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與反思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十年簡史》第十五部分 原載《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六月號 陳力 蘆葦 嚴重的挫折——民聯民陣的聯合大會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醞釀已久的民聯、民陣聯合代表大會在華盛頓正式開 幕。 在這之前，即一月二十八日晚，民聯主席於大海、民陣主席萬潤南，分別主持了 兩個組織的代表會議，民聯代表一致通過了關於《中國之春》雜誌的定位的決議， 決議指出，《中國之春》將繼續保持原來的編輯方針，堅守自由、民主、法治、人 權的陣地，為促進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發展作出貢獻。 民聯主席於大海還在會上向十二名「中國民聯的忠誠戰士」頒發了獎牌和獎品。 這十二名民聯成員是： 楊巍，曾因在上海參加八六年和八九年的民運而兩度被捕，他的被捕引出了美國 國會第一次通過有關大陸留學生居留問題的法案。九一年八月到美國後，又義無反 顧地進入民聯總部工作，擔任組織幹事； 吳方城，民聯肯塔基分部創始人，曾參與創建第一個獨立於中共官方的大陸留學 生聯誼會，也曾任民聯聯委會副主任。他撰寫的有關留學生在海外居留問題的文章 造成了很大振蕩； 汪小風，曾任民聯加拿大分部主任。他為民聯五大的成功召開和民聯、民陣在加 拿大的聯合作出了重要貢獻； 梁達勝，民陣民聯德國分部副主任。他為民陣民聯德國分部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 獻，並曾積極在近年到東歐的中國人當中發展民運力量。 梁華，香港人，民聯香港分部主任，《中國之春》香港分社社長。他是民聯大陸 工作的一個重要執行者。 胡堯，《中國之春》澳大利亞版主編； 姚月謙，民聯資格最老的成員之一，多年來一直負責《中國之春》在日本的發行 ， 吳仁華，曾積極參加八九民運。流亡海外後，擔任《新聞自由導報》主編，兢兢 業業，埋頭苦幹，使《導報》擺脫了不穩定狀況，質量明顯提高； 張偉，民聯資格最老的成員之一，為籌備華盛頓大會做了大量具體工作； 亞衣，復旦大學哲學博士，《中國之春》執行編輯； 錢達，台灣人，正直不阿，英勇豪放，曾為營救楊巍闖入大陸，也曾熱情幫助多 位由大陸逃出的民聯成員及其他民運份子。由於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民運工作上， 幾次被公司解職； 齊光，民聯密西根分部創始人。在他的領導下，密西根分部的成員與當地留學生 打成一片，將聯誼與傳播民主理念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民聯的「密西根經驗」。 在當晚的預備會議上，民聯、民陣的與會人員通過了大會議事規則，選舉了包括 於大海、朱嘉明、楊建利、王光秋、汪岷、姚勇戰、汪小風、伍春萌、王珞、楊中 美、齊墨等十一人在內的大會主席團。得票最多的於大海和得票次多的朱嘉明為主 席團召集人。 會議召開第一天，二百四十位與會者全體起立，為多年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包 括「六四」事件中為中國民主運動獻身的死難者默哀一分鐘。美國聯邦參議員戈登 向大會表示祝賀，名作家劉賓雁、鄭義、全美學自聯主席耿曉、中國人權執行主席 劉青、華府中華會館主席吳澄敏、大華府華人支持民運聯委會主席嚴笑梅、華府三 民主義大同盟秘書長陳惠青、前中華公所主席麥立已應邀在大會上講了話。 下午和晚上，與會人員認真地討論和審定了大會的政治宣言《中國民主運動所面 臨的形勢和任務》。 三十日，大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通過新組織的章程，由於爭論頗多，直至次日凌 晨，還未討論完畢，後面的議程也就只得順延。