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回失去的大地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十年簡史》第十四部分 原載《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五月號 陳力 蘆葦 闖關者——叩不開的國門 一方面是中共施用「趕盡殺絕」的恐怖高壓手段，迫使大量政治異見人士流亡海 外，另一方面，中共又緊閉國門，嚴禁「堅持反動立場」的政治流亡者回國。這種 狀況，用飄泊在異國他鄉的民運人士們的話來說，就是「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 地。」據披露，中國大陸政府國務院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批准了公安部、國家安 全部關於出入境條例和公安法、國安法的修訂條例，其實在這些條例未「批准」前 ，早已在各海關實施了。條例規定了八類人不准入境或暫不准入境，這「八類人」 ，歸根結底，就是和中共有政治異見並在海外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不懈的鬥爭的人 。中共這樣做，其目的主要是企圖消除或減弱著名的民運人士對大陸人民的影響力 和號召力，從而減輕或緩解自身面臨的巨大的政治壓力。 為了揭穿中共這一卑鄙的陰謀，很多中國民聯的成員或同中國民聯關係極深的民 運人士，都相繼採取了闖關的形式，通過這一行動，他們向中共索回被剝奪了的公 民對祖國認同的權利以及其它最基本的人的權利，從而把中共壓制人權的醜惡嘴臉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於大海任主席的這段時間，先後發生了如下幾椿闖關事件： 一九九一年七月，剛剛卸任的前民聯副主席黃奔，在香港申請進入中國大陸遭到 拒絕。中共的工作人員聲稱他們有權拒發籤證，但對為何拒絕簽證的理由則未作任 何解釋。 一九九一年八月，四名自民黨女黨員同時又是民聯盟員的楊錚、寧勤、徐如雪和 柳期陽，以旅遊簽證的方式進了中國大陸。到達北京後，她們隨即成立了慰問團， 準備前去探望王軍濤、陳子明、徐文立、魏京生、任畹町等被捕民運人士的家屬， 這些家屬她們有的找到了，有的還沒有找到，但由於她們的公開活動，很快被中共 公安部門發覺並予拘捕，次日，她們四人被遣送出境。 一九九二年五月，中國民聯成員、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研究生龔小夏與知名異議人 士戴晴，分別於二十八日和三十日在香港被中共當局海關拒絕入境。龔小夏和戴晴 都持有因私出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效護照，且均無其它國家的居留或難民身份。 經過一番周折，戴晴終於獲准六月七日進入大陸，而龔小夏則被迫於六月十日由香 港返回美國。龔小夏在一篇刊於《中國之春》111期的題為「中國大陸的棉花牆」一 文中指出：中共不允許她入境，侵犯了她回家的權利。「我的回國受阻不是一個孤 立的事件，它反映了中國政府一再宣佈的留學生來去自由的開放政策在國內某些層 次遭受的阻力。更嚴重的是，我返穗受阻與戴晴回京被拒證明了傳聞已久的中國政 府對國外留學人員所開的黑名單的存在。而作為守法公民的戴晴和我之所以被列入 黑名單只能與我們的思想和言論有關，中國政府如果不對這種根據思想、言論開黑 名單並且剝奪名單上的人的最基本公民權利的做法作出說明和進行反省，廣大留學 生對政治迫害的疑懼就無法消除，對開放政策的信任就無法產生，因而回國服務的 決心也就無法堅定。」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劉賓雁筆下「第二種忠誠」的主角、民聯成員同時又是 自民黨副主席的倪育賢，乘坐「中國民航」的班機強行闖關，當天下午五時許抵達 上海。當倪育賢通過檢疫口，進入第二門交驗護照時，四名武警和一名便衣就迅速 將他圍住，一名軍官說：「你是倪育賢吧，請跟我走。」他們把他帶入一間小房內 ，一小時後，又進來幾名便衣，倪被四名武警挾持著押入一輛紅色轎車，駛離機場 ，到達一家名叫「虹橋賓館」的大樓。從十五日下午六時，一直到晚上十二時，國 安部人員共換了四批，和他進行了長達六個小時的「對話」，話題從對鄧小平的講 話的評價到「六四」事件的看法，從中國大陸的改革前途到民運組織的價值，雙方 辯論十分激烈。 