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需要殉道精神


於大海


  不久前的人大八屆三次會議出現了戲劇性鏡頭。在對副總理人選投票時，吳邦國
只獲得百分之八十六代表的贊成，而姜春雲得票更少，只有百分之六十三。八八年
李鵬提名李貴鮮為國務委員時，人大代表首顯獨立性，反對票達四百餘。這次姜春
雲遭到六百餘名代表反對(另有近四百名代表投棄權票)，創下了新的低票紀錄。
  中共最高層視權如命，從來不肯聽憑人大代表自行其是。每次人大開會，中共都
是在將生米煮成熟飯後，走一次向黨內外徵求意見的過場。實行了這樣的「民主」
後，再回到「集中」，宣稱已獲絕大多數支持，要求大家都投贊成票以示團結。對
胡績偉那樣在關鍵時刻不肯合作的，則先穿上小鞋、列入另冊，再尋機摘下烏紗、
打入冷宮。由於人大也受到國際上民主「大氣候」的影響，中共的這套做法正開始
失靈。這次投反對票的代表表現出了勇氣，值得肯定。
  不過，總的來說，這次會議仍是按舊辦法開的。和以前一樣，主席團不是由選舉
產生，而是在中共擬定名單後，由大會一攬子通過。大會議程由主席團包辦，全體
會的內容只有政府負責人照本宣科地念報告，沒有任何自由發言和辯論，代表們也
不像民主國家議會或民運組織開會時那樣，可以提「程序動議」。對中共最高層提
出的議案，贊成的一方可以大張旗鼓地給代表「做工作」，反對的一方卻只能暗中
聯絡、心領神會。有關人大的報道也依然完全受中共宣傳口控制。像吳、姜所得票
數、田紀雲關於擴大差額選舉的發言等價值極高的新聞，大陸媒體均不能報道。
  在閉幕會上，喬石講了一段令人玩味的話：「早在建國前，毛澤東同志在回答一
位愛國民主人士提出的人民政權有什麼辦法跳出歷史上興亡的週期率的問題時說過
，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能跳出這週期率，這就是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
起來負責。我們今天在深化改革的重要時刻，重溫毛澤東同志的這一精闢論述，對
我們仍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喬石具改革色彩，又坐在委員長的位子上，他借毛澤
東的話強調民主，顯示出他強化人大功能、改進人大運作的願望。
  我們希望喬石以及田紀雲等人能對人大進行改革，使人大成為辯論和批評的園地
，使代表能憑真心投票。但是，人大與民主國家議會的根本區別，並不在於有無辯
論和反對票，而在於權力來源的不同。民主國家的議會是經由公開、自由的競選產
生的。當選議員獲有選民的明確授權，因而能做到理直氣壯、固執己見。而中國人
大的席位則和其他官職以及公職人員的房子、車子和工資福利一樣，是中共實行恩
威並施統治術的籌碼，是邀買人心的誘餌。人大代表是由中共一手圈定的；未得到
中共恩准的人想當代表，要比登天還難。如果不解決權力來源問題，人大改革的意
義就十分有限了。即使人大有了辯論和反對票，而且強到能管住國務院了，那也只
不過反映出中共統治手段的更新和內部權力鬥爭的消長。
  喬石、田紀雲們能作出的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因而在於「還政於民」，也就是
採取強有力措施，使以後的民意代表改由民選產生。這是脫胎換骨的改革，是對使
自身獲得權力的舊制度的否定。對許多人大代表來說，這也意味著拱手讓出權力和
利益。進行這樣的改革，需要「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殉道精神，也需要榜樣的力量
。孫中山為確立共和體制辭去大總統職務，就是一個好榜樣。蘇聯的戈爾巴喬夫由
舊制度獲得權力，又為新制度的誕生放棄權力，也是一個值得效仿的悲劇英雄。
  要「還政於民」，還要先將「政」從中共那裡拿過來。在這方面，人大的有利條
件是它有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法律地位。人大的不利條件則是，它的權力
原本是中共領導層賜給的，因而它一如王若望曾指出的那樣，患有先天性軟骨病，
未必敢與中共這隻虎謀皮。人大是中共的奴隸，脖子上拴著繩索。中共近來容忍一
定數量的反對票，好比給奴隸鬆了鬆綁，但那繩索還在，中共隨時可以再拴緊。人
大要擺脫奴隸地位，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權力，就要想辦法掙脫繩索。
  又要能掙脫中共的繩索，又要有殉道精神，這條通過人大「議會化」達到政治民
主化的路能走通嗎？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民主化在蘇聯、東歐以及台灣、南韓
的成功表明，我們正處在一個奇跡不斷的時代。我們有理由樂觀。□
  (《北京之春》九五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