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英雄,不要英雄崇拜 黎 民 對偉大人物的忘恩負義是強大民族的特徵。--普魯塔克 托馬斯.卡萊爾在他的名著《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中寫道:「我認為,英雄崇拜是 古代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部份...崇拜英雄就是對偉大人物的卓絕的敬仰。偉大人物 始終是可敬可佩的;從根本上講,此外就沒有什麼在值得敬佩的了...宗教的基礎就在 於此,不僅異教是如此,其它更為高尚,更為嚴格的宗教,我們迄今所知道的一切宗教 ,莫不如此。英雄崇拜就是以一種熾熱的無限的深情,心悅誠服地拜倒在一個象神一 般的傑出人物腳下,這不正是基督教的萌芽嗎?至於一切英雄中的致高無上者,我們在 這裡就不說了。要從神聖的靜默中去沉思這神聖的事情,這樣你將會發現它是貫穿於 地球上人類全部歷史的一條最終的盡善盡美原則。對於那些處於較低進化階段,更不 可言喻的地方來說,一切忠誠難道不都同宗教的信仰相類似嗎?信仰無非是忠於某個 富有靈感的導師,忠於某個精神上的英雄。那麼,在一切社會都必不可少的忠誠本身 又是什麼呢?不是由英雄所衍生出的,對真正的偉大人物的敬佩誠服嗎?社會就建立在 英雄崇拜的基礎上。」 卡萊爾指出,「英雄崇拜是古代思想體系中最主要的部份」,但他錯誤地把這個特 殊的有限的部份誇大為「貫穿於地球上人類全部歷史的一條最終的盡善盡美的原則 」,他也正確地指出「英雄崇拜就是以一種熾熱的無限的深情,心悅誠服地拜倒在一 個像神一般的傑出人物的腳下」,正因為「英雄崇拜」有如此可怕的狂熱性、盲目性 、神秘性,而且對崇拜者來說,「崇拜就是無限的欽佩,所以只要他們能完全真誠地充 分運用自己的官能,就能做到這一點,「從而他們就會信仰就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從 就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所以英雄崇拜所釋放出來的社會能量,猶如核武器釋放出來 的能量一樣,大則巨大矣,可是其破壞性和毀滅性的社會後果,總是不堪設想的!更可 怕的是這種非理性的崇拜,扼殺了建立民主憲政制度所需要的由歷史艱難地演化而來 的政治理性機制、機緣和因素,從而阻礙了民主憲政的建立。從近代英國清教徒革命 和克倫威爾的英雄崇拜,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倫的英雄崇拜,俄國革命和斯大林的英雄 崇拜,法西斯運動和墨索里尼的英雄崇拜,納粹運動和希特勒的英雄崇拜,中國革命和 毛澤東的英雄崇拜的歷史事實中,我們可以沉痛地得出此種歷史教訓! 卡萊爾還倒果為因以為「英雄崇拜」是一切「宗教基礎」,也是「基督教的萌芽」 。我們在這裡只須簡單指出,「英雄崇拜」可以追溯到人類遠古的圖騰崇拜和巫術信 仰以及神話傳說就行了。不過「英雄崇拜」到總是和類似於宗教信仰和儀式的因素 結合在一起的。而這些「英雄」也總是愛把自己裝扮成「救世主」的模樣,也需要宗 教組織和儀式之類的機構和形式來維持人民對他的崇拜和迷信。 今天,對於準備建立民主憲政制度的中國人民來說,不但要破除對蔣介石和毛澤東 的英雄崇拜和迷信,還要破除對一切英雄、偉人和領袖的英雄崇拜和迷信。何時中國 人民對一切英雄、偉人和領袖能採取不崇拜、不迷信的態度和行為,何時中國人民的 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憲政制度也就發展成熟了,公民人格和公民意識也就形成了。英 雄、偉人和領袖之所以會被我們當做神和偶像一樣來崇拜和迷信,原因之一是我們人 民大眾不但是凡人,而且是奴才。也是我們既沒有民主的政治生活經驗和理性,也未 能成功地建立民主憲政制度的標誌和表現之一。我們幾乎從來不敢想也不願想我們 和他們也在上帝面前、在真理面前、在法律面前是同樣自由平等的人!我們甚至缺乏 最起碼的公民人格和公民意識!我們對他們之所以會頂禮膜拜只是因為我們跪著。站 起來吧,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拿破侖並沒有像他自己所吹噓的那樣「比阿爾卑斯山還 高」! 