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大陸的發展 胡 平 一.對自由主義概念的簡單說明 自由主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名詞。作為一種現代政治思想或學說，自由主義的產 生和發展，和近代歷史上有限政府或曰憲政政治與個人自由權力的確立是密切相關 的。洛克、孟德斯鳩、康德、邊沁、穆勒，也許還應加上傑弗遜和麥迪遜，被公認 為是闡釋自由主義思想的大師。大致說來，所謂自由主義學說，包含有如下幾方面 內容: 1.堅信個人自由及個人權力具有最高價值。 2.主張個人主義。 3.相信個人具有自然權利或曰天賦權利，它獨立於政府，並應當受到政府的保護 ，和防止首先是來自政府方面的侵犯。 4.政府的功能必須受到限制，以便確保個人自由。政府的意義在於盡可能地拓展 每個公民的自由。 5.此外，自由主義看待人類事物，採取人類學的角度而非神學的角度，主張個人 權利與責任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在道德與宗教等問題上鼓吹寬容的態度。如 此等等。 廣義的自由主義，內部包含有多種派別，觀點也多有差異。其中爭議較大的一個 問題是如何看待自由市場的問題。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大都認為:私人擁有財產以及進 行自由交換的權利亦屬於人的不可讓渡的自由。按此觀點，自由市場似乎便成了自 由主義的一個邏輯上必然的部份。馬克思主義批評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主要理由即在於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概念亦即通常所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有這 種密切關係。某些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者認為這種自由主義會導致窮人的 權利徒有虛名的後果，故而主張對社會財富再分配以實現社會公正。 在現實政治制度方面，自由主義者基於有限政府的觀念，一般都主張分權與制衡 。 以上談到了有關自由主義概念的一些較為共同的解釋。當然，也有對自由主義概 念給出截然不同的定義的，譬如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把「當面不說 ，背後亂說」，「辦事不認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等現象都稱之為自由主義， 實在應看作是自由主義概念的肆意曲解，極其荒謬可笑，值不得在理論上進行批判 。 二.自由化與民主化 近十餘年來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在這段期間內， 一般人稱之為民主運動的發展。 本來，自由和民主不是一回事，自由主義運動或曰自由化運動與民主運動也不是 一回事。自由化是指縮小政府的權力範圍，逐步擴大社會各部份的獨立姓與自主性 ;民主化則是指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開放政權，實行平等合法的政黨競爭。假如我 們把政治問題分解為三個問題:一、誰來統治? 二、如何統治。三、統治到什麼程度 ?那麼，自由主義所強調的乃是「統治到什麼程度」，而並不一定涉及到前兩個問題 。民主化主要關心的則是前兩個問題。 回顧近十餘年來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從七八年、七九年民主牆運動到八九民運 ，我們可以看到，爭取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基本自由權利一直是運動中最重要的 訴求目標。相比之下，要求多黨競選的呼聲只佔據第二位。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 應該說，這十餘年來的民主化運動，嚴格地講其實是自由化運動。之所以一向被稱 作民主運動，大概是由於下面幾個原因: 1.不少人本來就弄不清「自由」與「民主」的區別，習慣於把那些本來只是爭取 自由的活動籠統地稱作民主運動。 2.中共當局常常是不假寬貸地排斥「自由」和「自由化」、「自由主義」一類概 念，而對「民主」，「民主化」等概念則採取曲解的辦法來掩飾、欺騙或搪塞。