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大陸的發展(中) 胡 平 十.關於《論言論自由》 一九八零年大學生競選運動，是繼民主牆運動之後自由主義發展的又一次高潮。 這場運動的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結果便是：自此以後，大學生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 量正式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在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進程中發揮了舉世公認的先鋒 作用。其中，北京大學的競選活動尤其出色。通過競選，至少有如下兩條原則獲得 了廣泛的傳播和確認。其一是競選的原則，其二是言論自由的原則(參見香港田園書 屋出版的《開拓--北大學運文選》。由於競選活動本身就有時間地點的規定，所以 它比較容易避免失控，而當局也就很難施加露骨的迫害。事後，一些競選活動的積 極分子受到了俗稱「穿小鞋」的待遇。這種「冷處理」式的壓制並沒有超出一般人 的承受能力，充其量只是起到了減緩其自由化思潮迅速廣泛蔓延的作用。假如我們 同意，在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鬥爭的初期，對專制主義而言不贏就是輸，而對自由 主義者而言不輸就是贏的話，那麼我們就應當說，這場運動基本上是成功的。 民主牆運動和競選運動留下了豐富的思想文字材料。大致上講，有關自由主義的 各個方面、諸如個人自由、有限政府、權力的分立與制衡等概念均已涉及，深淺程 度不同而已。有人指出，這段時期的作品，對自由主義原則本身並無任何創見，其 表述之含混、論證之粗疏，既低於當年嚴復、胡適的著作，較之早先蘇聯、東歐一 批持不同政見者的思想也顯得遜色。這種批評不能說沒有道理。考慮到當年那些參 與者們的狹隘的閱歷和知識，上述缺陷不可避免。但我以為也不能一概而論。其中 有好幾篇文章，至今看來也不失其深刻銳敏。以拙作《論言論自由》為例。在這篇 文章中，我除了對言論自由的含義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價值，借用當代中國人易於領 會的經驗和語言，作出了較為系統嚴謹的一般性闡釋，還提出了幾點自己的獨特的 見解。 1.分析了在共產黨革命中，言論自由原則被歪曲、被否定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時 也就是極權統治實現其完成形態的過程。 2.強調指出，實行因言治罪、壟斷輿論不僅是極權統治的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也 是它最脆弱的一個環節和最致命的一個環節(阿基裡斯之踵)。 3.我特別意識到，在「文革」剛剛結束、鄧小平一派剛剛復出這樣一個短暫的時 刻，一般人對於長期不斷的、殘酷無情的、反覆多變的政治迫害(尤其是以言論思想 為由的政治迫害)感到懷疑、厭倦，而新的意識形態「教皇」尚未形成，整個社會面 臨著一個重新選擇的寶貴機會。在這種情況下，適時地、有力地倡導言論自由，將 獲得最廣泛的贊同和遭遇最有限的反對。因此，它就構成了從內部、從民間克服極 權統治的最佳突破口(有關這個問題的論述，參見拙作：《我為什麼寫〈論言論自由 〉》和《民主牆：十年後的反思》)。 綜合上述三點，我認為，我不是對自由主義本身、而是對在極權社會中如何推進 自由主義這一問題作出了新的發揮。 遺憾的是，關於突破口的戰略思想是在最好的時機(民主牆時期)已經錯過之後， 才逐漸成為一個比較普遍接受的觀點。因此，我們未能因勢利導、別開生面。不過 ，這篇文章在幫助更多的人們領悟自由主義並形成一個有利於凝聚力量的優先訴求 目標等方向，畢竟還是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十一.近十餘年來大陸自由主義思想(3) 一九八一年春，中共當局封閉了最後一家民間刊物《責任》，逮捕了徐立文、王 希哲等十幾位人士。與此同時，在報刊上又展開了對白樺《苦戀》的批判。在這種 政治壓力下，自由主義的傳播收到了很大的阻抑，但仍然在頑強的推進。從一九八 一年春到一九八六年上半年，是自由主義思想緩慢而持續地向前發展的時期。在這 段時期，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重視： 1.在官方的出版物上，不時出現一些闡釋自由主義的好作品。 2.開始出現了一大批具有官方的名義、但含有若干獨立傾向的出版物和文化團體 與文化活動。 3.經濟自由化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迅速發展。 關於經濟自由主義問題，我將在以後專節論述。這裡，我對前兩個問題略述如下 ： 1.在這段時期，不少人分別從哲學、政治學、法學和文學等多種角度倡導自由主 義。 在哲學上，有關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討論頗為熱烈，其中，王若水 的《為人道主義辯護》一文影響較大。事實上，這個問題早在七八年、七九年即已 指出，不少民間刊物對此均有論述。