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六四」真相》的深遠意義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層的信息是不尋常的,但並不是沒有聽說過。 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根據從中共檔案館拿出的材料,油印 了兩冊毛澤東從來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和談話。一九七二年毛的妻 子江青接受了美國歷史學家個人採訪,顯然是要鞏固她的毛澤東革命 伴侶的顯赫地位。不那麼引人注目的例子還可以列舉一些,通過這些 文獻和目擊者報告,人們得以窺見全世界最秘密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 制度(注一)。 在我看來,《中國「六四」真相》這本書的故事情節、披露的事件紀 錄之全面、它的內容可能帶來的爆炸性都是史無前例的。 這本書謄錄了一九八九年春天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震驚全世界的事件中, 中國大陸最高層決策的詳細過程的數百份文獻的全部或部份。不僅因 為六四事件是共產主義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且,整個世 界和中國人民對中國任何一段歷史的高層政治,都從未得到過這麼接 近核心的表述。 「天安門事件」從北京學生鼓勵深化改革和自由化開始,很快就演變 成要求更具深遠意義的變革。天安門廣場學生的絕食贏得數千萬公民 的支持,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中國幾百個城市的市民上街要求政府 作出回應。政府起初試圖等待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者撤出,然後同他 們進行有限的對話,但政府最後只得通過命令和武力強迫他們撤出廣 場。在作出上述決定的過程中,共產黨高層決策者經歷了文化大革命 之後最嚴重的分裂。 有幾本值得注意的書和一部重要的電影紀錄片,根據學生和北京市民 的觀點,講述了「天安門事件」這個故事(注二)。但我們從《中國 「六四」真相》這本書中,第一次看到來自中南海(這是位於北京中心 的前皇家公園,是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在地)的觀點。在中南海高高的 大紅牆裡面的人通常以非正式的小圈子運作,這個小圈子不到十人, 再加上一些幕僚。 所謂「八老」參與關鍵時刻的關鍵決策,「八老」事實上是中國憲法 之外的終審上訴法庭。其中「三老」最有權,而最終的決定得由鄧小 平作出,儘管他已交出除軍委主席一職之外的所有職務。他住在中南 海之外的住宅裡,有自己的辦公人員。在那痛苦的幾個月中,最關鍵 的會議都在他的住宅召開。 每天,各種情報從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帶有盯梢和控制任務的機構如潮 水般地湧入中南海。幾乎是每時每刻,中共中央都收到各種秘密報告, 來自北京、上海和其它省市的,來自兩個安全部門(負責國內治安工作 的公安部和負責外國情報、反情報和其它工作的國家安全部),來自具 有新聞報導和搜集情報雙重功能的新華社,來自軍方的各級機構、黨 的宣傳部和統戰部,來自國家教育委員會、鐵道部、農業部、工業各 部、郵電部和其它內閣級機構,以及來自駐外外交使團等。這些材料 包括學生、教授、黨的幹部、部隊官兵、工人、農民、店員、街頭小 販和中國其他人的思想狀況;省和中央領導人關於政策問題的考慮; 國外媒體、學術界和政界意見;鐵路交通情況,私下的討論、街上采 訪到的信息等。 通常,這些材料僅僅在大約四十人的最高層領導中傳閱,許多材料更 嚴格地只限制在五名政治局常委和「八老」中間(儘管憲法條款從法律 上將最高權力地位給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務委 員會是中國正式權力組織中的最高機構。全國人大最近才走出作為橡 皮圖章的歷史)某些報告僅僅送給一個或幾個領導人。總的來說,這些 披露出來的報告可以詳細地告訴我們:中央決策者是如何從他們的深 宅大院觀看周圍發生的事件,這些人如何評估對他們的統治面臨的威 脅,等等。 這些材料還包括中共領導人正式和非正式會議的紀錄以及他們私下談 話的部份內容。由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出一小部份剛愎自用的領導 人之間鋌而走險的衝突,這些人的個性空前生動地表現出來。我們看 到:最終決策者們在內部討論正在發生的事件時都說了些什麼,他們 如何辯論學生的動機,他們把誰看作主要敵人,哪種考慮主導了他們 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他們在命令部隊開進廣場之前為什麼等待那麼 久,後來為什麼不再等待,他們命令部隊幹什麼。也許,最具有戲劇 性的是,這本書提供的絕對證據說明:在解決關鍵問題時,誰投了 什麼票。而且,用他們的原話說明了各自投票的理由。 材料顯示,政治局常委中三名常委投票贊成同學生對話,而不是戒嚴。 如果他們這麼做了,中國當代歷史和它與西方的關係就很不一樣了。 與學生對話將使天平偏向政治改革,今天的中國將可能是個開放的, 甚至是選舉式民主社會,或許在改革了的共產黨治下。然而,分裂的 政治局常委履行了他們的秘密承諾,將分歧交給元老裁決。元老們認 定穩定高於改革,撤銷了總書記趙紫陽的職務,部署軍隊,「挽救革 命」,提拔了現今統治中國的江澤民。其結果是中國十多年的國內政 治停滯,中國同西方關係空前緊張。 現在,一些仍在中共體制內的人,決定採用他們能採用的最強烈的方 式-揭示「六四」真相,來重新進行民主鬥爭。 他們是誰?他們為什麼這麼做,他們是如何做的?一方面,我必須講 出我能講的故事,我的這些敘述又受制於保護編纂者的需要(注三)。 本書披露的文獻在中國只有極少的人才能看到。編纂者能夠得到它們, 並將這些文獻公之於眾,目的是為了挑戰官方關於「天安門事件」是 「合法鎮壓反政府暴亂」的說法。 他在中國境外找到我,向我解釋了這些,要求我幫助。為什麼是我 呢?我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專門研究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 我在學術和非學術場合或寫作或講述中國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我是 涉及中國問題的兩個人權組織理事會(注四)成員,也是同中國流亡海 外民主運動有關的幾個出版物編輯顧問委員會的成員。我參與了李志 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和異見人士魏京生獄中書信的出版(注 五)。我的某些講話和行動有些被視為對中國友好,有些則被當作批評。 