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何新《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一文 亞 衣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在第一、二、三版上以將近兩個半版面 ，推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年輕學者何新的長文：《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 。略知中共宣傳部門運作程序的人，都會明白此等文章往往具有某種特殊的「來頭 」，因此，本人極其耐心地細讀了何新的長文，試圖找到一些新的有價值的學術見 解。雖然結果使我失望，但是我仍然決定對何文作一評論，因為何新所談論的題目 本身還是很具有意義、很使人們感興趣的。 一篇不合學術規範的奇文 我想先就何新文章的形式稍作評論。 《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對何新讚揚有加，認為他勤於思考、善於思考的精神 值得讚賞，高瞻遠矚的科學的思考方法值得提倡，唯物主義的觀點值得讚許，愛國 主義的立場值得尊重。這些且不去說它;倒是「編者按」同時稱讚何新的治學作風也 「值得提倡」，我等同為學界中人，就不得不說兩句。在學術方面，畢竟還有一些 超越政治的純學術的規範。把何新這位「自學成材」者的「犯規」之處提出來，也 許對他會有所幫助;更重要的，可使更多涉世不深的學子免受《人民日報》「編者按 」之誤導，不去效仿何新。 從形式上看，何新的大作有兩個毛病。 其一，這篇長文的副標題為《何新與日本經濟學教授S的談話錄》，但通觀全文， 乃知與其稱之為《談話錄》，不如說成是《採訪記》更為貼切。那位匿名的S教授從 頭至尾只是一個陪襯者或聽眾，而不是一個對談者或討論對手;在何新的大段大段近 乎獨白的說辭面前，S教授所說的不過是「我想向何新先生請教」、「您的論點很尖 銳」、「您的確厲害」、「看來您什麼都不怕，除了真理」這一類略帶奉承味道的 話而已。 其二，把此文看作採訪記，又不盡合適。按照常規，採訪記由採訪者(即S教授)出 面發表，或由作記錄的第三者整理發表。這篇長文不同，它是由被採訪者整理發表 的。不僅如此，在此文開首的引言裡，何新還專門表明：「本文在原談話稿的基礎 上，發表前我作了某些整理和補充。」這也使人感到納悶。不知道何新的「整理和 補充」，是否經由S教授同意;也不知道何新有沒有將S教授的原話也「整理和補充」 過。 順便說說，人人可以看出上引何新的那句話文理不通。我以為《人民日報》或中 宣部的負責人如果真心愛護這位「自學成材」者，應該請資深編輯幫他把這類語病 改掉才對。 何新還說：「本文觀點，無論確當與否，均由我負責。」這又怪了。所謂「本文 」指的是什麼?指整個「談話錄」?可是，按照常規，談話的一方只能對自己所說的 話負責呀。那位名叫S的日本教授所說，並不需要由何新負責。當然，如果何新在事 後「整理和補充」的過程中改動了S教授的原話，那就必須負責，但負的是另一種責 。肯負責的勇氣固然可嘉，但做法不合規矩。 對當前世界經濟主要問題的判斷：何新之有? 形式不當;內容又如何呢? 《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說何新的「許多觀點有獨到之處」。讓我們先看一看 何新對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癥結所作的診斷是否有點新意。 何新認為大體上是兩個問題。 「第一是世界資源有限，發展機會也有限。在世界現行的經濟體制中，走向富裕 、現代化並不是一條對各國都同樣寬闊的多行道。」 「第二是目前世界經濟結構很不合理。在這種構造下，世界各國不可能有和平與 發展的平等機會」。 要說這裡有什麼獨到的發現，我相信讀者會啞然失笑的。 「世界資源有限」。說得不錯。不過，粗而言之，這只是常識。