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克林頓中國行(下) 十七、以自由化帶動民主化 為了對中國的民主化進行戰略勾畫，我們有必要對民主本身再作一番考查。 正如薩托利所說的那樣，民主是一個「簡單的、容易引起誤解的概念。民主 作為一個整體是由兩個不同因素組成的：因素之一是使人民獲得自由；因素之二是 使人民掌握權力。」我們可以把使人民獲得自由的過程稱為自由化，把使人民掌握 權力的過程稱為民主化。 所謂自由化是指實現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 ，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釋放一切持不同政見者，釋放絕大多數政治犯(即所有以 和平、合法方式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的政治犯)，取消禁止回國的黑名單，以及諸如此 類。所謂民主化，則是指政權的開放競爭，實行自由的、公開的、公正的選舉，使 政權的合法轉移成為可能。(注意：平時我們說的民主化，其實包括了這裡說的自由 化與民主化兩個問題。我在用到民主化一詞時，有時是取廣義，包括了上面說的自 由化與民主化兩者，也就是既包括使人民獲得自由又包括使人民掌握權力；有時取 狹義，單指人民掌權。讀者可以通過上下文明白我的意思。) 這兩個因素之間的關係大致如下： 1.人民獲得自由是人民掌握權力的必要前提。有自由才能有民主，無自由則 無民主。在人民的自由權利得不到切實肯定的地方實行民主，很容易導致多數人對 少數人的專制，準確地說，是以人民的名義實行的對人民的專制。共產國家自我標 榜為「最大的民主」，事實上卻是最大的專制，原因即在於此。 2.保護人民這種因素是普遍適用的。要使人民獲得自由，無非是抵制權力的 濫用，因此它可以放在任何文化傳統之上，也和經濟發展水平無關。人民掌權這一 因素則有所不同，那或多或少要受制於一國的文化傳統和經濟水平。 常聽到有人說中國不能實行民主，理由是中國缺少民主傳統，中國的社會經 濟文化發展程度偏低。又有人舉出某些國家在民主轉型後引發的危機或動亂，以此 主張維持專制現狀。這裡，我暫且不對上述疑惑一一作答，我只想指出一點，那就 是，所有這些問題其實都和自由化無關，和人民獲得自由這一條無關，只和民主化 有關，只和人民掌權一條有關。 3.我們對「保護人民」與「人民掌權」加以區分，也就是說對自由化與民主 化加以區分，這並不意味著在現實中兩者是截然分離的。一方面，人民掌權能夠更 有效地保護人民，民主能夠更有效地保障自由；另一方面，自由必將導致民主，民 主是自由的自然後果。這在共產國家中尤為明顯。我們知道，在表面上，共產國家 在理論上都承認選舉，但因為在共產國家中沒有表達異議的自由，所以它的選舉和 投票就都成了走過場。反過來，一旦我們有了真正的自由，假選舉就變成了真選舉 ，假民主就變成了真民主。雖然在中國現行的選舉制度中，公民直接選舉的層次偏 低(只是縣、區級)，但只要弄假成真，意義也很重大，而且我們還可以相信，在獨 立輿論的影響下，省、市級人大和全國人大以及行政與司法部門也必然會發生積極 的變化。 根據以上三點，我們不難找出在中國推行民主化的基本戰略，那就是，首先 爭取自由化，其次爭取民主化，以自由化帶動民主化。 十八、承諾的必要 我們注意到，在這次訪華期間克林頓就人權民主問題發表的講話，其重點也 是強調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自由。江澤民們是怎樣應對這種呼籲的，我們不 得而知。想來很難一口回絕，也很難找到什麼推托的理由；畢竟，這和中國人均國 內生產總值不到七百美元一事完全扯不上關係。 正如我們在去年江澤民訪美期間發表的致江澤民公開信裡闡明的那樣：「講 到在中國實現自由，保障人權，你說不能一口吃個大胖子，那似乎是說不是你們主 觀上不願意，而是客觀上一時還不可能。這話至少不適用於言論自由，因為言論自 由屬於消極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如何實現言論自由?那就是終止因言治罪。別人發 表了什麼不同政見，不去抓，不去鎮壓，這就夠了。我們要求言論自由，不是要求 你們去做什麼，而是要求你們不去做什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繫於一念之差 」。換言之，實行自由化，在原則上有著最大的普遍性，在現實中又有著最大的可 行性，道義上的依據最大，實踐中的風險最小。