也就是在這一天，一些與會者提出 本次代表的資格的合法性的問題，民聯日本分部代表周小萌、焦柏固先後指出，許 多「遞補」進來的代表是非法的，為了保證大會的合法性，這些「遞補代表」應當 立即退出會場。但經過表決，授權大會主席團全權處置。此意見並未受到足夠的警 惕和重視。 著名政治異見者、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和他的夫人李淑嫻教授也在這一天趕 到會場，在當天的午餐上，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同坐一席，他們三人，均在一 九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開除黨籍。 三十一日——也就是會議的最後一天，大會的日程顯得特別緊張。僅僅是為了新 組織的名稱，代表們就提出了好幾個方案。經過長時間的商討和爭論，新組織定名 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簡稱「民聯陣」。 在新的領導機構的選舉辦法上，與會者通過了正副主席分開選的辦法。在參選人 的資格、報名競選的時間截止期上也多有變動。原聯合工作委員會規定的競選報名 截止期被否定，預備會議確定的大會主席團成員不競選主席和副主席職務的意見被 改變。任何成員，只要有二十人聯署，都可以立即報名競選主席職務。這一系列「 改變」原議的行動，開初令很大一部分與會者困惑莫解，不知為什麼要這樣做。比 如說競選報名原定有截止日期，這是非常符合常規的，候選人的提早報名，有利於 基層組織的層層醞釀和評估。又比如說，預備會議原確定大會主席團成員不競選主 席、副主席，是因為凡作為主席團成員，因其有主持會議的更多地表現自己的機會 ，他們如果參選，就會對不在主席團的候選人有很大的不公。這種「改變」，給後 來的混亂種下了「禍根」。 據大會主席團宣佈，報名競選主席的有：王若望、胡平、岳武、徐邦泰、華夏子 五人，報名競選副主席職務的有萬潤南、汪岷、張伯笠、馬大維、楊建利、錢達六 人，汪岷和楊建利在報名前申明退出主席團。 競選開始。華夏子第一個發言。徐邦泰接著演說。他在闡述了自己在大陸工作和 文宣、外交、組織、人權的工作計劃後，同時說明了自己為什麼要參加競選的思想 過程。徐邦泰曾經在多種場合表示過對王若望競選主席的支持，在最初參選的報名 中，他報的是副主席。但那時他好像就預料到選舉方式會有今天的變化，寫了一個 「但書」，即在選舉方式改變後，他也會改變他的報名。不過，這個「但書」，在 大會召開前幾乎無人知曉。在這之前，他表面上一直是以王若望的支持者和遊說者 的姿態出現的，現在他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報名競選主席，使很多人感到意外和 驚訝。徐邦泰在解釋這一點時說：他和王若望最初的交流只是「協商」，而非「契 約」，他說他幾個月前在報名競選副主席時就表示過，假如選舉方式改變了，他將 及時改變他的報名。過去他和王若望「協商」時，是在「搭檔」競選的條件下，現 在已改成主席、副主席分別競選，所以他的報名，並沒有什麼前後不一致的地方。 「在謙讓和責任之間，我選擇了後者」。 對此，王若望另有看法，王若望爭的不是主席，而是民運隊伍的正氣。他一是認 為徐邦泰的參選，是嚴重的道德問題，是一種陰謀和耍手段。二是認為，徐邦泰為 了能當上主席，不惜置正常的民主程序於不顧，成為一支內鬥的槍。因為王若望在 預備參選主席的活動中，一直堅持民運內部各派系之間團結和聯合的原則。他始終 堅持徐邦泰作為民聯的代表、萬潤南作為民陣的代表，共同成為他的副手。但他的 想法卻遭到反萬潤南一派的反對。而這些人則成了徐邦泰競選主席的堅決的支持者 ，並且用非法手段操縱了會場和代表的「遞補」。王若望覺得如果這股「邪氣」任 其所為，不僅會給民運隊伍造成嚴重的道德污染，且會升高不同意見的雙方的鬥爭 ，正由於這樣，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王若望成了徐邦泰的犧牲者。