具體言之，遠的 只消提到本世紀初生態學創始時期學者們關於人類與自身棲居環境的衝突與統一的 闡述，近的只消提到一九六八年誕生於羅馬林西學院的「羅馬俱樂部」。梅多斯等 人的名著《增長的極限》對於整個世界資源的有限性和發展的有限性早已作出了詳 盡的說明。此後，博特金和佩西等人既討論了人類環境的外部極限，又討論了人類 自身的潛力與內部界限。應當說，世界經濟學界、未來學或生態學界，對這些問題 已有相當成熟的認識。這時煞有介事地提出「有限」論，不是有點像只井蛙嗎? 「世界經濟結構很不合理」。此話怎講?是指當代世界實際並存著的多種經濟體系 之中的某一體系不合理，還是指這種並存現象本身，即不同經濟體系的宏觀關係不 合理?在何新眼中，這個世界是「應有」的，還是「現有」的?你要它合理，合的又 是哪一家之理?一般地訴說這個世界的不合理性，從自古以來的文化、宗教典籍甚至 小說家編製的故事中，不知能找到多少!何新把這種不言而喻的現象界的東西提出來 作為對當代世界經濟弊病的診斷，真使人不知所云。作為讀者，我腦子裡突然冒出 了四個字：「何新之有」! 說起這四個字，還有一段小故事。數年前在國內，學界朋友告訴我，有個名叫何 新的自學成才者，筆頭很快，愛寫一些標新立異的文章，在學術界游龍走蛇，結交 名人。有一次他拿了自認甚具新見的文章(托人?)給一「名人」看，「名人」讀罷鄙 夷地說：「何新之有!」此事本已忘記,今番親讀何某大作,它卻又忽然浮現出來。 「絕對貧困化」現象之「轉移」及其他 要說何新的長文中一點新意也沒有,是不大公正的。我仔細尋找，大約找到了五條 何新的「創見」。 第一，發達國家把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現象轉移到了「非發達國家」 何新沒有說清楚這個「非發達世界」是否限於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抑或包括中國 這樣一個具有「相當巨大的人口規模」的窮國?以往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構曾經證明 過中國過去的貧窮是帝國主義剝削和掠奪所造成的，現在何新是否想進而證明社會 主義中國目前的貧困也是由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轉移」造成的?我相信憑何新的 才能，他肯定有辦法證明當年中國餓死幾千萬人也是資本主義國家(還包括「修正主 義」國家?)「轉移」所造成的。 第二，近年來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投資 何新說他驚訝地注意到，自一九八三年以來，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利息 和利潤，高於前者對後者的投資。於是他得出結論，「近年來並非是發達國家向發 展中國家投資，而竟然相反」。 我比何新更驚訝。因為在他的「經濟學」中，投資者的利潤及利息的回收額必須 低於投資額，換句話說，投資者必須賠錢，否則何新就要驚訝。 也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投資虧本、賠錢的事見得太多，何新就同樣以此來 要求發達國家的投資者了。其實在中國大陸也不盡然，記得一九七五年中央政府在 上海投資建造金山石化總廠時，鄧小平專程來到上海，所作的最重要的一個指示就 是，二十億投資三年之內必須收回，第四年開始純上繳。看來何新在投資與利潤問 題上還不如當年鄧小平清醒吶。 想起念大學時所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其中專門講到資本主義如何利用「資 本輸出」剝削窮國。何新想說的也無非是這個意思。何新堅守以往的理論陣地還真 有點韌性，不過，最好他能表明自己所堅守的理論之淵源，而不必將它弄成自己的 新貢獻。 其實從二次大戰以後，發達國家就逐漸成了吸引資本(無論是直接投資、有價證券 投資或貸款)的中心。