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民主要優雅一點」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十年簡史》第七部分 原載《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八月號 陳力 蘆葦 陳軍：優雅的民主戰士 一九八九年二月，北京發生了一件轟動世界的簽名事件。——這就是由北島、邵 燕祥、牛漢、老木、吳祖光、李陀、冰心、宗璞、張潔、吳祖湘、湯一介、樂黛雲 、張岱年、黃子平、陳平原、嚴文井、劉東、馮亦代、蕭干、蘇曉康、金觀濤、劉 青峰、李澤厚、龐樸、朱偉、王焱、包遵信、田壯壯、王克、高皋、蘇紹智、王若 水、陳軍等三十三人共同署名的致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的「公開信」。 「公開信」全文是：「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於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鄧小平的公開信 後，深表關切。我們認為，在建國四十週年和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之際實行大赦，特 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同時也符合當今 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公開信」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三十三人，絕大多數是著名的作家、藝術家、科學家。這種以寫「公開信」徵求 簽名並向共產黨大膽表示異見的方式，出現在聲隆名重的重量級的知識分子群中， 對中國大陸來說，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它標誌著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覺醒，也顯示 了他們開始嘗試用一種聯合和諫言的形式向中共的專制政權進行抗爭。 這一事件的組織者和發起者之一，就是一名當時和中國民聯關係極為密切並在後 來加入了中國民聯的人——他的名字叫陳軍。 陳軍，人們都稱他是一個「年青的老民運人士」。他生於一九五八年，上海人。 由於家庭出身於「歷史反革命」，從幼年起，就飽受磨難，逆境使他過早地成熟了 ，二十歲那年，即一九七八年，他就結識了當時活躍在上海的一群民運人士——如 傅申奇、張汝雋、宦國蒼等，他家裡成為民運人士集會的地點，並負責編輯和刻印 了一個地下民運刊物——《民主之聲》。同時寫出了十七萬字的大部頭哲學著作「 論真理」。一九七九年，他考入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在校期間，成為學生社團「 迥聲社」的招集人。有一次，他聯合六所大學的學生舉行了一次「中國的改革現狀 與展望」的討論會，上海市委嗅出味道不對，意欲阻止，但機智的陳軍臨時改變會 場，使討論會得以順利召開。事後，上海市委為此專發了文件，指出了陳軍的活動 ，並告誡各大專院校，要警惕在學生中正在形成的持不同政見者。上海市委並將此 事報知教育部，教育部又報給中宣部，中宣部點名指出：陳軍這個人能量大得很， 要特別注意他的活動。一九八三年，陳軍和美國公民結婚，移民至美。當他看到「 中國民聯」主辦的《中國之春》雜誌後，遂與「中國民聯」負責人王炳章聯絡。八 三年，他作了三個月的《中國之春》特別記者，以「陳洪林」的筆名，採訪了美國 著名華裔學者陳香梅、許倬雲等人，寫了一些文章。與此同時，和「中國民聯」結 下了良好的友誼。 一九八七年，由於陳軍的女朋友Janny Hotdaway在中國大陸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 作，陳軍遂決定和她一起返國。他先到達上海，開了一家「可可樹酒巴」，一個星 期後，又在北京開了一家「捷捷酒巴」。陳軍原回國的願望並不在政治，因為他此 時的興趣已大部分轉移到哲學、文學和作生意上，所以他非常小心謹慎，盡量避免 揭露中共和政府。但他不想碰「政治」，「政治」卻偏偏來找他。由於他是有「前 科」的人，他一到達上海，便受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注意，甚至盯梢。一九八八年 二月，一個曾經是陳軍的「朋友」的人，從陳軍那裡拿走了王炳章給他的三封信， 隨後，他又告發公安局說陳軍在黑市以美金交換人民幣，一直意欲找陳軍麻煩卻苦 於沒有借口的上海市公安局，頓時喜出望外，他們遂以此理由拘留了陳軍，當然他 們真正感興趣的並不是交易外幣的行為，而是陳軍的政治活動。在審訊的過程中， 陳軍發現，上海市公安局對他的問題瞭如指掌。陳軍在一次接受訪問時說道：「大 陸安全部門對我在美國的情況，比我自己還熟悉。舉兩個例子，我在美國時曾採訪 過許倬雲教授。