為此，王若望 發表了演講，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垂暮之年來支持民運，是鑒於民運組織的聲譽不 好，他決心在道德上、財務上，改善民運組織的形象。但是在海外，有人向他撥冷 水，明一套、暗一套，搞陰謀詭計，在欺人太甚的情況下，他不得不作出一個無可 奈何的決定，宣佈退出競選。 岳武也在自我介紹後宣佈了自己的執政綱領。 胡平最後演講。他表示雖然王若望退出競選後給他帶來了相當大的機會，但他對 王若望退出競選的理由深有同感，所以他也宣佈退出競選。胡平表示他之所以投身 民運，除了對民主、自由的理念外，也希望明天的政治能搞得清明一點，理性一點 ，公正一點。胡平批評了在海外搞民主政治中「玩小手段」的做法，並指出：「民 主能保證少數人不腐敗，但它不能保證多數人不腐化。」 王若望和胡平的退選演講，多次被掌聲打斷，還有不少人起立鼓掌。 之後，王若望、胡平退出。岳武也繼而宣佈退出。在副主席的候選人中，萬潤南 、馬大維、錢達也宣佈退出。自此，主席候選人只留下華夏子、徐邦泰二人，副主 席候選人有汪岷、張伯笠、楊建利三人。 在主席團內，姚勇戰、楊中美、齊墨也宣佈退出。 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與會者宣佈退出，並有一些人代表自己所屬的分部，宣佈 退出。 頓時，會場出現了混亂的場面，有人抗議，有人哭泣，有人捶胸頓足，有人奔走 呼號，錢達在其演說詞中憤呼：「我們的民主運作中，最可怕的，不是幼稚，最可 怕的是充滿了一股邪氣。」「我們是魔鬼的嬰兒，給我們一點清潔乾淨的民主。」 。 本來主席團在此時如採取及時溝通的辦法進行挽救，情況就可能好得多，但他們 仍然決定速戰速決地開下去。在四十名正式代表未能與會(代表總數一百五十名)、 三十四名與會代表拒絕投票、六名主席、副主席候選人(候選人共十一名)退出競選 的情況下，主席團宣佈徐邦泰以七十七票當選主席，楊建利以七十三票、張伯笠以 五十六票當選副主席。 在會議和之後，人們發現了很多問題，如錢達在會議上當場拿獲了不具民聯或民 陣盟籍的兩名冒牌「代表」，此二人在身份弄明白以後，自動退出了會場。而他們 的「代表」身份，有的是經過徐邦泰的推薦，有的則為主席團的個別成員認可。澳 大利亞的與會者秦晉，提出了澳大利亞代表資格的合法性問題。他說，澳大利亞民 運人士內部，早就有謠傳，說這次去美國開會，不在於誰是代表，而在於他是否能 拿到簽證。誰能到美國，誰就獲勝。澳大利亞是一個中國大陸民運實力很強的地區 ，但在這次簽證中，很多代表未能如願赴美，故留下許多空額。在一些人的運作下 ，另外一些其它國家的民運人士被當做「遞補代表」補上，秦晉質問：為什麼不是 澳大利亞的卻拿著澳大利亞代表的資格，澳洲來的本分部的人，卻不能代表本分部 ！他認為：這次代表的公正性，是否真正代表了全球組織的意見，是要大打問號的 。其實，這次大會的代表「候補」問題，確實違背了當時民聯、民陣聯合工作委員 會的決定。當時規定參加會議的代表民聯、民陣各為七十五人，共一百五十人，若 由於簽證或其它原因，正式代表不能到會，可由基層選的候補代表補充。假如候補 代表補上還不夠人數的話，那就以實到人數代表開會，不一定非要湊夠一百五十人 。大會的毛病主要出在這裡。為了湊夠一百五十名代表的名額，大會以「候補」名 義塞進了許多非基層選舉的「代表」。這就為舞弊造成了可乘之機。姚勇戰提出： 民陣在代表遞補上有非常嚴重的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民陣美國分部遞補了澳洲 的九個名額，九個名額哪裡來的？是美國分部理事會自己決定的。民陣美國分部理 事會把九個名額遞補到國外去，這合法嗎？而且更奇怪的是，說是民陣分部理事會 決定，卻拿不出決議的文字根據來。民陣美國理事會有九個理事，據說是八個人同 意，一個人反對，但現在拿出的文字根據是只有兩個人簽過字。……類似這樣的疑 問，還有很多很多。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胡平等人的倡議下，為彌補雙方的裂痕，召 開了一個「辯論會」，會議開了兩天，雙方把問題攤開來，但仍各說各詞，沒有找 到讓步或溝通的共同點。 