為什麼不，憑什麼不呢? 應該說，近些年來，中國的自由化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以言論和出版的 開放度而言，現在比過去寬鬆了許多。今春有消息說，中共當局擬在未來數年內逐 步向外資開放文化市場，預計三年後開放出版及期刊市場，五年後開放報業，八年 後開放電子媒體。另有消息說，當局也打算在未來幾年內允許公民自行經營出版業 。最近又傳出江澤民承諾將在二至八年內對內對外開放出版業。這些當然都是值得 鼓勵的動向。不過上述消息均來自小道，還未見到有公開宣示。再有，這裡的所謂 開放究竟是什麼意思，人們也不清楚。如果只是在理論上允許公民申請辦出版，但 仍須政府批准，政府仍可對出版物進行事前的干預和限制，那麼這就和真正的出版 自由還不是一回事。當然，辯護者可以說出版的開放也要逐步進行，正如文化的開 放要從出版、期刊，而再進到報紙、廣播、電視一樣。然而問題是，我們又如何能 夠肯定這套說詞不是推托，不是欺騙呢? 這就涉及到承諾的問題了。依我之見，當局若希望比較順利地實行制度轉型 ，及時地作出公開而明確的承諾是關鍵的一步。非如此不能展示誠意，非如此不能 建立起朝野之間的基本互信。我們知道，即便有了當局的承諾，一般人尚且懷疑你 是否肯兌現，如果連承諾都不肯作出，別人的懷疑自然就更強了。 都說改革 是件十分困難的事。實行改革本來是為了代替革命，也就是用和平的、社會動盪較 小的方式去完成制度的根本轉型，然而在歷史上，有些改革非但沒有代替革命，反 而引發了革命，招來了革命。再看歷史上那些處於大革命前夕的統治者們，其實大 多數都比他們的前任要好，要心軟一點，有的還一度試圖對前任留下的弊端作某些 糾正。可是，革命的炸彈沒有在他們前任的時代爆炸，倒是輪到他們給炸開了。 這並不費解。因為革命的種子是孕育於殘酷的暴政，但種子要能破土而出卻 常常需要堅硬的大地呈現某種鬆軟或缺口。其實，一般人何嘗不希望能夠平穩有序 地進入新時代。他們也不是毫無耐性。關鍵是必須讓他們能夠保持信心，相信和平 轉型是可能的、現實的。這就要求當局展示誠意。就拿放人一事來說吧，克林頓希 望中共方面能做得主動些，乾淨利落些，不要只放特定的知名人士，「要再向前跨 出一大步，研究是否可以盡快檢討對所有這類人的判決，因為如此可以凸顯出這是 一種政策轉變，而不只是和美國交涉的結果」。這就是說，當局要表現出它的改進 是出自誠意而不只是出自壓力。 然而，三個多月的時間過去了，中共當局在放人一事上並沒有做出什麼重要 的舉動，最近我們獲得的關於中共當局的信息，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或許當局 正在醞釀，但更可能是在猶豫不決，左右搖擺。有人以為在過渡期當局需要這樣收 收放放，因為你既不能讓人們一下子沒了恐懼，又不能讓人們失去希望。但我要指 出的是，這種搖擺反覆包含著巨大的危險，不用多久，它就會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 ，覺得你當局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結果是使得人們既不怕你又不信你——這就很 麻煩了。 不錯，由於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因而其間總會出現種種問題，免不了會有 搖擺有反覆。唯其如此，當局才需要把承諾作在前頭。承諾是給出方向，也是給出 約束。眾所周知，國民黨政權的民主轉型要比前蘇聯東歐等共產政權的轉型進行得 更平穩，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國民黨早就作出過自由民主的承諾，它明確承認訓 政不是憲政，威權不是民主,一黨專政只是權宜之計，承認多黨競爭、憲政民主才是 正道。中共若想平穩轉型，它就必須及時地作出承諾。 不言而喻，我們這裡說的承諾，必須是公開的、明確的、清晰的，是放棄了 舊意識形態的語詞系統，接受了國際主流文明對人權與自由的解釋與界定的。這就 是說，中共在自由民主的問題上也要「不問姓社姓資」，肯定自由就是自由，民主 就是民主，肯定言論自由包括反對共產黨言論的自由，民主意味著放棄一黨專政— —即便在一時間還不實行全面開放選舉。 十九、再談六四 這裡不妨再講一講六四。 在聯合記者會上，克林頓公開批評六四，江澤民則重申六四之必要，克林頓 沒有進一步反駁。我估計他在私下會談中大概也沒有再作反駁。因為克林頓最關心 的不是如何評價六四，而是如何處理六四。 