雖然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都需要適合各自時代、社會要求的英雄、偉人和領袖 來進行和完成偉大的事業,但是民主運動和民主社會需要的卻是和古代社會,君主專 制的社會,封建貴族社會,帝王士大夫官僚統治的社會,一黨專政的社會和時代不同的 英雄、偉人和領袖。 更重要的是絕對不需要對英雄、偉人和領袖的崇拜和迷信。因為這和民主憲政制 度及所需要的政治理性根本不相容。 對英雄、偉人和領袖的崇拜和迷信從來都是人民的巨大災難。請回想一下,從英國 人民對克倫威爾,法國人民對拿破倫,俄國人民對斯大林,德國人對希特勒,意大利人 對墨索里尼,中國人對毛澤東等所謂英雄、偉人和領袖的狂熱崇拜和迷信中,人民究 竟得到了什麼呢?人民付出了一切犧牲,作出了一切貢獻,得到的並不是這些英雄,偉 人和領袖所慨然允諾的人間幸福,卻是巨大的歷史災難。 從這些巨大的歷史災難中,我們獲得的巨大教訓之一就是:絕對不要相信什麼所謂 英雄、偉人和領袖的善良心願,崇高目的,美妙理想和蓋世奇才。第一重要的事情是 要建立和不斷完善能夠監督、制衡、懲罰他的制度。不允許他用掌握在他手中的任 何權力以任何方式、任何高尚的名義、任何巧妙的借口侵犯任何人的基本人權;要強 迫他遵守民主黨政的一切制度、法律程序;絕不容許他的任何行為超出法軌,隨時要 求他中規中矩(「大匠教人必以規矩,」「在限制中才顯出能手,只有法則才能給予我 們自由」。也只有真正偉大的人物才能「隨心所欲不不渝矩。」如羅斯福) 否則隨 時準備收回他手中掌握的任何權力。如撤銷麥克阿瑟的一切職務,哪怕他是所謂的「 美國凱撒」,只要他膽敢越過魯比康河一步!美國人民欽佩凱撒,但是美國人民更熱愛 自由和民主憲政制度。他們寧肯讓他們欽佩的凱撒個人的狂妄政治野心不能得逞,也 不肯讓民主憲政有絲毫觸犯,寧可讓他鬱鬱而終,而不肯讓法律蒙塵。這就是美國人 民之所以能長久享有自由和幸福的根本原因之一。從他們打獨立戰爭以來,「不自由 、勿寧死」這句話,他們就不是僅僅說在嘴上,而且是銘刻在心上,落實在行為上的。 人權其實是人賦的不是天賦的。 美國人民深知,正是由於美國民主憲政制度的偉大,兩百年來才使一些出身平民的 人(如林肯)扮演了偉人、英雄和領袖的角色。也正是由於美國總統職位的偉大,才使 一些渺小的、平庸的政客能戴上了英雄的假面具和頭上閃耀著偉人的園光。比如尼 克松,尼克松這位被某些人吹噓為「當代最偉大的總統」的職業政客,在他一生最得 意的時候,竟因「小小的水門事件」而險遭國會彈劾。他不但因此身敗名裂,被攆出 白宮,而且還被終身逐出美國政界。也許還將永遠被訂在美國歷史的恥辱柱上,以作 為那些膽敢觸犯美國憲法和法律的政客總統的一面鏡子。他的後繼者福特總統,也因 特赦了他而成了美國歷史上最短命的一個總統。當福特在宣讀完對尼克松的赦免令 時,他的政治生命也已經被美國人民永遠地結束了。美國人民事先不允許對尼克松進 行赦免,事後也不能原諒福特對尼克松的赦免。因為美國人民認為赦免侵犯了美國的 「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則。「水門事件」還充分地暴露出毛澤東、周恩來這 樣的政治家,一點也不理解民主政治。他們認為「水門事件」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他們永遠不理解美國人民為何如此「小題大作」。見微而知著,這正是中國專制 政治和美國的民主政治的根本區別。 「水門事件」,究其根底,是由一位巡夜的警察首先發現,又為兩位新聞記者連續追 蹤報導兩手而被揭發出來的。正是這些熱愛自由,熱愛民主憲政制度,認為自由既是 一種權力又是一種責任的美國公民在隨時隨地維護著民主憲政的價值和尊嚴,也是他 們造成了民主憲政的「奇跡」。 美國的民主憲政制度也不斷出現危機,甚至引起了大多數美國人民的普遍失望。這 主要是職業政客、掮客、野心家、陰謀家利用人性的弱點,制度的缺陷(人性和制度 永遠不會完美和完善)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和錢力等等製造的。但是由於美國人民已 經創立和發展了相當成熟的民主憲政制度,和有相當成熟的民主政治理論和經驗,已 經形成強大傳統的熱愛自由和尊重憲法和法律的精神,「美國的民主」仍然是人類所 有政體中最有生命力和最有希望的。