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留學生涯 於大海 九七年十二月十日，我順利通過了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的博士論文答辯。我 這個博士學位來的不大尋常。我是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到美國的。在北大四年 ，打下了良好的數理基礎。同時，思想也成熟了許多，立下了「獻身改革、振興中 華」之志，並參與了民運活動。原曾想畢業後改讀經濟管理或者到工作崗位上磨煉 ，但當時李政道教授主持CUSPEA考試招留美物理研究生，機會難得，我便報了名。 八二年秋，我憑著CUSPEA考試的成績，進賓州大學研究院讀物理，同時擔任助教。 不久便發現，美國是自由天地，轉學容易。進而想到，如果學文科，將來回國會對 改革更有用。給李政道寫信講這個想法，他回信勸我不要妄動。但我主意已定。在 比較了法、商等學科後，決定申請讀經濟專業博士。八二年底參加GRE考試，考的內 容是基本能力和數學專業(用以代替經濟專業)，除英語語言部分外，成績都接近滿 分。八三年三月，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鄒至莊教授請我去面談。不久，普林斯頓正 式發來錄取通知，除免學費外，每月有400美元獎學金，將就能養活一個人。 我來美前和所有大學生一樣學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此外，只還讀過薩 繆爾遜《經濟學》的中譯本。但到普林斯頓後，發現研究院的經濟理論課並不難， 且很對胃口，適應得很快。八四年初第一個學期期末考試，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兩 門基礎理論課成績都是班上最好的，令系裡教授大感驚異。教微觀經濟的索納善教 授(Hugo Sonnenschein)將我列為班上的「英雄」。教宏觀經濟的布蘭德教授(Alan Blinder)專門寫條子給我說，以我有限的英語和經濟學背景，能取得全班第一的成 績實在驚人。許多人預期我會很快有經濟學的建樹。我於八五年五月順利通過博士 資格考試，同年取得碩士學位。接下來，就該寫博士論文了。 但我的夢想在中國。我記得來自農村的大學同學對三年饑荒的描述，記得社 會各界對文革的控訴。我深感中國之落後、改革之必要和我們這些幸運兒責任之重 大。中國有十億人。在我的觀念裡，如果一個人能對中國的整體發展有芝麻大的積 極影響，那他就功德圓滿了，因為芝麻雖小，乘上十億也是天文數字。為了給回國 打基礎，我選學了最相關的領域：國際經濟、發展經濟、經濟思想史。個人的興趣 和相對優勢，就統統靠邊站了。但我仍感到所學與中國的需要對不上號，讀書、做 研究的動力呈減弱之勢。從八四年底開始，還為籌建和主持留美經濟學會花了很多 心血。我也曾花精力與國內單位交流，並在國內刊物上發表過有關經濟改革的文章 。 八七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我是嚴重打擊。回國參與改革的夢想 ，一下子變渺茫了。我不怕物質條件差，不怕在事業上一切從零開始。但我無法想 象直接、間接地為一個蠻不講理、要求絕對服從的黨工作。我從沒想到過在美國長 期居留，現在又發現快要有國難歸了。心理失去了平衡，不但打不起精神研究經濟 學，身體狀況也明顯變壞，以至日常走路、上樓梯都氣喘噓噓的。名義上是在作研 究，實際上有限的精力花在了讀歷史、哲學上。八八年達茅斯學院經濟系聘我當講 師，本是個重建平衡的機會，但「六四」的槍聲不久就傳來了，讓我更難平靜。「 六四」前，是對改革受挫的失望和無奈。「六四」後，討還血債成了首要任務。 九零年夏從達茅斯學院搬回新澤西時，仍記著那部沒寫完的博士論文。但參 與民運是責無旁貸的。先是被陳一諮勸去主持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九一 年又在吳方城、伍凡等人的鼓動下競選成功，出任第五屆中國民聯主席。任內取得 的成績，使我感到欣慰。擔任民聯主席對我是難得的鍛煉，也使我得以結交了眾多 朋友。民聯、民陣的許多成員，給了我寶貴的信任與支持。在九三年初的華盛頓大 會上，我在主席團選舉中獲得最高票。我對此很驕傲，把這看成是大家對我工作和 為人的肯定。任內當然也有挫折。最令我失望的，是未能制止住破壞性的內部紛爭 。我是在八九年初民聯分裂時開始過問民聯事務的。由於深感內鬥之禍害，我在競 選民聯主席時提出了組織內部「以愛代恨」的口號，出任主席的「就職演說」又幾 乎全篇用來強調團結的重要。但對就職後見到的內鬥，思想準備仍嫌不足。一些人 內鬥的勁頭之足，我至今感到不可理喻。華盛頓大會即將召開之際，我當時主持的 《中國之春》以喜慶的封面為之祈祝，我自己則心想可以卸下重負去做幾年學問了 。想不到，大會成了分裂的導火索。作為主席團召集人，我為挽救大會作了最大的 努力。對當時主持主席團徹夜開會尋求妥協方案的情景，我記憶尤新。