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胡平對話錄 五月二日，有「秦城鐵血漢」之稱的八九民運領袖劉剛逃離大陸後抵達美國 波士頓。當天，劉剛與《北京之春》編輯部的於大海、胡平通話。五月五日，劉剛 與胡平進行了一次電話對談。以下是對談紀要: 逼離大陸 胡平：半月前，我們從《新聞自由導報》上瞭解到你在大陸深受當局騷擾迫害，處 境危險的消息，十分關切。幾天前，軍濤、劉青告知你已安全逃離大陸，我們都非 常高興。你能否把這次逃亡過程大略講一講？若干細節，眼下還不宜公開的，可暫 且不講。 劉剛：我首先感謝海外對我的關切。我能夠在監獄裡堅持下來，那是和海外人士的 精神鼓勵分不開的。 說實話，直到半個月前，我都並沒有出國的打算。四月九日，我離開遼源的 家。當時沒想到我能走出遼源。到了北京，我分別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和最 高人民監察院，檢舉遼源公安局對我的嚴重迫害。我有一盤錄音帶，錄下了遼源公 安人員對我的辱罵以及來我家騷擾的情況，我還製作了一盤錄像帶，交給了路透社 及其它幾個外國通訊社。我告訴他們先不要公開，等我和公安部交涉後再說。我向 公安部要求必須對遼源公安局的違法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後來，公安部通過我 一位朋友轉告說，他們也認為遼源公安局作得太過份，認為應該歸還我被搶走的照 相機和其它錢物；但要求我必須回到遼源，並要求我不准將所帶材料交海外公開， 一旦公開就要通緝追捕。這已是四月二十日左右的事了。我發現北京市公安局正在 四處追我。我接觸過的朋友都受到嚴密的監視。有時我邀約朋友出來見面，發現他 們身後有許多警察跟蹤。在我投書公安部之前，我和朋友們的接觸還問題不大。交 出控訴信之後，情況變得很緊張。有一次在許良英教授家門口，他們抓住我，我奮 力推開跑掉了。看來我在北京是呆不下去了。到了外地也是受到同樣的待遇。於是 我便向海外的人權組織呼救。在朋友們的幫助下，輾轉到了國外。 我能夠在監獄裡挺下去。可是我出獄後卻受到更大的迫害。我的生活來源被 掐斷，和我有交往的朋友親人都受到騷擾以至毆打。在監獄中，我好歹還有吃有穿 ，也不會連累其它人。出獄後我連生存都十分困難。我是在遼源市公安局的逼迫下 才出走的。 胡平：你講的情況非常重要。以往一般人總以為關在監獄裡固然是受盡折磨，出獄 後情況總是有改善的。可是在出獄後，當局的迫害可能更嚴重、更惡劣。這說明當 局對許多異議人士的迫害比以前更殘酷。 出獄後的迫害 劉剛：關於遼源市公安局對我的迫害情況，我以前寫過一些文章揭露。我可以舉幾 個例子。 我在遼源期間，凡是來我家看望過我的人，第二天就被公安局傳去搜身審訊 ，把衣服全扒光，警告他們。朋友和我在大街上走路，警察先把他們撞倒，然後辱 罵毆打，逼得別人誰也不敢和我接觸。我到卡拉OK歌廳去，警察馬上叫老闆封掉歌 廳。我去乘坐出租車，警察馬上把司機的執照沒收，叫司機去公安局「請清楚」。 我在大中午，在遼源鬧市區交通崗亭下給弟弟妹妹照相，警察上來搶走了我們的照 相機和錢物，還打傷了我的弟弟妹妹。 胡平：這簡直是十足的流氓行為！你的遭遇告訴世人，我們不僅要對關在監獄中的 異議人士的狀況予以關心，也要關心那些雖然出了獄，但仍在受迫害的異議的人士 的狀況。 劉剛：據我瞭解，和我有類似遭遇的異議人士還很多。例如江棋生在天安門廣場被 一群冒充流氓的便衣人員無緣無故毆打。邵江在天津也遭到一批便衣警察的毆打。 胡平：很多異議人士出獄後都面臨到生活上的巨大困難。當局故意刁難，讓你無法 生活下去。 劉剛：我出獄回家後，遼源市公安局給我提出了十三條監管規定。其中一條是要求 我每星期向派出所作一次思想匯報。都什麼年月了，還思想匯報。我問他們你們是 要我匯報真的思想呢還是匯報假的思想。我的思想多啦。