從他們的以下「對話」中，可以充分看出中共企圖鎮壓民運組織和強行剝奪公民 的最基本權利的做法是多麼蠻橫無理和肆無忌憚。 倪育賢：我先要知道，你們為什麼要把我抓起來。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有權回到自 己的國家，你們有什麼權力剝奪我回國的權利？ 國安部官員：為什麼不讓你進來，原因你自己也明白。你不是一般的留學生回國 ，你是海外反動組織的頭目，你在國外從事了大量嚴重的反政府活動，你做的事， 我們一清二楚。 倪育賢：……民運組織大部分是公開的，不像你們共產黨，老是偷偷摸摸搞陰謀 …… 國安部官員：閒話少說，你先回答，這次你回來想幹什麼？ 倪育賢：最近，鄧小平、江澤民、李鵬都公開說歡迎國外持不同政治態度的留學 生和知識分子回國。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姿態。所以，我想來親身體驗一 下共產黨的誠意。但想不到這麼經不起考驗，我一下飛機，就把我抓起來了。 國安部官員：對一般留學生，我們當然歡迎回來，即使有一些人在海外受了錯誤 宣傳的影響，一時說錯了話，做錯了事，如參加了遊行什麼的，我們既往不咎，只 要認識了，我們不追究。你不同於一般做錯事的留學生，你們在國外上竄下跳，組 織反動組織，叫喊要打倒共產黨，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你是有罪的。 倪育賢：我既然登上「中國民航」回來，我就是準備來面對你們的處理。如果你 們認為我在國外的行為觸犯了你們的法律，你們完全可以將我按照司法程序進行審 理。但是你們這樣不通過司法程序，在海關拘押持合法護照的中國公民，剝奪我回 國的公民權，這是違法的。我要對你們的非法行為提出抗議！ …… 國安部官員：你堅持頑固立場，我們就沒有協商的餘地了。奉上級命令，我們通 知你，由於你在國外從事反政府活動，宣佈你是不受歡迎的人，限時離境。 倪育賢：宣佈我是不受歡迎的人，真是不倫不類。按國際法，只有從事非法活動 的外國人才可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我本身是一個中國公民，回國是我的當然權利 。我並不要求你們來歡迎我，這是我自己的國家，即使共產黨不歡迎我，我也有回 國的權利。 國安部官員：我們只是宣佈你是不受歡迎的人。你應該注意我們沒有象外國人一 樣用「驅逐出境」的字眼。將來有一天你宣佈退出反動組織，我們開車到機場來接 你。我們說話算數。 一九九三年六月，又發生了中國民聯成員、前民聯總部公關幹事、北京工自聯常 委呂京花闖關被阻事件。當時，呂京花在香港參加一個有關人權、工會權、民主方 面的國際會議，由於思念大陸親人心切，她嘗試回大陸的辦法。但沒有想到，她居 然順利地拿到了簽證，這可能是中共疏忽所造成的一個「意外」，也可能是中共有 意安排的一種「殺雞儆猴」的辦法。但不管怎樣，由於得到了簽證，使呂京花喜出 望外。六月十三日早晨，她乘上了直達北京的飛機。但當她下了飛機，來到北京機 場的入境口的時侯，卻過來一個身穿綠色制服的警察。他把她帶到一間小屋，裡面 早已坐著五、六個便裝人員，然後便開始了對她的審訊。其中一人問她：「說，你 到底這次來北京幹嘛？」呂京花道：「探親，就是探親。我的父親自從我走之後， 他已第三次進醫院做手術，我怕……」但是，還不容呂京花把話說完，幾個便衣警 察就打斷了她的話，命令她跟他們走，呂京花問：「你們要把我帶到哪裡去？」「 你從哪裡來就回哪裡去。」警察說。呂京花知道她將面臨著被驅逐出境的命運，於 是掙扎著拚命地回頭，想從那入境口之外擁擠的人群裡，找到來接自己的親人。這 時又跑來四個女警察，一齊動手，強拉死推著呂京花。她們越是推拉，呂京花越是 想見親人一面。於是，她死死地抓住路邊的廣告架，和警察對峙起來。呂京花已顧 不得她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了，她大聲嚷嚷著要見親人，只要見一面，她就離開。 但是警察執意不准。這時，一群外國旅客從她身邊走過，驚奇地看著警察和呂京花 扭扯成一團，呂京花高聲用英文嚷著：「這個國家不講人權！我只要看看我的親人 ，他們都不許，還虐待我。」聽到呂京花的喊聲，幾個警察上來，堵著她的嘴，反 扭著她的兩臂，不斷地推搡著，將她強行押上了回香港的飛機。經過這一番折騰， 使飛機因此而晚點了三十分鐘。呂京花在後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在飛機上 我望著漸漸遠去的大地，百感交集，我為見不到我的親人而傷心，但與此同時，我 心中又升起一種嚴肅的責任感：為了我們的人民，為了我們的祖國，對那個踐踏人 權的專制政權，我們還有多少事要做啊！」 