一部分人認為這次聯合大會是一次失敗的大會，但另外一部分人卻認為是一次成 功的大會。 認為它是一次失敗的大會的人，主要集中在如下一些問題上： (一)如果你翻開《中國之春》一一七和一一八期，就會看到這次代表大會的兩份 不同的代表名單，第一份是通過基層選舉的正式代表的名單，第二份是實際參加了 會的代表的名單，兩份名單存在著驚人的差異。經基層選舉的一百五十名代表，其 中民聯、民陣各七十五人，但竟有四十名代表因故(？)未能赴會，其中民聯代表十 九人，民陣代表二十一人。而第二份出席會議的代表名單與實際情況還有出入，即 民聯代表七十五名，民陣代表在名單上的實有七十三人，加上沒有在名單上，但卻 拿到了代表證、並參加了部分大會表決的二名假代表，也是七十五名，共計一百五 十名。不在原代表名單而在會上補入的代表中，民聯與民陣兩方恰好各有二十名， 補入的代表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人有二十四名之多，占補入總數的百分之六十。這 些補入的代表中，雖有一小部分是基層選舉的候補代表，但大多數是經由某些人舞 弊而補入的。 (二)會議上出現了一些舞弊、違規現象，如：大會主席團兩位成員公然違背自己 定的民主法規，自食其言，臨時參加副主席競選，其中一位並當選副主席；會議後 成立的「民聯陣」架構上仍為「三權分立」，主席、副主席一權僅代表行政，但由 於會議導致了民運組織內部的分歧，「民聯陣」受到了歐洲、澳洲、美洲、日本等 很多原民聯、民陣分部組織的抵制，立法(理事會)、執法(監事會)兩權都沒有建立 ，在此情況下，只有僅僅的「一權」(行政)、而且又是靠舞弊當選的「一權」獨自 就向各基層組織發號施令，對此，遭到了很多基層組織的反感。 (三)關於徐邦泰出其不意競選主席一事，雖然徐邦泰有他的說法，但持反對意見 的人則認為是一種不顧全大局、早有預謀、處心積慮的「政治道德極為低下」的表 現。 很多民運人士認為應該從這次大會的失敗總結教訓。 錢達說：「今天我們如果真想救中國，就得先救自己，如果我們自己是一團漆黑 ，我們如何能把中國帶向光明？」 劉賓雁說：「我們不能沒有良知和真誠，我們不能再干傷天害理的事！」 項小吉說：「人無信不立。誠信，說話算數，與人為善，是最基本的道德標準。 」 王若望呼籲：「警惕心中的小毛澤東！」 齊墨說：「民運隊伍中有理想主義、有良心、堅持正義的人看不慣一些人玩弄『 厚黑』手段。」 當然，針對這些指責，一些人也有他們的說法。他們認為，徐邦泰的參選在道德 上是站得住腳的，整個會議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當，更沒有什麼「鐵票」、舞弊 的現象存在。然而，他們一直避而不談非法遞補代表的問題。 由於雙方各執己見，分裂事態已難以避免，相繼有民聯肯塔基分部、民聯紐約分 部、民聯澳洲紐省分部、民聯日本分部、民聯密西根分部、民聯南加州分部等宣佈 繼續以民聯分部的名義活動，不參加「民聯陣」。許多民陣的分部也宣佈不承認「 民聯陣」的合法性。亞太地區和歐洲地區的大多數合法代表會後決定擱置「民聯陣 」理事、監事的選舉，至使民聯陣的理事會和監事會未能合法產生，從而給「民聯 陣」的合法性帶來了更多的疑問。 民運組織的分裂也造成了《中國之春》編輯部的震盪。 《中國之春》的負責人是社長於大海、主筆胡平、經理薛偉，他們對此次聯合大 會也同樣持有失敗的看法，但為了顧全大局，認為還是應該力所能及做一些彌合、 協調工作，因此，胡平主動發起辯論會，目的是想求取共識，找出一個雙方妥協的 辦法。在對刊物的運作上，他們認為，不宜被雙方的分裂所干擾，而要緊緊掌握民 運的大方向。在糾紛化解、法理弄清之前，應按大會前的方式維持運作。但事與願 違。大會後，當選「主席」徐邦泰以及後來才被「選」為「理事長」的朱嘉明提名 留任《中國之春》社長於大海，並表示《中國之春》原班人馬「兩年不變」，但《 中國之春》雜誌必須標明「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主辦」，被於大海拒絕。因為編輯部 負責班子知道，就算大會上的選舉合法，「民聯陣」也還只有行政一權。