為什麼在美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類似克倫威爾 式和拿破倫式的「英雄崇拜」的社會現象,儘管美國歷史上出現過比克倫威爾和拿破 倫更偉大得多的人物?我們只要理解了美國人民,我們也就理解了這一點。也許這正 是羅斯福總統總是認為戴高樂以「聖女貞德」自居的心理荒唐可笑的原因吧。 詩人拜倫早就說過:使偉大的拿破倫變得渺小的是華盛頓。 對中華民族來說,華盛頓不也正是我們古聖先賢仁人志士「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 茫茫皆不見」,上下求索幾千年而不得的人物嗎(請回想一下關於堯舜禪讓的遠古傳 說在民間的生命力和「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士大夫的傳統理想)?這種人物才 真正是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人物。也正是 中國最需要的那種偉大人物。 幸運的是,中國也出現了這樣偉大的人物,他的名字就叫孫中山。 孫中山先生不愧是中國的華盛頓。噫,微斯人,吾中華民族將誰與歸! 民主社會和民主運動永遠需要英雄偉人為時代,為人民大眾解決難題,卻又要把英 雄、偉人可能對社會和人民大眾造成的災難,禍害限制在最小的範圍之內。這是民主 政治永遠必須面對的難題之一,也是對人民大眾的民主政治素質、智慧、經驗、能力 的永恆的挑戰。 孟德斯鳩早就說過:「在共和國裡,野心是有害的」。既有害於國家也有害於人民 ,甚至有害於懷有野心的人自己。在民主社會裡,英雄、偉人和領袖的野心之不能得 逞實是人民的、國家的巨大幸福!也只有在民主社會裡,英雄、偉人和領袖的野心才 有可能被政治理性所馴化和被民主憲政制度所遏制。以丘吉爾為例。這位狂妄自負 、不可一世的人物,在內心深處也不得不承認「我們大家都是蟲子,不過,我的確認為 我是一個熒火蟲。」這個自認為「是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誕生」的英雄,當他領導英 國人民贏得了戰爭的勝利的時候也是他正處在權力和事業的「最光輝的時刻」。但 是,英國人民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馬上就投了他的否決票。「選舉結果就如晴天霹 靂,震撼了丘吉爾,也震撼了整個世界」。據說,當丘吉爾聽到這個消息時,真像受到 了雷擊一樣,變得呆若木雞。艾登後來回憶說「他說今天的事情真讓他忍受不了。痛 定思痛,反而更加痛苦。他覺得這件事對他太殘酷了。」其實,丘吉爾對普魯塔克的 這句名言:「對於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強大民族的特徵」一直非常反感,他既用這句 話來寬慰自己,又說這句話是謊言。此無他,偉人、英雄和領袖總是不能和人民永遠 處於協調的關係之中的,而在民主的社會裡,權力和利益是由人民中的大多數來決定 的。 這是英國立憲君主制和議會政治相當成熟和英國人民的民主的政治理性和經濟相 當成熟的標誌之一。這既是英國從「光榮革命」以後,國內政局基本上一直能夠穩定 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大英帝國能「日不落旗」的秘密之一。 在丘吉爾後半生中,他理智地把直接創造歷史的雄心壯志和過剩精力轉化為間接創 造歷史的寫作,並因此還得了諾貝爾獎。他自我解嘲地說,「創造歷史的最好辦法是 寫歷史」。通過研究歷史,他才更深刻地體驗到:「有人認為民主是政府形式中最拙 劣的一種,但若和歷代所運用過的制度相比,它都是最優越的。」作為歷史學家,丘吉 爾那種「歷史永遠是為勝利者而寫的,或是永遠由勝利者來寫的」觀點,雖然一語道 破了很多歷史學家的內心秘密,但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損害了他的歷史作品的真實 性。他正是以這個觀點在寫作歷史的同時,製造了自己的歷史神話。 讓我們再來看看,有英雄崇拜傳統的現代法國人民是怎樣對待他們當代的英雄、偉 人和領袖戴高樂將軍的。 