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會進入第二次冷戰嗎? ——蘇聯走向獨裁對世界民主的衝擊 楊漫克 惡性影響遠甚於波斯灣戰爭 在中東戰爭的「新聞屏障」下，戈巴喬夫總統的傘兵部隊和黑貝蕾帽特種部隊， 對波羅地海加盟國獨立運動的鎮壓，不曾引起應有的國際反應;不像八九年中共鎮壓 天安門學潮那樣震驚全球，導致全面的國際制裁。僅僅歐洲共同市場暫停了十數億 美元的食物救濟;而戈巴喬夫在國外的兩大生命管，德國和美國，分別因統一和波灣 戰爭的利益，保持著對戈巴喬夫的最後信心，希望他還能維持局面，至少暫時還能 。 然而，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流血事件，卻可能是整個世界前途的轉折點，事件的 意義絕對不單是波海小國的獨立問題，甚至不限於蘇聯本身的改革和民主化問題。 波羅地海事件宣示著蘇俄的政治走向，帝國解體對當今國際社會平衡的衝擊，就像 羅馬帝國的解體，對整個歐洲和世界的影響一樣。誠如沙皇所言：俄國不是國家， 而是世界。局勢發展將表明，波羅地海事件，重要性和影響力遠甚於波斯灣戰爭。 當美國一年後從戰爭中擺脫出來的時候，它可能突然發現，「第二次冷戰」又降臨 了，它可能突然後悔，與蘇俄帝國解體的震盪力相比，伊拉克的侯賽因，只不過是 一個「小土豆」。 蘇聯的危機使後共產黨時代的國際和平與理性的希望暗淡收場，不到一年，一個 美好的夢便破滅了。蘇聯目前的困局之所以如此嚴峻，在於它面對著兩個對世界來 說同樣危險的命運：要麼走回頭路，用強權和獨裁維持帝國的生存，要麼帝國解體 ，發生政變、內戰與革命。社會保守勢力與新生民主勢力的平衡，已不復存在。而 戈巴喬夫，已經從新舊勢力之間仲裁者的角色退居為保守派的首領。 熟悉極權社會權力結構與政治運作的人都曉得，最高權威消失意味著社會大動盪 和權力大分化的來臨。而蘇聯的動亂，對世界而言，將不是地域性的，而是世紀性 的，致命的。 本該有一個「新馬歇爾計劃」 早在九零年七月西方工業國休士頓高峰會議上，西德總理科爾便試圖說服布什和 其它國家，蘇俄演變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他曾提議西方制定新馬歇爾計劃改造 蘇聯，就像戰後美國改造德國和日本那樣。而新馬歇爾計劃之於今日後冷戰時代的 世界，亦如同馬歇爾計劃之於戰後的世界一樣,其意義不僅僅在於重建蘇聯的經濟， 更重要的是，讓俄國的領導人以至於整個俄羅斯民族納入後冷戰時代的新秩序中。 當年的西方領袖們可謂智哲深遂。他們的計劃決定了戰後四十年來世界的基本面 目，邱吉爾、馬歇爾、戴高樂、麥克阿瑟，那一代人傑懂得，沒有德國與日本的重 建，戰爭的勝利便沒有意義;戰敗國有一日帶著仇恨東山再起，世界將被再審判;而 若能使戰敗國脫胎換骨，融入民主社會一體後再起，則是世界的幸運。 但今日西方世界的領袖們卻有所不同。冷戰結束後，西方的領袖們沒有一個明確 的主體意識，沒有冷戰後的馬歇爾計劃。剛好，在冷戰最後十餘年中領導西方的領 袖——美國的裡根總統和英國的撒切爾首相，先後光榮退役。而二流的接替者們顯 然因缺少感覺而不知所以。布什丟下蘇聯、東歐和中國，拖著西方陷入中東衝突， 聲稱是為著建立「國際新秩序」，顯然缺乏真正的時代級領袖的感覺。他似乎不知 ，決定後冷戰時代國際新秩序的關鍵，是蘇聯而不是伊拉克，是戈巴喬夫而非侯賽 因。 有關專家將戰後的馬歇爾計劃與今日西方對「戰敗國」蘇聯與東歐的援助相比較 ，得出的結論是美國根本沒有針對蘇聯的計劃。一九四七年美國重建德國與西歐的 美援是一百八十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總產值的八分之一。這個比例放在今天，相當 於八千億美元。而到目前為止德國與西歐，連同日本合在一起提供給蘇聯的援助是 三百五十億美元,只有前述數目的二十分之一。而冷戰時代西方給波蘭的經援貸款便 超過了這個數目。因此，戈巴喬夫不敢像華文沙那樣大刀闊斧地走向市場經濟。 蘇聯軍方不滿冷戰結局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英國戰略機構透露的消息，戈巴喬夫轉向獨裁，最關鍵的 原因是受到蘇聯軍方和蘇聯最大的經濟部類——軍工企業集團的壓力。而令外界看 走眼的是，蘇聯軍方與軍火集團向戈巴喬夫施壓，主要原因並不是波羅地海三國的 獨立，而是不願意美蘇裁減軍備，解散龐大的軍火企業。