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浩成：國無法制最堪憂 胡 楠 離開中國之後，於浩成是最令我擔憂和掛念的人之一。最近終於獲悉,公安部專案 組於九零年十二月二十九向於浩成宣佈：「問題已審查清楚，不屬於刑事犯罪，解 除監視居住。」至此，這位十幾歲便成為中共地下工作人員、曾任公安部高級官員 、為中國法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的法學家，已被非法關押一年半時間。 在「監視居住」的日子裡 我與於浩成最初是通過採訪相識的--那次採訪持續了九小時,於浩成說那是他接受 採訪時間最長的一次。採訪結束後，他的夫人張曉薇為我們準備了頗為豐盛的晚餐 。把酒相談，我們這對年齡相差四十歲的一老一少，成為忘年之交。 那時，他的寓所在公安部大院內，離開天安門廣場只有兩三分鐘。每天清晨，他 環繞天安門廣場一周，然後靜靜地站著，等國旗冉冉升起之後，才慢慢離開。他告 訴我，每逢節日，他都與斯大林的畫像合影。後來，斯大林的畫像不再懸掛了。於 是，他便與毛澤東的畫像合影。 於浩成稱自己的書房為「新綠書屋」。那間書房兼會客室的牆壁上掛有幾幅名人 字畫，其中有「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草書和范曾的牧牛圖;最使我難以忘記 的是那幅國畫大師劉海粟題寫的對聯條幅：「寵辱不驚，看前庭花開花落;去留無意 ，望天下雲卷雲舒。」除去那張寬大的寫字檯和沙發外，四壁幾乎被裝滿書刊的書 架塞滿。 我最後一次見到于先生，是八九年五月三十日民主女神像揭幕的那一天。在他的 「新綠書屋」，我前去辭行。他唱了一首歌，唱得英氣凜然，其中一句是：「太陽 照在古城牆頭上。」 當時，我勸他避避風頭，他生氣地說：「你看我犯罪了嗎?」的確，他在八九民運 中，既無「黑手」之嫌，也沒有犯「反革命煽動罪」，只是曾經參加過幾乎所有北 京人都參加過的遊行，還參加過一次聯署簽名，到天安門廣場勸絕食學生早日結束 絕食。那是五月中旬的一個上午，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打電話給於浩成，說《光明 日報》有一個學術討論會議請他參加。於到那裡一看，已有其他著名知識分子在那 裡。閻明復才講明，是請大家來勸學生退出廣場。戴晴拿出一份事先寫好的稿件請 大家簽名。然後他們一起到廣場找到王丹，然後到陶然亭附近一起商量勸學生退出 廣場的問題。王丹答應考慮退的問題，等這些名家再會到聚會地點見閻明復時，只 見閻流著眼淚，呆呆地說：「晚了，一切都晚了!」學運以來，於的家人一直警惕公 安部個別人會利用學潮給於浩成製造罪名，從來不讓他與外面有任何聯繫。香港一 家電視台通過我採訪一下於浩成，但被家人婉拒。 六四槍聲一響，於浩成悲憤填膺：「一個政府，居然向人民開槍，這個政府就完 了，我要退黨!」公安部政治部不讓於退黨，反而宣佈把他「開除」出黨(於的黨員 關係在公安部政治部)。過了幾天，政治部請於浩成去開會。幾個小時後，於浩成打 電話給夫人，說北京市公安局已經不讓他回家了，要進行監視居住。 以後每隔兩個月，於太太可去探視於浩成一次，每次去都在晚上。汽車故意東繞 西轉，最後來到郊區機場附近的一所特警學校。每次探視時，於都讓太太帶回一些 他看過的報紙，將其中一些做過標記的剪下來留作資料。 於浩成已經六十多歲，在關押期間接連患膽囊炎、膽結石、心肌梗塞、動脈硬化 等病，曾幾次被送到醫院去搶救才倖免於難。九零年四月的一天半夜，於浩成因膽 結石而疼痛難眠，第二天早起告訴警衛，把當局給嚇壞了，連忙於浩成送到復興醫 院，住了近兩個月，不但治好了膽結石，還進行了全面檢查，連一顆壞了的牙齒都 修補了。當局做賊心虛，心怕於浩成有個閃失。有關人員對於說，以後再生病，一 定要及時告訴當值人員。但於浩成住院期間，卻不准家人探視，更拒絕了保外就醫 的請求。 軟禁於的房間大約十三平方米，於浩成每天看報、讀書、寫作，精神狀態一直很 好，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心中坦蕩蕩，無憂也無慮?，權當「進修」。有一次他見到與 自己關押在一起的李南友(世界知識出版設編輯，已於九零年五月被釋放)，使於浩 成詩興大發，寫成一首《戲贈李兄》，詩云：「民運成動亂，南友變難友。有緣亦 無緣，鄰居罕聚首。同住一排房，卻如參與商。共飲一鍋水，同去一澡堂。不聞君 ，只見曬衣裳。每當天黑後，君室有亮光。咫尺不見面，各在天一方。何時重相聚 ，把酒話衷腸。」 於浩成在獲釋時曾要求專案組對他作出結論，專案組說沒有結論。