克林頓說要有一些制度化的方式，讓真正受委屈的人能夠有正常的渠道表達 他們的不滿，即使他們不一定是對的。這可以看成是克林頓向江澤民提出了處理六 四的一套辦法。它們包括：承認和平表達異議的自由權利，這意味著肯定了八九民 運的訴求目標，同時也意味著不讓六四事件再次發生(至於說如何保障自由社會裡的 正常秩序，包括如何保障和規範街頭運動，那是另一個問題)；釋放因六四系獄的人 士；對受害者給予人道關懷的善後安排，等等。這套辦法說簡單點，無非是要當局 實行自由，實行法治，實行人道。它不是專為六四，但自然包括六四。換言之，只 要當局認真實行自由、法治和人道，那麼它也就大體上解決了六四。在此前提下， 當局是否宣佈為六四平反，倒不是那麼重要了。像過去中共習慣於搞的那套平反冤 假錯案的辦法，例如為四五平反，看上去很徹底，但由於當局並沒有承認自由民主 ，其實仍是落入專制政治的怪圈，反而沒多大意義。 江澤民堅持六四鎮壓必要論。據瞭解，有一些民眾似乎也多多少少接受了這 種觀點。我過去寫過許多文字駁斥這種觀點。今後我們還要進一步闡明我們的觀點 ，說服更多的民眾，併力圖使政府早日對六四作出新的評價。 如果中共當局作出決定開放自由民主，至少是在起初一段時期它會受到民眾 的熱烈歡迎。但是，鑒於中共在歷史上犯過的嚴重錯誤以及當前中國社會積累的各 種問題，也鑒於國人畢竟未曾有過民主的經驗，當局實行政治改革會不會到頭來反 而引出亂子呢?這就需要當局對國人抱有基本的信心，要相信大多數人是通情達理的 。如克林頓所言，要相信「這種可以直言無諱的能力——即使你想你未必能夠說服 對方——能夠給我們帶來力量」。作為民主化的遲到者，我們也有遲到者的優勢， 我們能從先行者那裡吸取大量的經驗教訓，從而做的更好一些。當然，進行這樣一 場大的改革，風險總是有的。要敢冒這份風險，因為你要是不敢冒風險，其實也在 冒風險，是在冒失去機會的風險，那無疑是更大的風險。 二十、不怕慢，只怕站，更怕退 中共當局究竟有沒有實行政治改革的誠意?這固然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如 果江澤民等果真有誠意，我們自然十分歡迎；不過對我們民運人士而言，我們寧可 對這種誠意估計得低一些。我們要記住，權力的本性就是傾向於濫用的，它很難自 我限制，因此我們寧可對當局保持戒心，保持懷疑。 基於對當局改革誠意的懷疑，在推進民運的鬥爭中，我主張穩紮穩打，步步 為營。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基本策略是，冒有限風險，打有限戰爭，爭取有限目 標的實現，積小勝為大勝。我不主張一步跨越好幾個台階的做法，因為它很少成功 的可能，而且還容易跌跤倒退。這並不是說民運只有漸進沒有突進，不過突進的出 現通常有賴於某種突發事件。當年波蘭的團結工會和八九中的高自聯，都是在突發 而起的群眾運動中陣前成軍，一成立就有千軍萬馬的實力；好像希臘女神雅典娜， 一生下來就全身披掛，所以別人奈何不得。至於在平時，因為缺少廣泛的群眾參與 ，我們只能採取費邊式的漸進策略。有些人很勇敢，採取高風險的行動；但考其初 衷，恐怕多半還是抱有僥倖心理的。古語「行險僥倖」就是指的這個意思。這是反 對運動中常見的一個悖論：許多看上去特激進的反對者，其實暗地裡倒是對當局抱 有相當高的幻想；而那些較為穩健的反對人士實際上是對當局的善意更有保留。類 似的，激進反對者在實際行動上往往對民眾的期待過高，總以為遍地乾柴，一點就 著，等到失敗了又去指責民眾愚昧怯懦。穩健派不會抱怨民眾，因為他們本來就對 民眾有更平實的估計。 現在，一方面是少數勇敢者置個人安危於度外，向前衝得很遠，另一方面， 大多數民眾卻依然顯得冷漠消沉，很少關注，更很少參與。先頭部隊和後續部隊嚴 重脫節，這不能不令人憂慮。魯迅說：「在進取的國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 木如中國的地方，卻容易吃虧，縱使如何犧牲，也無非毀滅自己，於國度沒有影響 。我記得先前在學校演說時也曾說過，要治這麻木狀態的國度，只有一法，就是韌 ，也就是鍥而不捨。逐漸的做一點，總不罷休，不至於比卓厲風發無效的。」 今天中國的問題主要倒不是麻木，而是犬儒。我在《犬儒病》一文裡指出： 「現今犬儒病的流行，正是先前失敗留下的苦果，是巨大創痛的滯後反應」，因此 要治犬儒病就離不開一味藥——成功。「理想主義者不能一味地憤世嫉俗，怨天尤 人。我們必須力爭在現實中贏得成功，從微小的成功開始，並不斷地積累成功，然 後以我們的成功去治癒他人的犬儒，然後再以更大的實力去贏得更大的成功」。 