美學家高爾泰在中國社科院內部刊物《未完稿 》上發表的《異化近觀》更以觀點尖銳著稱。復旦大學哲學系一批年青的研究生並 以此為名提出了從認識論到價值論的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全局修正。若於黨內高級 理論家如周揚、蘇紹智等也發表了一些有份量的文章。這些作品，借用馬克思早期 的某些思想，批判專制，倡導個人自由，強調主體價值，從一種特殊的角度推動了 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 一些從事西方哲學政治思想研究的學者則以另一種方式推動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 。他們翻譯和介紹了大批西方自由主義大師的著作和思想並進行借題發揮的評論。 這些譯著和評論一般都發表在文化性、學術性的刊物上(比如，《讀書》雜誌發表過 陳維綱對盧梭思想中極權主義因素的剖析和陳奎德對房龍《論寬容》一書的評論， 《國內哲學動態》上發表了杜汝楫教授對波普學說的系統介紹，等等)，因而直接影 響面較為有限，但是它們在幫助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形成明晰深 刻的自由主義信念方面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談到國外思潮的引進，這項工作早在「文革」後期就在不露聲色地進行。像《參 考消息》和《第三帝國興亡》一類「內部讀物」，無疑是當時有思想的人們的最重 要的精神養料。此後，這種翻譯評介的活動更是蓬勃開展。許多舉世聞名的批判極 權專制的經典之作，包括《一九八四年》、《古拉格群島》，都有精美的譯作問世 。既然當年的嚴復因為翻譯了西方自由主義論著而被公認為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優 秀代表，那麼，我們難道就不應該對在這十餘年來踏踏實實地從事同類工作的人們 為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所作出的傑出貢獻給予更充分的評價嗎? 青年法學家梁治平發表了幾篇長文，從對中西方「法」的概念的分析比較入手， 相當嚴謹地闡發了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法治概念。此外，不少法學 家一直致力於倡導和推動一些皆在保護個人權利的法律的制定。在文學界，則出現 了一大批揭露政治迫害的殘酷、表達對個人自由的嚮往、強調人性尊嚴和主體價值 的作品與評論，不勝枚舉。 最後，我還要補充一點的是，由於上述種種思想文字都是出現在官方出版物上， 因此我們不能不對有關刊物的編輯們的在幕後的巨大努力表示敬意。 2.還在民主牆時期，於光遠和團中央一批熱心人士就曾經為使民間刊物取得合法 地位而多方奔走呼籲。此後，在原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和社科院馬列所負責 人的支持下，幾位青年學者辦起了第一份具有明顯同仁性質的集刊「青年文稿」(只 出了一期)。再以後，經由包遵信(原《讀書》編輯)和金觀濤等人的努力，《走向未 來》叢書問世。爾後，接二連三地，在各地都出現了一批具有官方名義、但含有若 干獨立性的出版物，以這些出版物(大都採取叢書形式)的編委會為中心，實際上逐 漸形成了相當一批半民間的文化團體，並開展了一系列獨立的文化活動。這種現象 意味著當局對學術文化活動的控制力的消弱，因此其本身便表明了自由主義的一種 有限的成功。到了一九八五年、八六年，多種多樣的叢書、學會及討論會都發展到 相當規模。一個具有強烈獨立意向的知識分子群體已經隱然形成。 在這段時期，不少人再度對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進行思考。和以往同一題目的思 考不同，這次思考不再是關心所謂「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而是強調知識分子的獨 立性與批判意識。與此同時，所謂「文化熱」方興未艾。借助於中西文化比較、傳 統與現代的比較，大部分論者展開了對專制的抨擊和對自由民主的讚揚。至此為止 ，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包括新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已經明顯消逝，而對於源自西方的 自由主義則表現出不加掩飾的熱情。 十二.近十餘年來大陸自由主義思想(4) 隨著一九八六年夏季的到來，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氣候到達了又一個熱點。儘管 所謂「政治改革」討論只持續了半年左右，儘管鄧小平的本意僅限於行政效率的改 進，但是來自黨內外的強大力量迅速地把這場討論納入了自由化的軌道。 八六年下半年的自由化運動可分為三個層次。 一是黨內改革派。尤其是新任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力倡寬鬆的政治文化氣氛， 甚得好評。在更高層，則有胡耀邦、萬里、胡啟立等，態度也較為開明。