作為法學家， 於浩成援用法律條文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對公民的偵查時間 為二個月，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為什麼對我進行長達一年半的關押?」專案組答為 ：「特殊情況。」於浩成嚴正指出：「任何特殊情況，也不能隨意違犯法律。」專 案組理屈詞窮，無言可對。 據來自北京的消息說，於浩成獲釋後正準備撰寫回憶錄，並繼續從事理論研究和 寫作。公安部曾專門發函給於浩成所有兼職單位，通告取消這些兼職，(如中國法學 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等職)。每月只有二百多元的退休工資，面對騰飛 的物價，也使他感到生活的窘境。另外，他被逐出公安部院內的宿舍，被分配到北 京市南郊「芳莊小區」一個單位居住。 從中共地下工作者到中共的囚犯 於浩成原名董葆和，一九二五年夏末生於北京西城一個滿族家庭，幾個月以前， 孫中山在北京去世。他的祖父董恆喜曾經是皇室衛隊的一個官員，在八國聯軍侵佔 北京時曾護衛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離北京。父親於力(原名董魯安)擔任過燕京大 學國學系主任、河北省省長，老捨《四世同堂》裡的「錢先生」原型就是他。於力 後來投奔延安，成為「老一輩革命家」，就任過華北聯合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邊區 參議會副議長，一九四九年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出席首屆中國人民政協會議並當 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三年病逝後被追認為中共黨員。九零年五月，《在北 京日報》上，當局還發表一篇紀念於力的文章。 在父親離家出走去「解放區」的同時，於浩成參加了中共地下工作並加入了中共 。一九四六年，他到華北聯合大學學會了俄文。抗戰勝利後，很多洋人湧到張家口 去參觀。曾任駐美大使的章文晉，當時也在那裡工作，他們因而成了好朋友。 五十年代，於浩成從天津到北京。負責公安部群眾出版社工作。他本來對斯大林 、毛澤東和共產黨無限崇拜。一九五五年，發生了「胡風事件」，他感到很奇怪， 胡風給黨中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怎麼就是「反革命」呢?次年蘇聯共產黨召開十 三大，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更使他有了警覺。 文革一開始，於浩成就被本單位的「革命群眾」揪出來了，罪名甚多：「鄧拓式 的雜家」、「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假黨員」。一個接一個批鬥 會，沒完沒了的寫檢查材料，打掃廁所、樓道、座院作為勞動懲罰，抄家、遊街等 等，後來一九六八年，乾脆被投入中共「高等」監獄--秦城。他在北京市檢察院任 職的妻子張曉薇也同時被捕，年逾七旬的母親被批鬥折磨致死。他的五個尚未成年 的孩子，一下子全成了孤兒，斷絕了一切生活來源。多虧家中的保姆仗義，冒著生 命危險，偷偷將家中被紅衛兵抄家抄剩的古瓷典賣，用以維持五個孩子的生活。同 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於浩成也遇到了家破人亡的災禍。 於浩成當時還有「間諜」和「特務」的罪名。「間諜」是因為會講英語和俄語;「 特務」是因為他當過外國人的翻譯。許多年後，他才知道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群 眾出版社的藏書中，有一本香港出版的書，收錄有毛澤東夫人江青三十年代混跡上 海攤的報刊資料。有人認為於浩成就是整理「偉大旗手」的黑材料。 從文革發起的一九六六年，於浩成不過四十一歲，等到文革收場的一九七六年， 已年過半百。談到這段經歷，於浩成曾對筆者說：「一場噩夢過中年，道路崎嶇走 萬千。(這是他父親在其五十自壽詩中的兩句)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竟然在大折騰 中白白糟蹋掉了。」 一九七七年於浩成冤案得以平反，並擔任了群眾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創辦了一 批法制刊物，如《法學》、《啄木鳥》、《法律咨詢》等，並編輯出版了大量法律 書籍。