編纂者說他和他的朋友們未必同意我的所有觀點和做法,但他們已經 多年關注我的觀點,認為我心存公平,認為我會願意參加這個很可能 引起很多爭議的項目,並相信我會尊重材料的完整性。他說,他認為 我們有共同的目的-忠實於歷史的真實。 我對參與這麼困難的項目並不特別感奮,因為我不是政治家。可能被 捲入中國現實政治的前景,恐慌感超過吸引力。由於編輯材料不是創 造性的學術工作,在學術榮譽上我所獲將不多,如果我同意幫助,我 將承擔評價材料是否真實的沉重責任。然而,如果我相信它們是真的, 我則不能拒絕去幫助。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通過多種渠道和方法,我滿意地得出結論,這本 書的材料是真實的。一部份原因是,我通過研究材料本身,考證了許 多不可能編造的細節。此外,我通過同編纂者在材料和出版過程中的 合作認識到材料的真實性。他仍然以中國人的標準堅持我對他的專案 所做的政治承諾,也就是不暴露幫助他把材料帶到西方的人和過程。 儘管如此,根據我所掌握的情況,覺得我不僅能夠,而且有責任幫著 把真相公佈出來。 參與這個項目的其他人也知曉部份我所知道的內容,但鑒定材料的最 終責任在我。 不幸的是,因為擔心編纂者和其他人的安全,我不能將我確認的根據 與讀者分享。至少暫時是這樣,我只能要求讀者考慮材料本身所體現 的真實性。 讀者將會看到,《中國「六四」真相》具有內在一致性、豐富性和可 信性,書中的內容幾乎是無法偽造的。它們包括北京、地方和軍隊的 事件;揭示了在示威學生和支持他們的知識分子團體之間公開和秘密 會議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大段引用外國新聞報導;記錄從中國記者 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話中發現的情報;點出在危機期間給中國領導 人打電話的外交官名字。有些有公開紀錄,有些材料要通過艱苦的研 究才能發現,但多數材料都是不可能憑想像編造的。總而言之,很難 想像能發明什麼可行的手段來編造這麼詳盡的細節。 書中提及的材料包括國家安全機構和其它渠道提供的情報,也包括許 多有名有姓的個人的活動的情報,那些人中有不少現在在西方。通過 與事件參與者核對一些事例,我們發現材料中那些記述都是經得起考 證的。 我並不是說書裡記載的每件事實都是正確的-實際上任何政府的文獻都 是如此。國家安全部關於知識分子支持學生活動的敘述似乎具有偏見。 我們相信指控美國和台灣操縱學生運動並無根據。國家安全部指控喬 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的背後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是不可信的。「尾 聲」引用內部報告提到的死亡人數與當時官方發表的死亡人數沒什麼 不同,但未必是最後結論。同國家安全部五月二十一日的報告相反, 我們不相信要學生們絕食是王軍濤出的主意。這些例子告訴我們,應 當謹慎使用這些材料。 幾名瞭解情況的人閱讀了整個和部份書稿,所有人得到與我一樣的 印象:內容都是真實的。這些人包括參與這一項目的人(其中林培瑞和夏 偉當時就在北京),兩名緊緊追蹤「天安門事件」的中國記者,一個在 北京,另一個不在北京。 編纂者希望首先出中文版,準備好了再出版外文版。但由於這一項目 的敏感性,以中文先行出版很困難。最後,我發現比較容易的方式 是:同一家西方出版社合作先出版英文版,再根據英文翻譯出版其它 外文版,本書外文版因此壓縮了篇幅,增加了解釋性材料,資料來源 亦需要註明。其結果是出版兩部不同的書。中文版的篇幅相當於英文 版的三倍,但很少解釋和註明消息來源。中文版二00一年春天由明 鏡出版社出版。 正如編纂者所說,他與我都是為了歷史的真實而受到感召。但顯然, 從一開始,他就有我這個學者所沒有的政治目標。正如他在自序中所 說:他希望《中國「六四」真相》將顯示學生運動是合法的、動機良 好的,政府處理出現了錯誤,學生和市民對透明度和對話的要求應當 得到滿足;一系列政治改革應當進行並擴展,允許媒體自由、允許成 立學生自治組織、允許成立自由工會,等等。當然,這種改革將意 味著共產黨統治性質的根本變化,但編纂者相信這是共產黨實現救國使 命的唯一途徑。 這種劇烈變革顯然要牽涉到激烈的政治鬥爭,就像一九八九年那樣激 烈的爭奪確定了中國目前的強硬路線一樣,高層領導人再次處於分水 嶺上。在處理翻譯和編輯事務的時候,我試圖推論這個項目可能會幫 助誰,又會傷害誰。這些結論是我個人的,編纂者對它們沒有任何責 任。 在我看來,《中國「六四」真相》可能損害中國今天兩個最有權力者 江澤民和李鵬,而提高其他它幾名高級領導人的權威。由於中國領導 人的不同派系滲透到黨的各級組織,數百萬名官員命運都會受到影響。 江澤民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同時佔據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 主席三個要職(這是中國政治結構的三條腿。國家相當於西方概念中的 政府,包括國務院和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執政的中國共產黨 是所有權威的真正來源,它作出最重要的決定並下達給國家機器去執 行。軍隊大體上是個獨立的權力結構,通過中央軍事委員會執行最高 領導人的指示)。江澤民的總書記職務將到二00二年十月任滿,他 的國家主席職務將到二00三年三月任滿。有些評論家預測他將在退出 上述職務後試圖保留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以便繼續在幕後發揮影響, 類似本書所描寫的那一時期鄧小平的作法。 一九八九年江澤民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他在那一時期沒有特別的惡 行,儘管他關閉《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至今受到知識分子的怨恨。 《中國「六四」真相》顯示,他上升到最高權位是通過非正常程序, 靠元老們在五月二十七日的投票確定。元老們挑選他是因為他是個順 從、謹慎的人,當時置身於首先造成危機的殊死派系鬥爭之外。過去 人們就懷疑這一點,但過去從來沒有披露過那些細節。公開這些細節 將削弱江澤民的權威。儘管江未必是個真正的政治保守人物,但為了 權力平衡和維護自己權力,他要遵從保守派的意見。 本書出版後第二個可能受到嚴重傷害的是今天中共第二號人物李鵬。 除了政治局常委之外,李鵬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他在黨內和國家的職務都和江澤民同時屆滿(分別為二00二和二00 三年)。李在一九八九年是總理,他的所作所為,我相信多數中國讀者 都認為只有在他下台後才能受到懲處。他不僅鼓吹針對學生的強硬路 線並到電視上宣佈戒嚴,而且正如材料顯示的,他操縱信息導致鄧小 平和元老們相信,示威矛頭指向他們本人和他們為之獻身所建立的 政治制度。《中國「六四」真相》顯示,在鎮壓之後,他利用情報和公 安機構搜集信息,迫害自由派官員和知識分子。 西方讀者對本書中所述李鵬的行為,可能比中國讀者的反應更為正面。 