近二十年來，蘇聯軍備開 支估計約占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十上下。 蘇軍在立陶宛和拉脫維亞開槍造成流血後，戈巴喬夫曾表示這不是他本人的命令 。戈氏的表白至少有一半是真的。因為此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聯軍方在導演， 而非戈巴喬夫在導演。到一月下旬蘇聯新外長訪問華盛頓時，問題的真相已經基本 明朗了。 蘇聯軍方策動立陶宛事件，主要目的在於遏止計劃在今年二月舉行的美蘇削減戰 略武器的裁軍談判。美蘇雙方原訂在此次談判中正式簽署裁軍協定。而此次蘇聯外 長訪美發表的聯合聲明，因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和中東戰爭兩大問題而將談判無限 期施延下去。這正中蘇聯保守的軍方集團的下懷。 蘇聯軍方五年來一直沒有阻止戈巴喬夫的改革，因為他們期望改革富國強兵。當 將軍和元帥們同意戈巴喬夫放棄東歐時，他們要求的是換到西德的貸款與技術。這 一點戈巴喬夫與科爾基本兌現。當美蘇一期裁軍談判大抵完成時，他們要求美國和 西方承認蘇聯的現狀，並支持改革完成軍隊和軍工向民生工業的轉型，但這時除德 國外的所有西方工業國家都猶豫不決。當他們瞭解到西方國家不願意看到一個強大 的資本主義蘇聯的出現，他們反悔了，他們開始壓迫戈巴喬夫走回頭路，鎮壓各加 盟國的分離運動，同時暗中支持伊拉克的軍事行動。 美軍介入波斯灣地區而把蘇聯完全排除在外，令驕傲的蘇聯軍方自尊心大受挫折 。因此他們拒絕撤出蘇聯軍事專家，並破壞制裁,偷運軍用零件給伊拉克。波灣戰爭 雖無蘇聯的直接介入，在軍事戰略和武器使用上，仍然是美蘇軍事技術與戰略的大 較量。飛毛腿飛彈與愛國者攔截導彈各顯身手，而侯賽因的韌性與持久戰略，正是 當年朱可夫與庫圖佐夫戰勝德、法入侵所使用的戰略。蘇聯一旦穩定了內部，渡過 改革的危難期，勢必捲土重來，而不情願讓美國獨攬國際事務。研究德國問題的學 者克拉孔有言，像德意志與俄羅斯這樣的民族，其文化的延力是不會隨時代的改變 而終止的。 帝國過度延伸但實力仍在 四十年的冷戰，以蘇聯集團的瓦解而告結束。但不同於世界大戰的結束，蘇聯並 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戰敗國」。更需強調的是，冷戰結束是由於戈巴喬夫與共產黨 自變造成的。蘇聯的實力仍在，它的一千多衛星仍在太空飛著，它的兩萬五千枚核 彈頭仍未銷毀。如果西方不能善待這個自我退卻的帝國，它一旦再起，將比當年希 特勒的德國再起還要恐怖。觀世界百年來歷史，俄國多次退卻，多次危機，但它的 韌性和持久力，使它比德國與英國更強大，它的成功的擴張，沒有一個民族可以媲 美。 蘇聯面臨的問題，按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的理論，只是由於「帝國的過度延伸 」。在他的《強權的興起與沒落》一書中，肯尼迪指出，帝國的沒落不是由於帝國 的征服，也不是由於內部民族素質的退化，而是由於過渡擴張而引起的體力不支。 這一理論與索爾仁尼琴的「俄羅斯文化主義」不謀而合。索氏沉默了十六年後，第 一次在蘇聯國內發表《如何使俄羅斯復興》一文，提出要割棄「南亞下腹部」，純 化俄羅斯民族文化。否則，每個加盟國都是一個寄生蟲，一個流血的傷口，天長日 久將使俄羅斯民族慢性死亡。 最終歸結為無力的蘇聯政治 從蘇聯國內政治演變的情況，目前世人看不到星點樂觀希望，情勢毫無轉機。改 革派的第二把交椅，副外長謝瓦德納茨於九零年底辭職，離戈巴喬夫而去。戈巴喬 夫自己，在改革派陣營潰散後，把權力基礎轉移至軍方和克格勃。過去在保守勢力 與社會民主派之間起緩衝作用的蘇共改革派，已頓然消失。 社會民主派方面，隨著戈巴喬夫正式轉向保守派，俄羅斯總統葉立欽急速崛起。 去年夏季他選上總統後，曾對西方記者表示他取代戈巴喬夫的志願：「總統就是總 統，蘇聯總統與俄羅斯總統之間，沒有大小之分。」半年後的今天，葉立欽終於與 戈巴喬夫平起平坐了。他們分別代表兩個對立陣營。 然而，這兩股勢力的力量對比卻十分懸殊。戈巴喬夫控制著世界最嚴密的政黨， 最龐大的安全結構克格勃和政治上基本穩定的紅軍。他的獨裁政治和對分離主義的 強硬態度，非常符合蘇聯民眾的大俄羅斯主義情緒。