這 就使得一種思想、觀點或活動，打出「民主」的旗號要比打出「自由」的旗號更能 減少阻抗。 3.自由化和民主化實際上是密切相關的發展過程。這對於當代社會主義國家而言 尤其如此。和傳統的專制制度不同，社會主義制度在理論上標榜民主，並宣稱自己 是「最高度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活動的基本特點是:有廣泛的民眾參與卻 沒有起碼的自由競爭。理論上，共產黨接受了「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一概念，而 又是通過否定每個個人的自由權利的手段使「人民主權」淪為一句空話。因此，社 會主義制度下的民眾，一旦贏得了自由，他們也就同時(至少是在理論上)贏得了民 主。這樣看來，人民把這十餘年來的有關活動稱之為民主運動，也是有道理的。 三.關於所謂「反自由化」 近十餘年，大陸的政治壓力時松時緊，但總的來說，中共當局反自由化的立場基 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八六年下半年政治改革討論，自由化氣氛之濃，實為中共執 政以來所僅見。黨內上層，陸定一公開提議取消「反自由化」口號。知識界則有人 說，既然民主有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之分，自由化為什麼就沒有無產階級 自由化?提倡無產階級自由化又有何不可? 對此，鄧小平的回答是:自由化就是自由化。沒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搞自 由化就是搞資本主義。「反自由化」的口號起碼還要講二十年。和此人歷來的講話 風格一樣，鄧小平對於他這番論斷沒有給出任何說明、解釋和論證。我們知道，馬 克思是借助於曲解自由而曲解民主，而鄧小平則乾脆對自由概念採取了全盤拒斥的 立場。這無疑反映了晚期共產黨統治者的虛弱心態。同時他也表明，隨著自由概念 的本義越來越被人們所領悟，對自由採取曲解的辦法已經失去效用。 有一點需要提醒:並非每一種被指控為「自由化」表現的事物，本身都是自由主義 的體現。中共當局反自由化，其實質是對一切異己的事務採取不寬容的態度。而這 些異己的事物本身是否屬於自由主義，則是另一回事。這就像當年毛澤東動不動就 給人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而那些被扣上這頂帽子的人，有不少其實既 不反黨也不反社會主義。 指出這一點很重要，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經歷了一個在某些方面類似於斯大林 去世之後蘇聯東歐各國一度出現過的「解凍」現象。原先被禁止的思潮紛紛公開表 現。其中有些思想、觀點無疑屬於自由主義，另外一些思潮則只不過是對原先的正 統思想略作修正而已。例如對「文革」中黑暗面的某種有限度的揭發、對毛澤東本 人的某種有限度的批判，以及對所謂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提倡。在蘇聯東歐，類 似的思潮不僅被後斯大林時代的共產黨統治者所容忍，有些還被接納成為新的正統 觀念(如反對個人崇拜的觀點和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觀點)。然而在中國，由於當局 的冥頑不靈，這些原本並非屬於自由主義的東西卻被當作異端而遭到壓制。於是就 出現了一種有趣的現象:有些人本來是希圖在「新時期」成為新的意識形態的「正統 」，不幸卻被陰差陽錯地斥為鼓吹自由化的異端;幸虧他們被當局打成「異端」，才 陽錯陰差地被民眾奉為倡導自由民主的先驅;而其中一些人，後來果然也站到了真正 的自由主義一邊。 四.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 自由主義源自西方。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並不含有自由主義。「仁政」、「德政 」強調的是好政府或好人政府，但不是有限政府。「愛民」，「保民」強調的是政 府要為民眾謀得福利，但不是承認人民享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儒家主張「道高 於君」，但這裡的「道」，乃是指一套關於理想社會的價值標準，也就是一套「善 」的價值體系，它和主張個人權利優先的自由主義仍不容混淆。 不過，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確實含有若干因素和自由主義有某種關聯，或者 說可以創造性地轉化為自由主義的東西。