李可能是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最有能力、最堅定的政客。他在壓力下表 現出強硬和精力,以冷靜和清晰的態度對付變化不定的局勢。如果說 李把學生運動看作對現政權的致命挑戰,歷史證明他的判斷離實際相 差不遠。可以肯定,材料顯示李是個復仇心強、嚴肅的、政治上僵化 的人物,但他不是個機會主義者。他把忠於一黨專政作為原則,不管 多麼不得人心,他都不怕去維護那一原則。根據材料,他對流血事件 不應當擔負任何直接責任。儘管與下達的命令相反,屠殺事件還是發 生了,訓練不夠的部隊當時已經失控。 但只有在一種多元文化下,才有人欣賞在錯誤的事業中表現出色的政 客。而對於中國,更重要的是,李是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今天他是 中國保守力量中職務最高的旗手,保守力量堅信:中國只有堅持嚴格 的政治和思想信條並堅持社會主義,才能度過目前的危機。在「天安 門事件」後的幾年,這批人具有很大影響,這反映在重新實施政治鎮 壓、逮捕異見人士、關閉自由派報紙和雜誌、法律上嚴格控制自由結 社、在國際上對人權問題採取強硬路線。從政治上摧毀李鵬的地位, 將搬掉自由改革和同西方改善關係的主要障礙。 李鵬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的三個盟友今天仍然在政治局。李鐵映在一九 八九年是政治局委員和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為了把學生運動限制在 校園之內曾經作出不懈努力。李鵬的親信羅干當時擔任國務院秘書長, 在一九八九年,他負責安排李鵬強硬路線策略的所有細節,包括對公 安部、國家安全部和人民武裝警察發佈指示。今天作為政治局成員, 他領導中國的外國情報和反情報工作、國內警察和司法體系。在一九 八九年擔任山東省委書記的姜春雲當時以不流血方式處理危機,但由 於他同李鵬的緊密政治關係,他比絕大多數省級領導都更響亮地支持 強硬路線。一九八九年之後,他獲得一系列晉陞,包括被任命為政治 局委員。這三個人的地位都可能受到這本書的打擊,客觀效果是為改 革開闢更多的空間。 在二十二名政治局委員中,有五人的地位將由於《中國「六四」真 相》的出版而受到損害,包括兩名最高領導及其三名下屬。由於在 「天安門事件」中的作用而應當受到最嚴厲批評的其他人或者去世、 或者失勢。在共產黨對學生事件的反應中應當承擔最終責任的鄧小平, 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去世。但不管怎麼說,他在本書中也許是比當時看 來更值得同情的人。他是被拖進決策-他曾經對心腹楊尚昆悲訴,在 他 那麼高齡的時候要承擔那種責任│他一開始願意支持趙紫陽的妥協路 線。後來李鵬及其盟友說服他相信,示威者對他個人和黨有敵意,鄧 授權動用軍隊,但堅持不許流血。他命令新領導人繼續經濟改革和對 西方開放的路線。如果鄧的接班人願意的話,《中國「六四」真相》 因而使改變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定論出現可能性,而又不損害鄧小 平的威信。鄧的威信正是他們的合法性所依賴的部份遺產。 本書顯示在當時同鄧小平一起發揮核心作用,現在已經去世的另一元 老,是鄧的戰友楊尚昆。有些材料是楊的朋友之一提供的,這些材料 導致如下推測:如果楊的威信提高,同楊關係密切的人有望受益。但 楊尚昆和他的堂弟楊白冰在一九九二年的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都失 去權力,隨後幾年,江澤民把他們在軍隊中的多數親信調出權力圈子, 因此並不清楚今天爭奪勢力範圍的人中間,「楊家將」是否還在內。 參與一九八九年四-六月關鍵決策中的其他六名元老中,五人已經死亡。 到這本書出版時仍然在世的唯一元老薄一波在政治上已不活躍。在一 九八九年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姚依林對學生的敵意超過李鵬,姚 在一九九六年去世。當時北京市的兩名領導人,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 長陳希同與李鵬一道操縱送給元老的信息,幫助他為軍隊鎮壓創造政 治條件,他們都已經失勢。李錫銘已退休,陳希同由於腐敗被判刑, 現在保外就醫。因此,本書的政治目標很窄。 相比之下,現在高級領導人中的八人,可能由於他們在一九八九年的 作用被公開而受益。毫不奇怪,他們都是贊成改革(儘管這並不意味著 他們贊同編纂者的觀點)。中國現任總理朱鎔基在一九八九年是上海市 長,他反對給他的城市派遣部隊,通過不流血的方式結束示威。李瑞 環當時擔任天津市委書記兼市長,像朱一樣,他堅持同示威學生對話, 避免流血。如果說江澤民和李鵬政治上要受到損失,朱和李將潛在地 受益。 今天的政治局中還有其他人。田紀雲在一九八九年是負責農業和外貿 的副總理,站在趙紫陽一邊,提倡同學生對話。在一九八九年擔任監 察部部長的尉建行參與了同學生對話,積極調查學生示威者提出的腐 敗指控。趙紫陽的親信、當時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贊成溫和 路線,趙紫陽失勢之後,溫也靠邊站,對軍隊鎮壓沒有任何責任。當 時擔任遼寧省省長的李長春和江西省省長吳官正都是溫和派,並親自 參與同本地學生的對話。今天政治局裡兩名軍人之一的國防部長遲浩 田,對於如何處理示威問題採取了溫和路線,且對於最後決定是否使 用武力沒有發言權,他的職務要求他服從鎮壓的命令。發表《中國 「六四」真相》可能加強這些人進行改革的力量。 還有某些今天政治局之外的權威人物和《中國「六四」真相》一書關 系很大。由於拒絕參加鎮壓而被免除總書記職務的趙紫陽,現在仍然 處於半軟禁狀態。正像李鵬的情況那樣,西方讀者對於紀錄中的趙紫 陽的行為,反應會與中國讀者不同。他是個自由民主人士,他對於變 革的見解是我們所稱讚的,但材料也顯示他曾經犯了嚴重錯誤。他低 估了學生的挑戰,在危機開始的時候離開京城,浪費了他的關鍵後台 鄧小平的支持。西方人最難理解的就是他決定把對鄧小平的忠誠置於 原則之上;當他知道就要進行鎮壓時,他提出辭職而不是抵抗。 但中國讀者會以不同的觀點看待這一問題。趙拒絕參與或反對鎮壓, 可以被看作恪守儒家傳統的官員的反應,當他對人民的責任和對主子 的忠誠發生衝突時只有引退。此外,《中國「六四」真相》顯示,政 治局常委要遵守黨內秘密決議:僵持不下時要找鄧小平和其它元老。 材料還進一步顯示,鄧小平通過楊尚昆對軍隊實行絕對控制,如果政 治局常委遇到危機要提交鄧小平和其它元老,鄧具有充份的手段行使 他的權威。所有這些都會緩和中國讀者對於趙似乎軟弱的判斷。 今天趙已經太老,無法重返政治舞台。然而,能夠為他洗刷名譽的任 何信息都將改善他那些下屬的前景,那些下屬佔據從中央到地方黨 和政府的重要位置。在這些人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溫家寶, 作為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他是政府中最有權力的溫和派之一,很可 能擔任未來的總理。 一九八九年排名在趙紫陽和李鵬之後的是政治局常委第三號人物喬石, 他當時主管人事和安全等敏感領域。