戴高樂將軍之所以得到法國人民的懷念和讚頌,並不僅僅由於他在一九四零年六月 十八日向法國人民發出抵抗德國軍隊侵略的號召,從而「挽回了法蘭西的榮譽」,建 立了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在一九五八年又重建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避免了一場全國 性的內戰,制定了一部能使法國從大革命二百年來一直動盪不寧的政局基本上能長期 穩定下來的憲法。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五年當法國政局又在混亂或者獨裁的十字路口 徘徊時,他主動辭去了臨時政府總理的職務。他公開聲明:「排他性的黨派制度又要 捲土重來了。我是不贊成這個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一個我所不能同意的,無疑 也不會有好結果的獨裁政治,我無法制止這種嘗試。」晚年他還回憶說:「毫無疑問 ,當時我如果願意的話,我會被選為共和國總統。人民共和黨,甚至社會黨人會投我的 票。然而這樣我就會一事無成。多個黨派一回來,我就無能為力了。我不願意實行獨 裁,何況當時要實行獨裁也做不到。我只能告退了。」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當歷史 又再次給予他機會,在建立共和國總統制或獨裁製中進行選擇時,他建立了類似美國 總統制的總統制。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他的第二任總統時期,他因地方改革舉行了一 次公民投票,投票結果的百分比是:贊成票佔百分之四十七點五十八,反對票佔百分之 五十二點四十一。他因未得到法國人民的多數支持,辭去了總統職務。他說:「法國 人民不再需要我,因此我只能走了」。「地方改革是我能為法國效力的最後一件事。 現在我已無事可做,只剩下寫我的回憶錄,對我來說,這將是我還能為法國效力的唯一 方式!」「他正是孫中山先生所稱頌的不做官要做大事」的人物。 二十世紀,自從孫中山先生為了避免全國內戰,也為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國,主動辭去 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位以來,還幾乎沒有哪一個歷史人物像戴高樂將軍這樣,兩 次重建共和國,又兩次辭去了政府首腦和國家元首的最高職務。這樣的民主風範,確 實是值得後人懷念和讚頌的。儘管丘吉爾、戴高樂是我們這個世紀民主社會中最偉 大的英雄和領袖;但是,人民在他們活著和死後懷念和讚頌他們的功績時;都沒有忘記 破除對他們的崇拜和迷信;也沒有忘記對他們自己製造的或別人為他們製造的歷史神 話進行批判。 這兩個民族也許都從革命和英雄崇拜中汲取了慘痛的歷史教訓。他們已經深刻體 驗到「感恩的民族永遠是不會幸福的」。他們再也不期待什麼大救星式的人物。他 們從歷史經驗中已經認識到所謂的人民的「大救星」,也正是人民的大災星。在民主 社會裡,一切古典式的舊時代的英雄都是人民的災難,而每個能夠克盡職守、有職業 道德和勇氣並且盡到了自己的公民責任都是英雄和偉人。正至這些千千萬萬的無名 英雄、平凡英雄,才是維護民主社會文化價值和憲法尊嚴的社會脊樑,是真正的共和 國衛士。他們也基本上學會和掌握了既要英雄和偉人「為人民服務」又要偉人和英 雄服從「人民遺願」的制度和方法。 英雄也是時勢造就的,時勢時常表現為形勢,形勢逼人,形勢就是人民。 卡萊爾說:「作為神的英雄和作為先知的英雄都是舊時代的產物;不會於新時代中 重現。他們要以一種特定的思想的原始性為先決條件,單是科學知識的進步就可以使 之完結。」隨著神權政治的歷史時勢一去不復返,穆罕默德、馬丁.路德金、加爾文 、胡斯、克倫威爾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宗教先知、使徒式的英雄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一手拿劍,一手拿聖經或可蘭經的英雄和一切裝神弄鬼的新先知(如中國的洪秀全 )是不會復活了。 