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思想 ，匯報也匯報不完。我拒絕匯報思想。一周後他們宣佈對我拘留。我向公安局申訴 ，然後向法院起訴，最後向中級法院上訴。每一次均告敗訴。直到九月一日世界婦 女大會期間，我被拘留。還有一條是規定我不准 離開遼源市龍山區，除非向公安局 申請獲批。另外，還規定我不准在國營和集體單位任職，不准到私營或個體單位擔 任法人代表。這樣我就無法謀生了。我申請干個體戶，反覆申請，拖了四個月，最 後宣佈我不能辦。後來我只好以別人的名義申辦個體戶，半個月之後又把執照沒收 了。開頭我以別人名義租了間房子，兩天之後公安局就要求房主趕走我，還連累幾 個中間人，說不趕我走就要把他們抓起來。這是成心要斷我的生路，要讓我露宿街 頭。在我家周圍公安局佈滿了明的和暗的崗哨，單單是明的崗哨就二十多人。公安 局還安了一個探照燈直照我家，連鄰居晚間都無法入睡。 胡平：這不僅是在威脅騷擾你一個人，也是在威脅騷擾所有的人。 劉剛：異議人士出獄後，生存更加艱難。在這一點上，共產黨是非常殘忍的。 八九之前的活動 胡平：我想，那些認為中國的人權與法制已經改善的人，應該充分注意你講到的情 況。下面，是否講一講八九民運之前的事情。 劉剛：我本科就讀於中國科技大學。八四年考上北大研究生。北大的政治氣氛很濃 ，每年都有爭自由爭民主的運動。例如八五年九一八那次學潮，就是由我們物理系 研究生發起的。這次學潮對我是個很大的鍛煉。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我寫了很 多大字報表示不滿，被公安局和 校保衛部帶去審訊。一月一日我被捕，一同被捕的 還有三十多人。第二天，北大學生上街遊行抗議，我們獲得釋放。八七年四月，我 們推薦李淑嫻當選海澱區人民代表。開始，我向學校提議提名鄧小平和方勵之，看 誰更得人心。校方不允。經過幾次協商後，校方同意我們推薦李淑嫻。校方施加了 很大壓力。主要是由我出面和校方進行了多次抗爭。團中央還派人來作我的工作。 在正式投票那天，校方用武力把我關了一天。這次選舉很成功，李淑嫻以超過百分 之八十的選票當選。 胡平：李淑嫻高票當選人民代表，海外都及時地有所報道。不過對於這次選舉活動 中的具體過程和你們所做的工作，外界知之甚少。 劉剛：我們關心的是如何使事情成功。在八九民運中也是如此。我和一些朋友做了 很多工作，沒去爭出名。共產黨非點著你出名不可，那也沒辦法。要不是共產黨下 令通緝我，恐怕你也不瞭解我的情況。我在很早就讀過你寫的東西，受到非常大的 影響。 胡平：謝謝。我想，在國內一定有很多人，長期以來踏踏實實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海外不一定都瞭解。 劉剛：的確如此。這正是中國民主事業的主要力量。我們一旦出了名，做事受到很 大限制。我們能起到示範的作用，傳授經驗的作用；但許多具體的工作，更多的還 要靠那些沒怎麼出名的人去做。我一直致力於和那些有著堅定的民主理念，現在還 不大出名的人聯繫，希望他們能夠得到我們的經驗，在我們工作的基礎上向前推進 ，而不必老是從頭做起。 胡平：中國民主，一是要前仆後繼，一是要有效地傳遞經驗。 劉剛：我發現我們彼此在觀點上相當接近。關於民運的策略，關於廣場學生該不該 撤，我們的觀點不謀而合。原來我不知道你的觀點，後來讀了你的書才瞭解到你的 觀點。 從八八年起——我那時已經畢業了，我在北京參與和組織了一些在學術界和 在校園內的學術沙龍，有些是在賓館飯店，有很多重要的學界人士參加。八八年五 四，我和方勵之先生組織了一個活動，我當時取名百草園，後來王丹改名民主沙龍 。第一次請了方勵之講演，第二次請了許良英，然後還有邵燕祥、吳祖光，最後是 包柏漪、洛德。 胡平：在科大時，你和方勵之先生有不少接觸吧？我們從方勵之那裡瞭解到你的不 少情況。 劉剛：我經常聽他講課作報告。廣大同學對方先生的人品和學術成就十分敬佩。到 北大後接觸更多了。