我們可以從他在政治局常委的關 鍵會議上講話中看出,他是不贊成使用武力(以全部紀錄作為背景,我 解釋他在五月十七日決定戒嚴的那個關鍵會議上棄權,表明他不贊成 使用武力)。但是像趙紫陽一樣,他敬畏鄧小平,因此沒有投下關鍵的 一票阻止實施戒嚴令(注六)。喬的優柔寡斷毫無疑問在於他瞭解反對 鄧小平是徒勞的。但他的動搖導致他犧牲了自己的政治抱負,因為元 老挑選趙的接班人,他們認為喬太軟弱。一九九七年,喬由於江澤民 的敦促而退休。像趙一樣,他今天太老了,不可能成為權力競爭對手, 但他在黨內也有自由派下屬,他的名譽對於他們具有影響。 在一九八九年支持趙紫陽的另一個政治局常委是胡啟立。他一直受到 胡耀邦的提攜,胡耀邦的去世點燃了學生運動,他贊成學生的多數立 場,贊成通過對話解決他們的要求。通過文獻,我們可以看到在關鍵 時刻,胡啟立利用他主管新聞,允許全面報導有關事件,因此促成了 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共產黨歷史上的新聞自由。趙、喬和胡 構成了政治局常委中反對使用武力的三人多數。隨著趙紫陽被清洗, 胡啟立的政治生涯已經實際上結束了,儘管他現在擁有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副主席的名譽職位。 作為我們對今天政治局研究的最後部份,其餘九名成員對於披露一九 八九年他們的行為幾乎得不到好處,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他們或者距 離北京太遠、或者職位太低,因而對於本書所敘述的事件不能承擔責 任。他們中現在職位最高的是國家副主席、江澤民的接班人胡錦濤。 一九八九年他在西藏擔任黨委書記。儘管他多數時間是在北京療養高 原綜合症,他沒有直接參與那裡的事件。現在是政治局常委的李嵐清 當時只是外貿部副部長。今天政治局中第二個軍方委員是張萬年,他 在一九八九年是濟南軍區司令員,而濟南軍區是沒有參與北京事件的 軍區之一。其他政治局委員在一九八九年都是省長或省委書記,遠離 北京。這些人對於發表《中國「六四」真相》都會安之若素,而他們 的態度對於黨在今後是否要走政治改革的道路非常關鍵。 儘管現在政治局似乎有贊成改革的多數,然而由於第二號人物李鵬及 其三名支持者的影響,加上江澤民的謹慎,重新投入政治改革幾乎不 可能。藉助出版《中國「六四」真相》,編纂者所期望的,顯然就是 要打破這種癱瘓局面。 但為什麼上述的多數人自己不去查看天安門檔案?根據本書關於會議 的報告可以看出,部份答案或許在於尋求共識的中國決策機制。只要 相當一部份人不願意重提那一題目,其他人似乎都不想為它而爭鬥。 此外,我們應當斷定高層中幾乎沒有人知道或看過《中國「六四」真 相》中多數文獻的內容。李鵬是唯一的例外,他當時就身處北京高層。 十二年前在較低層次任職的人,僅僅對於他們所參與寫作的報告或他 們參加的具體會議有所瞭解。我認為,即使像江澤民這麼有權的人也 不能秘密查看那些檔案,因為接觸那些敏感紀錄必須經過政治局同意, 或者至少要讓高層其他人知道。不事先知道那些紀錄都講些什麼就貿 然重提這一問題,必將引起後果無法預料的爭鬥。為了平衡各種派系 而保留權力,江澤民可能不願為不確定的後果冒險。 編纂者試圖通過公開六四真相,迫使政治局面對「天安門事件」;編 纂者希望告訴人們,推翻有關定論只會損害李鵬及與其關係密切的少 數人,從而啟動被中斷的進程,推動中國朝著他所說的更民主的未來 發展。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不敢擅自干涉中國事務;作為一個學者,我把真 實性和準確性放在政治影響之上。《中國「六四」真相》對我來說重 要的是:它們包含我所見過的中國高層政治生活中最豐厚的紀錄,對 中國過去十多年的軌跡和未來提供了基本的洞察。下面分析也是我本 人的,編纂者對此沒有責任。 也許最驚人的揭露是鄧小平和「八老」的作用。這個故事的一部份由 趙紫陽在五月十六日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已經公開:重要問題都要尋求 鄧的指導。趙沒有披露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的政治局決議,實際上給 了鄧小平批准或者否決當任領導人決議的正式權力。此外,通過了第 二個決議,給予楊尚昆和薄一波代表鄧和其他元老,以觀察員身份參 加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的權力。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元老剛剛退出政治局常委時,通 過這些決議是要顯示當時對那些老同志的尊重。但也許是處理鄧小平 與陳雲之間正在出現的共識破裂的一種方式,陳鄧的共識使老同志曾 相當成功地指導了中國經濟改革。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當新一代領導 人開始掌舵的時候,改革更加困難,政策辯論更加激烈。在這種競爭 日益激烈的氣氛下,一九八七年的決議,目的可能是防止派系不和造 成危機。不管這種假設是否正確,那些決議在一九八九年發揮的正 是那種作用。 《中國「六四」真相》顯示:在危機期間,鄧秘密參與了所有重要決 定。他的私人助手楊尚昆(楊的正式職務是國家主席,但他的真正工作 是鄧在領導層內部的事務總監)參加了所有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最重要 的決定是在鄧小平的住處作出的。把示威定為「動亂」是鄧的主意。 他作出了戒嚴的決定,他接受了趙紫陽的辭職,他安排挑選江澤民, 他命令軍隊進駐天安門,他在鎮壓之後確定了政策方向,繼續過去十 年的經濟改革和對西方開放,儘管春天的這一事件對那兩項事業都造 成挫折。 鄧並不是很樂意扮演那些角色。五月十九日,他向楊抱怨權力的負擔。 「你知道這些事情發生後,我要承擔黨內很多責任,……」鄧抱怨說, 「我要對所有重要決定點頭。我的影響太大,那對黨和國家都不好。 我應當考慮退休-但現在我如何退?……要下去也不那麼容易。」 鄧小平的權力也不是絕對的。在他最後決定之前,他需要得到元老的 同意。但這些人,就我所知,在「天安門事件」前後,沒有固定的人 選範圍,沒有舉行會議的歷史。鄧小平召集的七男一女組成的這個小 圈子,並不是共產黨最老的成員,也未必是曾經擔任職務最高的, 更不是身體最好的。他們之中有些似乎具有最長的共產黨職業生涯(鄧本 人和他最有權力的兩名同事陳雲和李先念,以及楊尚昆),有些跟毛關 系特別近(李先念、楊尚昆和王震),唯一的女性鄧穎超,沒有明顯的 個人政治特色,但她是廣受尊敬的已故總理周恩來的遺孀。最著名的 但沒有被包括在內,或者自動不參加上述元老圈子的,是中國軍隊中 兩名仍然在世的元帥:徐向前和聶榮臻,他們退出政治圈子的理由將 在第六章解釋。 上述小組共開會四次,作出四個重要決定:宣佈戒嚴令、撤銷趙、任 命江、派出軍隊。較小的決定都是政治局常委和中央軍委做出的,前 者受到鄧和元老的代表楊尚昆監督,後者直接由楊來執行。 元老會議的情況很有趣。鄧在自己家裡召集他們,具有最後總結成決 議的特權。但我們觀察到他敬畏陳雲和李先念。