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民運的經過 於大海 我是在天津長大的。我沒有特別的家庭背景，父母都在工廠工作。文革後期我進 入天津三中讀書，因對學校的政治活動沒有興趣，被認為是「白專」的典型，遲遲 未能加入紅衛兵和共青團。我自己對此也不在乎，心思全放在了讀書、學外語上。 七七年底，我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考的是南開大學外語系，雖沒考上，因考 試成績不錯，引起了注意。那年我十六歲。七八年我參加了天津紅橋區、天津市和 全國的中學生數學競賽，每次都得了獎，從而在天津出了點小名，被請到許多學校 講學習方法。天津三中的領導還主動幫我辦了加入紅衛兵和共青團的手續。我剛入 了紅衛兵幾個月，紅衛兵就解散了。 因在全國數學競賽中得了獎，我得以免試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我到北京才 一個月，中共就為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平了反，西單民主牆也隨之出現。我感 到新奇，常和一些同學到西單看大字報。那些日子裡，西單牆總是擠得水洩不通。 有幾次，我在天安門廣場遇到了舉著「要民主、要自由」，「反飢餓、反迫害」等 橫幅的遊行隊伍。這些場景，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當時，在外來的影響下，人們的觀念變化很快。七九年元旦北京大學學一食堂開 迎新晚會時，我第一次聽到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感到很刺激。在北大時，聽 美國之音是家常便飯，香港的《七十年代》、《爭鳴》等雜誌，我們也常能見到一 兩本。慢慢地，我和許多同學一樣，對民主制度產生了好感。 在北大，我書讀得很好，也很有人緣，幾次選班幹部和三好學生都是名列前茅， 自信心也隨之增強。一九八零年底北大學生搞競選時，有些同學推我參加，我也就 答應了。但後來我發現自己的影響力比胡平、王軍濤、張煒等人差得太遠，便沒再 去花力氣競選，而是與歷史、中文等系的一些同學編了一本競選資料集，定名為《 開拓》。我的分工是瞭解北京其他高校的競選活動並寫出報導，為此我結識了清華 的林炎志、北師大的陳恆六、北京鋼鐵學院的秦小耕等人。 可以說，通過觀察民主牆和參加競選等活動，我瞭解了民主的理念和運作方法。 但我仍未對中共改革失去希望。當時，中共 不斷有改革措施出台，令人感到大陸社 會還在很快地進步，前景樂觀。 八一年九月，我參加了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美物理系研究生聯合招生考試。在大 陸八百餘名考生中，我物理總分名列第十三，英語名列第九。據此，我於八二年秋 進入美國賓州大學研究院讀物理。來美後，我發現美國轉學挺容易，便試了一下轉 學經濟。由於我的GRE和托福考得好，加上鄒至莊教授大力支持，我於八三年秋開始 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讀經濟。 來美時，我壓根沒想過在美國留下。我改學經濟，也是為了回大陸後為經濟改革 出力。直到一九八七年、八八年，我才想到在美國取得居留權。 我在普大書讀得不錯，所以又與楊小凱等人創建了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並擔 任首任會長。作為回大陸的準備，我從八四年起三次回訪大陸，與大陸青年經濟學 者建立了廣泛的聯繫。我結識了陳一諮、何維凌等人，並被聘為「北京青年經濟學 會」特邀理事。我曾在體改所、社科院、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等單位講解經濟 理論，並曾在大陸的經濟學刊物發表數篇文章，參與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討論。 八六年底的學潮和八七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對我震動很大。這次反 自由化運動比七九年鎮壓民主牆、八一年批白樺、八三年反精神污染來得兇猛，而 且直接牽涉到我瞭解的方勵之先生。我在北大時就認識方先生和他的在北大物理系 任教的夫人李淑嫻，我還代表物理系學生會請方先生講過一次宇宙學。後來他在普 林斯頓作研究時，我又與他有所接觸。看到中共不能容納方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 我十分憤慨，便和一些朋友發起、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留學生簽名活動，反對中共 的反自由化運動。後來我瞭解到，這次簽名活動確實在大陸造成了震撼，促成了反 自由化運動的夭折。 八八年春天，我最後一次回訪大陸，發現人們對改革已很失望，所遇到的人無不 牢騷滿腹。我認識的改革派朋友們已不再構思改革的新招數，而是開始尋找退路， 惶惶不可終日。一些人聽我說還在想著回大陸做事，感到不可思議，對我百般規勸 。這次回訪後，我終於打消了短期內回大陸的念頭。不久，我開始在《中國之春》 上發表文章，並加入了中國民聯。我體會到，要在中國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建立 民主政體，非要有強大的有組織的民間政治力量不可。九一年六月，我在民聯五大 上當選為民聯主席。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這一年多來，民聯做出了不少成績，也 贏得了許多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現在大陸和海外的民運組織的凝聚力還不夠，不少人有不遵守規矩、搞小圈子、 自私自利、心胸狹窄的毛病。我們的前輩教導我們，要治國、平天下，必須從修身 、齊家做起。中國的民主力量，也正面臨著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艱巨任務。我們 要走的路還很長，但民主事業是充滿希望的，值得我們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 (原載《中國的良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出版，一九九三年六月，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