文化部長 王蒙在前些時候就提出過「費厄潑賴」應該實行。年青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潘維明 曾在上海發起「文化發展討論會」，邀請了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參加。在這段時期 ，共青團中央也舉行過多次有關政治改革的討論。如此等等，在黨內上層形成了一 種少見的開明氣象。 二是一大批有一定地位和聲望的黨內知識分子。像於光遠、蘇紹智、於浩成、嚴 家其、王若水、李洪林、溫元凱、劉再復、孫長江、吳祖光、許良英、張顯揚，還 有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他們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講話。 三是廣大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這一部分的人數更多，觀點更尖銳，活動 也更頻繁。其中，那些具有半民間性的文化團體和大學的學生社團發揮了良好的組 織作用。以武漢的《青年論壇》為例，該雜誌自八四年底創辦以來，連續發表了一 系列正面闡揚自由主義思想的文章(包括民主牆時期的幾篇作品)，還發起了幾場相 當規模的學術活動。八六年九月在北京組織了關於我的《論言論自由》一文的討論 會。十月在武漢組織「跨世紀的中國」研討會，並安排了十餘場大型講演。一時頗 為轟動。與此同時，南方新創辦的《深圳青年報》、《現代人報》，以其言論的尖 銳、編排的新穎而引人注目。在這段時期，一些原來「官氣」就較少的官方刊物， 如《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民主與法制》、《中國青年》等也發表了許 多鼓吹自由化的文章。一向人云亦云的民主黨派也在他們的刊物(如《群言》、《團 結報》)上刊登了一些好文章。 事實上，在這段時期內公開發表的文字，僅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更大量的 、常常也是更深刻、更銳利的思想觀點是出現在大大小小的討論會、座談會和講演 活動中。和七八年至八零年間的情況相比，八六年下半年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面推 展到一個十分可觀的程度。凡是親身經歷過這場自由化運動的人都強烈地感覺到那 種廣泛瀰漫的自由化氣氛。一位民主牆時期的老朋友興奮地對我說：「沒想到人心 變得這麼快!看來，我們追求的理想，在我們的有生之年一定能夠實現」。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八六年底爆發了空前規模的學潮。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大 陸十幾個城市幾十萬大學生走上街頭，高呼自由民主。其聲勢浩大，目標之鮮明， 實為中共掌權以來所僅見。它有力地證明，自由民主原則已經成為中國年青一代的 共同信念和強烈追求。 十三.近十餘年中國大陸自由主義思想(5)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當局再度開展所謂反自由化運動。胡耀邦卻被迫辭職，朱厚 澤等被罷免，若干黨內自由派知識分子被開除，一批刊物被封閉，大量預訂的會議 與活動被取消，許多有價值的書稿、文章胎死腹中。中共聲稱這次運動針對黨內不 針對黨外，但實際上它對黨外的壓制更嚴厲，只是不那麼大事張揚而已。當局重點 批判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三位黨內知識知識分子，印發了有關方、劉、王 三人自由化言論的材料以資批判。殊不料此舉恰如十年前廣東省委為批判「李一哲 」而印發李一哲的文章一樣，反而使得被批判者的觀點獲得了更大的傳播機會而產 生了更廣泛的影響。尤其是他們的一些講演和講話，和前階段許多人的講演、講話 一樣，內容要遠比見諸公開報刊的文字尖銳得多，由於不能公開發表，影響面本來 還較為有限。經由當局的義務宣傳頓時流行全國。其中，方勵之的講話直截了當摒 棄馬克思主義、公開主張自由民主，清楚明白，更富感染力。方、劉、王三人同屬 共產黨正統教育成長的一代知識分子，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頗有成就，在體制內又有 相當的地位。因此他們的自由化思想便具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再加上今非昔比，方 、劉、王這次被批判，是發生在自由主義思想已有長足發展、民眾獨立意識已有相 當根基的背景下，因此，他們非但沒有因挨批判而陷於孤立寂寞，反而立時贏得了 更為普遍的同情與讚揚。 八七年新的反自由化運動來勢兇猛，但很快就表現出後繼乏力。原因在於全社會 的強烈抵制。到了八七年下半年，新的一輪自由主義思潮的衝擊已然興起。這次沖 擊的最大特點是：它不是像以往幾次高潮那樣多少還假借了最高當局的幾個口號， 而是自始至終表明了一種獨立的、甚而是反抗的立場。 在這段時期，半民間性的文化社團日益發揮重大作用。繼《走向未來》叢書之後 ，全國已有數十種不同的叢書出現。