我從方先生那裡學到了很多做人的原則。 我們和方勵之組織民主沙龍——我還是更願意叫它百草園，這名字更平民化 ，我們是把它當成一個公民論壇。通過這個活動，在北大同學中廣泛地傳播了民主 理想。在洛德夫婦講演之後，發生了柴慶豐事件。北大地球物理系本科生柴慶豐被 流氓打死，由此引發一陣學潮。同學們群情激憤，有些同學想上街遊行。我當時不 贊成。我希望運用已有的條件凝聚成一股自由民主的中堅力量，而不是在時機不成 熟的情況下急於採取激烈行動，以免讓當局把我們已有的力量和陣地摧毀掉。 胡平：我完全理解你的觀點。先要做好扎扎實實的工作，積蓄力量，鞏固已有的陣 地。 劉剛：從八七年開始，我就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特別照顧，到哪兒去都有人跟著， 我在通緝令上的那張照片是我在走出陳子明的研究所時給他們偷拍的。 柴慶豐事件後，公安部把我視為北京不安定的一個主要因素。公安部副部長 於雷要我父親去北京，要求我父親將我接回老家遼源，給我發雙份工資。這點我沒 答應。另一條是要求我不准進北大，誰和我有接觸誰就有麻煩。這時我發現我去北 大的確很不方便了，於是我就把民主沙龍的工作交給王丹、邵江他們。然後我又在 圓明園辦了一個討論會，叫淵鳴園。辦了幾期，後來受到警察騷擾。這些活動一直 持續到八九民運。 在八九民運中 胡平：接下來就是八九民運了。 劉剛：四月二十日，我到了天安門廣場。我注意到吾爾開希，他敢於挺身而出反對 共產黨。第二天我約他來到我圓明園住所。然後我們又邀約一批北大、政法、北師 大和清華等高校的同學來，成立了北京高自聯。這大概是四月二十三日的事。從四 月二十三日到五月四日這段時期，我一直在高自聯起核心作用。應該說這段時期高 自聯的活動是很有理性的，很有秩序的。例如四二七大遊行。起初我不贊成遊行。 我提出幾個方案。主張先在校內集會示威。這個建議沒被大家接受。我又提議同學 們拉出隊伍站在校門口，相對遊行，我們不動，讓來往的行人走動觀看。這個建議 也沒被接受。我當時主要擔心發生流血衝突。 胡平：這種考慮很可理解。一場大的群眾運動的組織者一定要對風險有充分的估計 。 劉剛：最後，大家一定要上街遊行。我說遊行時要避免和警察衝突。遇到警察攔阻 大家便就地坐下。後來這一條做得相當好。走在前面的同學有些一坐一兩個小時的 ，然後警察自己退了。大家基本上在中午十二點到達廣場。四二七大遊行組織得相 當成功，它顯示了人民反對共產黨專制的巨大力量。 進入五月，學生要絕食。我先找到王丹說最好不要絕食，一絕食就容易失控 。後來絕食開始，許多朋友勸我退出，我就退出了高自聯。事後回想起來我覺得這 件事做得不妥，有點不太負責任。以後在聯席會議上我又起了些作用，每次聯席會 議，我都主張學生盡快撤出廣場，回到校園進行整合。五月二十七日開會決定五月 三十日撤出，結果沒有撤出。我不希望見到學生與軍隊對抗，但是我沒有力量讓學 生撤出，我只有自己走了。也許有人會說我是迴避責任，可是我覺得我要是留在廣 場會被看作是贊成呆在廣場，而那並不是我的主張。所以在五月三十日我就撤走了 。 被捕與受審 劉剛：六月十二日發佈通緝令，六月十九日我被逮捕。對於我被捕後在監獄中的表 現，我是很驕傲，很自豪的。也可以說為中國知識份子爭了光吧。過去不少人總認 為中國的知識份子骨頭軟，一坐牢就成了甫志高。可是我在監獄中的表現，別人都 說不像知識份子。其實我是個知識份子，正是出於堅定自覺的信念，我才能頂住壓 力不屈服。 胡平：說知識份子更軟弱，這話本身未見公正。不過它也提醒我們，因為知識份子 大都是以提出一種觀點、一種主張而進入實際運動的，因此我們應該對自己觀點和 主張以及它們可能招致的壓力有清楚的把握。我們應該考慮到，當我們的主張付諸 實行後，壓力來了，我們自己，還有別人，是不是扛得住。這就是政治責任感。在 這方面，我們有很多光輝的榜樣。我之所以傾向於不太激烈的策略主張，是因為我 相信採取這種主張，大家比較容易堅持下去，不容易被壓垮。 