需要提名誰來替代趙 紫陽時,是李和陳提出了江澤民;顯然他們兩人和鄧都事先商量過。 次級元老顯示他們知道自己的地位,王震不經常講話,一旦開口就很 激烈,但他仍然敬畏鄧。鄧穎超講話簡短,每次會議發言一次。楊尚 昆提供平衡的信息,但沒有不同於鄧的觀點。 如果說「八老」只是短暫地作為主管機構而發揮作用,他們的存在 顯示了一個繼續生效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過去曾被援引,今後仍然會 被援引,只要中共繼續把自己看作一個革命黨。這是毛澤東所鑄成的 超級統治術傳統。共產黨中國超級領導人的角色是「憲法之外」 (extra-constitutional)的,但並非「不合法」(illegitimate)。中國大肆宣傳 向法治過渡,然而所涉及的問題將不僅僅是制定法律條文和設立法庭。 為了實現法治,黨必須放棄下面的思想:不管涉及到什麼程序,自己 認為需要做的就是合法的。 是什麼要讓這麼一個憲法之外的機構成為必要?《中國「六四」真 相》幫助我們看到這一體制如何創造了鄧小平這樣一個超級領導人, 甚至違背他自己的意志,理由是「宗派主義」(factionalism)。 在《中國「六四」真相》中,我們看到中共宗派主義力量如何同個人 關係相結合,如何把權力利益同政策和意識形態實際問題相結合。趙 紫陽和李鵬在元老中都有靠山,在他們那一代人和下一代領導人中都 有親信和智囊。促使這些個人關係凝結成政治上有意義的宗派的,則 是當時的政策困境:由於毛主義制度已經失敗,而要過渡至一個未清 晰定向的未來的困境。我們這裡看到的衝突,是艱難抉擇所造成的痛 苦戰鬥。趙紫陽所喜歡的是政治上放開,以便搞活經濟,接受隨之產 生的失去控制,通過更具諮詢方式的領導保持權威。李鵬所要求的 是以穩定為中心,保持政治控制,通過更強有力的計劃和激勵克服隨之 而來的經濟短缺。對於指導這個巨大的國家如何通過改革淺灘,兩者 都是合法的設想。編纂者在序曲中顯示那些基本爭論如何在八十年代 中期展開,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任何政治制度中,能夠決策的人,不管是對是錯,都是不可缺少的。 但在中國的制度中,不管是法庭或立法機構,都沒有可以解決僵局的 制度化權力的橫向機構。大問題都要往上推,形成鄧小平對楊尚昆所 抱怨的壓力,要某人最後承擔責任。甚至像趙這些人,他們基本上不 同意鄧的決定,也發現接受決定比站起來堅持自己相信是對的東西更 有榮譽-他們感覺那一制度必須有人做決定。 北京一九八九年另一與政治過程有關的特徵是軍隊的極端重要性。楊 尚昆代表鄧小平行使的權力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就是管理這個政權的 強制性機器。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沒有放棄的一個職務,也是毛澤東 在文化革命中面對許多高層領導人反對、黨和國家機器都已經崩潰時 仍然能行使最高權威的職務,也是江澤民試圖在二00二-二00三年 退出黨和國家領導人崗位後保留的職務-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央軍委主 席,而不是黨總書記、總理或國防部長控制武裝力量。武裝力量不僅 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在全國各地的軍區,也包括人民武裝警察, 我們將在本書反覆看到,是武警負責政府辦公樓和其它重要機構的警衛。 在一九八九年,楊尚昆是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並代表鄧主持軍委工 作。當決定實施戒嚴令、當需要向懷疑的軍方解釋何以清洗趙紫陽、 當發佈命令要軍隊開往天安門廣場時,所有那些情況下都是楊尚昆, 而不是國務院或政治局任何成員,登上指揮台。此外,楊尚昆通過自 己的老部下、中央警衛局局長控制中央警衛局。正像當年毛澤東一樣, 鄧控制了所有戰友,包括比較年輕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其它元老的個 人安全。也正像在毛澤東時期一樣,對個人安全的考慮,成為推翻超 級領導人的任何企圖的重要障礙。 儘管權力個人化,人們還是被決策過程的形式和儀式所震撼。例如, 在政治局常務會議上,激烈的鬥爭往往在尊重充份討論的程序、並盡 可能形成一致這一原則下而消音。有地方重要領導人參加的政治局全 體會議如此莊嚴,中南海的皇家傳統似乎仍然在它的社會主義繼承人 身上體現出來。但幾乎沒有出現同宮廷政治相關的私下動作跡象-相互 偵察、譴責、栽贓、個人醜聞、試圖政變。分歧都擺到明處,問題都 按實際情況辯論,僵局都向鄧報告,沒有他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行動。 也許正是由於鄧的個人權威,沒有人敢採取其它行動。 如果說北京的政治過程有時消耗時間,但鄧一旦說話,就具有無情的 決定性。在這一背景下,各省顯示的獨立程度令人吃驚。只有細心閱 讀他們的報告才能看到這一點,因為分歧跡象都要掩藏在形式上贊成 黨中央政策的層層說詞之下。來自各部委和各軍兵種的文件也是如此。 但事實仍然是各個省從面積到人口都有歐洲國家那麼大,各省必須處 理自己的情況。他們的不同行事方式不僅是要適應當地情況,而且反 映出地方領導人不同的執政風格,甚至不同的價值觀。 然而,最後是由中央決定。沒有一個省分裂,除了一名軍官之外,整 個軍隊也團結在一起。儘管有無窮無盡的疑慮,官僚機構卻保持穩固。 分裂只是在上層,也許最壞的,就是出在一個重要而薄弱的環節但尚 未貫穿整個體制的裂縫。從官僚體制上講,中國的制度是堅固的。 根據至少可回溯到明朝皇帝的傳統,中央領導人對於原始信息具有可 怕的胃口。黨的情報的信息流量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其分析較弱。兩 大安全部門提供北京和各省各地事件動向的報告,新華通訊社及時提 供全國的跟蹤信息和外國對中國事件的反應(新華社既是情報機構也是 新聞媒體,它的確發佈新聞,但它的一大部份業務,是給安全部和人 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一、二情報部人員編寫秘密報告提供信息)。 通過《中國「六四」真相》,我們可以看到便衣警察自由混入示威學 生和知識分子中間(根據這裡的文獻提供的證據,他們似乎沒有很深地 滲入到外國異見人士團體,或香港、台灣和其它地方為學生提供援助 的團體)。來自安全部門和新華社的國內情報反映人民的情緒相當坦率, 內容豐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當然並不總是這樣。毛澤東政 權以喜歡只聽好消息而著名,並被那些消息所誤導。在鄧的領導下, 這種做法已經明顯改變,我們在這裡看到,這些報告對他們的忠誠是 無情的,各部份民眾懷疑意識型態。但好消息到此為止:許多領導人 仍然相信群眾起來是由於「一小撮人」操縱的結果。 也許警察報告很少被使用的部份原因,是他們長於提供事件情況,卻 短於分析。領導人情報流中最有分析性、綜合性的材料是外國媒體的 報導。