在理事會 和監事會都沒有合法建立的條件下，這種任命是無效的。再說，一旦標明「中國民 主聯合陣線主辦」，便會將刊物拉入內鬥的糾紛中去，而嚴重影響面向大陸的工作 。 過不多日，徐邦泰等人背著當時《中國之春》的負責人，另刻鋼印，提走了《中 國之春》全部經費。《中國之春》負責人發現後，即向銀行陳訴真相，銀行發現了 他們的失誤，將錢如數追回。徐邦泰見此路不通，又以「民聯陣」的名義，宣佈他 自任社長，帶領一班人馬，強行接管《中國之春》，但遭到了《中國之春》原班人 馬的抵制。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民聯陣」採取更激烈的行動，上訴美國法院，狀告 《中國之春》社長於大海、經理薛偉、主筆胡平。《中國之春》負責班子研究決定 ，如果和「民聯陣」在官司上糾纏下去，不僅要耗費得來不易的民運資源，還會造 成曠日持久的更嚴重對峙，損害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形象。於是，他們以主動妥協 的姿態，和「民聯陣」達成庭外和解，停止了參與有關《中國之春》雜誌的工作。 一九九三年六月，於大海、胡平、薛偉為了繼續推展大陸和海外的民運，又在美國 復刊出版前民主牆時期的《北京之春》。於大海在其第一期「『北京之春』精神長 存」的文章理沉痛地說：「這些年來，民運、尤其是海外民運遭遇到很多挫折，我 們為此需要深刻反省。……目前，民運隊伍中拉幫結派、崇拜『實利』和『實力』 之風盛行，內鬥的『鬥志』十分旺盛。其結果，是民運的道德感召力空前低落。民 運的另一個危機，是理論與實踐脫節。許多人整天把民主掛在嘴上，卻不能從民運 的立場分析大陸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在行動中也不懂得尊重別人的權利。這樣下 去，『民主運動』會慢慢由一個崇高、響亮的口號異化成一個令人反感的空洞的名 詞。」他又說：「我們今天在海外重新出版《北京之春》，就是為了提供一個論壇 ，和大家一起尋求民運的出路，將『北京之春』運動『推行民主政治，崇尚理想主 義』的基本精神發揚光大。」 在民運隊伍的分裂所引起的動盪中，還出現了很多令人生疑的「神秘」事件。一 個是在大會召開不久，很多民運人士的家裡收到了一份匿名的傳真，該傳真自稱為 「知道薛偉底細的人」，並大揭薛偉的所謂「老底」，對薛偉進行了純屬捏造的、 惡毒的人身攻擊。而這篇傳真的部分內容，在《中國之春》編輯部和「民聯陣」矛 盾升高之際，又被一個化名叫「王禾」的人寫成文章，刊登在海外的一家刊物上。 無獨有偶的是，紐約的一家華文社區報紙，由於其編輯是「民聯陣」的成員，竟立 即用「民聯陣專刊」的形式將此文轉載於該報上。他們這樣做，顯然是認為薛偉是 拒絕移交《中國之春》的強硬份子。雖然該報事後公開向薛偉表示道歉，承認所登 文章「純無事實依據」，但已對薛偉個人的聲譽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給海外民運之 風帶來了嚴重的影響。迄今為止，這個發傳真的人和這個「王禾」，都沒有敢站出 來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人們仍不知其人到底是誰。為了洗刷清白，也為了討回公道 ，薛偉以誹謗罪狀告該社區報紙和「民聯陣」。另外，一段時間內，紐約社區內又 突然出現了以「美東台灣同鄉會」兩名會員的名義發的傳真，要求資助者切斷對海 外民運的捐款。在被問到此事時，台灣同鄉會會長親口證實，根本沒有這兩名會員 ，該會也沒有類似的決定。他並認為，「只有你們內部或中共才會幹出這種事」。 海外民運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之中，許多民運人士大聲呼籲：海外民運中的正直人 士，決不應放棄自己的責任。在此困難時刻，民聯、民陣這兩個海外最大的民運組 織的忠貞成員應當繼續把民主大旗高高舉起來。 深刻的反思——協調會的成立與民聯「六大」 民聯、民陣聯合大會的失敗，使海外民運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嚴重挫傷。 