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劫難逃的俄國路

 
於大海


  今年是文革開始三十週年，也是標誌著蘇聯大清洗開始的季諾維也夫公審六十周
年。蘇中兩個共產政權的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國的集體化都使農村餓殍遍野
。據學者估算，三十年代初蘇聯至少餓死了六百萬人，而六十年代初中國至少餓死
了一千五百萬。斯大林和毛澤東同樣追逐絕對權力。為此，他們拋棄了一切情義和
法紀，使出了最殘酷手段，起用了最卑鄙的人物。斯大林進行大清洗，將季諾維也
夫、布哈林等人處決。蘇共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到十八大時已有百分之七十被
處決。毛澤東發動文革，把劉少奇等人整死。中共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到九大時
也有約百分之七十被打成走資派。
  斯大林、毛澤東的胡作非為，有深刻的制度性根源。一場革命的成功，往往依賴
於嚴密的政治組織。對這一點，共產革命者和一些民主革命者(如孫中山)是有同感
的。不同的是，民主革命者以實行普選、還政於民為目標，將嚴密的組織當做過渡
性手段。而共產革命者則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並將自己的嚴密組織(共產黨
)當做無產階級的化身。共產黨的這種性質，使它在革命成功後很自然地確立了一黨
專政。問題是，如果共產黨可以對社會其餘部分實行專政，那麼，共產黨內的的一
派又為什麼不能對其餘派別實行專政呢？再進一步講，共產黨內的個別人為什麼不
能對其餘黨員實行專政呢？可見，一人獨裁不過是一黨專政的最後邏輯結論。
  斯大林、毛澤東的清洗對像遠非無辜。在蘇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本來是
革命的同路人，但列寧、斯大林在向他們開刀時，得到了幾乎所有老布爾什維克的
支持。集體化的慘劇昭然於世時，這批已蛻變為統治集團成員的人沒有去拯救同胞
，而是去幫斯大林欺騙人民、鎮壓反抗。對他們來說，此時維護黨的地位才重要，
百姓的死活算不了什麼。戰友遭到清洗時，這些深諳黨內鬥爭殘酷的人又趕緊去落
井下石、劃清界限。直等到自己面臨滅頂之災，他們才略有悔悟。在中國，許多後
來被毛澤東整倒、整死的領導人，也是改造民主黨派、反右和大躍進的急先鋒，有
著類似的不光彩歷史。
  大清洗和文革都是制度性權力危機的總爆發。兩者都波及全社會，給人民帶來災
難。大清洗使蘇聯元氣大傷，幾乎在德軍的進攻下亡了國。文革給中國帶來的災難
，則是我們有親身體會的。下放、停課、抄家、武鬥、活學活用……這一切，將共
產黨統治的荒謬推到了頂峰，使傳統的道德、文化淪喪殆盡。文革的確是浩劫。但
從更高的角度看，中共的一黨專政本身就是一場尚未結束的浩劫，而文革不過是這
個大浩劫中的一幕。
  大清洗和文革都使數百萬人遭難，也都使幫兇者在官運亨通的同時積下宿怨。斯
大林死後，貝利亞很快遭清算。不久，赫魯曉夫發動非斯大林化，摘掉共產黨統治
的神聖光環。在守舊的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社會表面上穩定，實際上矛盾越積越
多。戈爾巴喬夫受民意推動實行改革後，一黨專政迅速崩潰，民主制度初步確立。
俄國的民主今天正面臨嚴峻考驗，但我相信，已經嘗過自由甜頭的俄國人民，不會
再接受任何人的奴役。
  在中國，「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很快被捕，不久，鄧小平又發起了批毛和否定
文革。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提出了諸多改革設想。可惜
的是，這些設想並未得到實施。在改革派失勢、八九民運遭鎮壓後，江澤民等人試
圖靠回歸正統來維持住專制制度。
  中國今後會怎樣演變？誰也無法精確地預測未來，但蘇中兩國的相似歷史使我們
有理由相信，中國正處在戈爾巴喬夫式改革的前夜。在不太久的將來，中國也會走
上民主之路，也會有言論自由，也會有普選。當權派如果還關心自己的歷史地位，
就該順應潮流，著手進行領導制度的改革。而改革派的出路，則在於早下決心，早
聚人馬，以便將來比戈爾巴喬夫更及時、更主動、更徹底地實行民主改革。改革派
應當意識到，江澤民等人能在今天給魏京生、李登輝捏造罪名，就能在明天將同樣
手段用於黨內鬥爭。只有為建立公平的權力競爭規則背水一戰，改革派才有可能避
免老布爾什維克以及胡耀邦、趙紫陽的命運。
   「蘇聯的今天是中國的明天」。過去幾十年裡，這句話以悲劇的方式應驗了。我
們面臨的挑戰是：讓民主更順利地降生，讓中國的明天比俄國的今天更美好。□
  (《北京之春》九六年六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