鷹出牢籠任翱翔 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被中共污蔑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祖師爺」的中國民 運的重要人物王若望，偕其夫人馮素英(羊子)也被迫流亡到了美國。 王若望，原名王壽華，一九一八年生，江蘇省武進縣人。他一九三三年就加入了 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寶雞中心縣委書記等職。 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大陸政權後，他擔任上海總工會黨總支書記兼宣傳部長、上 海柴油機廠廠長兼黨委副書記，中共華東局文藝處副處長，《文藝月報》副主編。 一九五七年，王若望由於主張文藝自由化，寫了《步步設防》和《釋「落後份子」 》等文章，被打成右派。一九六八年，又以「惡毒攻擊毛主席罪」，入獄四年，出 獄後繼續被當作「現行反革命」，續以勞動改造。一九七九年中共搞「右派」平反 ，王若望遂恢復黨籍，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並被中國作家協會選為理事。也正 由於王若望有這些「革命」的「老資歷」，所以被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譽之為「共和 國近衛軍老戰士」。 但王若望和中共卻根本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所著《飢餓三部曲》紀實文學，敢 於打破文藝上的禁區，描述了中共監獄的非人生活，是公認的「黑牢文學」的開路 先鋒。這當然引起了中共文宣部門的警覺。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共負責意識形態的 頭面人物胡喬木，曾找王若望談過話，他指責王若望：「有些人在組織上入了黨， 但思想上沒有入黨，你就是這樣的人，一個共產黨員燒成灰還是共產黨員，你現在 還沒有燒成灰，已經不是共產黨員了。」一名香港記者曾問過他，你本來是一個堅 強的共產主義戰士，怎麼會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王若望答道：「共產 黨在反對國民黨時，是主張民主自由的。毛澤東一旦掌握了政權，就要做獨裁者， 共產黨又是按照階級鬥爭的理論建立起來的。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一理論著作 ，強調國家是專政機器，它是用來鎮壓反動階級的，不是保護人民的。這就使毛澤 東有理由不斷地鎮壓他所謂的『壞人』。中國國內受迫害的，包括精神的、物質的 、肉體的迫害，人數達一億人。反右時七十萬，文革變成一億。這不是共產黨的錯 誤越來越多嗎？越來越不可救藥了嗎？共產黨這些做法，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 到，這個黨，我跟它沒有一點好處，只有活受罪。」「我早已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表 明，我不相信共產主義，那是一種脫離實際的空想主義。我現在對自由民主的信仰 比我年青時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要強烈十倍！我之所以能在幾十年中百折不撓地同專 制政權對著幹，也同我個人的坎坷經歷有關。我在中共淫威下遭遇了三個『二次』 ——二次戴帽子，二次坐黑牢，二次被開除黨籍。我從血的教訓中看出了中共的不 人道、違天理。二次坐牢，使我同人民、尤其是生活在十八層地獄之下的人民接觸 ，堅定了『為民請命』的意願，決不為邪惡的政權效勞。」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王若望和劉賓雁、方勵 之一起被中共公開宣佈開除黨籍，並在新聞媒體上展開了對他們的「大批判」。中 共這樣做，是秉承了鄧小平的旨意，早在一九八六年底，鄧小平就講過一段話：「 王若望猖狂得很，我早就說過要開除黨籍。」他們對王若望罹織的「罪名」是，指 王若望在《鏡報》兩次發表文章批評中共，其中最使鄧小平惱火的是王若望在一篇 批評「第三梯隊」的文章中說：「『第三梯隊』是父傳子、子傳孫的家天下的繼續 」；又把王若望在一些報刊上發表的《一放就亂》、《對兩極分化之我見》等雜文 ，指稱為「反對黨的領導」、「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特別是發表在《深圳工人 報》上的《對兩極分化之我見》，是標明與鄧小平「商榷」的，當然也是一次公開 地向鄧小平挑戰，所以，大大觸怒了鄧小平，《深圳工人報》也因此被封閉。