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成長背後的遠慮和近憂


於大海

 
  近幾年，大陸的經濟成長率一直甚高，令世人矚目。分析其前因後果，實在很有
必要。
  經濟學家一般認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有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高效率，資本
的積累，以及技術、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觀念的更新。按照這個分析方法，從七十年
代末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顯然是大陸經濟高速成長的一個基本原因。廢止
人民公社制度、實行承包制、允許乃至鼓勵多種形式的所有制、逐步取消價格管制
等改革措施，使市場的力量得到發揮，從而提高了經濟活動的效率。金融控制機制
的初步建立、利率的調整和外資(包括港、台資本和世界銀行貸款)的引入，幫助了
資本的積累。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加強，則促進了技術、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觀
念的更新。
  中共領導人聲稱，高速的經濟成長證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優越的。實
際上，近年的經濟發展，恰恰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大失敗。幾十年的毛式社會主義，
大大壓抑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大陸的人均收入落到了鄰近國家和地區的幾分之
一甚至幾十分之一。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基本上只是部分地填補了實行社會
主義造成的差距。而改革開放的措施，大都是實行市場經濟的鄰近國家和地區早就
有的，與「社會主義」毫無關聯。大陸近年經濟成長所證明的，因而應是「摻入資
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比純社會主義優越」，或是「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優越」。
  可以說，大陸今天是處於「資本主義(或曰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大陸只有承
認落後、虛下心來學習，才能順利過渡到成熟的市場經濟。當今西方國家的成熟的
市場經濟制度是幾百年不斷摸索、不斷改進的結果。市場經濟制度為了保障公平競
爭，需要有關金融市場管理、稅收、反壟斷、避免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等的大量的、
複雜的立法，需要一支合格的公務員隊伍，需要社會輿論的監督機制。在這些方面
，大陸面都臨著繁重的學習任務。而仍然在自欺欺人、鼓吹「社會主義優越性」的
中共，正在日益成為學習的障礙。
  中共領導人又聲稱，目前的高速經濟成長證明「六四」鎮壓是必要的。實際上，
「六四」悲劇的發生不但暴露了中共為了保住權位不惜槍殺無辜的罪惡本質，也同
時證明了早日實行政治改革的必要。中共說，八九年民間提出了許多過份的改革要
求。但問題在於，中共在此之前根本未給民間提出政治制度改革要求的機會。假如
八六年學潮後，中共不是罷黜胡耀邦、開除方、劉、王，而是建立一條與民間溝通
的有效渠道，那麼，八九年中共與民間要達成諒解、妥協就容易多了，「六四」悲
劇也就可以避免了。「六四」屠殺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對立。像南朝鮮的光州屠殺一
樣，它是對今後社會穩定以及經濟成長的潛在威脅。
  任何社會都存在著矛盾。在民主社會裡，開放的言論和定期的、開放的選舉提供
了緩解社會矛盾的閥門，使社會能保持動態的穩定。而專制社會使用的辦法是強壓
住矛盾、否認矛盾的存在。這往往使矛盾不斷積累、激化，直至出現總的暴發，所
以，專制之下的穩定往往蘊育著動亂。在中共統治大陸的幾十年裡，我們經歷過好
多個長久的壓制導致動亂暴發的週期。不跳出這個週期律，大陸的任何發展、進步
都隨時可能前功盡棄。
  經濟的成長未必意味著社會的穩定。目前，大陸社會隱藏著很多尖銳的矛盾。最
大的矛盾，要數民眾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不滿了。民眾對政府官員、高幹子弟以權
謀私、化公為私不滿，也對一些人靠敲詐、欺騙、賄賂而致富不滿。少數民族地區
的離心傾向，也有所加強。化解這些矛盾的第一步，就在於從善如流，接受許良英
等民間人士的建議，開放言論，允許輿論對不公平現象進行揭露、批評。再下一步
，應是建立對政府官員的監督、制衡制度。近年經濟的發展，為大陸進行政治改革
提供了優越條件。我們希望中共內部的改革派能適時與極權主義決裂，配合民間民
主力量實行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使大陸跳出週期性的政治動盪，也為自己確立一
個正面的歷史地位。□
    (《北京之春》九四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