這些報導對於西方讀者似乎印象並不深刻,但是編纂者包含了 這些報告,因為它們是當時領導人試圖用來解讀街頭事件的最集中、 最有預見性的材料。很可能像學者們長期猜疑的那樣,每當需要讓人 注意那些令人不快的趨勢,聲明一些難堪的可能性時,情報機構寧願 讓外國人替他們說話。 在一個極權警察國家,領導人對於公眾輿論如此重視給人深刻印象。 最好的解釋是馬基雅維裡(Machiavelli)理論:以滿足來統治比強迫要容 易。的確,這裡的故事顯示學生和政府雙方為了爭取公眾支持的激烈 鬥爭,以及由於學生得到民眾的支持,政府鎮壓學生多付出了多大的 代價。當我們閱讀關於學生活動的報告時,我們看到一種微妙的言辭 遊戲。最初,學生喊出的是符合或者稍微超出政府批准的愛國主義和 改革口號。警察注意到校園裡更激進的思想徵兆,但是當學生上街的 時候,他們使用更可接受的語言。這在最初階段使當局很難確定學生 要挑戰的是什麼。政府方面,趙和他的同事竭力去尋找正確的音符。 他們也必須佔據輿論高地。某些情況涉及的模式也是微妙的:第三章 講述了趙紫陽「五四」講話中是否應該包括某個詞而進行的交鋒(指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極權制度下,公眾輿論未必真要聽取,但不能忽視。從各個機構送 給中南海的報告顯示,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公眾的心態是危險的。胡 耀邦的去世給已經堆積很高的柴堆放了一根導火索。 一開始,學生並沒有對政權進行致命的挑戰,當局也不願意對學生使 用武力,雙方還有很多共同目標和語言。但由於錯誤交流和錯誤判斷, 他們相互把對方推到了越來越難妥協的境地。好幾次幾乎達成和解, 卻在最後一刻功虧一簣。滑向災難的過程開始時是緩慢的,隨著雙方 分歧加深,滑向災難的速度加快。由於已知道後果,我們會帶著進入 真正悲劇的恐懼來閱讀這個故事。 學生運動以紀念改革者胡耀邦開始,胡在四月十五日去世。可以肯定, 學生行為是有挑□的鋒芒,那可以歸於前幾年政府為推動改革容忍了 相對自由的氣氛。他們把口號從校園帶到首都的中心天安門,進一步 表現得蔑視黨的控制。但多數學生仍然維持在某些恭敬的範圍之內, 承認黨的領導,把他們自己定位在尊重和支持黨的長期改革的位置上。 第一個小的失誤是政府官員拒絕接見人民大會堂前的請願學生。四月 十九日晚間至二十日,示威者和警察在中南海新華門發生衝突。四月 二十至二十一日,各種學生自治組織成立,在領導人的眼中,這是個 危險的發展,這在共產黨時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過。許多示 威者在四月二十二日參與了悼念胡耀邦。 不管怎樣,作為總書記、對處理這些問題要負主要責任的趙紫陽,相 信一旦胡的追悼會開過之後,學生會感到他們已表達了他們的觀點 而隨即散去。結果卻相反,缺乏來自黨的明確反應使得示威者更勇敢。 當趙紫陽到北朝鮮進行一個星期的訪問時,以李鵬為首的其它領導人 把問題提交鄧小平。他們有些誇大地告訴鄧,學生的目的是推翻政權。 鄧把運動定性為動亂,並說必須果斷地譴責。他的話反映在《人民日 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中。 第二個,但比較大的錯誤是,社論的目的是劃分某些界限,警告多數 忠誠的學生不要被一小部份激進分子所誤導。但「動亂」的標籤被證 明具有煽動性。那個詞在中國具有特殊的負面含義,因為它常常被用 來指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混亂。 學生們相信,如果在被官方定為「動亂」的時候結束示威,他們就將 受到嚴厲懲罰。只有他們的運動被稱為愛國的、民主的運動,他們才 會感到可以安全撤離。由於鄧小平的定性產生自相矛盾的效果,矛盾 被激化,學生被困在廣場。隨著僵局繼續發展,在那裡他們又成為磁 石吸引其他人加入。 鄧的捲入也增加了黨的風險。一方面,趙紫陽認為群眾不是在挑戰共 產黨的最終領導,他們的核心要求是對話和要求黨解決學生提出的問 題,為了達到這些共識的目標,黨應當撤銷「四二六」社論定性。 鄧願意考慮他的建議。但李鵬也按照邏輯爭論:社論已經明確區分無辜 的大多數和需要堅決處理的犯罪的一小撮。任何讓步都將致命性地破 壞政府的威信和鄧的權威。 在更深一層,趙與李的對抗集中在黨同公民之間關係的兩個基本問題 上。好心的公民是否足夠精明可以避免操縱-黨能否相信公民的判斷 力?更根本的問題是,和平解決是否值得,因為那要創造一種協商和 公民權利先例,而後者將影響黨已經建立的統治風格。對於政府權威 和政治穩定,和平解決的代價是否高得無法支付? 新角色不斷加入使形勢更加難以處理。新的學生來到廣場,他們不願 意在自己有機會加入之前運動就結束。自由知識分子出來支持學生的 目標。有些省的領導把自己的問題交給北京,允許激進的學生乘火車 進京;李鵬試圖制止這種做法,命令地方政府禁止學生旅行。由於學 生中分歧太大,當政府談判代表問他們的領袖,他們能否代表學生講 話時,他們回答不能。 學生也面臨政府方面的同等混亂。在溫和派和強硬派的混合聲音中, 他們無法確定是取得了進步還是面臨石頭牆。抗議勢頭在增長。某些 學生回到了教室,其他人繼續加入示威。新領導出現了,新的問題加 上舊的問題,示威也在各省出現。 五月十三日當學生宣佈絕食鬥爭時,趙紫陽策略的最後失敗已經來臨。 除了政府方面的觸怒之外,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訪問是主要催化 劑,學生把他看作改革的象徵。當局把中蘇高峰會看作多年外交勝利 的頂點,現在蒙上陰影。為採訪高峰會而到北京的外國記者團都把注 意力轉向學生運動。 在五月十六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趙紫陽繼續爭辯說,結束絕食鬥爭 的方法是接受學生改變「四二六」社論定性的要求。領導層面臨非常 關鍵的分裂,要提交給鄧決策。五月十七日上午,鄧決定站在李的一 邊。此外,他得出結論-需要實行戒嚴令。在當天晚些時候舉行的常委 會上,趙和李繼續衝突,常委在戒嚴問題上分裂為二-二-一,喬石棄 權。元老然後介入,撇開了趙,使用李鵬實施他們的鎮壓計劃,挑選 江澤民在和平恢復時接替趙紫陽。 現在,滑向災難的速度在加快。我們觀察到妖魔化的過程在展開,當 局和學生之間,黨的兩派之間都在相互妖魔化。倖存下來的領導人把 所有過錯都歸咎於趙。廣場的知識分子宣佈光明和黑暗之間的戰鬥。 學生發誓寧死也不撤退。對於領導人更加不祥的兆頭是,有些城市 工人和學生正在聯繫。國內外反對勢力的聲浪高漲加強了當局的被圍攻 感。 在五月的最後幾天,曾經有一線出乎意料的、最後的和解希望。全國 示威都在結束,來自外省的學生開始離開北京。當時似乎是僅僅武力 威脅就足以解決問題。但某些校園出現發動全國和平抵抗運動的號召, 外省新到北京的學生核心分子堅持繼續靜坐到六月二十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召開。解決問題的時機再次消失,元老決定行動。他們和剩下的 三名政治局常委在六月二日舉行秘密會議,重申他們要使用武力清理 天安門廣場的決定。 下面發生的事件,是世界上最普通、但本來可以預防的悲劇-示威者和 軍隊都失控了。中國由於缺乏民主公開性而付出高昂代價,而民主公 開性本來可以讓示威成為更平常的事情,可以讓政府和警察適應處理 示威問題。 