例如:關於反對政府對人民生活幹涉過多的 思想，肯定反抗暴政為合理的思想，統治者應當容忍批評意見的思想，以及對於多 種宗教派別和學術派別、藝術派別的寬容思想。據記載，後世作為裝飾物的華表， 堯舜禹時代稱作「謗木」，立於交通要道，供人民自由發表批評意見之用。在歷史 上，學校這種機構，不止一次地成為民間自由議政的場所。<國語>中<召公諫厲王止 謗>和西漢的路溫舒尚德緩刑書，從功利的角度和仁厚的角度，為容忍不同政見提供 了精彩的論述。這裡，我要特地提一提<左傳>中的<曹劌論戰>一文。曹劌問魯莊公 「何以戰?」莊公先是說他給老百姓帶來恩惠，然後又說他對神很虔敬。曹劌則以「 小惠未遍」，「小信未孚」的理由認為不足以為戰。最後，莊公說:「小大之獄，雖 不能察，必以情」。曹劌答:「公之屬也，可以一戰」。這段對話提示了一個很寶貴 的思想:在曹劌看來，一個政府、一個統治者，最重要的最起碼的，不是在於它為老 百姓帶來多少恩惠，而是在於它在防止民眾彼此傷害的同時，是否力求避免了政府 對民眾的傷害。這種思想和自由主義的社會契約論對政府職責的界定頗有幾分相近 。另外，這種認為「政府沒有傷害百姓」比「政府給百姓帶來恩惠」更重要的觀點 ，實際上暗含了強調從消極方面而不是從積極方面看待政府功能的思想，這正好是 自由主義的一大特色。這和當今共產黨政府總是宣稱它「解決了十億人民的溫飽」 (?)而避口不談冤獄遍於國中的政治迫害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 前面已經談過，「自由」概念和「民主」概念原本是兩個不同的東西。這兩者在 中國傳統文化中都不存在。但相比之下，我們是否可以說，傳統政治文化中更缺乏 類似於「民主」概念的東西。換句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接近「自由」概念的思 想相對來說還要豐富一些。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 思想，所謂「無為而治」的思想，都和自由主義有幾分類似。當然，中國古人沒有 「權利」的概念，他們沒有把不應受政府干擾的個人自由視為一種不可侵犯的權利 。其結果便是，在中國古代，個人自由不僅是不確定的，而且常常被局限在純粹私 人領域。道家的「無為而治」固然包含了統治者不要干涉人民的正當願望，可是它 又是以老百姓棄學絕智、與外界不相往來、也就是完全非政治化作為其對等要求的 。這和自由主義顯然存在著重大的差別。 一旦意識到這種差別，我們便不難對某些現象加以合理的解釋。 不少人納悶:在中國古代，很少宗教迫害，政府通常並不規定人民必須信什麼宗教 ，(順便一提，漢武帝獨尊儒術，不同於共產黨的四個堅持，他並不要求每個老百性 都非信儒家不可)為什麼沒有產生過象西方的教會一類強大的宗教組織?部分原因也 許就在於:中國古代統治者對各種宗教的容忍一般是局限於純粹私人領域，而對於大 規模的組織化的宗教活動則是多方限制的。事實上，從黃巾軍到太平天國運動也證 明瞭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宗教活動很容易轉化為政治上的獨立力量。這就是說，如果 信教僅止個人的私事，統治者一般不去干涉;然而一旦宗教活動進展到大規模的公共 領域，統治者的態度就會有所變化。簡言之，在中國古代，善通臣民在宗教問題上 的自由空間，是由於統治者不去管或不必管而留下的，並不是統治者不能管或不該 管而形成的。其它問題也差不多。如出版問題，中國古代政府並不像當今共產黨政 府那樣壟斷一切出版渠道，那時，私人印書並不是不許可。但是如果你印的書被認 為涉嫌犯上作亂，統治者則會用強力取締。又譬如財產問題。古代中國並不禁止百 姓發財致富，但統治者卻可以對臣民的財產予以徵收，如果他認為需要的話。如前 所說，在中國古代，既沒有個人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利的概念，也沒有政府的權利應 受明確限制的概念。在實際上，政府對社會的控制是有限的，這就為臣民留下來一 定的活動空間;但在理論上政府的權力是無限的，一旦它感到必要，它就可以用強力 來干涉。這就妨礙了一個獨立於政府權力之外的民間社會的形成。 孫中山曾經抱怨說中國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並形容為「一盤散沙」。 這種觀點又作何解釋?當然，和共產黨統治下相比，傳統社會中的中國人要「自由」 多了。但是這種「自由」和自由主義所定義的自由卻不是一回事，因為它並不是一 種被社會公認的、明確界定的個人權利。