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的光榮


於大海


  五月中旬，我參加了民聯、民陣在美國肯塔基召開的代表大會。雖然已卸下民聯
主席的擔子很久了，我對民聯、民陣仍是一往情深。民聯是以民主牆運動為背景的
，民陣則是八九民運的產物。民聯、民陣在中國政治史上均佔有一席之地。經過這
幾年的風浪，兩組織能做到旗幟不倒，隊伍不散，確實難能可貴。
  民運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促成了四人幫的垮台。
七八年開始的民主牆運動，推動了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八九民運雖然以六四鎮壓
告終，卻也迫使中共擴大了經濟領域的自由化，對近年大陸經濟的高速發展有重要
貢獻。除了這些民運高潮外，海內外日常性的請願、呼籲、研討、出版等活動，也
極具引思促變之功用。民運之有影響，不是因為從事民運的人有超人的本領，而是
因為在政治競爭極為稀缺的一黨專政之下，本來微不足道的競爭因素也可造成相當
的衝擊。就像在一間黑屋裡，一條門縫也會顯得光芒四射。
  另一方面，因為參與民運，許多人遭到中共當局的拘禁、折磨、騷擾，中斷了事
業、學業。這方面的例子，舉不能勝數。
  既然民運有積極影響，為什麼從事民運的人又要作出犧牲呢？這是因為，在專制
制度下，在野政治是一種公益事業，相當於經濟生活中的公共物品。經濟學講究私
人物品與公共物品之分。私人物品可以通過市場交換給生產者帶來合理的報償，而
公共物品的特點則是使用者無須付費。最常例舉的公共物品是引航的燈塔。燈塔對
過往船隻當然十分重要，但燈塔的建造者卻無法從過往船隻收回成本。所以，社會
作為一個整體，應當建立一種機制來肯定燈塔建造者的貢獻，並給予相應報償。否
則，就會出現誰造燈塔誰吃虧的現象。可以說，在政治領域，民運就是中國的燈塔
，而由於不存在合理的機制，從事民運的人多是些甘願吃虧的燈塔建造者。
  這樣看來，不願介入民運的人，至少應實事求是地評價民運的積極作用。他們應
當明白，自己搭了民運的免費便車。搭便車並不錯。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中，
受到許多前人、今人的蔭惠。但是，如果在搭便車、受蔭惠的同時參與排擠、譏諷
民運人士，或者採用雙重標準，對掌權者的暴行和腐敗熟視無睹，卻對民運吹毛求
疵，那就有昧天理良心了。
  有人提出，民運應當成為利益團體。這個提法，值得商榷。專制統治的一個訣竅
，就是憑借對搞組織的壟斷來達到各個擊破、以少勝多。我們當然支持國內人士建
立利益團體努力。但在中共的嚴密控制下，目前連建立小規模的工會、農會都尚無
可能。國內人士面臨的基本選擇依然是：或者當順民，或者為了民運或社會利益而
作出個人的犧牲。民主化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但從事民運卻不符合個人利益。
所以，在現階段，民運的動員還是要靠理想、信仰和社會責任感。我們還要注意到
，民運的目標是建立合理的政治機制，這個目標超乎社會集團利益，蘊涵著巨大的
道義力量。過多強調對利益的追求，會削弱這種道義力量。海外當然有建立利益團
體的自由，但在海外建立的團體很難被國內相應階層認同。海外最有效的工作，仍
是高舉理想主義的旗幟，充當國內民運的配角和思想解放的先聲。
  我個人是在看到文革造成的破壞和讀了西單牆上的民主化建言後開始捲入民運的
。當初的動機，可以說百分之百地是為國為民。從事過民運的人，今天所處的環境
、所屬的組織、所思考的問題各異。但我相信，其中絕大多數是受理想和道義的驅
使參與民運的。這樣的初衷，值得我們這些從事民運的人驕傲。保持住當初的理想
主義色彩，我們就較容易在不被承認時泰然自若。對失誤和偏差，當然應當檢討。
但對投入民運這件事本身，我們應無愧、無悔。我們個人受到挫折，是因為我們參
與了一項偉大但對參與者缺少報償的事業。和燈塔建造者一樣，我們對社會作出了
貢獻。雖然得不到相應報償，我們畢竟享受了追求理想的快樂，獲得了精神財富。
我們活在世上，有理由感到自豪。將來我們死了，墓銘可以這樣寫：曾經做過民主
夢，並以此為榮。□
  (《北京之春》九六年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