流血事件之後的幾個月和幾年時間,鄧小平盡力避免那場災難迫使經 濟改革出軌。不管發生什麼事,鄧堅持說,改革和對西方開放都要繼 續,甚至加速,否則中國就要倒退。但政治改革是另外一回事。領導 人吸取的教訓是,中國必須凍結政治改革來避免不穩定,應當避免 改變政治制度、避免模仿西方制度。 但黨在這個問題上仍然處於分裂。趙紫陽在六月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 駁斥李鵬對他的指控,批評鄧的路線偏離了自由方向。他爭辯說,沒 有更勇敢的政治改革,黨無法存在下去。趙的觀點仍然很得人心,尤 其是在執政黨的年輕官員中。 在隨後的年頭,對學生運動的提法仍然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就在命令 部隊採取行動之前,領導人作出的官方決定是把事件定為「反革命暴 亂」,這是比「動亂」更加嚴厲的標籤,暗示示威者有武器並造成流 血。 兩種定義都沒有正式撤銷。但考慮到國內外輿論,官方已經轉為比較 溫和的提法「政治風波」,這一提法是鄧在鎮壓幾天之後首先使用的。 (注七) 自一九八九年以來,要求重新審議「六四」的呼籲不絕於耳。「六 四」死難學生之一的母親丁子霖領導了要求平反的運動。一九九九年 趙紫陽的高級助手鮑彤散發一封公開信,敦促黨的領導人承認十年前 的錯誤,把推翻那一定性的機會稱為現政權恢復合法性的「最大政治 資源」(注八)。在更廣泛的範圍,黨面臨政治改革的持續呼聲。但它 以逮捕和清除要求改革的黨外異見分子作為回應。但在黨內,關於改 革的激烈辯論也在進行。 只要這些要求繼續被拒絕,中國當局就不是西方所預期的那種自由的、 諮詢性的和「柔性專制的」制度。可以肯定,同毛主義的極權野心相 比,中國當局縮小了它要控制的社會活動的範圍。將控制的手段與目 標相適應,而不再是改變人性。它已經認識到,限制許多領域的自由 對獨攬政治權力並非必要。 但黨也相信,通過「天安門事件」,他們發現民主化並非不可抗拒的 力量。西方普遍認為,當全球化和現代化出現,黨-國制度發生根本改 變就是不可避免的,必將導致公民社會的興起和某種形式的民主。不 管這是對是錯,中國掌權的領導人不相信它。對他們來說,「天安門 事件」的教訓,其核心部份:政治就是實力。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讓當局處於迎接後來挑戰的地步,例如一九八九至 一九九九年出現的中國民主黨和一九九九年至今的法輪功宗教運動。 在這些事件和其它事件中,黨採取行動的關鍵就是獨立的組織,不管 是宗教人士或者學生,工人或者農民,有或沒有廣泛的社會基礎, 有或沒有黨員參與。核心政治問題仍然是一九八九年出現的問題,即使 社會情況已經不同:黨相信,只要它對任何自己不能控制的團體作出 任何讓步,作為政治系統上一個不可缺少的組織原則就要被破壞,它 就不能再實行專權。 許多在中國的人也持有海外普遍持有的觀點:這種僵化的政治制度在 社會和意識形態快速變化下不能堅持下去。這一體制能夠應付下去並 存活,還是發生內爆?這是本書支持者試圖避免的選擇。通過對已經 結束的一九八九年事件重開辯論,他們似乎希望打開政府在壟斷權力 方面的缺口,但又不致引起它的崩潰。 為了幫助讀者理解並評估他們所閱讀的材料,我希望更詳細地描述材 料的種類和格式,它們被如何選擇、翻譯和解釋,本書同相關的、但 單獨出版的中文書的關係。 這裡摘選的多數材料都是下級機構給黨中央、國務院的報告。提供這 些報告的包括兩個安全部門、其它部委(例如國家教育委員會)、省委 和省政府、大軍區和省軍區、中央部門的地方機構。也有來自西方、 香港和台灣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我們不知道這些種類的材料中每個 是如何編纂或加工,但很明白它們經常被送到中南海,並根據它們的 出處和內容立即在不同的高級領導人中散發。本書各章是按照日期排 列,從一九八九年四月中到六月底,每天都有這些種類的材料,大體 上按照我上述的次序排列。 此外,《中國「六四」真相》包括高層會議記錄和對話,它包括正式 會議,例如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議;非正式會議,例如元老的會議,兩 個人或幾個人面對面的談話以及電話。最常見的正式會議記錄被稱為 「記錄」,都是由專業人員根據會議記錄整理,有時是根據錄音磁帶 補充。它們保留了發言者的順序和他們的多數自然語言,但去除了 「哼哼哈哈」聲;他們在必要時重新安排了發言者的語法和他們說話 的結構,以便讀起來更順暢,焦點更一致,也比純粹的口語更加清晰。 其它會議記錄被稱為「紀要」,這些是他們在各次會議上所做的決定 的記錄。 對於領導人之間的非正式談話,編纂者主要依靠四大來源。第一是鎮 壓之後參與調查趙紫陽罪行的人為黨的領導人提供的回憶材料。這些 回憶材料印刷後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的中國共產黨十 三屆四中全會上散發。趙紫陽在這次會議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另 兩個來源是李鵬和楊尚昆分別對各自部下的吹風(即通風報訊),他們 在那些吹風中對於如何參與事件做了大量的排練。最後,編纂者使用 了五個談話備忘錄。所有這些來源都在外文版書中註明了出處。由於 某一談話經常在幾個消息來源中都有記錄,編纂者把那些信息結合起 來,在書中重現那些談話內容。儘管這些不是對話的直接謄寫,但它 們是由最接近的參與者提供的真實記錄,並被互相佐證。 《中國「六四」真相》的英文版經過了三個階段的篩選,這一篩選過 程將一堆龐大的原始材料縮減到書本可以容納的長度。編纂者首先從 每天進出中南海的成百份文件中挑選出了數千份最重要的文件。我對 他提出意見說,如果希望本書被各方讀者接納,應該更加精選,被挑 選的文件應該集中在中南海決策中加以考慮的關鍵問題。此外,為減 少篇幅,我建議編纂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選上的文件應該是節選, 而不是全文照錄。 編纂者隨後進行第二階段的篩選、節選工作,並形成了大約五十七萬 字的中文電腦打印稿。那就是的你現在手中這本內容相當於英文版的 三倍的《中國「六四」真相》。 編纂者主要是想要闡明來源和如何對付危機時的高層分歧。根據他 的觀點,那些關鍵材料都揭示了中南海從危機發生到最後結局的決策過 程,也都為歷史記錄增添了最多的內容,因為學生方面的鬥爭已經在 現有的來源中被相當充份地報導了。此外,編纂者相信,領導人被全 國各地黨委、兩個安全部門、新華社和其它渠道報告的動態所影響, 因此他對地方的報告給予相當的篇幅。這些材料重要的另一個原因是, 全國規模的抗議到現在還沒有出現過。他選擇了外國媒體報導,他相 信那些報導吸引領導人密切注意,形成了他們對於面臨挑戰的理解, 以及他們關於國內動亂是同外國敵對勢力有關的看法。在中文版中, 編纂者增加了針對中文讀者的許多解釋性材料。他在這些方面盡量爭 取不要加入自己的觀點。在有些地方,他也離開材料模式,將幾個消 息來源編成故事。 編纂者為英文版的每一份文件提供了消息來源。而且,徵得編纂者同 意,我們在外文版中增添了非中文讀者所需要的解釋性材料。