「一盤散沙」一詞正好揭示出傳統中國社 會中個人的那種隔離、孤立而不獨立的狀態，揭示出缺少公共交往空間的狀態。漢 娜.阿倫特指出:當代極權主義社會恰恰是在民間社會瓦解、個人呈原子式隔離狀態 的基礎上形成的。「鐵板一塊」(人們通常用之形容極權社會)與「一盤散沙」正好 是同一種個人存在狀態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鐵板一塊」意味著個人被融入整 體而失去自我;「一盤散沙」則意味著個人與他人相互隔絕、個人未能進入與他人自 由而公開的交往，其結果同樣是失去自我，就像一部沒有讀者的作品不成其為作品 一樣。 五.自由主義的再發現 我把這十餘年來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的發展過程稱之為「再發現」的過程。其間 包含以下兩層意思: 一、「再」發現意味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流傳已經不是第一次 。自晚清以來，西學東漸，自由主義思想即有一相當程度的傳播。只是到了一九四 九年，中共接管大陸政權，開始實行一整套嚴厲的「全面專政」，使自由主義思想 的傳播嘎然中止。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若干自由主義觀點略有表現，但迅即 遭到壓制。此後二十餘年，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大陸可以說是毫無所聞。近十餘年 來自由主義思潮重新興起，應該說是中國大陸歷史上的第二次。 二、我強調這一次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實際上是一次發現經驗的過程。 和第一次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不同，當時的自由主義幾乎完全是從外部學來的一 種觀念。而這一次自由主義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卻是中國大陸內部自生的產物。 現今不少人一談到這些年來自由民主思想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總是歸因於中共實行 對外開放、西方文化再度傳入中國大陸。這種觀點從根本上講是錯誤的，是不符合 實情的。 以民主牆運動為例，那無疑可稱之為一場自由主義運動。首先，民主牆運動開始 於一九七八年，當時中共尚未實行對外開放方針。其次，參加民主牆運動的活躍分 子，從年齡上講大都在二、三十歲左右，他們過去從未受過西方式的教育，基本上 都是自修成才，他們的思想信念，完全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極為封閉的文化環境中 形成的。考查這批活躍分子的地區分佈，不僅有北京、上海、廣州這些當時與外界 略有來往的地區，也有象四川、湖南、湖北、雲南、貴州等相當隔絕的地區。再看 這批人的個人背景，大部分並非出自官宦家庭或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談不上有什 麼特殊的「家學」淵源或與外部世界的特殊交往渠道。至於他們的個人身份更是十 分平凡。對比當年的容宏、嚴復、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和胡適之之輩，上述幾 方面的差異都是很明顯的。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民主牆運動活躍分子們所具有的自 由主義觀念，基本上不是來自課堂、來自老師、來自與西方世界的接觸，甚至也不 是來自書本，而是來自他們的親身經驗，來自他們對經驗的獨立、深刻的思考和領 悟。因此我們可以說，他們是憑著自己的力量，重新發現了自由主義。 當然，對於「獨立地重新發現了自由主義」這一點，我們也不可理解得太絕對化 。在這裡，前人的思想著作絕非毫無幫助。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我們所能獲得 的前人的思想養料，都是極其殘缺不全的。它們象遠處傳來的樂曲，若有若無、時 斷時續，非有心人不能聽見。聽者少一半是靠聽覺，多一半則是憑借自己的想像， 勉力將之敷衍成篇。這一段漫長艱苦的思想發展歷程，要遠比它有限的思想果實更 為令人慨歎。 六.這場自由主義思想運動的內生性 近十餘年來中國大陸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乃是一場內部自生的運動。