他們問到此事而我卻忘了許教授的名字，他們就開玩笑地說：『怎 麼你連許倬雲都忘了。』還有一次我去訪問陳香梅，由於時間已久，不太記得當時 的情景，但他們卻可以說出，我與何人同往，而且還攝影留念。」陳軍的被拘留過 程，是時抓時放，反覆幾次，後來他不耐煩了，曾經質問過他們，要求對事情有一 個明確的交代，但公安局卻一直拖著。陳軍問：我到底有什麼做得不對的地方？公 安局的回答也很巧妙：如果你把你所有做得不對的地方都告訴我們，我就會說出你 什麼地方不對。一九八八年底，他終於獲得了「取保候審」。由於中共對他的拘留 ，使他明白了，過去不想再介入「政治」的想法是不現實的，他遂決定再次踏上民 主的征途。一九八九年初，他到了北京，經營「捷捷酒巴」去了。 「捷捷酒巴」生意作得很成功，這家酒巴，既可以作酒巴，又可以開畫廊，不少 現代派的美術作品在這裡展覽、出售。陳軍還自己對酒巴的裝潢進行設計，使其店 面在中國大陸一派單調灰暗的背景中，顯示了突出的個性和情調。正因為這樣，酒 巴很快成了藝術家、作家、外籍商人、記者、各國駐華官員的沙龍。也許正由於「 捷捷酒巴」的特殊性，陳軍也就成了北京中共安全部門注意的目標。 也就是在經營酒巴的過程中，他認識很多著名知識分子或著名民運人士，如：方 勵之、吳祖光、老木、任畹町、北島、王丹等。一九八九年春節，方勵之約他參加 統戰部召開的聯歡會，會上，方勵之作了一個發言，談到了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人權 問題。陳軍一時性起，打破了原訂的發言程序，插進去做了一個五分鐘的即興講話 ，他講：我們知識分子，自五四以來，到底作了什麼？我呼籲，我們的政府應該釋 放一切政治犯，取消反革命罪，取締任何秘密警察，中國的人權要符合世界的人權 標準。他沒有想到，在一個官方舉辦的會場上，他的大膽的發言，竟招來滿堂不絕 的掌聲，而拍掌的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對社會貢獻卓越的知識分子。這使他深受鼓 舞，並且增強了信心。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將面臨著兩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紀念節日，一個是五四運動 七十週年，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週年。針對這兩個紀念日，陳軍產生了 一些想法，他覺得，要利用這個機會，同時對方勵之一月六日致鄧小平的公開信予 以聲援，趁熱打鐵，發起一個全民性的簽名運動，簽名針對的問題是：一、釋放一 切政治犯；二、取消反革命罪；三、中國大陸應遵守國際人權法則。他把這個想法 和詩人老木作了溝通，老木又找到了詩人北島，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計劃。三天之 內，他們三人分別徵集到上述三十三人的簽名。二月十六日，陳軍等人借「捷捷酒 巴」召開了記者會，來參加會議的有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紐約時報》等世 界各地的記者，陳軍在會上宣讀了「公開信」，和魏京生共同創辦《探索》雜誌的 路林，向記者介紹了魏京生過去和現在的情況，同時還做了四個呼籲：一、要把特 赦政治犯一事變成大會的提案；二、成立魏京生問題調查委員會；三、建立一個有 關聯繫簽名的信息中心；四、要求在下屆人大會上把「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世界 各國記者反應迅速，第二天，世界很多國家的報紙就大幅報導了三十三人簽名致中 共中央和人大的「公開信」的事。 三十三人簽名的事很快得到了「中國民聯」的響應和支持。民聯主席胡平在「把 簽名推向高潮」一文中說：大陸三十三名知識分子聯署的「公開信」傳到海外，「 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在不到十天的時間裡，廣大留學生、海外華人，還有台灣、香 港等地的知識分子和關心國事的人們，紛紛起而響應，一個聲勢浩大的簽名活動正 在蓬勃興起。」胡平說：「爭取民主運動勝利的秘訣只有一個：那就是喚起盡可能 多的人們的廣泛投入。這次簽名是從大陸內部首先發起的。這再次證明，在推動中 國大陸民主化的鬥爭中，大陸內部人民的作用是第一位重要的。」他希望身在海外 的中國人，盡力地為這次簽名多做一些事情：一、除了自己積極簽名外，努力動員 更多的親朋好友，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是大陸人或是港、台人，形成連 鎖反應，多多益善。二、對大陸內部投入此一活動的人們給予密切的注視和關心， 用海外輿論的強大力量，努力保障大陸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三、突破大陸的新聞 封鎖，可以用書信、電話、電傳、旅遊等方式，把三十三人簽名信和國內外聯繫通 訊地址盡可能多的告訴大陸的親友、同事。