預計如果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民 主方面不作大幅度退縮，戈巴喬夫短期內尚能控制住蘇聯的局勢，獨裁政治將行之 有效。 在民主派方面，葉立欽有俄羅斯國會的支持，有各加盟國的攻守同盟，在民眾中 他比戈巴喬夫有威望。然而，面對龐大的官僚機器和國家專政機構，民主派已顯得 軟弱無能;對戈巴喬夫走向獨裁，他們除了組織一場十萬人的大示威，一無有效的政 治手段制止。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托克威克有言：在民主制度下，一切政治問題最終 都會歸結到法律上面。而在專制社會裡，一切政治問題最終都會歸結到武力上面。 因此，蘇聯民主派由於對軍方和黨方無甚影響，在沒有革命和動盪的正常局勢下， 他們不會有扭轉乾坤的作為。 葉立欽等民主派方面的第二次大弱點，是尚未建立起一個結構性和行動的政黨。 即使在民主制度下，若要取勝也必須有現代型政黨，而俄羅斯尚沒有民主社會的物 質和精神實質。而在專制社會下，容我不客氣地說，對付列寧式的政黨和國家機器 ，只有革命一途。 蘇聯共產黨自變的創造，到目前為止，可以說是一個失敗的範例。共產黨就是共 產黨。用這個真理去看戈巴喬夫則無人驚詫他的演變，他是蘇共書記。在共產黨自 變的路被堵死後，俄國的出路不用問，只有革命一途。 革命與獨裁的時代選擇 「葉立欽有人民的支持。」這是媒體上經常出現的語言。但「人民」的概念除革 命時代之外，無論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社會，都是一個抽像的，由政治家隨意玩弄 的概念。只有在革命時代，如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俄國十月革命時代，「人 民」才具有實質的內容，但那時的人民運動又不具有政治成果的意義。中國歷史上 那麼多次農民起義，最終都落入改朝換代的悲劇。成功的法國大革命與十月革命， 到頭來不過是滿足了人民的一部分——資產階級和共產黨新階級的政治欲求。 以筆者管見，俄國如果發生革命，結局是不看好的。內戰是不可避免的災難，帝 國解體，各民族互相殘殺是另一個不可避免的災難。把世界拖入動盪的時代，整個 世界的緩和與秩序的崩解，中國和東歐將是首先被殃及的池魚。而更危險的是葉立 欽這些可以在現實條件下，以民主手段制衡獨裁的力量，在革命條件下，勢必成為 同布爾什維克同樣殘酷的政治魔鬼。革命不是道德重整而是生存搏鬥。我們不願看 到蘇聯民主派變成雅各賓黨人，葉立欽變成羅伯斯庇爾。 俄國目前最需要的是避免社會動盪，等待政治轉機。獨裁可能是未來五到十年內 不可逃避的現實。我所指的獨裁，不同於往日的共產黨專制。但願蘇聯民主派有智 慧認清現實的危機，不急於決戰而保持住已經獲得的基本成果:政黨自由、新聞自由 、人權保障;這樣，俄國就不可能退回到列寧的群眾專政與斯大林的血腥恐怖。 杭庭頓有言：「一項通常被視為善良的價值(指民主——筆者注)被運用到最大限 度時，並不一定是最好的情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可以知道，即使在被 稱為「最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法國，也無法不在世界秩序的調整期中，用獨裁 去保障民主。法蘭西殖民帝國解體時，它的民主政治在民族的沮喪意識面前束手無 策。結果，議會不得不請回傚法華盛頓而下野的戴高樂，讓超越憲法的勢力即軍人 介入政治。後來，戴高樂出來創立了獨裁色彩的總統制，才使面臨動亂的法蘭西恢 復了秩序。 在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權威主義和獨裁政治，特別對於後共產時代的國家而言， 也許是一條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必由之路。道理很簡單，民主政治是在穩定的社 會條件下建立的。在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尚不明朗時，不可對民主政治的到來抱過 高和過快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