產生這場 運動的原因之一是中共長期實行的極權專制，其中尤以「文革」十年為登峰造極。 和傳統的專制壓迫相比，共產極權專制壓迫要更普遍、更徹底、更殘酷、更頻繁， 以及更反覆。具體說來便是: 更普遍:這種專制壓迫，不僅施之於前政敵，也施之於昔日的同志;不僅施之於知 識分子，也施之於一般工農民眾;不僅施之於下層，也施之於上層。 更徹底:不限於政治領域，還囊括了經濟領域、文化領域，甚而還深入到各種純粹 私人的生活領域，無所不包，無孔不入。 更殘酷:批鬥、勞改、監禁、判決、株連親友、禍及無辜。無所不用其極。 更頻繁:所謂政治運動連綿不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國無寧日。 更複雜:反覆現象始於「文革」，今天我批鬥你，明天你批鬥我;今天是正確路線 ，明天又變成錯誤路線。除毛澤東本人外，其它各種政治派別輪番扮演吃人與被人 吃的角色。 正是處於對這種普遍的、徹底的、殘酷的、頻繁的和反覆多變的專制壓迫的深刻 體驗，驅使一批有勇氣、肯思考的年輕人自發地產生了明確的自由主義信念。如果 我們考慮到在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也是通過對類似經驗、也就是對普遍、徹底 、殘酷、頻繁和反覆多變的專制壓迫(儘管在程度上要輕一些)的深刻反思而產生的 ，那麼我們就該懂得在中國大陸自發地產生了這種信念是很可理解的了。在這裡， 西方已有的自由主義思想，包括中國前幾代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儘管是以隻言片語 ，並且常常是以被歪曲的方式被我們所瞭解，但也起到了可貴的提示作用。 出於對普遍、徹底、殘酷、頻繁和反覆多變的專制壓迫的共同經驗: A:少數人產生了自由主義信念。 B:多數人具備了接受這種信念的基礎。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說，有些時刻，一個國 家的人民普遍處於彷徨徘徊的境地，他們十分渴望得到指點。人們的心靈恰為一片 犁鬆了的土地，最容易吸收進真理的甘露。在這種時刻，思想的作用、真理的作用 可以是十分巨大的。一旦錯過了這樣的時機，大多數人又會重新變得麻木不仁、聽 天由命，象板結的土地，真理之露縱然倒上去、流過去，卻不能被吸收，不能使它 肥沃滋潤。「文革」之後的中國民眾，恰好正處於那種最注意傾聽真理、最容易吸 收真理的寶貴時刻。 C:相當一批當權人物也對自由主義產生同感或共鳴。即使那些保守派，由於處於不 得不改革的大趨勢之中，在壓制自由主義思潮方面也常常有所顧忌或是力不從心。 這就為自由主義的傳播造成了較大的機會。 上述三者:思想、土壤、機會的結合，形成了近十餘年來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 勃然而興、雖時遭阻逆仍浩蕩前行的偉大運動。 七.近十餘年來大陸的自由主義思想(1) 大致上講，這十餘年來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傳播是以言論自由原則為中心而展 開的。相對於其它原則，言論自由的原則最早提出，有最多的人共同倡導，得到了 最廣泛的理解和接受並自始至終地列為人們最主要的訴求目標。 在民主牆運動中，幾乎各家民間刊物都明確提出了言論自由的問題，並在捍衛言 論自由原則時表現出一致的堅定立場。其中比較重要的文字，除了我在《沃土》上 發表的《論言論自由》和《論同仁刊物》之外，還有閔琦在《北京之春》上發表的 《論出版自由》，魏京生在法庭上的自辯詞，《四五論壇》劉青、徐文立為魏京生 一案的辯護，王靖的長詩《祭》(刊於《沃土》)。在一九八零年大學生競選運動中 ，上海復旦大學的徐邦泰力倡新聞自由，北京大學房志遠、方覺及其他二十二位國 政系、經濟系、法律系學生聯合發表《為爭取言論出版自由致全校公民書》和《出 版法草案》(該草案後來徵集到十七萬人的簽名，實為四九年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民 間簽名活動)。所有上述活動，由於都是以純粹民間的、自發的、獨立的方式進行， 因此本身就體現了擺脫政府權力控制，堅持個人權利的神聖信念和公民立場。在中 共當局壟斷一切傳播媒介、從而對上述獨立的、民間的自由主義運動進行嚴密封鎖 乃至嚴酷壓制的情況下，這些思想未能對整個社會產生它們本來應該產生的巨大影 響力，但是，考慮到這些思想在表達方式上的獨立性，我們理當對它們給予更多的 重視。 八.