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精神長存


於大海


  一九七九年初「北京之春」民主運動興起時，我正在北京大學物理系讀一年級。
那時，大陸政局在急劇演變，北京也和其他城市一樣，處於興奮狀態。我和同學們
對剛剛出現的民辦刊物都十分喜愛，覺得新奇、刺激。《北京之春》等刊物在北大
的大飯廳等地方一貼出，馬上會被圍得水洩不通。和我們住在同一幢樓裡的王軍濤
是《北京之春》的編輯之一，他的房間整天人來人往，簡直像是一處「革命聖地」
。
  一九七九年北京的春天冷得出奇，卻給了我們許多人持久的希望和信心，令人特
別難忘。我和許多人一樣，是在「北京之春」的感召下接受民主理念的。
  《北京之春》的原發刊詞指出：一九四九年後，中國「不僅未能超過帝國主義列
強，反而在人家身後步履蹣跚，徘徊不前。人們終於發現，原來這一偉大的民族卻
穿著兩隻小鞋：一是蒙昧主義，二是專制主義。…中國要富強，一定要建成社會主
義的現代化強國，這是中國人民長期夢寐以求的理想。但是要大踏步地奔向這一偉
大的理想，必須打破現代封建主義和現代迷信的禁錮，逐步鍛煉出社會主義民主和
現代科學的兩條健腿。」
  這段話，講出了「北京之春」運動的核心論點。「文革」後，人們看清了中國的
落後。通過思索，許多人也認識到愚昧和專制是導致落後的「兩隻小鞋」，而科學
和民主是走向富強所需的「兩條健腿」。儘管「北京之春」借用了一些中共常用的
說法（如「社會主義民主」），但它的基本訴求，無疑是政治的民主化。它所採取
的獨立辦刊物的形式，更使它走上了一條與專制制度決裂的不歸路。
  「北京之春」是一個極富理想主義色彩的運動，其骨幹分子大都是抱著「國家興
亡，匹夫有責」的情懷投入政治活動的，正氣凜然，並未想到要出風頭、撈實惠。
當時，「四·五」天安門運動剛剛平反，一些「北京之春」的參與者是很有些青雲
直上的機會的。（王軍濤只有二十歲，就已經當上了共青團中央候補委員。）但他
們在「利」與「理」之間，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後者。許多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探索》主編魏京生已在獄中度過了十四個年頭，他的戰友、本刊的作者之一劉
青也曾入獄十載。在眾多的民辦刊物中，《北京之春》與中共高層的聯繫最多，但
日後的發展證明，它自始至中依然保持了真正的獨立性。
  「北京之春」的理想主義色彩，與中國的正統政治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孔子說：
「政者，正也。」從事政治活動，目的不應當是獲得權力和利益，而應當是伸張社
會正義，匡正社會風氣。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用強力
征服和用名利引誘，即使是打著「仁」的幌子，也是不足為取的霸道。而用正義和
公理來感化，雖然也許會困難重重甚至陷於被動，卻是我們應當追求的王道。先哲
們的教導雖然屢遭崇尚階級鬥爭的中共的圍剿，卻仍然深藏於中國老百姓的心中，
並體現在了「北京之春」以及後來的八九民運中。對此，我們應當深感欣慰。
  這些年來，民運、尤其是海外民運遭遇到很多挫折，我們為此需要深刻反省。民
運的危機之一，就是理想主義色彩的逐漸喪失。目前，民運隊伍中拉幫結派、崇拜
「實利」和「實力」之風盛行，內鬥的「鬥志」十分旺盛。其結果，是民運的道德
感召力空前低落。民運的另一個危機，是理論與實踐的脫節。許多人整天把民主二
字掛在嘴上，卻不能從民運的立場分析大陸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在行動中也不懂
得尊重別人的權利。這樣下去，「民主運動」會慢慢由一個崇高、響亮的口號異化
成一個令人反感的空洞名詞。
  我們今天在海外重新出版《北京之春》，就是為了提供一個論壇，和大家一起尋
求民運的出路，將「北京之春」運動「推行民主政治，崇尚理想主義」的基本精神
發揚光大。我們相信，通過我們的不懈努力，新的、持久的「北京之春」終將會來
到。□
  (《北京之春》九三年六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