劉剛：通緝令公佈後，到處抓人。這時，我覺得我不應該再跑了，我應該主動承擔 起責任。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在警察面前不低頭；同時我也相信我能樹立一種榜樣， 給其它人也增添鬥爭的信心。 胡平：我相信你一定事先對入獄後可能遭遇到的壓力想過很多。 劉剛：想過是想過。我只是相信自己一定不會低頭。但是我還是沒有想到中國的監 獄竟是那麼黑暗。這是沒坐過牢的人無法想像的。 胡平：的確如此。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堅持住就更了不起。 劉剛：最讓我自豪的是，在預審階段，大部份時間我都直截了當地拒絕回答他們提 出的任何問題。有時讓我簽字，我就寫下這樣的話：「大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 。」——這當然是剽竊陳玉成的話，寫完後把筆一扔，真是痛快無比！ 胡平：這實在令人感動。我相信每一個人聽到這段經歷都會感動。這實在是一種視 死如歸的大丈夫氣概。 劉剛：本來，你是害怕的，你留戀生命；可是，當你面對警察寫下這句話後，你一 下就感覺到你已經克服了對死亡的恐懼。 胡平：是的，人就是這樣實現了生命的超越，進入到一個更崇高的境界的。正如我 當初讀到軍濤寫給律師的信時一樣，我能夠體會到你們在做出這樣一番舉動後那種 心靈的寧靜、從容與坦然。因為你們知道你們完成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 在秦城 在遼源 劉剛：在秦城監獄受到很多折磨。我聯絡難友，經常展開抗爭。剛開始我們 約定每個月前五天進行絕食。後來發現這樣做對大家身體傷害太大，又改為每年的 四月五日、五月四日、六月四日、七月一日、八月一日、十月一日進行絕食。許多 次是很多人一道進行的，為此也受到多次懲罰。有時，警察叫人恐嚇我，毆打我， 我奮起自衛還擊，警察打開門說別打了，咱們玩別的。(笑) 胡平：你在秦城關了多久？ 劉剛：一年十個月。 胡平：和北京相比，外地是否更惡劣？ 劉剛：北京要算文明的了。到了外地監獄，首先就要挨打。九一年四月一日，我們 被轉到外地，先說要送到長春，到了瀋陽公安局六處看守所，一進去武警就拿著槍 托來打。到了長春也是如此。這是他們的習慣，見面禮。 胡平：古代叫做殺威棒，像水滸傳裡的武松，一送到監獄，先打你一百棍再說。 劉剛：四月二十三日，我們十三個政治犯送到遼源第二勞改支隊。一下車就來下馬 威，來了二十多個警察，不問青紅皂白就開打。後來解釋說為什麼要打，是因為我 們眼神不對，沒有低頭認罪的樣子。當他們用仇視的眼光盯我們時，我們不是像狗 一樣表現出乞憐的神情，而是用嚴正的眼光回敬他們。 在預審階段，當局想逼出你的口供。生活條件很惡劣，但折磨還不算太多。 到了判刑入監獄，他們要做的就是在思想上洗腦，在肉體上折磨。他們要你改造思 想，改造不了就用暴力折磨強迫你改。一個負責人說：「我一手拿蛋糕，一手拿電 棍。我就不信有誰不要蛋糕專要電棍。」我對他們說，你們就是要把別人變成電影 《追捕》裡的那個橫路進二，你們不如發明一種藥給別人打進去，然後叫別人干什 麼別人就幹什麼，叫別人跳樓別人就跳樓，省得費那麼大勁。在遼源監獄，我們受 到極大的折磨，講也講不完。 胡平：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劉剛：比如說，他們要求我們每天背誦罪犯改造行為規範，是一本小冊子，我帶出 來了。 胡平：我還沒見過。 劉剛：可以印出來給大家見識見識，一共有五十八條，六千多字。他們用刑事犯來 管教政治犯，每天抽背，正著背還要倒著背，背錯了多少就打多少。剛進監獄我們 有個誤會，看到日程表上列了大量的學習時間，以為真是學文件讀書寫字，後來才 知道學習實際上是體罰。要你面壁反省，坐一個小板凳，有時是坐一塊磚頭，一絲 一毫不准動。