而中文 版中則不包含這些材料。 對於要對照英文和中文版本的讀者還要解釋幾點。為了方便外國讀者, 我們在英文版裡改變了某些篇章的標題和某些章節的小標題,把某些 章節合併到一起,增加了一些有日期的小標題,有時為了清晰,重新 安排了某些段落。中文裡用某種過渡句式打斷直接引語時,我們做 直譯時也就插入一些停頓。我們對於外文來源的摘要是從中文倒譯過來 的。儘管中文的黨和國家含義不同,我們根據英語通義,regime(當局 )和authorities(官方)都是指政府,中文並不區分universities(大學)和 colleges (學院),因此我們使用這類詞都是兼指兩者。 有幾個人分幾個階段參與了英文版的整理和翻譯。我選擇了需要摘要 的章節並翻譯成英文。有五名希望仍然保持匿名的翻譯者幫助我們翻 譯了大部份譯文和摘要的初稿。林培瑞和我幾遍通讀、校對了整部英 文書稿。 與同代著名中國專家之一林培瑞一起工作真是一種榮幸,同他一起長 時間工作是一種愉快的經歷。我們感謝夏偉(Orville Schell),他的專業 判斷和道義支持都是無價之寶。他提出的可信度問題推動我們進行復 雜的驗證,以確認我們判定材料真實的直覺。我向其他這一項目的參 加者顯示出來的勇氣和學術道德表示敬意。這一項目是中國某些權勢 人物所不歡迎的,而在在國外可能也是有爭議的。 當我面臨澄清一些法律問題、尋找財政支持以開始翻譯和尋找出版商 的困窘時刻,我找到了出版和人權領域的先鋒羅伯特.L.伯恩斯坦 (Robert L. Bernstein)。沒有他的幫助、熱情、興趣和洞察力,我的同 事和我不可能完成這個項目。我感謝菲昂那.德拉肯密勒(Fiona Druckenmiller)在我們還在尋找出版社的時候就資助我們開始翻譯。公 共事務出版社的彼德.奧斯諾斯(Peter Osnos)以其政治敏感、勇氣和 推銷天才處理這一項目的挑戰真是獨一無二。我讚賞他的專業精神和 人品。我們得到傑奧夫.尚德勒(Geoff Shandler) 和羅伯特.金澤 (Robert Kimzey)的無價幫助,使本書在形式上更便於閱讀。凱西.德 佛希(Kathy Delfosse)對手稿和編輯稿都進行了潤色,使它大為改進。 我要感謝兩名律師:R.斯各特.格累特黑德(R. Scott Greathead)和吉 羅姆.A.科恩(Jerome A. Cohen),在迫切需要的時候提供了有價值 的公益建議。 在出版之前,這一項目的保密非常重要,但我又需要得到相當多的人 的幫助才能完成工作。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諸位,我不提名地感謝在 世界各地學術、新聞和出版界的幾名朋友,他們向我提供幫助而且保 密。 這一項目是在許多人已經承諾進行的有價值的項目和繁忙的生活中硬 加進去的,強求每個參與者投入很多時間。在這一項目的漫長過程中, 所有人都為了它的出版而團結一致,並為它的質量作出了實質性貢獻。 我尤其要向編纂者致敬,他在這一項目中承擔了最大的風險,並在困 難的時候表現出道德和明智的判斷力。 注一:《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七和一九六九年油印本,曾經以 多種形式再印;威特克(Roxane Witke),《江青同志》(波士頓:小布 朗,一九七七)。還有,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奇克 (Timothy Cheek),尤金.吳(Eugene Wu)編輯:《毛主席秘密講話:從 百花齊放到大躍進》(麻省劍橋,東亞研究會,哈佛大學,一九八九 );拜侖(John Byron)和帕克(Robert Pack),《龍爪:康生,毛背後的罪 惡天才-他在人民共和國的恐怖遺產》,(紐約,西門和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一九九二);阮銘,《鄧小平的帝國》,南西.劉 (Nancy Liu)、蘭德(Peter Rand)、蘇利萬(Lawrence R. Sullivan)翻譯 (Boulder: Westview, 一九九四);前言還引用了吳國光的書。整個九十 年代,一方面是聲稱來自趙紫陽和鮑彤的文件在香港出現,另一方面 是來自共產黨思想保守派;專家相信這些文件中許多都是真的。 注二:最好的大型敘事書籍包括Timothy Brook《鎮壓人民:軍隊鎮壓 北京民主運動》(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九九二;rev.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九九八);Craig Calhoun, 《沒有神仙皇帝:學生和他們為中國民主而鬥爭》(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九九四);Orville Schell,《天意:新 一代企業家、異見者、放蕩不羈的文化人和技術官僚將決定中國的未 來》(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一九九四),第一部份;在整個書 中,我們引用三部重要的文件集,由漢民主(Han Minzhu)、奧克森伯 格(Oksenberg)及其同事和Ogden及其同事編輯。關於各省民主運動的 唯一重要著作是Johathan Unger編輯《中國的民主運動:來自各省的 報告》(Armonk, N.Y., M.E. Sharpe, Inc.,一九九一)。電影紀錄片是 《天安門》,Long Bow Productions,一九九五年製片。該片中文文稿 本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注三:扉頁上的署名是筆名。 注四:人權觀察和中國人權。 注五: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N. Y. Random House,一 九九四);魏京生,《獨立的勇氣:獄中書信和其它作品》(New York: Viking Penguin,一九九七。) 注六:趙和喬之間的區別是,趙對戒嚴令投了反對票,但沒有任何反 對的行動。喬投了棄權票。趙拒絕參加實行戒嚴令。喬繼續擔任要職, 一直爭論防止流血的措施。趙由於同鄧決裂而被撤職。喬保留了職務, 但由於被看作軟弱而無法進一步上升(胡啟立與趙的做法一樣)。 注七:六月九日同戒嚴部隊談話-見「尾聲」。鄧使用了這場「風波」 的提法,但後來提到時加了「政治」一詞。在六月九日講話中,鄧也 為使用「動亂」的提法辯護。 注八:鮑彤的公開信,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表;中文信由中國 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獲得。 ------------------------ (本文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為《中國「六四」真相》所作的 序言,原文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