論重建歷史的必要性 照我看來，一個真正具有歷史感的歷史學家，他不僅僅是記錄歷史，而且要發掘 歷史，我是說，他要去發掘那些在當時受到壓制而未能產生直接重大影響、但實際 上更有價值的思想和事件，賦予這些思想和事件以更大的意義。中國古代有兩部偉 大的史書，一是《春秋》，一是《史記》。其偉大處不僅在於敘述中有褒貶，首先 更在於敘述中有選擇。歷史學家有意識地挑選出那些他認為更重要的事件，通過記 入史書、通過它們在史書中的重要地位，使它們對後世產生了遠比當時更為重大的 影響。 現在不少人在回顧過去這段歷史時，一味地看重某個人當時的知名度和一件事、 一種思想在當時的傳播面，而他們又未嘗不知在中國大陸，在很大程度上是專制統 治者們控制了傳播渠道，因而也就是專制統治者的意志決定了一個人能不能出名， 一種思想、一樁事件能不能廣泛傳播。因此，這些人對歷史的敘述就免不了依舊受 到專制統治者的無形影響。儘管他們在對歷史事件的褒貶評價上常常和權勢者們截 然相反，但是他們在選擇歷史事實和評估其歷史重要性上卻往往不能擺脫權勢者們 給出的限制。因此，我一再強調，我們必須重建歷史。我們必須注意發掘那些遭受 壓制、埋沒不幸而其本身更具深刻性的思想和更具英勇性的業跡，使之發揚光大， 對歷史產生更大的影響。簡言之，我們再不能現成地接過共產黨寫的歷史而僅僅是 給出我們自己的道德評判，我們必須要有我們自己寫的歷史。 九.近十餘年來大陸自由主義思想(2) 在同一時期，官方刊物也出現了一批闡述言論自由的精彩之作。其中包括:徐炳和 白玉琴的《言論自由與以言治罪》、郭羅基的《誰之罪》與《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 的》、林春、李銀河及張顯楊、王貴秀在《中國青年》和《讀書》上的《言論自由 》，於浩成關於否定「公安六條」、取消言論罪的文章，等等。 徐柄白玉琴夫婦的文章，擊中要害，觀點鮮明，早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就發表在《 光明日報》，可見作者對時機的準確把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因為文章發表的 時機極好，連中共保守派當時也未能出面壓制，反而遭到一般輿論界的忽視(關於時 機問題，下文另述)。現今不少人在回顧這段時期自由主義思潮時都想不起或者不知 道有這樣一篇文章。我這裡不能不提。還有，從四人幫垮台到一九七八年一年間， 郭羅基一直是黨內理論界最活躍的人物之一。他的敏銳、他的執著、他的勇氣，在 黨內知識分子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然而，正由於他的先知先覺與正直執著，他也 是四人幫垮台後最早遭到中共高層壓制封鎖的，長期以來難以有公開發言的機會， 反而漸被世人淡忘。 在上一節中，我強調我們必須對那些堅持從獨立的、民間的方式從事推動自由主 義的人士給予更大的尊重，儘管他們在當時的影響面未必很大。在這裡，我要強調 ，我們必須對那些早倡導自由主義的人們給予更大的尊重，儘管他們大部份人在爾 後一段時期難以再做出更直接的貢獻。歷史學家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肚子吃飽 的感覺完全歸功於第三個饅頭，或者以為第三個饅頭比前兩個更有份量。 事實上，中共當局控制傳播媒介所造成的效果還是相當深遠的。長期以來，不要 說國內，甚至海外，不要說一般人，甚至於關心自由民主的人，許多也是對那些更 早投入自由民主運動的先驅、對那些堅持走民間道路的仁人志士不甚了了。這不僅 僅是涉及到這些人現在的聲望和未來的歷史地位，更直接的，它造成了中國大陸自 由民主運動的「斷代」現象，它妨礙了那些更深刻的思想及時地深入人心，妨礙了 前人經驗的有效傳承，從而延緩了中國大陸自由事業推進的步伐。我們知道，王軍 濤、陳子明等人曾積極地投入了八九民運。有人說他們是這場民運的實際策劃者。 我想不會是，不可能是，可惜不是。我相信，如果八九民運能由一批更有經驗、更 有謀略、又有擔當的人們來領導，其結局很可能不一樣。同時我也相信，如果王軍 濤等人長期為自由事業付出的艱辛努力以及他們久經考驗的道義和人格力量能夠被 人們及時瞭解，他們完全有可能在運動中扮演更關鍵的角色。我們知道，中共當局 對民運的「三朝元老」、對老牌的自由化分子，壓制格外嚴厲。而他們又都因為缺 乏他們早就理當具有的國際聲望，因此處境格外艱難。這一切都要求我們，務必要 徹底擺脫中共當局的輿論導向，為那些被埋沒、被淡忘、被忽略、被低估的思想與 業跡賦予其應有的地位。[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