這在很大程度上由部門投資結構的變化所造成。投資主要集中 於加工工業部門，集中於先進的知識密集型部門。這種部門又主要存在於發達國家 。 此外，何新還忽略了「富國」之間(如日本、西德與美國)的交互投資。事情並不 是象何新所說的那樣,世界資金「由窮國流向富國」。 第三，中國生產力「發展過快」 何新此言使得S教授「哦」了一下。我的閱讀興趣也提了起來,因為中國生產力的 落後是公認的事實。但細讀何新的分析，又覺大失所望。原來何新說的是相對「中 國目前的國內市場發育水平」，中國的工業生產力已經「過剩」。 何新的結論是：「一九八八年以來國家提出的治理整頓方針，就是為了糾正這種 偏差」,而「現在看來取得了相當的成效」。我不由得想起了李鵬八月份在全國工業 生產工作會議以及十二月份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李鵬對於「治理整頓」 的理由、成果說得也頭頭是道。何新與李鵬在這一點上確有異同工之妙。不僅如此 ，李鵬在報告中專門談了重視農業的問題，何新也說他提倡「新重農主義」方針。 英雄所見略同。可惜不知道是其中哪一位受了另一位的啟發或影響所致。 此外，何新的創見還有： 第四，工業化使得亞非拉地區不少國家「比工業化以前的質樸農林經濟時代更窮 苦」，因為美國以「債務鎖鏈」拴住了他們。(又說美國也變成了「世界最大的純負 債國」，不過還好沒說美國也是窮國。) 第五，毛澤東當年在談到商品生產的「共同經濟規律」時主要說了「價格和交換 的規律」，何新今天向前推進了一步，認為「供求現象擴張和收縮的週期性，恐怕 也是商品經濟的一種普遍規律」。 這兩點留給瞭解情況的或懂得經濟規律的專家去評論吧。 大膽的假想和預言 《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讚揚何新善於從「大視野」、「大趨勢」「高瞻遠矚 」。從何新長文中所作的一些假想及預言來看，他確實具有中國共產黨人式的傳統 的巨大氣魄。 預言之一. 「從現在起，向下看今後十年至二十年，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可以說 正在遇到(此句不通，應在這裡加上「及將要遇到」—-引者)其有史以來最深刻、最 嚴重的總體性危機。」 斯大林當年不是作過資本主義經濟的「總體危機」的預言嗎?何新說：「現在看來 ，這話當時他講得有些早了。」 斯大林預言過早，何新預言正好。只能走著瞧了。 預言之二. 亞洲四小龍「未必能繼續保持給人如此印象深刻的發展，不信就請再看十年」。 預言之三. 「只要中國不再發生動亂，而經濟、政治發展大方針正確，再過十年的亞洲經濟 ，究竟是誰將稱雄，現在恐怕還很難說」。 後兩個預言的口氣軟多了，又是「未必」，又是「恐怕」，而且加了那麼多限制 性前提，大大增強了這類句子的不可證偽性。如果十年之後中國大陸經濟仍然不行 ，何新的預言也不會錯，因為那是「大方針」不正確造成的。不用等十年了，這種 預言總是對的。 預言之四. 「未來的社會主義運動一定會汲取昨天的失敗的教訓，會比過去的形態更高級、 更成熟，包括在發展民主問題上。」 除了「四大預言」，還有「四大假設」。 假設之一，關於海灣危機： 「假如在伊拉克背後有一個大國作為後台，那麼這場危機後果就會明顯不同。」 這一「假如」的大背景，是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也歷來是用「超級大國爭奪霸權」來解釋中東紛爭的。 假設之二,關於一九八九年中國經濟下滑: 「如果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若發生中國一九八九年那種市場疲軟情況，恐怕會立 即引發眾多企業、銀行、商店的倒閉、破產，股市崩潰、失業，甚至社會動亂等險 惡的情形」。 假設之三：「假如美國或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把經濟大門關上，或者也被從 經濟上封鎖十年、二十年,那麼我們再看一看，在這十年、二十年中，你們的市場自 由經濟制度還能不能生存下去?