隨著用武力征服統一一個地區的歷史大趨勢的消失,亞立山大、凱撒、查裡曼、拿 破倫、成吉思漢式的征服型英雄變成了遙遠歷史傳說中的人物。「來了,看見來,征 服了!」在遙遠的舊時代,是他們的豪言壯語,在今天就是瘋子的囈語和癡人的夢話了 。 隨著農民起義暴動作為改朝換代的社會力量和歷史工具的社會條件在中國不復存 在,像陳勝、吳廣、劉邦、張角、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乃至毛澤東等農民 領袖式的人物也就不能在中國歷史上再現了。君不見今天大陸的貧下中農造反人物 ,無不被中共這個從農民革命的勝利中建立起來的政權堅決和輕易地鎮壓掉。中共今 天也是「不准阿Q革命的」。隨著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中國民間宗教如道 、佛、五斗米道、明教、拜上帝教、伊斯蘭教等等,再也起不到組織農民暴動和統一 農民意識形態的歷史功用了。它們已基本上失去了麻醉劑和興奮劑(唐德剛語)的歷 史作用。但是由於中國遠遠未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中國農民中的大部份仍然是 傳統的帝王崇拜的迷信者,他們還仍舊期待著新式的「聖君賢相」來解救他們。這是 毛澤東的農民革命之所以成功的一個社會基礎也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迷信所賴以 建立的社會原因之一,也是「鄧大人」還能繼續搞一點「個人崇拜和迷信」的社會原 因之一。但是毛澤東將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農民領袖式的英雄人物,鄧小平將是最 後一個「垂廉聽政」式的歷史人物了。 意識形態化了的(宗教化了的)馬列主義,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原教旨主義;而從來 就不是統一中國農民思想的教義。農民接受和信奉的馬列主義是毛澤東式的新「拜 上帝教」教義。君不見今天農民家裡供桌上供奉著的是毛澤東的神位(它代替了昔日 的天地國君師之位和祖宗牌位)。毛澤東才是他們心目中真正的「教皇」和「上帝」 。 隨著農業的商品化和工業化,廣大農民也開始不信邪了。總的說來,農民已經開始 的「除魅脫魔」的歷史性過程是和農業的商品化和工業化同步的。我們衷心祈禱這 個過程能平穩又加速地進行。因為這正是在中國從根本上破除一切英雄崇拜(這種崇 拜還和帝王崇拜、祖宗崇拜結合在一起)和使民間文化理性化的根本希望所在。要知 道,在中國十多億人口之中,仍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農民! 雖然,借助玉皇大帝,張天師和天兵天將變天的貧下中農是越來越少了,但是用「人 權」、「主權在民」、「人權」、「民主憲政」的價值觀念去取代支配了他們幾千 年的「君權天授」的價值觀念還是一個漫長艱難的社會進程和巨大的社會工程。 在中國大陸,由於從傳統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的進程一直徘徊在歷史的歧路之中, 民主黨憲政制度的歷史機制遠遠未從根本上建立起來。從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一直如 孫中山指出的「徒有民主共和之名,而毫無民主共和之實」。「真作假時假亦真,」 以致於到後來,很多遊學歐美的知識分子連「自由」、「民主」、「憲政」這些基本 概念到底有什麼內涵和外延也都模糊起來,不了了之了。(台灣還有雷震、殷海光等 等)。因此中國幾千年來的帝王政治、官僚政治、宮廷政治的基本格局也就一直未能 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只是在「以黨治國」「以主義治國」「一黨專政」的時代,在形 式上有所改頭換面而已。所以口頭上高談「民主」政治和縱論多種現代「主義」， 實際上心懷帝王之術和玩弄傳統的官僚政治權術的政治野心家和陰謀家雖然在中國 政界仍然層出不窮(對這類政治野心家和陰謀家,中國人稱之為奸雄),但是他們也不 得不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而在自己身上塗抹上一層越來越厚的民主保護色。