鄧小平復出時還專門托人找於浩成借書，其中有一套《基度山伯爵》至今也 未歸返。我後來對於浩成開玩笑說，不應給鄧小平看一些復仇故事，該送幾本法學 書籍。於聽後大笑：聽說鄧小平以後甚少看書。 人間的「啄木鳥」 文革的浩劫使於浩成認識到：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的癥結所在：長期宣揚領袖崇 拜，相信人治，踐踏法制，領袖大於全黨，黨又大於國家，大於憲法。而最可悲的 是，槍桿子指揮黨，決定中國的一切。有此認識之後，於浩成一方面執著地投入法 制教育的編輯出版工作，一方面又率先突破理論禁區，提出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的 構想，強調「法治(而不僅僅是法制)和有法必依是民主化的重要條件，又是改革和 現代化的關鍵」。 一九七八年，於浩成參加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並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上介紹這 場「論戰」的意義、他組織出版了一系列思想較為開放的書籍，如蘇聯著名離心分 子蘇辛尼津的《古拉格群島》、理論加李洪林的《領袖和人民》，遭到了上司的最 嚴厲斥責，後來「真理標準大辯論」獲得中共中央肯定，事情不了了之。 使於浩成惹上「擺脫不掉」的麻煩，始於一九八五年。香港《鏡報》總編輯對他 作了一次專訪，於浩成坦率談了自己對民主與法制的看法。 當時中央正在宣傳所謂「第三梯隊」的接班方式，即物色一批「信得過的人擔任 高層次預備幹部。於浩成認為這是封建式的繼承辦法，完全違背民主程序，還是毛 澤東」你辦事我放心」那一套。 他還批評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治國思想，指出這是一種經驗主義的做法。 他認為改革制定發展戰略。「摸著石頭過河」容易造成浪費、改革反反覆覆，使國 家和人民蒙受巨大損失。 於浩成提出，對現行的法律和政策，應允許人們公開和自由討論，並建議成立「 監察部」，監察政府官員。 這篇「專訪」發表後，公安部黨委數次召開專門會議，並將「專訪「打印成《於 浩成同志錯誤言論》，列為「機密文件」送到中央政治局。由當時中共總書記胡耀 邦批示，於浩成被免去社長和總編輯職務。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在一九八一年草 擬《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文件時，於浩成曾向胡耀邦提出 建議，希望在文件中說明，五十年代中共在處理高崗和饒漱石「反黨」問題上也犯 了錯誤。胡耀邦收到於浩成的信後當即親比答覆，高、饒錯案不能列入文件。於浩 成說：「黨拒絕承認曾經無法無天，也就是說今後還會出現類似的問題。」胡耀邦 將於浩成免職後不到一年，他自己也被通過不符合黨章的方法給拿下來了。 其實丟了烏紗帽，沒有了行政事務的干擾，對於浩成也是件好事，可以更集中精 力寫作。但惹的麻煩也就更多了。 他提出中國要厲行法治，「必須徹底擺脫蘇聯法西斯頭子維辛斯基的法制模式」 ，而長期以來中國的法制建設照搬了維辛斯基的模式。改革不應該先推行，事後立 法追認。如果不尊重憲法和法律，就可能走上文化大革命這條路。 於浩成多次呼籲正在草擬中的《新聞法》和《出版法》首先要保障言論、出版自 由，不要以「防止濫用自由」為藉口，對這些民主權利加上限制。美國已故總統傑 佛遜說過：「沒有出版自由，一切其他的自由都成為泡影」。馬克思也說過，「我 們的自由有賴於出版自由」。不幸的是，中國連對馬列著作也是「各取有需」。如 果覺得沒有好處，連馬克思的話也可以不讓出版。 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浩成也提出設想：人大有三千個代表，太多了，很難 認真討論問題。人數愈多，並不一定愈民主。而且，人大代表，尤其是常設的「常 務委員會委員」大都是上級(黨中央)委任的。人大代表的數目可以減到五、六百個 。一定要是真正民選的。而且，必須成為專業政治家，具備討論國家大事的素質。 代表不一定要是工人或農民，但一定要與選民保持密切聯繫，對他們負責。人大應 該分權制衡。可以設立上、下兩「院」。比方說，上院成員按地區選出，下院代表 不同的階層。 於浩成還建議人大設立憲法監督委員會，監督憲法的實施和推行，裁決違憲案件 。