫過於推測在什麼樣的情勢下各類人等會有什麼樣的期望和表現了。 八九時，民眾強烈地反腐敗，但沒有成效，腐敗還愈演愈烈，無奈之餘只好回過來 想，你腐敗我也腐敗。如果實行政治開放，人心就會又重新變回來，因此，反腐敗 的呼聲、要求矯正社會不公的呼聲勢必會起來。由於這種呼聲在道義上理直氣壯， 勢必會引起廣泛回應。 事實上，矯正社會不公是任何一場民主變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不論是在政治 上還是在經濟上，民主改革都要求對充滿謬誤的過去進行某種清理，作惡的應受懲 ，受屈的應補償，以此昭示正義。英文中的「REVOLUTION」一詞本是指循環運動， 如何引出「革命」之意?循環運動即週而復始，革命就是重新開始。但是，正像我們 大家都知道的那樣，我們不能、也不應把過去的一切推倒重來。我們只能在過去的 基礎上開始新的未來，因此，矯正社會不公只能以有限的方式進行。西諺云:「過分 的追求公正導致新的不公正。」共產黨革命，撇開其內容上的謬誤不談，單以方式 而論，恰恰就是在這一點上犯了錯誤。鄧小平在論及清理文革錯誤時講過一句話， 叫「宜粗不宜細」。這話在原則上倒是對的。實行自由民主，重要的是面向未來， 建立起保障人權，包括言論自由權和財產權等基本權利的制度，建立起對權力制衡 的制度，使人們達成和解。 有鑒於此，為了使中國的民主化盡快地走上軌道，像克林頓說的，「不要波 折，也不要面對一個無法處理的局面」，我們實在有必要對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基本 戰略進行認真的勾畫設想。□ (未完待續) ——《北京之春》1998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