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如何對待共產黨


於大海


  上期《北京之春》中胡績偉的長文，很值得一讀。胡績偉有近六十年黨齡，擔任
過部一級的職務。他經過思考得出中國「是道道地地的一黨專政的專制獨裁國家」
的結論，確實難能可貴。
  胡績偉的文章給我們以鼓勵，也提醒我們對共產黨員要區別對待。我們講中共如
何時，其實一般都是指中共當權者集團中的主流派，這批人隨體制的演變而有增減
，但最多時也不過千八百人。中共的幾千萬黨員，絕大多數只是專制機器上的螺絲
釘。他們客觀上起著維繫專制政權的作用，卻未必情願為專制制度陪葬，在民主化
大潮到來時多半會袖手旁觀。這些人並不是民運的真正打擊對象。一旦民主化成功
，民主政權必須依法懲治一部分參與過鎮壓、迫害活動的人。對絕大多數中共的黨
員、幹部，則要網開一面，不予追究。其中廉潔並接受民主制度的人，還可繼續擔
任公職。事實上，將來參與建立民主政權的人，不少會來自共產黨內部，而許多現
今的民運份子，尤其是在海外的人，恐怕屆時反而已被淘汰了。
  民主政權是否允許共產黨存在呢？共產黨將來和其他社會團體一樣，受社團登記
法約束。現在的這個共產黨要通過社團登記的審查，必須將黨章中有關一黨專政、
暴力革命的內容刪除。但這樣做還不能保證共產黨的延續。幾十年裡，共產黨侵吞
了太多的資產，又以黨或國家的名義給太多人帶來了損失。如果不能還上資產和賠
償損失，它當然只有宣告破產，關門大吉。當然，現有的這個共產黨的法人生命結
束後，其成員仍可重組一個共產黨。
  關於民主化是從體制內還是從體制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推動，多年來討
論一直在進行。理想的方式，當然是內外結合、上下結合。如果當權者表現出對民
主化的認可，那麼，民運是可以與他們在實施民主改革方面進行協調乃至合作的。
這種先例不是沒有。在蘇聯，民主力量是在戈爾巴喬夫尚當政時爭取到民選俄羅斯
總統的。在波蘭，團結工會首次組閣時，共產黨人還在當總統。在中國，類似的苗
頭也出現過，胡耀邦、趙紫陽等人就是可能接受民主化的。可惜的是，這類人在中
共內一直處於非主流地位。近幾年裡，江澤民等人連最起碼的政治改革也不提了，
民運與中共之間當然無法合作。至於將來怎麼樣，要看當權者的作為。如果他們象
以前德國的專制主義者一樣，至死不肯給多元政治開一條門縫，那麼，合作就不可
能。羅馬尼亞的經驗表明，民運與當權者的合作雖然能減低轉型的代價，卻並不是
民主的必經之路。但是民運必須爭取與胡績偉這樣贊同民主化的中共黨員合作。在
蘇聯，葉立欽還沒退出共產黨，民主力量就已開始在他周圍聚集了。
  無法合作不一定意味著要訴諸暴力。所有的暴力都是悲劇性的。對政治上的暴力
手段，我們在歎其慘痛之餘，要依道義和策略這兩個標準進行具體分析。暴力並不
都錯，與民運也並不天然相斥。孫中山是搞暴力革命的。他也許不成功，但他的活
動無疑屬於民主運動的範疇。美國的民主制度是靠革命戰爭奠定基礎，又經過美國
歷史上最為血腥的南北戰爭進一步確立的。在中國，假如六十年代初飢餓難熬的農
民真槍實彈殺入了中南海，那我們也必須說，他們的行動是正義的。但在目前情況
下，以非暴力作為民運的基本口號是對的。這是因為：一、專制統治已弱化，非暴
力抗爭有相當大的空間，也較容易得到國內人民的認同；二、對民主化至為重要的
國際力量總體上是反對暴力革命的；三、民運並無展開武裝鬥爭的條件。當然，非
暴力的原則並不排斥向軍人進行不得屠殺平民的教育，也不排斥在某些特殊事件中
的武裝自衛。
  和馬丁·路德·金一樣，我也有一個夢想。我夢想在經過眾人的不懈努力之後，
中華民族能夠達成空前的大和解。我夢想中共裡除個別頑冥不化和罪大惡極者外，
絕大多數黨員都能接受民主制度，和全國人民一道開始政治的新生。我夢想中國出
現清廉、公平、開放的政治，各政黨、政派遵守規則，在激烈競爭之餘仍能為民族
大義而合作。我夢想老百姓在安居樂業之餘，能明辯忠奸，用自己的選票和聲音使
民主制度日益鞏固和光大。我仍然這樣夢想，因為我相信中國人的智慧。□
  (《北京之春》九六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