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再度掀起了高潮，王若望此時不顧個人安危， 積極參與民運，帶頭上街遊行。四月二十五日，他公開上書，寫了一篇《致鄧小平 的公開信》，王若望在該信指出；「作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似不應將青年 人爭民主爭自由的群眾運動視若洪水猛獸，應該把他看做推動歷史的動力。而你(指 鄧小平)在對待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的談話和決策，違反了這條原則。……大方 向錯了，具體的步驟便形成一系列的倒行逆施。」 中共「六四」在北京對民運採取嚴酷的鎮壓和屠殺手段，王若望的厄運也接踵而 來。一九八九年七月，他為了躲避「風頭」，到浙江農村去「避難」了一個多月。 社會上一時盛傳他「失蹤」。九月中旬，他回到上海家裡。第二天就有公安人員上 門拉他去傳訊，第三天即告拘捕。王若望被關押在上海市第三看守所共一年另兩個 月，他回憶起這段鐵窗生涯時，說：「這是我鐵窗生涯中最幸運的一次，我獲準可 以讀一些書刊，我讀了二十幾本《資治通鑒》……同時，每天還特配給香煙六、七 支，但不給火柴，要看守臨時供給。飯可以吃飽，每週還可吃兩次肉和准看半天電 視。最壞的是不准『放風』，不能出監房走動。以致出獄後拔掉兩顆牙齒。」 在王若望入獄一個多月後，即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日，上海的《解放日報》、《 文匯報》緊鑼密鼓，雙箭齊發，發表了兩篇批判他的文章。當時海內外關心民運的 人士都莫不為之焦慮不安，認為對王若望的刑期至少要判十年以上。但頗使人感到 「意外」的是，一九九零年初冬的一個下午，公安局竟同意了王若望的夫人羊子的 要求，讓他「取保候審」，王若望這才回到家中。一九九一年，公安局對王若望仍 控制嚴厲，他們怕王若望同境外新聞記者和民運人士來往，甚至下令拆去了他家的 電話。在這種困難的條件下，作為一個年已七十多歲的老人，王若望仍堅持初衷， 保持旺盛的鬥爭精神，並在他夫人羊子的協助下，發揮了巧妙的鬥爭藝術，並籌出 民辦刊物，被公安局發覺連續審問三十多小時。 一九九二年，中共對沒有刑事記錄的民運人士採取了「任其流亡」的「放行」新 策略，在戴晴、劉青、韓東方都相繼離國後，一天，王若望被通知到公安局，公安 人員宣佈：「你的案子，現已查明，決定撤銷你的『取保候審』，但你不要忘了你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翌日，王若望所屬的單位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宣告：「 接公安局通知，從今天起，你可以申請出國了。」 王若望終於獲得了自由，他自稱是「帶著滿身傷痕來投奔自由的。」這位滿頭銀 發的老人，一到舊金山，剛下飛機就接受了記者的訪問，他用鋒利的言詞，對中國 大陸的問題，一口氣提出了五點：「結束一黨專政，繼續改革開放，推行市場經濟 ，實施新聞自由，平反『六四』冤案。」對於他的愈挫愈勇的敢言作風，美國新聞 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舊金山的一家報紙指出：「近年從中國大陸出來的民運人士 ，對中共多有不同的批評和看法，甚至有個別人迂迥地替中共辯護而盡說些矯情的 話，王若望毫不含糊地直話直說，頗予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八月九日，即王若望到達舊金山的第四天，王若望在這裡接受了「中國民主教育 基金會」頒贈的「傑出民主人士」獎，同時，王若望宣佈加入了中國民聯。然後， 他未撲盡身上的風塵，顧不得勞累，便開始了以「考察海外民運」為目的的世界之 行。八月底，他和夫人羊子訪問了加拿大的溫哥華和艾得蒙頓。九月七日，來到紐 約。把家剛剛安排定了以後，十月二十七日，又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和多倫多。十 一月十日，轉赴歐洲，先後到了法國、德國、英國。而後，又到香港、澳大利亞。 所到之處，王若望都受到了當地的海外民運人士的熱情接待，同時在僑界或大學進 行演講，並拜會當地國政要。