如農 民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就是一個玩弄民主政治的奸雄。他寫的《新民主主義論》和《 論人民民主專政》,既不是什麼「新民主」,也沒有什麼「主權在民」的觀念(筆者將 有專文討論這一問題,故在此暫不深談)。 自從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陳獨秀又再次邀請「德先生」訪問中國之後,自稱三民 主義信徒和自命為民主革命志士的「新青年」可謂多矣!這是一個可喜亦復可憂的新 社會現象,也是中國從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以來的歷史特色之一。這個時代特色 經過「八九」民主運動的血的洗禮，變得更加突出和更加鮮明瞭。歷史上的政治野 心家和陰謀家也從戊戎變法的「鹹與維新」(袁世凱曾經是康有為、梁啟超組織的「 強學會」的成員,他捐贈了大量金錢支持窮書生康、梁,因而變成了一個積極著名的 維新人士。這也是譚嗣同在西太后發動「戊戎政變」的關鍵時刻,求助於袁的一個原 因。)進步為「鹹與革命」(袁聽到武昌起義的槍聲,馬上派人和革命黨人聯繫。他的 兒子袁克文也奉他的命和當時要刺殺懾政王的革命志士汪精衛結為金蘭之交)又從而 進步為「鹹與民主」了。(袁在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曾信誓旦旦地宣稱:「世 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 由於中國人民在歷史上既無熱愛自由的傳統,在現實中又無保障人權的社會制度, 更無自由,民主的生活經驗,幾千年來的愚民政策更使他們的現代思想遲遲不能覺醒 。所以政治野心家和陰謀家總是容易得勢於一時。在近代歷史上,袁世凱可以說是政 治野心家的典型人物。他把滿清王朝變為中華民國,又把中華民國變為中華帝國;他 從滿清的北洋大臣和內閣總理大臣變為中國總統又變為洪憲皇帝;這些政治把戲真是 集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權術的大成,令人拍案叫絕!政治陰謀家的典型人物可以舉林 彪為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演已經舉世皆知,在這裡就不多說了。 雖然,他們欺世有方,搗鬼有術,盜名有道(莊子《盜拓篇》中說:「盜亦有道」。老 子也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竊國大盜也要有大道才行),但最後 ,他們總搞得天怒人怨落得個天誅地滅、遺臭萬年的下場。「骨毀人間罵未消」「人 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正是:無報應,野心家其心可誅;人有靈,陰謀家其 膽可破。看來,歷史的經驗不值得認真總結。一般說來,亂世出英雄亦出奸雄。奸雄 縱可得勢於一時,但是,英雄終使奸雄不能得逞於一世。 要知道「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人算不如 天算」,等等也是我中華民族天道觀中的合理的古訓! 孫中山先生經常說: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存,逆之則亡。雖然中國的現代化 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大趨勢,但由於歷史的道路曲折、迂迴,因此造成的一失成恨 的好漢和扮演歷史悲劇角色的英雄人物在中國近代史上多不勝數;更何況那些心術不 正,投機於現代化的人了!幸好歷史無情,歷史是欺騙不了的。 中國人民因為沒有和上帝訂立下契約,所以沒有神的法律保護他們的人權。但是中 國人民的「天人合一」的哲學,當人間法律不能保護他們的人權時候,也會使他們認 識到,仍然有一支「看不見的手」,在冥冥之中為他們主持著社會主義和歷史公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