在所謂學習中，隨便抓你一個錯處就動電棍。 我們忍無可忍。我串連一批難友，在一次考試中集體罷考。警察來了好幾十 人，一齊用惡狠狠的眼光盯著我們。有些人到最後幾分鐘支持不住了。不是他們軟 弱，是那目光太凶狠。後來我們這些一直堅持的人，被他們一個個輪番拖去打。幾 個人上來，拉住你的手一擰一轉，胳膊幾乎立刻就傷了，人疼暈過去。我出獄後和 幾個關在別處的朋友一交談，瞭解到別處的情況也是這樣。 然後我被帶到「嚴管隊」，幾個警察上來就是幾十個耳光，過一會兒，我臉 腫得像饅頭一樣。一個警察炫耀說，誰能經得起我三個耳光，我就佩服他。他打了 我一連串耳光。犯人把這種打耳光叫做「拼盤」，這是五月二十四日，剛到遼源一 個月的事。 九一年七月南方水災，遼源監獄特別想出風頭，組織「獻愛心」募捐，弄了 幾萬人民幣，上了中央電視台。實際上這個捐款過程十分血腥。獄方要求每個犯人 捐出十元二十元。政治犯由刑事犯管，一些刑事犯要政治犯多交錢，他們就可以少 交錢或不交錢。有一個政治犯因為沒有錢，所以叫捐錢時沒吭聲，幾個刑事犯就上 來用皮鞭抽打，警察中隊長也上來用腳猛踢。我說我幫他交了三塊五角錢(這是我們 每月的零花錢)，可是他們還是不答應。 凌源二支隊非常惡劣。隊長刁小天上竄下跳，六四後幾次向上級請命，要求 把全國的政治犯都交給他們管理，中央撥款五百多萬人民幣，蓋了一個可容納萬人 的監捨樓，但後來沒有轉來這麼多政治犯，直到九四年，才遷進了一部份刑事犯。 當時給這群監捨樓取名暴犯樓(意指暴亂份子)，我給他取名暴動樓。 胡平：像你剛才講到的刁小天這種惡劣的典型，真應該把他們的劣跡記下來，公佈 出來。 劉剛：刁小天極其惡劣，一言一行學毛澤東的樣子，蠻橫無理，說一不二。他領參 觀團參觀豬圈，指著兩百多斤的大肥豬對人說這是三個月養的。有犯人提醒他這些 豬已經養了一年半。事後他把說這話的犯人打一頓，對他說，我說是三個月就是三 個月。他領參觀團去食堂，那兒捆綁著一些大肥豬，他說我們天天給犯人吃肉。有 犯人對參觀團說，你們一走，這些豬就送迴圈了。當然，說這話的人事後也免不了 挨電棍。後來，連那些作擺設的豬都成了條件反射，一放出圈就往食堂的殺豬案子 上跑，讓你捆，知道不會挨刀，事完後還可以大吃一頓。 每天，刁小天坐在門洞裡，脫了鞋扣腳，盯著過往的犯人。看著誰不順眼， 就把誰叫過來拿起鞋亂打，嘴裡還訓斥著，有時候知道打錯了人也還是打。在監獄 裡，警察用電棍打人是家常便飯，打得犯人叫喚，在外面聽起來你會以為是屠宰場 。 刁小天一手遮天，他把他兒子刁烈也弄來管犯人，連升三四級。刁烈最喜歡 變著花樣整人。他說我的樣子就是不服管教，因為我沒像有些犯人那樣，一見他眼 色就知道該點煙還是該倒茶。他要訓練我也學會看他眼色點煙倒茶。我故意做了一 次，然後把這事告訴了新聞界，那以後他再也不敢讓我點煙倒茶了。 刁烈隨時尋機害人。獄方要我們糊火柴盒，發一把剪子。我上廁所，把剪子 放在書桌裡。刁烈說我要給你加刑，因為你藏凶器，若有人拿這把剪子殺人，就有 你的責任。刁烈要我上廁所時也要隨身帶著剪子。可就在這同一天，當我帶著剪子 又上廁所時，他又說我可以一腳把你踹死，因為你帶著凶器，要殺國家政府幹部。 就是這個刁烈，還不斷地在犯人之間製造事端，挑起鬥毆，實在惡劣透頂。有趣的 是，刁烈剛來監獄時還是一頭黑髮，很快就長滿了一頭禿瘡。大家都說是報應。 這批警察打人還有一套理論。一次，我父親——我父親也是警察——來探監 ，對他們說不應打犯人。他們倒振振有詞地說，自古以來監獄裡就是要打犯人的， 不打犯人就不叫監獄。像你這樣心慈手軟的就不配當共產黨員的警察。 有幾次我抗議警察用電棍打人，他們說，警察用電棍打人是合法的，要不， 上級為什麼發電棍呢？我說，上級還發了槍呢。你用槍打死我們吧。 胡平：這真是赤裸裸的法西斯行為。 劉剛：我們進行了幾次絕食鬥爭。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貝克來訪，我聯絡大家絕食 。開始警方沒鎮壓，還做了肉包子引誘我們。