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三十三人的簽名信啟動了海外華人的簽名運動，如方勵之、余英時、許倬雲、李 歐梵、倪育賢等六十五人(內有多名民聯成員)首批發起的「敦促大陸民主改革宣言 」的簽名，台灣由陶百川、胡佛、王作榮、楊國樞、李亦園、韋政通等三十位知名 學者發起的「呼籲中國大陸進行民主改革的聲明」的簽名等，把海外中國人關心大 陸政治狀況的熱情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在簽名浪潮的衝擊下，中共感到既震怒又尷尬、棘手。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新 華社報導了中共司法部有關負責人的談話，\字(27).避提及有關簽名者的名單，而 將其過僅歸罪於陳軍一人。這位負責人指出：「陳軍等人企圖通過簽名的方式，制 造輿論，形成壓力，以此來影響審判獨立的做法是違反中國法制原則的，因而也是 錯誤的。」他又說：「這封信主要的組織人陳軍曾經是設在美國的反動組織中國民 聯主辦的《中國之春》的撰稿人，他聲稱要通過台灣等『最大最有影響的傳播媒體 』支持方勵之等人，對中國形成『壓力集團』。」中共對「中國民聯」切齒之恨由 此可見。 同時，中共還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縮小「公開信」的影響。首先，他們在新 聞上進行封鎖，使大陸人一無所知。再次，對簽名人分別施加壓力，甚至採取電話 干擾、特務盯梢、日夜監控等手段，以求讓簽名胎死腹中。 在這種極危險和艱困的條件下，陳軍等人仍以鎮定和智慧繼續工作。他們成立了 「八九特赦」辦公室。陳軍、老木針對司法部負責人的發言發表了聲明，陳軍說： 「該領導人對公開信的評估，沒有給讀者提供一個事實基礎，故反會有造成輿論混 亂的可能，使公眾無法作出客觀的判斷。公開信從內容到簽署人的意願都基於人道 立場，並對政府寄予希望，且要求大赦是直接向最高權力機構——人大常委會提出 的，我個人以為只有人大常委會才能給予權威回答。」陳軍坦承了他為《中國之春 》撰稿一事，並說：「該領導人亦只披露，沒作任何批評，我認為是一個進步。」 他最後呼籲：「今天是以合作代替衝突、以和平代替暴力的時代，大家都應該克制 ，政府更應該克制自己，以便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有一次機會，用文明的、漸進的民 主協商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理想。」 「八九特赦」辦公室成立後，陳軍以及他手下的工作人員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辦 公室並安裝了熱線電話，這在北京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們每天把大陸內的動態傳送 到美國，然後又將海外的電傳分送到三十幾個簽名者以及關心此事進展的人士手中 。並開設兩個公開簽名處，由專人負責簽名工作。據二月二十二日由記者發至紐約 的報導，簽名者已達五十多人，其中包括「李一哲」中的一員——民運人士李正天 ，以及薄雲、任畹町等。並逐步穩健地向全國的各大院校發展。與此同時，陳軍還 以「八九特赦」辦公室的名義專訪了身困囹圄的民運鬥士徐文立的家屬。徐文立的 妻子康彤和女兒徐謹說：「我們感謝你們這些素不相識的人，這樣關心徐文立的情 況，希望您們能夠轉告人大，基於人道注主義精神，能盡快地對徐文立實行大赦。 」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陳軍以個人名義向全國人大各位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寫了一份「關於一九八九特赦問題的報告」， 「報告」指出：「特赦魏京生等人，這不僅是我們數千名簽名者的願望和建議，也 是符合我們國家改革十年的歷史進程和根本利益的。」陳軍的報告雖然是遞上去了 ，但卻石沉大海、渺無回音。 但形勢卻變得越來越嚴峻了。北京安全部門加強了對「八九特赦辦公室」以及陳 軍等人的監控，甚至盯梢他們的公安人員也在他們對面設立了辦公室，時長日久， 相互都已經認識了。有一次，舉行記者招待會，竟招來三輛警車二十四小時的監視 。 三月底，形勢突變，上海公安局突然通知陳軍返回上海，四月二日，陳軍在乘火 車的途中，被上海公安人員扣壓，第二天，強行將他驅趕出境，四月六日，陳軍由 香港轉達紐約。 陳軍是一位民主漸進論者，他有一句頗令人欣賞的話：「搞民主一定要優雅一點 。」他說：「中國人搞民主往往都是一些很激進的人，他們適合於『干革命』，卻 不適合於搞民主。搞民主的人不能『滿腔仇恨』。你要在政治上消滅對手，你就不 可能獲得民主。」所以他做事的原則一直都是平和、穩漸、有理、有節。 但如此「優雅」民主人士，仍然不能見容於中共，最終還是逃不脫亡命天涯的命 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