為了盡量減輕內鬥所造成的無謂消耗，迅速扭轉海外民運偏離的方向，一九九三 年二月二十日，中國大陸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共同發 出倡議，召開「人權與民運聯席會議」，得到了很多民運人士和組織的響應。一九 九三年五月七日至九日，該會在美國的洛杉磯市舉行。 五月七日上午，來自世界各地的五十多位與會者，以及四十多位中外各界來賓出 席了大會的開幕式。洛杉磯市市議員賀南德斯、國會議員西拉的助理林碧慈、國際 人權特赦組織美西地區主席艾維拉、克萊蒙研究院亞洲研究系主任毛思迪、洛杉磯 中華會館主席馬樹榮、南加州各界支持大陸民主運動委員會召集人余國柱等，分別 致詞，對會議的召開表示祝賀。 同時身為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籌備委員的毛思迪，在談到海外民運的現狀時說：「 如果說，美國人民把『重建美國』看成是當今美國人的重任，那麼，海外中國民運 應該把『重建人』放在重要地位上。」 大會發起人之一的名作家劉賓雁，在談到海外民運的前景時，也認為充滿了不祥 和險惡。他說：「大陸文化中斷而造成的道德、教育、法律、宗教的破壞，在海外 民運一些人身上也可以看見。」 聯席會議的積極推動者王若望在發言中感謝各方人士對大會的支持，他指出：因 為華盛頓聯合大會沒有達到整合團結、使民運道德水平高一點的目的，所以他和劉 、方三人倡議召開這次聯席會議，來補救面臨分裂的危機。有人說我們在搞分裂， 在另起爐灶，而這次會議恰恰是要挽救分裂，不過確實要另起爐灶，由於有很多人 不承認「民聯陣」的合法性，就要給這些參與民運的人第二個選擇。 聯席會議的另一名倡議者方勵之因故未能赴會。會議上宣讀了他給王若望、劉賓 雁的信，他表示，他對這次會議寄予期望，希望「珍惜時間，珍惜機會」。 對大陸形勢和現狀的介紹和分析，是這次會議的主題。克萊蒙研究院研究員林長 盛對他不久前在大陸兩個月的考察作了發言。民陣主席萬潤南極其仔細地分析了大 陸經濟在表象下的危機。對海外民運的諸多問題進行反思，是聯席會議的第二個主 題。在發言中，錢達揭示了民運隊伍中「劣幣逐良幣」的負淘汰現象，其原因在於 民運團體堅持了「服從多數」，但忘記了「尊重少數」，然而「服從多數」和「尊 重少數」二者同為民主的基本原則。吳方城對民運隊伍裡面一些人的道德問題進行 了尖銳的抨擊。王若望也再次批評華盛頓聯合大會的「黑箱作業和舞弊之風」，他 說，對「民聯陣」的態度是聽其發展，和平競賽，在大陸工作上可以攜手合作，對 於內鬥則相應不理。 聯席會議給海外民運帶來了深刻的反思，也帶來了新的思維。本來，華盛頓聯合 會議前，大家都有一個很好的願望，就是通過兩大民運組織的合併，把資源、人才 等各方面集中起來，這樣既減少了成本，又可形成一個統一的局面。但它的失敗使 人們重新檢討這一思路，感覺到搞大一統恐怕並不是一個好的辦法。民運組織內部 出現的種種問題，基本上是兩個原因，一是受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影響，二是不考慮 自身條件，將一些西方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方式，比如「三權分立」、「搭檔競 選」、「任期限制」等等這樣一些東西，生搬硬套到組織中來。其實，一個政治組 織和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一些基本理念是相近的，但它們畢竟屬於兩個不同的范 疇。 也許就是在這種反思的基礎上，許多與會者和團體代表在聯席會議結束之後，簽 名發起成立了「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經過激烈的爭論，會議通過了「中國民運 團體協調會章程」，章程指出，「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是中國大陸各民運團體和 持不同政見者的聯繫、協調、合作機構，其宗旨在於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和改善人 權狀況，倡導清廉、公正、誠信、寬容的風氣，進行多元合作。