二十小時之後對我們隔離毆打。在這 次絕食前，我用暗語告訴前來探監的弟弟，把這件事透露了出去。結果這個消息很 快傳開了。警方對我們的懲罰沒有上幾次那麼狠毒。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要求把 政治犯與刑事犯隔離，要求嚴懲打人兇手(包括刁氏父子)，要求縮短勞動時間。那 時，當局剛剛發表人權白皮書，我們要求實行白皮書，照白皮書說的要就近服刑， 等等。這次鬥爭很成功。我們的生活條件有明顯好轉，勞動時間也縮短了。 我們在監獄裡受的折磨太多。必須講清細節，包括警察的口氣表情，才能給 大家一個清楚的印象。 胡平：我在八九年寫過一篇文章，其中講到記變天賬。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 不報，時候未到。專制者幹壞事，一向借助於龐大的鎮壓機器，造成群體犯罪。這 就使得那些作惡者能夠以無名氏的身份躲避罪責。我們要善於把犯罪的責任明確到 每一個個人身上。索爾仁尼琴講得好：這種人只有當他們是大機器中一個不被察覺 的零件時，他才是有恃無恐的。但只要責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著他的時 候，他便臉色發白，十分恐慌，他知道他也等於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塊果皮上滑倒 。我們要告訴他們，你們雖然身處一部大機器之中，但你們還是可以選擇的，事實 上也總是在選擇。同樣是執行上級命令，是消極應付，還是拚命囂張。做好事記個 紅點，做壞事記個黑點。 劉剛：我的體會是，共產黨專制機器雖然凶殘，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只要我們不 屈服，它也無可奈何。關鍵是我們大家都從自己做起，能做多少做多少，至少是不 要充當他們的打手，為虎作倀。 實現民主 保障人權 胡平：你和陳子明、王軍濤他們在八九之前就有不少接觸？ 劉剛：是的。我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當局處處作梗，找一個破壞一個。後來與子明 、軍濤結識，彼此十分認同。那時，我後面有一大群尾巴，子明的研究所也受到嚴 密監視，有些事不方便合作，只能分頭做。在經濟上他們給了我很大支持。沒有他 們的幫助，我當時無法堅持下去。子明他們早在八九之前就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外 人知道很少。 胡平：子明他們的工作，對後來的八九民運有很大的意義。 劉剛：現在，共產黨對異議人士實行經濟封鎖，尤其是對有些異議人士，出獄後繼 續騷擾迫害，把人逼上絕路。例如我自己，出獄後完全沒有經濟來源，找工作，申 請個體戶都遭到封鎖。當局故意刁難，起初要你準備這個準備那個，等你什麼都備 齊了，它又不批，讓你在精力財力上都受很大損失。警察多次打傷我弟妹，還揚言 要打我父親。我母親身患癱瘓，我在家裡，不斷受騷擾，直接威脅我母親的安危。 據說李鵬曾下過指示，說對劉剛及其親屬要嚴加監視，若有出軌行動，就採取斷然 措施。一付六四屠夫嘴臉。我在大街上，幾次被人用摩托車故意衝撞。還有警察呆 在家門口，對著我們擺弄槍枝。 胡平：這是一個值得高度注意的動向。 劉剛：和我有類似遭遇的人還很多。我們大家可以看到，中國的人權狀況，究竟是 隨著經濟發展而好轉了呢，還是在許多方面更惡化了。我們必須喚起世人對這些情 況的重視，盡自己的力量給國內人士支持幫助。歸根到底，只有改變專制，實現民 主，才能真正保障人權。 胡平：六四又要到了。我相信你的講話會給大家很多啟發和鼓舞，希望你注意休息 ，保重身體。□ ——《北京之春》1996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