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義至上，權利至上 

 
於大海


  九月二十九日，一個七歲的美國男孩在意大利被黑社會槍殺。他的父母在悲痛之
余，捐獻出了他的心、肝、脾、腎等器官，救了至少三、四個意大利人的性命。此
事令意大利人深受感動。
  假設有個野蠻人看到了這則報道。他一定會問，既然一個人的器官能救三、四條
命，如果殺掉一些人，取出他們的器官移植到別的、更多的人身上，這對整個社會
不是利大於蔽嗎？文明的人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我們怎樣回答呢？我們會說，按文明社會中的人道精神，即使對整個社會利大於
蔽，也不可剝奪一個人的生命。我們還會告訴他，實際上，即使在男孩死後，如果
他父母不同意，社會上的任何人仍不可採用他的器官。我們也許還會補充說，同理
，即使對醫學進步有利，從而可能使千千萬萬的人得救，文明社會還是一般不拿活
人作有危險的實驗。
  這個野蠻人聽後，最初的感想，一定是文明人迂腐、想不開。不過，如果他有機
會慢慢體會文明人的情感，他最終也許會說，還是文明比野蠻好。
  我講這個故事，是因為這個野蠻人的生命觀和中共(以及接受中共宣傳的人們)的
人權觀很有些相似之處。中共對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的侵犯從來沒有間斷。中共的
辯護士們(包括一些義務工作者)的最新辯詞是，有些言論會造成天下大亂，使廣大
民眾受損；壓制這些言論，符合多數人的利益。對這個說法，有人這樣駁斥：民主
社會的實踐表明，保障基本人權，是有助於維持社會穩定的。這種頗有說服力的駁
斥是從實際效果出發的，類似於孟子勸人重義輕利時所說的「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但是，人權的底線並不應設在這裡。
  早在春秋時代，孔子就向費盡心機爭土奪利的各路諸侯指出，為政者首先應當追
求的是道義，而不是實惠。孔子的偉大，就在於他把追求道義看成是終極的目標，
而不是追求實惠的手段。現代的民主、人權思想，是從盧梭的「社會契約」學說發
源的。盧梭認為，合理的政權結構和社會行為準則，應當是由處於平等地位的公民
自由、自願地接受的契約。這樣形成的契約必然有兩個特色：第一，社會為公民保
留了一些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第二，社會努力提供機會的均等，但允許結果的不
均等。什麼叫「不可剝奪」呢？這就是說，保障權利是一個至上的道義原則；即使
剝奪少數人的權利對大多數人有利，社會仍不可這樣做。
  許多人會說，這樣的人權觀念太極端了。實際卻是，這種觀念是西方民主國家的
主流，我們感到極端，是因為我們對此還不習慣。很遺憾，許多中國人至今以成敗
論英雄，相信「成王敗寇」，相信「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相信「白貓黑貓」。即
使在知識分子和民運分子中，有這種思想的人也為數不少。這是中國實現民主化必
須逾越的一大障礙。
  在制度層面上，盧梭的權利觀念是靠憲法保證的。總的說來，道義至上、權利至
上的觀念在民主社會是主流，但人非聖賢，常常經不住誘惑。如果大多數人在某一
時刻將實惠放在了道義、權利之上，「多數決」的原則就可能導致一些人的權利被
剝奪。現代民主社會解決這一難題的辦法，是在憲法中申明某些權利之不可剝奪，
並為修改憲法設置比簡單多數嚴格得多的條件。在美國，修改憲法要先經國會三分
之二多數的同意，再經四分之三的州同意。
  毫無疑問，中共剝奪了魏京生等人的基本人權。按照道義至上、權利至上的原則
，任何一個有進取心的中國人，都應對此感到義憤。否則，他應當捫心自問：我是
否象野蠻人不理解人道精神那樣，不理解權利精神？在思維方式上，我是否介於野
蠻人和現代人之間？□
  (《北京之春》九五年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