我以為當前民運的重要工作應是做民眾的工作。所謂爭取自由爭取民主，有 些人理解為向共產黨爭，向統治者爭，不過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爭取人心，爭取 民眾。民運如果少了「民」就構不成「運」，構不成實際的力量或壓力。不要等到 挫敗後才想起中國有八億農民三億文盲，才想起軍隊的士兵還缺少民主啟蒙，而在 有機會做民眾工作的時候卻沒興趣紮下去，做深入細緻的民眾工作。 在談到中國的改革、中國的民主化時，克林頓引用了一句中國俗語——「不 怕慢，只怕站」。我在八零年競選運動中也引用過這句話，還加了三個字，叫「不 怕慢，只怕站，更怕退」。回顧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如果沒有那麼多站、那麼多 退，哪怕我們的步子再慢，幾十年下來，今天的局面也斷然不是如此。 把停頓和倒退歸咎於專制者嗎?這是廢話。專制者既然是專制者，他們就一定 要讓民主進程停頓、倒退，但是，我們是幹什麼的呢?我們的責任不正是要讓他們無 法停頓、無法倒退嗎?在決定中國命運的舞台上，民運只是其中的一個角色，但是我 們應該努力扮演好這一角色。 由此便引出了對民運策略的重新思考。比如說，中共簽署聯合國的兩個人權 公約，這無疑為我們開展民運提供了新的契機。怎樣運用這種契機呢?有些朋友的做 法是以身作則，勇敢實踐。人權公約規定了人們有權組織獨立工會，於是他們就著 手組建工會，以此測試當局是否有履約的誠意，並借助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對當局 形成某種制約。 我不認為這是最好的策略。首先，我以為我們沒有必要去測試當局是否有誠 意。我們寧可假定它缺少誠意。再者，如果我們測試出當局沒有誠意，那又怎麼樣 呢?國際社會的壓力會發揮一定影響，但一般而言不可能產生實質性的效果。至於民 眾，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相信過當局會有誠意，因此這種結果對他們也並無啟蒙作 用。既然我們假定權力很難自我克制，除非遭遇到其他足夠強大的力量的抵抗，因 此,我們首先要做之事恐怕就還不是去實踐公約而是去宣傳公約，讓公約的真精神深 入人心。 在今天的形勢下，進行這種宣傳工作應該沒有多大困難，當局很難正面壓制 。一旦公約深入人心，化為共識，然後再去實踐，便可望獲得更為廣泛的理解和認 同，獲得更為廣泛的同情、支持與參與。這就可能迫使當局作出讓步。事實上，所 謂和平轉型，很少是當局自願的結果，而是在民間壓力下的半推半就：當局先宣佈 要實行自由，你在動員起足夠的實力之後——而不是之前——再去找它兌現，它見 你實力雄厚，很難壓制，於是就順水推舟，成全了好事。這種策略是先務虛後務實 ，先佈局後將軍，先扎扎實實，不動聲色，充分利用已有的空間，鑄造社會的抗爭 實力，積累起巨大的政治勢能，引而不發，然後再將之轉化為政治動能，取得突破 。 採取這種策略，在初期看上去很慢，有如十月懷胎，但實際上更快，因為早 產太容易夭折。你要再受孕懷胎，從頭做起,反而更慢。中國民運之所以屢遭挫折， 原因恐怕就在於習慣性流產。既然當今中共當局，已經沒有——或是不能，或是不 願——使民主力量胎死腹中，這種策略就大有成功的希望。不消說，實行這種策略 也非常不容易。要讓自由的種子受孕成胎，對於有習慣性流產的民族來說是很不容 易的，尤其是在犬儒病流行的今天。但是我看不出捨此之外還有什麼捷徑。 如前所說，這種策略是基於對當局改革誠意存有戒心，不敢有僥倖之想，是 假定當局缺少改革誠意而力圖使民運不停頓、不倒退，穩步發展的成功策略。反過 來，如果當局真有改革誠意，這種策略可能也是很好的策略，因為它可以避免民主 改革一旦啟動而出現「塞車」、出現薩托利所說的「負擔過重」的困境，有利於形 成朝野雙方民主派的良性互動和民主化的平穩進行。 當然，民運(國內的和海外的)並非單一體，不可能只實行一種策略。也許， 一些更激進的朋友到頭來取得了某種出奇制勝的意外成功，那自然值得慶幸。不過 我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採取這種堅韌穩健的策略。這樣，如果別的策略遭到挫敗， 不致於對民運全局帶來嚴重影響。經驗證明，只要不發生大的停頓、大的倒退，政 治氣候的回升還是很快的，民氣的回升也是很快的。(全文完)□ ——《北京之春》1998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