目前，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去研究或審查某某法例和行政措施是否違憲。就以「勞 教」(勞動教養)來說，公安部有權把它認為的壞分子送去接受三年的勞教。由於案 件不經法庭，「犯人」沒有上訴機會。 於浩成一直主張要撤銷黨的政法委員會，認為「政法委」是對司法獨立的最大威 脅。一九八八年，黨的政法委改了一個名字，叫「政法領導小組」，他批評是：「 換湯不換藥」。 以上摘錄的僅僅是於浩成「大膽言論」的一部分，雖然有些言論在海外人士看來 並無多少新意甚至仍有保守的氣味，但在中國那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卻是 「驚世駭語」了。例如八八年年中他與杜飛進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發表對話錄： 《中國法學要盡快改變幼稚現象》，於在其中說：「『堅持』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使什麼都原封不動就是『堅持』?如果是的話，那麼『僵化』又是指什麼而言?「有 人據此認為於浩成在向鄧小平挑戰。 令人困惑的是，於浩成的許多觀點，雖然受到批評，事實上後來有不少被當局采 納。如成立監察部、取消第三梯隊等。 於浩成說：「就是說對了，說早了也不行」，接著又大笑，「但我這個人是好提 意見，大概是參與意識太強了吧。」 與鄧力群的交往 與徐惟誠的交戰 於浩成在「清污」和「反自由」運動中，均被列為「靶子」。相當一段時間不能 用真名發表文章，有的論文在付印前被撤下了。他還被宣佈取消《中國大百科全書 ·政治學卷》的編委，主編張友漁解釋說自由化問題;連他親自創辦的《法學》及《 法律咨詢》雜誌也被剝奪主編和社長資格，新聞出版社負責報刊登記的人說：「於 浩成要是還當主編，就不能登記。」 有人說，「於浩成只要稍微收殮一點，不僅沒有這麼多麻煩，而且早就官運亨通 了。」事實上，在一九七七年「平反」後不久，當時鄧力群任中宣部部長，曾經請 於浩成吃飯，邀請他出任中宣部副部長，為於所婉拒。 與鄧力群的一段交往，於浩成曾告訴筆者：一九六二年，鄧力群是劉少奇的秘書 ，受劉少奇派遣到公安部，幫助謝富治(當時的公安部長)總結四年來的政法工作。 劉復之(現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和於浩成都參加了有關寫作。那時鄧力群力主「反左 」，說公安部門在黨委的領導下犯了「左」的錯誤，完全代表劉少奇的觀點。後來 鄧力群當上了《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也與於浩成經常來往。「真理標準大辯論」之 後，兩人卻逐漸疏遠離。現在，鄧力群被民間稱為「左王」，近來更有重返江湖的 傳聞。 我聽許多人講，於浩成與徐惟誠素來不和。兩人曾在《人民日報》上就精神文明 和物質文明的關係展開討論。徐惟誠以「余心言」的策略著文稱：「飽受思淫樂」 ，當然符合中共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傳統原則;於浩成則堅稱「衣食足則知榮辱」 的唯物辯證法，認定物質文明為精神文明的基礎，且二者相輔相成。徐惟誠是反潮 流英雄黃帥的締造者，曾用「洪廣思」的筆名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針對一九七 六年四五運動的文章：《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的罪魁禍首》，因攻鄧有功升了官。 一九八九年鎮壓民運後，徐惟誠又升至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之職。 不知鄧小平是忠奸不辯，還是有無可奈何之處。但於浩成這樣的人，確實不適宜 在中共這樣的機構裡「做官」。甚至不能做一個」知識分子」。有位朋友說過一句 耐人尋味的話：「於浩成的長處和短處都在於一點：太認真，書生氣太重!」對這句 出自善意的話，於浩成當然知道是何所指，但他卻無意將自己藏起來：「我相信的 只是真理，因此只能講真話。」 即使在關押的日子裡，他亦是如此。九零年九月，他在「囚房」中度過六十五歲 的生日，作詩一首，詩云「雨涼葉落又值秋，骨肉離分最堪憂。劉伶遁世何足慕， 諸葛出山豈為侯?放眼五洲風雲變，匣光終將射鬥牛。人無自由母寧死，國無法治最 堪憂。」何其慷慨悲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