還能不能保持現在的高消費生活水平?」 假設之四： 「如果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間，中國不搞文革，不搞備戰，而是利 用當時已有的工業技術基礎和充分調動資源，利用當時的民心、民氣，面對世界市 場積極開拓出口，那麼後來亞太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機會，恐怕不會落到四小龍手 裡。甚至與日本比究竟誰短誰長，也還要另作商量。」 這後三點假設，都是何新為了說明「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制度」而 提出的。作為一名從事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研究的學者，何新具有極其強烈、鮮明 的政治傾向性(或曰「黨性「)，這自然符合中國共產黨歷來對知識分子所提的要求 。但是何新在這裡提出的並不是一種科學上的假設，而是事實上完全不可能發生的 虛擬式。這種虛擬式在日常生活中表達某種無可奈何的願望時是常見的，但在嚴肅 的科學論文中，它不具有地位。它與科學的「假設—-驗證」方法風馬牛不相及。 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事件具有時間箭頭，具有「歷史」，它不可逆且不可重複 。任何人都沒有能力去實現何新提出的那些「假如」。這一類不須驗證也絕對無法 驗證的「假如」在科學上沒有意義。(比如，任何一位政治學或經濟學或社會學家都 不可能設計另一個「有大國作後台」的伊拉克在今日海灣作「對照組」實驗，也不 可能重展一個沒有「文化革命」的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國大陸史。)因此，倘 若不對這種無意義的虛擬式加以約束，那麼何新或何新們就會繼續在他們的學術活 動中使用這類語句，甚至會提出「如果一九八九年六月美國學生佔領『白宮廣場』 ，布什也會出動坦克」，「如果李鵬代替裡根任兩屆美國總統，美國會更富強」這 一類荒唐話。 社會主義制度的忠誠辯護士 一九九零初，《人民日報》曾經分四次連載了署名聞迪的長文《社會主義能夠救 中國》。若把何新的長文與聞迪的長文作一比較，可以看到二位作者捍衛中國「社 會主義制度」的立場同評堅定。何文雖然在數字材料的採集上不如聞文詳細，但更 有氣魄，所以獲得了《人民日報》更高的評價。 何新捍衛「社會主義」有自己的特點。 首先，他表明自己十年前相信過市場經濟，後來經過十年觀察、比較和「更深入 的理論研究」，終於「確信社會主義經濟在總體上，在內在的生命力上，比資本主 義經濟要強些」。這種從「舊陣營」裡殺回馬槍出來的漢子，其說服力必定更強些 。 其次，他用日本在經濟復興上的成功來證明「社會主義優越」。其邏輯是，日本 在二次大戰後採取了「計劃和政府干預」，取得了成功，於是得出結論：「社會主 義」「對於發展中國家由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過渡到快速實現工業化(請注意， 這裡的何新又不說工業化使『窮國更窮』了--引者)，乃是最切合時宜的一種社會制 度」。 何新轉了一個圈子，用「資本主義」日本的成就來證明「社會主義」之優越。辦 法想得真聰明，只是證明步驟不夠嚴密。何新至少還需要證明「計劃和政府干預」 ＝「社會主義」，才能讓他的證明天衣無縫。 再次，他用蘇聯、東歐的轉變作反面陪襯。何新說：「十至二十年前，蘇聯、東 歐還都是經濟蒸蒸蒸日上的新興工業國」，現在卻「紛紛陷入衰敗困敝之境地」。 原因是它們被西方「巧妙地從思想、經濟和政治三條戰線上打垮」了。何新的這一 評論確實與中共中央關於蘇聯、東歐變動的內部文件口徑一致，與中外許多正直的 學者的結論則截然相反。 這裡有兩個基本事實判斷上的分歧。一是在八十年代前蘇聯東歐究竟是「蒸蒸日 上的新興工業國」，還是由於原有僵化經濟模式的痼疾日益顯露，到了非徹底變革 就沒有出路的地步?