其中，甘陽主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 ，以其雄厚的學術實力和宏大的研究計劃迅速引起人們的注意。王潤生主編的《傳 統與變革》叢書則力圖以生動明快的風格普及新的倫理觀念和法治觀念。由原《北 京之春》李盛平實際負責的《二十世紀文庫》重點介紹了一批西方現代政治學、社 會學名著。原《沃土》主編姜洪經營一家獨立的研究機構持之有年。陳子明、王軍 濤更在多年積累的基礎上，幾乎是奇跡般地建立、鞏固和發展了一個具有相當人力 財力基礎的民間研究所，並主持了多次大型的社會調查和學術研討活動。此外，還 有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結構更為鬆散的社團大量出現，北京大學的所謂「草地沙 龍」即為突出一例。 在這段時期，自由主義思想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可觀的進展。一些學者對自 由主義理念作出很好的開發。比如甘陽、陳奎德在各自的專論中，對自由主義的幾 個重要問題：個人主義問題、個人權利問題、自由主義的經驗主義基礎問題都有很 好的論述。王軍濤等則強調公民意識，劉曉波新軍突起，鼓吹個人主義、個人自由 不遺餘力。電視連續劇《河殤》，以具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鼓吹「蔚藍色文明」，影 響之廣，幾乎家喻戶曉。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是十分微妙的。在中共當局方面，半心半 意的改革已經不能令人滿意，半心半意的壓制又不復令人恐懼。不止是青年人，不 止是知識界，就是在一般民眾尤其是北京等大城市的民眾那裡，對共產黨專制政權 的強烈不滿溢於言表，泛於市間。在不少場合，人們對當局的批評已經接近到無所 顧忌的程度。當時流傳一句順口溜：「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 這句順口溜揭示了一個很深刻的現象。「不說白不說」表明人們說真話已經沒有多 少畏懼;「說了也白說」表明人們對當局缺乏進一步改革(此處尤指政治民主化方面 的改革)誠意而深感失望;「白說也要說」表明人們對現實不滿的強烈程度以及希望 有所突破的迫切心情。許多關切中國政局的人都預感到行將到來的一九八九年不會 平靜。這一年剛好又是反右運動三十週年、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周 年。有那麼多敏感的日子會召喚起人們的共同回憶，從而使得千千萬萬已經具有了 相同意向的人們有可能在同一的時刻作出不約而同的行動。 果不其然，一九八九新年伊始，就表明它不同往常。先是方勵之致書鄧小平，呼 吁釋放魏京生等思想犯;其後，是連續三波的、有近百名知識分子的聯名公開信，提 出同樣的要求。儘管這場簽名信活動的規模並未超過一九八零年北大學生徵集出版 法草案的那場簽名活動，但是由於這些簽名者集中了中國文化界老中青三代知名人 士，其影響程度便有過於前。當局拒絕了人們的合理要求，但又難以進行露骨的鎮 壓。因而只好一方面採取拖延的辦法試圖消解，另一方面則把簽名信的一位發起人 陳軍用莫須有的、與簽名活動無關的理由驅逐出境以防止該活動的進一步蔓延(陳軍 本人在簽名信之後還單獨進行了一系列後續活動)。這種作法無疑進一步暴露出當局 進退失措的窘態，因此一場更大的衝突已不可避免。於是，以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 猝然病逝為導火線，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八九民運。 八九民運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一是規模大，有數以千萬計的民眾投入，包括 社會各階層，在中共黨政軍內都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和支持;二是時間長，前後持續約 五十天;三是運動明確提出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口號並付諸行動，成立了獨立的民 主組織和辦起了獨立的出版物;四是運動始終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表現 出感人至深的自律精神和犧牲精神;五是獲得了全世界的關切與同情，事實上，全球 的華人都共同參與了這一運動。八九民運雖不幸以悲劇告終，但它造成的巨大效應 卻僅僅是在開始。此後，東歐、蘇聯等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一黨專制的覆滅 ，在整個人類歷史的意義上深遠地改變了世界。自由主義在今日之中國大陸雖然處 於十餘年來最艱難的時刻，但也是最有希望的時刻。 十四.關於經濟自由主義 在近十餘年來中國大陸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中，經濟自由主義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方面。所謂經濟自由主義，我是指關於個人擁有財產權利以及主要是通過自願交易 進行合作的一套觀念。 