會議推選產生了協 調委員會，王若望為總召集人，項小吉為秘書長。由召集人王若望發佈的「中國民 運團體協調會公告」指出，協調會歡迎所有中國大陸民運團體本著共同推進中國民 主化進程的目標參加「協調會」，並在各組織之間建立平等、多元的協調合作關係 。 九日下午，《中國之春》主筆胡平在「協調會」的會議上報告了《中國之春》雜 志被迫陷入被民聯陣控告的訴訟案中，現在已危及到刊物的正常運作和生存。與會 人士通過吳方城等人提議，決定以第三方身份加入訴訟，挽救《中國之春》。與會 者當場捐款三千五百六十美元，作為緊急支援於大海、薛偉等人法庭聽證的律師費 用。之後，又成立了「對民聯陣的法律起訴小組」，由馬大維、吳方城、莫逢傑、 項小吉負責，向美國法院控告民聯陣的非法性。後《中國之春》一案雖得到庭外和 解，但控告「民聯陣」非法性一案，至九四年五月仍在審理之中。 在「協調會」成立的同時，民聯和民陣在會上都發表聲明，宣佈其繼續存在，並 將分別在適當時候召開民陣「三大」和民聯「六大」。在民陣「三大」和民聯「六 大」未召開之前，兩個組織的總部仍繼續擔負其對基層機構的協調指導的作用。 在聯席會議及「協調會」成立以後的一段時間裡，不少民運隊伍中的有識之士， 如錢達、杜智富、張偉等為癒合傷痕、達成整合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九三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在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訪問美國並與柯林頓總統舉行高峰會晤之際，美 加一批著名民運人士會師西雅圖，並發表了有三十九人簽署的《西雅圖宣言》，簽 署的人中間，包括了對華盛頓聯合大會持不同意見的雙方重要骨幹人物。他們為彌 合分歧，曾利用西雅圖聚會達成了一項不得互相攻擊、求同存異的協議，但之後沒 有多久，「民聯陣」負責人在簽字後又對這個協議單方面予以否定。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民主中國陣線第三次代表大會在澳大利亞墨爾本隆 重開幕。大會聽取了第二屆總部、理事會和監事會工作報告，認真討論通過了「民 主中國陣線章程修改案」，原則通過了民陣和民聯的《聯合宣言》。大會決定將民 陣下一步的工作重點從國外造聲勢逐步轉向國內佈局，並爭取經濟自主。 會議選舉出民陣的領導班子，由理事會和監事會組成，主席萬潤南，副主席馬大 維、齊墨、孫繼生，監事會主席杜智富。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第六次世界代表大 會在澳大利亞悉尼市召開。來自美洲、歐洲、亞洲和澳洲的六十多位代表、列席代 表出席了大會。會前，中國民聯主席於大海在悉尼瞭解了會務的籌備工作，籌備委 員會召集人之一項小吉拜會了澳大利亞外長伊文斯，並向澳洲政府通報了中國民聯 「六大」的情況。 二十八日晚，出席大會的代表舉行了預備會議。會議討論了大會的議程和規則， 審查了代表的資格，選出了大會主席團。大會主席團由項小吉、齊墨、薛偉、謝洪 、吳方城、趙冬明、周小萌等七人組成。 二十九日上午，大會正式開幕。全體代表與來賓首先向「六四」死難者肅立致哀 。之後，部分來賓向大會發表賀詞。民陣主席萬潤南、全美學自聯主席林長盛、全 加學聯主席姜勇、「八九民運」領袖吾爾開希和僑界代表先後致詞，「中國民運團 體協調會」總召集人王若望發來賀電。 大會第一天，代表們聽取了於大海主席的書面報告，認真討論了《民聯民陣聯合 宣言》，分析了當今世界的潮流和中國的局勢，明確了中國民聯的宗旨原則和近期 目標。來自各分部的領導人介紹了他們這兩年來的工作經驗和基層組織的情況。代 表們在充裕的自由發言時間裡，暢談了他們的各種主張和觀點。 