二是蘇聯、東歐近年來，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以來發生的根本性變 化，包括放棄共產黨一黨專政、允許或實施包括私有化在內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 由化(同時結合著美蘇和解、「冷戰」結束這類國際關係的變動)，究竟是一種歷史 性進步還是倒退?在何新眼裡，蘇聯的戈巴喬夫時代不如勃列日涅夫時代(這是一個 蘇聯百姓家喻戶曉的「停滯時期」)，華文沙當總統不如雅魯澤卡斯基軍事管制，哈 維領導的捷克不如蘇軍坦克控制下的捷克。我想，世界各國任何一個尊重事實、尊 重人民對經濟、政治制度自由選擇的學者都不會贊同何新的這種武斷的。 除了上述三項，何新還有對「社會主義」(由於「社會主義」牌號太多，何新為之 辯護的主要是鄧小平式的中國社會主義，這一點請讀者注意)優越性的正面闡述。他 依據鄧小平的指示，論述了社會主義三大好處。 第一，「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好處，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很深刻。」 第二，「社會主義的另一個好處，是對外有力量。」 第三，「社會主義的好處，還可以調富濟貧，調豐補歉等。」 這些好處落實在哪裡?何新未予細說，我倒可以為他的結論補充些實例。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集中力量辦的大事」主要計有：「土改」、「合作化 」、「鎮反」、「肅反」、「公私合營」、「人民公社」、「大躍進」、「全民煉 鋼」、「四清」、「文化大革命」、「平暴勝利」。「對外有力量」的典型是「社 會主義」中國打「社會主義」越南。至於「調富濟貧」宜改為「劫富私吞」。各省 市每年幾十億幾百億上繳「中央」，以供統治集團支配、享用;而包括中國共產黨賴 以起家的許多「革命根據地」在內的窮山僻壤，幾十年來則面目依舊，甚至比一九 四九年前更苦。這些事實，何新縱有如簧之舌，怕也無從否認。 何新用袁木一樣的口吻說到了「公有制」。且不論「公有制」的名聲好聽難聽;我 們先得問問,中國共產黨幾十年間實施的真是由人民擁有社會、集體財富的公有制， 還是少數統治集團階層對廣大民眾進行經濟剝奪和超經濟剝奪的虛假公有制。關於 這一點，拙作《中國虛假公有制廢除論》(載《探索》第八十期)中已有評論，我在 這篇評論中就不贅述了。 此外，我還想請教何新，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是否也同樣具有前列的「三 大好處」?我想，無須過多的思索，回答是肯定的。希特勒的「集中力量辦大事」， 「對外有力量」以及「調富濟貧」的事實，已經載於史冊。請問何新，鄧小平的「 社會主義」與希特勒的「社會主義」又區別何在呢? 「世界主義」與「愛國主義」的衝突 在抨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封鎖時，何新像一個「世界主義者」。他不止一 次地抱怨發達國家不願意讓不發達國家成功，譴責富國更富，窮國更窮的「兩極分 化」，盼望世界經濟能給每個國家提供同樣「平等」的發展機會和道路。其實，即 使稍微認真讀過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的人(我注意到何新稱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 )，也會知道馬、恩對舊時農民或小資產階級「平等」觀念的批評。在現代社會，與 其追求那種由於歷史和自然條件不同而不可能實現的各國之間的「平等」，還不如 追求「公正」。 何新的「世界主義」的「平等」願望雖然天真，卻還善良。不過，後來他又談鋒 一轉，宣佈自己「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我的一切學術活動的最高宗旨， 就是要為我的祖國和民族謀利益。」