和政治自由主義起步早、進展曲折相比，經濟自由主義思潮起步較晚，但發展很 快，也較為順利。粗考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幾條。 1.「文革」浩劫給中國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殘酷的、廣泛的、無休止的政治運動與 政治迫害。相比之下，由於封閉而缺乏橫向比較，一般人最初對自身的貧窮狀態的 感受倒不那麼刻骨銘心。 2.因為政治上自由民主的要求明顯危及中共一黨專政，而發展經濟則不失為朝野 上下的共同利益，故而後者的發展一向較少阻力。鄧小平是個半截子的實用主義者 。他相信只要抓緊絕對權力不放，其它方面，主要是經濟活動方面。不妨放得更開 一些，各種辦法都可以試一試。以後更看到了亞洲四小龍的經驗，益加增強了中共 最高當局的這一傾向：這就為經濟自由化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留下了更大的活動 空間。 3.對外開放給一般人最強烈印象是 彼富我窮。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普遍落後於資本 主義。西方世界本身又正處於保守主義重放光彩之時。這些印象深刻地影響了經濟 改革的方向。 4.中共在政治上是力求穩定，它不在乎停滯，僵化。在經濟上它卻希圖發展。因 而不得不尋求突破。所以就造成了後一進程能較為持續發展的局面。 最初，國人對經濟發展的取向，認識相當歧異。凡是派以為今後只要少講空頭政 治、少搞政治運動，經濟便可復興。華國鋒一方面宣佈「文革」結束，一方面提出 要建設多少個大慶大寨，表明他對毛澤東的經濟模式毫無反省。親蘇派則認為必須 糾正毛澤東自大躍進至文革的唯意志論、瞎指揮，而回到正統的斯大林計劃經濟模 式。陳雲派的「鳥籠經濟」是其五十年代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的繼續，他並不完全 贊同蘇式極為嚴格的計劃經濟，主張政府支配而非壟斷社會經濟生活。還有一些人 則對南斯拉夫的模式很有興趣。上述幾種思想，除了陳雲的「鳥籠經濟」因較有彈 性而至今仍有影響力外，其餘各種思想幾乎都已偃旗息鼓。與此同時，經濟自由主 義則獲得驚人的發展。趙紫陽可說是中共最高領導人中思想最近於經濟自由主義的 一位。在促成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過程中，不少經濟學家，尤其是一大批年青 的經濟學家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限於個人經驗，我擔心我自己不能給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脈絡作出較為準確 的描述。儘管我對此一進程也略有介入(八五年我出版了一本在闡明經濟自由主義的 小書)。順便一提，雖然我本人對於一般性的自由主義思想發展過程參與較深，但囿 於個人見聞(尤其是對八七年我出國後的發展狀況)，上述幾節的論述難免有所遺漏 ，尚望他人補充修正之。 在中國大陸，經濟自由主義的傳播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自由經濟更能使社會合理地分配資源。 2.自由經濟更能促使人們勤勉。前不久何新發表講話，認定社會主義經濟能更集 中更有效地利用資源，本身已是大錯;而他完全忽視了勤勉、也就是人們從事經濟活 動的積極性問題，更是明顯的失誤。 3.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自由經濟在道義上更公正。這一點有必要多說幾 句。因為一度流行這麼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固然缺乏效率，但卻 較為公正，包括它能更好地保障窮人利益等等。這是一個神話，經濟改革的實踐正 好駁斥了這一觀點。眾所周知，農村的包產到戶首先是農民，尤其是那些較貧苦的 農民自發搞起來的。它有力地說明了恰恰是舊體制下被認為是受到最大保護的那部 分人，實際上最反對這種體制。馬克思理論要求複雜勞動應比簡單勞動得到更高的 報酬，這其實是確定了一種僵硬的強者對弱者的優勢(至於說在實際中並非如此，那 是另一回事)。自由經濟卻有一個比較優勢定律，它使人們可以揚長避短，從而使強 弱變成一個靈活可變的因素，反而有利於一股缺少複雜勞動技巧的人。再以失業與 社會保障而言，大家也都知道，城市中第一批個體戶是來自所謂待業青年。它表明 大鍋飯的恩惠本來就不是普度眾生的。社會主義經濟自稱要代為全體成員謀利益， 因此它禁止每個成員自己為自己謀利益;但實際上它根本沒有做到為全體成員謀利益 ，而具有諷刺效果的是：一旦那些被社會主義優越性排除在外的被遺棄的人們有了 自己為自己謀利益的一點機會，他們反而成為全社會中也許是最富有、至少不是最 貧窮的一群。這樣的「公正」豈非虛言?從原則上講，個人能擁有財產權利並自願地 與他人交易和合作，這種制度才更為公正。 中國大陸十年經濟改革。其利弊得失當然是複雜的、多方面的。但是它促成了經 濟自由主義的空前廣泛深入的傳播，這一後果的積極意義則是無庸置疑的。□(下期 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