但會還是開 砸了。會後不久，又為形勢所趨參與創辦《北京之春》並擔任主編，一幹就是三年 。 從事民運期間，許多師長、朋友，包括方勵之、王軍濤、陳一諮和《北京之 春》的同仁，以及海峽另一岸的焦仁和、陳一新、明居正等，都勸我盡早回普林斯 頓把博士論文寫完。我在普林斯頓的同學楊小凱、李少民和在達茅斯學院的一些同 事，更是費盡唇舌。我知道他們說得對，但一直缺乏緊迫感，而且感到手上的民運 工作也很有意義。此外，離開學校多年，對回去也有點怵頭。九四年兒子汀汀的降 生，改造了我的世界觀。我意識到，養育後代的責任，可與報效祖國相提並論。將 來汀汀大了，給他講爸爸怎樣一心為振興中華奮鬥，他會懂，但不會很懂。給他講 爸爸學術上有成，他也許會受到激勵，多成功一分。和妻子講到回普林斯頓的想法 時，她不但表示贊成，而且顯出由衷的喜悅。這樣，在妻子、父母的支持下，我在 交代了《北京之春》的工作後，於九六年七月回到普林斯頓。這時，我已通過博士 資格考試十一年了！ 十年前，我曾做過一點有關發展中國家國際金融政策的研究。當時選這方面 的課題，是從回國參與改革的需要出發的。現在，自己早已名列海關限制入境的「 四十九人黑名單」，在可見的將來只能在海外發展了。選擇研究課題，當然也就不 受局限了。我從個人的興趣、擅長和就業機會的角度考慮，決定研究基本金融理論 。這方面的內容我以前接觸不多，課是從來沒修過。但經過幾個月的苦讀，很快就 入了門，並對有關arbitrage的理論發生了興趣。我沒見過arbitrage的標準中譯， 這裡姑譯作「鐵利」(鐵定的利潤)。金融市場上有鐵利，就是說有不出本錢、不冒 風險白賺一筆的機會。這種機會當然不該有，所以「無鐵利」就成了金融市場均衡 的一個必要條件。這個條件意味著人們可從某些證券的價格推出其他證券值多少錢 。以狀態值(state price)定理為中心的鐵利理論是由現在任教於耶魯大學的羅斯( Stephen Ross)於七六年發明的。此人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我看是早晚的事。 早期的鐵利定值理論是忽略買賣差價的。這幾年有人計入了差價，但提出的 理論局限性很大。九六年十月我開始試著就這個問題寫一篇論文，結果不到兩個月 就寫出來了。這篇論文提出「成交條件」的概念，證明在存在差價時用「成交條件 」可推算出比「無鐵利」更准的證券價值。萬事開頭難。這篇論文開了個好頭，掃 去了我剛回學校時那種灰溜溜的感覺。從九七年一月起，開始研究動態的有差價鐵 利定值理論，時間坐標放寬為無限長。與之密切相關的，是證券價格在什麼條件下 會越炒越高，與基值脫節。這個問題數學上相當困難，但到五月初也被我攻了下來 。我的新狀態值定理首次闡明了買賣差價引起的證券市場的質變。我證明，無差價 時單期無鐵利意味著多期無鐵利，而此結論在有差價時就不成立了。隨後乘勝追殺 ，又在九七年夏天連寫出兩篇相關論文，其中一篇研究限制空賣(short sale)對證 券市場的影響(這個問題與貨幣理論有密切聯繫)，另一篇研究差價幅度與證券均衡 價格間的關係。到九月下旬，由這四篇論文組成的一整部博士論文就已經成形了。 此後的兩個多月，花在了小修小補、辦理答辯手續以及準備找工作上。我的博士論 文總題目是Frictional Arbitrage Valuation。硬譯成中文，可叫《有差價鐵利定 值論》。 普林斯頓大學規定，博士論文如果是在通過資格考試五年後提交的，所在系 的全體教授要專門投票決定接受，學校才會安排答辯。我原以為這會是很大的障礙 。結果我提出這個問題後不久，系裡就通知我說，票已經投過了，沒有問題。我的 主要指導教授伍福德(Michael Woodford)，是個很傑出的經濟學家。他是麻省理工 學院的博士，以貨幣理論見長。他不但學問好，待人也特別好，稱得上「誨人不倦 」。對我的四篇論文，他都提出了許多至關重要的修訂意見。後兩篇論文的一些主 要思路，我是經他提示才想出的。能找到這樣一位主要指導教授是我的運氣。我的 另外兩位指導教授瓊斯(Charles Jones)和威倫(Paul Willen)都比較年輕，他們也 給了我很多幫助。鄒至莊教授對我也很支持。他政治上的想法與我差距很大。八九 年「六四」後不久他就去見了江澤民，並為此遭到非議。(與他同行的三位美國教授 均拒絕與江會面。)但他能把政治和學術分清楚，在學術上一直對我很鼓勵，並幫我 尋找各種機會。對普林斯頓大學和有關的教授，我感恩不盡。 回普林斯頓前，我在一篇題為「民運的光榮」的文章裡，把民運比做燈塔(經 濟學中的公共物品)，把民運參與者比做不計報償的燈塔建造者。我認為民運參與者 對社會作出了貢獻，即使得不到相應的報償和承認，也有理由感到自豪。我現在還 是這樣看。想補充的是，今天在海外參與民運，個人要付出的代價還是有限的。我 因為參與民運耽擱了學業，但我沒象王丹那樣被關入大牢，也沒像當年的方勵之那 樣右派一當就是二十年，最終還是有機會把論文完成了。我為此感到幸運，也願在 此以自己的經歷與朋友共勉。□ (《北京之春》九八年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