這樣一來，他使自己成了一個自我衝突的角色 。 既然你要為自己的祖國和民族謀利益，那麼你應當允許發達國家的投資者、企業 家為自己的祖國和民族謀利益，你就沒有理由譴責他們從投資中收回盈利，使其他 國家「肥水外流」，使自己國家富上加富。 何新完全有權響應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號召，表明自己的「愛國主義」立場，但要 把「愛國主義」作為學術活動的最高宗旨，鄙人不得不予以反駁。 學術活動本質上是超越政治，超越某個民族、階級、國家或政黨利益的。把一時 的政治利害置於科學學術之上，歷來禍害無窮。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曾經誣稱愛 因斯坦的工作為「猶太物理學」。被迫出走到美國的「世界公民」愛因斯坦作出了 全球性貢獻,而被「愛國主義」束縛於德國境內的量子理學奠基人海森伯，則度過了 他一生中不無遺憾的時刻。蘇聯裡森科的「愛國主義」生物學導致的惡果幾乎人所 共知。「文革」中中國大陸對「相對論」、「共振論」、「遺傳學」、「宇宙學」 、「量子力學」所作的「無產階級愛國主義」(愛國主義還得有「階級性」呢)式的 討伐，人們也並未全部忘卻。 在社會—人文科學領域，對階級性、黨派性的強調也會導致對真理的曲解或踐踏 。我想起一位朋友，數年前攻讀歷史地理學科的碩士學位。在關於中越邊境歷史地 理的研究中，他獲得的材料與結論不利於中國政府對中越邊界沿革的解釋。在中越 戰事平息不久的形勢下，他的結果若不修改就不可能發表。他很痛苦，因為學者的 良心要他說真話。最後他放棄了這篇論文，他不願為官方政治的需要篡改歷史，修 改自己的結論。這位朋友與何新的政治學原則迥然不同，但我讚賞他。知識分子不 應當看當權者的眼色做學問。學術活動的最高宗旨只是追求真理。 對權貴的歌頌及對知識分子的諷刺 大致有兩類愛國者。一類人愛的是祖國的大地和人民，另一類人把國家主要理解 為政府和領袖。何新屬哪一類?我不知道。但我願指出，他在長文中對當權者表示了 過多的奉承，對民眾表示了過多的蔑視。 何新多次讚揚說,毛澤東常常強調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 舒暢;據說，只是由於「所處時代的嚴酷性，種種歷史情況的約束」，毛澤東這種「 辯證的設想」未能兌現。何新的這種別具一格的辯解術也許會使紀念堂中的毛氏笑 出聲來。在中國大陸，在中國共產黨黨內，誰不知道那個時代「鬥爭的嚴酷性」正 是毛澤東不停地發動階級鬥爭所造成的呢? 對「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何新也稱頌備至。他「毫無保留地支持鄧小平的 社會主義改革方針」;認為鄧小平的「反自由化」、「堅持四項原則」是一個發明， 「若沒有這個發明，我看中國不是散伙，就是垮掉。」他還認為「對中國來說，四 項原則，就是國家現實制度所賴以存在的道義和意識形態基礎」。 在把一連串的媚詞獻給中共領導人的同時，何新對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評 論卻頗刻薄。他表示自己「與那些現在逃去西方的人，政見十分不同」，而且還提 到了與學術上的「同事」劉再復「政見上的不合」。這次何新一定是在說真話;因為 如果不是「十分不同」,只怕不是逃出去，就是抓進去,至少是在寫檢查而不是在人 民日報上洋洋大篇地發文章了。 至於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在何新看來只不過是「區區幾名在感情上和價值觀念上崇 拜西方，在政治上極其幼稚，在經濟上一竅不通的書生」。 這回他可在胡說。「區區幾名」嗎?不對。是一大批。以後若有機會，我可以與何 新一起作一番統計。「崇拜西方」嗎?用詞不妥。他們只不過認為西方國家在政治上 、經濟上以及科學技術上有許多值得中國傚法的地方。「在政治上極其幼稚」嗎?倒 可能有一點，那些用鮮血染紅了東西長安街的年青人，幼稚到臨死還以為軍人發射 的是橡皮子彈。