在澳大利亞悉尼的紐省工黨禮堂，王若望作了到澳洲 的第一場演講。記者對這次演講會的盛況作了如下報導：「演講原定下午二點開始 ，但由於聽眾過多，故稍推遲了半個小時，其實二點左右，工黨禮堂已是座無虛席 ，座位四周也已站滿聽眾，連走廊也站滿。」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若望應作家柏楊和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團結 自強協會之邀，到台灣進行為期兩周的訪問。王若望一下飛機，就在台北機場向記 者表示，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考察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他想看看「中國 人自己實踐的民主政治到底是怎一回事。」在台期間，他先後拜會了中國大陸災胞 救助總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陸委會、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行政院 新聞局、政治大學、《聯合報》、並參觀了國父紀念館、故宮博物館、歷史博物館 ，訪問了桃園農家、新竹科學園區高雄石油鋼鐵兩大企業，拜會了星雲大師等。王 若望說：「以台灣的經驗而言，台灣到了一定階段，在蔣經國總統時代，和現在李 登輝總統主政時，都逐步推動了政治上的改革。若是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化，經濟就 很難再起飛。所以中共雖致力於經濟方面的改革，但若不思考政治民主化，前途是 不樂觀的。」王若望還呼籲中共領導人，在去「見馬克思」之前，一定要好好想一 想，實施民主改革是真正聰明的做法。一九九三年元旦，王若望到總統府前參觀了 升旗典禮。六點多鐘，行政院長郝柏村來到現場。當他走到王若望面前時，郝柏村 停下來和王若望握手。六點半鐘，李登輝總統來到現場，和王若望「不期而遇」， 雙方進行了親切的談話。李登輝總統說：希望大陸同胞也能享受自由、民主、平等 的生活。王若望認為：台灣政府的首腦們對王若望的接見，表現了他們對大陸人民 血肉相連的感情和對大陸民主事業的關心。 一九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中國之春》上發表了題為《民運的三條最低綱領》 的文章，這是他在訪問加拿大東部時的一篇發言稿，他說：「我建議的民運的三條 當務之急的最低綱領是：一、結束一黨專政；二、開放新聞自由；三、給『六四』 平反、釋放一切政治犯。」在談到海外民運時，王若望說道：「大陸的知識分子對 待海外民運是很關心的，他們通過海外短波知道你們的重要的行動，你們的活動更 多的是給國內知識界精神上的鼓勵和支持。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你們在海外所化的 心血，辛苦沒有白費，是有效的。」但是，也「應該承認：大陸來的朋友，靈魂深 處都有個小毛澤東的陰魂在作怪。我是共產黨的資深黨員，我身上的小毛澤東一定 更頑固，因此我們都面臨著一個驅鬼附體的任務，那就是需要時時提醒自己，事事 檢查自己，要培養從肉體到精神上浸透了文明的民主氣息，這是一個長期的自我修 養的任務。」王若望在這篇文章裡還提出了四條民運人士的行為規範，與諸位共勉 ，即：一、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二、不搞山頭主義；三、排除小團體習氣；四、 不患得患失，服從整體利益，顧全大局。 王若望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在多倫多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他將於一九九三 年一月下旬在華盛頓舉行的民聯民陣合併大會中，出馬競選主席職位。他說：能否 當選主席將由選票決定，假如他真的當選，他將發揮與中共打交道數十年的經驗，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爭取民主運動進一步的勝利。他表示，他雖然現在已屆 七十四歲，但覺得目前是他這輩子最幸福的年代，也是最光輝的日子，能夠有今天 的自由，過往所受的磨難已經獲得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