大會第二天，代表們討論修改了《中國民聯章程》，重申了「自由、民主、法治 、人權」的基本政治綱領，並鑒於過去組織結構的弊病，採取了大幅度的精簡機構 措施，撤銷了聯委會和監委會，只設中國民聯總部委員會，委員會包括十五位委員 ，其中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地區委員八人和直選委員三人。這樣做的結果，使 民聯總部的大部分權力轉移到基層，增強了基層的責任感和能動性。 民聯章程在其總綱第一條中繼續規定：本組織全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 中國民聯」，主辦《中國之春》雜誌。 三十一日，全體代表在認真、誠摯、和諧的氣氛中，選出了中國民聯「六大」領 導班子，即：主席吳方城，副主席項小吉、謝洪、周小萌。顏荔、姚勇戰、趙冬明 當選為直選委員，地區委員為李伯特(香港)、焦柏固(日本)、孫達聖(澳洲維省)、 莊賢康(澳洲紐省)、莫逢傑(洛杉磯)、舒昌清(紐約)、賈文薇(肯塔基)和潘永忠(德 國)。 民聯「六大」主席吳方城，遼寧省人，一九四四年生於四川三台，抗戰後隨父母 遷居北京。六二年入北京大學化學系，六八年分配至內蒙古。七八年考入首屆中國 科學院研究生，八一年獲植物病毒分子生物學碩士學位，同年赴美留學，八六年獲 博士學位後，受聘於美國肯塔基大學任研究員。九一年至今從事美式快餐連鎖店生 意。他八四年加入中國民聯，先後擔任肯塔基分部主任委員、總部委員、聯盟委員 會委員、副主任等職務。 新當選的民聯主席吳方城、副主席項小吉、謝洪、周小萌與新當選的民陣主席、 副主席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在一艘稱為「米蘭達」的遊艇上分別代表民聯 、民陣共同簽署了《聯合宣言》。該宣言分析了中國民運的外部和內部條件，論證 了民聯、民陣在中國政治中的角色與目標，列舉了兩個組織近期的具體任務。民聯 、民陣將其之間的關係，定位於「獨立存在，密切合作」。作為「中國民運團體協 調會」的成員，民聯民陣將積極促進所有民運團體，包括和自己有重大分歧的民運 團體如「民聯陣」的和解與協調，開創民運組織多元並存、寬容合作的新局面。民 聯、民陣還決定，今後將把工作重點轉向中國大陸，促進中國大陸向民主的方向轉 變，以戰鬥的姿態，迎接「後鄧小平」時代的到來。 但民陣「三大」和民聯「六大」結束後不久，「民聯陣」就發表了一個嚴正聲明 ，拒絕承認民聯、民陣的合法性，並保留法律追訴的權利。同時，「民聯陣」理事 會決議，凡籌備「民聯六大」和「民陣三大」的民聯陣成員，被視為自動脫離民聯 陣，不再和民聯陣發生組織關係。 「六大」以後，民聯在組織上進行了全面的整頓，目前，在世界五大洲，從美國 、加拿大到香港、日本、東南亞、澳洲、西歐、俄羅斯、南美，以至中國大陸，中 國民聯都建立了自己的基層組織，民聯的分部、支部、聯絡站遍於全球。 風風雨雨的十年過去了，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作為海外第一個全球性的中國民運團 體，走過了艱難的歷程。挫折又一次給中國民聯的成員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使他們變得更成熟了。他們認識到，海外民運組織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的宗旨下，其任務不僅是結束中共的一黨專制，同時也面臨著自身的「重建人」的 艱巨的工作。在這艱難、曲折的征途中，他們不止一次地跌倒，又不止一次地爬起 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以求索」。只要中國的牢獄中還關押著一個政治 犯、良心犯、思想犯，只要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社會制度還未在中國大陸建 立，中國民聯就將繼續高舉理想與正義的大旗，奮鬥不息。他們相信，只要懷著執 著的民主的信念和探索真理的堅韌不拔的精神，他們一定能肩負起改造中國的歷史 重任，讓我們苦難的祖國早日越過寒冬，走向生機蓬勃的燦爛的春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