真讓人長長地歎息!即使年長的頗為成熟的知識分子，的確也遠遠比 不上何新老練。 「在經濟上一竅不通」嗎?幸虧何新還自認不是搞經濟這一行的。而在天安門運動 的參與者中，各大學經濟系的學生、研究生、教授暫且不說，在被關押、被通緝的 隊伍中，就有陳子明、王軍濤這類民間經濟研究機構及經濟學報刊的主持者，有陳 一咨等長期擔任趙紫陽智囊人物的原體改所、農村中心的研究人員，還有前四通集 團總裁萬潤南這樣的實業家。「不搞經濟這一行」的何新倒看得出所有這些人對經 濟一竅不通。 何新還順手掃蕩了一下香港雜誌：「它們總是指責中國現代還是什麼『封建政治 』。殊不知持這種說法的人，就連『封建』這個語詞在歷史學上究竟是什麼意義， 也未必真正搞懂。那種毫無學理的陳詞，實在不足為訓。」 我們知道，許多語詞會有其專門領域的學術解釋與日常生活中約定俗成的使用上 的差距，會有其詞源的原始意義及其在歷史發展中被引申、被借代、被轉解的意義 之間的不同。何新對此不必大驚小怪。「封建」一詞意義上的變化主要在「五四」 以後;問題一是它與西語「FEUDALISM」的對應是否得當，二是以「封建」來概括自 秦至清的皇權帝制時代是否準確。這些是可以討論的學術問題。但平常人們批評現 代中國大陸是「封建政治」，顯然指的是自秦至清的那種中央集權的皇權帝制式政 治。如果對「封建」此詞的這類用法值得挨何新訓斥，那麼何新首先應當訓斥毛澤 東，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著作中就是如此使用「封建主義」、「封建 社會」等詞的。何新還該訓斥鄧小平;翻開鄧氏《文選》，凡提到「封建」之處，均 屬何新所說的「毫無學理的陳詞」。何新還可以訓斥中共中央，在他們通過的《關 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黨內封建殘餘的批評，與香港雜誌用詞的 意義是一樣的。面對政治權貴唯唯諾諾，對香港草民文人的「同類錯誤」則大加呵 訓，何新真表現出一種陰差陽錯的膽氣。 何新與劉曉波之比較 為什麼要把劉曉波與何新放在一起?這裡也有個小故事。多年前在大陸與學生閒談 如何成名，我戲稱有兩種方法。一種叫劉曉波法，一種叫何新法。前者是抓住一個 名人開戰，後者是拉一個名人作依靠。當年劉曉波作為一個博士研究生，確實是在 對李澤厚進行學術批判後才為學術界知曉的。我和同事們知道何新的名字，是在讀 了李澤厚為何新第一本著作《諸神的起源》寫的序言之後。此序發表在印數超過百 萬的《文匯報》上，自然影響不小。何新的著作我一本也沒讀過，但李澤厚的序讓 我記住了他的名字。 上面的故事帶有玩笑性質，我應當對劉、何二位說聲抱歉。但現在，何新的長文 使我想起了一個嚴肅的主題，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劉曉波、何新所走，代 表了兩條不同的具有典型意義的道路。劉曉波繼續在反權威的道路上走了下去，從 反李澤厚這個學術權威到反專制政府這個更強大且可怕的權威。為了中國的民主前 途，他毅然返回北京，最後為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和平撤離，減少傷亡人數作出了連 當局也不得不承認的貢獻。雖然，我對劉曉波以往表達的一些學術見解至今還不讚 成，但我欽佩他的品格。 何新繼續在依靠權威的道路上走了下去，從借助李澤厚這個學術權威到靠向中國 共產黨這個超級全能的權威。 在以「反傳統」著稱的劉曉波身上，我發現了他對中國知識分子一種傳統的繼承 ，這就是在權貴面前的幾分清高和傲骨。這類傳統在方勵之、王若望等所謂「全盤 西化」人士身上一直很明顯。而在很「珍視」民族傳統的何新之流身上，卻看不到 這種傳統。不過我相信，在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中，不依附任何權勢者的獨立隊伍 ，正在日益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