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歷史： 十年文化感思 未 名 在電影《相思女子客店》中有一個場面：一個長途汽車司機在旅店想親女服務員 一下，女的迴避，男的道：「都八十年代了!」此言一出，女的果有所動，即刻與之 廝磨起來。 「都八十年代啦!」真不知有多少大陸人在過去十年中說過多少遍這個說不清、道 不白、又興奮、、又渴望、又憤怒、又欣喜、又感傷、又慶幸的千載絕句! 當六月四日的槍聲在天安門廣場上響起時，大陸文化十年的繁榮之夢同時也被坦 克給壓碎了。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講，過去十年，是在共產黨統治大陸四十年間從未 有過的寬鬆時期。 一 眾所周知，大陸文化藝術在中共統治的前三十年間，是世界上最醜惡、最古板的 共產文化怪胎。在八十年代之前，有幾個人聽過鄧麗君的歌曲?有幾個藝術家知道搖 滾手對世界文化的衝擊力?更不要說對林墾、貓王和邁克·傑克遜的瞭解。就連今天 在大陸紅得發紫的劉曉慶，又有幾個人認識她?還有誰記得她初登銀幕時拍的那個《 同志，你好》?一九八零年以前，謝晉只是上海電影製片場月工資一百零八塊的三級 導演中的不起眼的之一，而在八十年代裡，他卻成了大陸獨佔鰲頭的電影大師。誰 又曾想到，七十年代末才爬進藝術圈吃奶的張藝謀、陳凱歌能在八十年代成為一代 明星人物?八十年代前，時髦的也不過是唱唱《三駕馬車》、《寶貝》這些老掉牙的 歌曲。從十年走過來的人，也許不會忘記，抹得滿臉烏黑的朱明英一唱那首誰也聽 不懂的「依呀奧雷奧」，就會使沒見過世面的大陸觀眾激動得要背過氣去，也許裡 面就有你我他。今天，回首往事，誰都會覺得自己像個鄉巴佬。 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對外界的藝術觸覺，應該感謝台灣的鄧麗君小姐。說鄧氏的歌 聲打開了中國大陸文化藝術的禁錮，也許有些誇張，但是，鄧麗君這個名字對八十 年代初大陸文化思想的衝擊波之強，恐怕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七十年代末，三洋牌 盒式錄音機第一次登陸，隨之而來的就是千千萬萬盤香港翻版的鄧麗君歌曲磁帶占 領大陸。筆者記得，北大明星運動員孔宇第一個連夜排隊從西單買回一個「板磚」 (盒式錄音機)，被無線電系學生在宿舍窗口接上擴音器，播出那首後來幾乎是永恆 的「何日君再來」;北大宿舍區幾乎所有聽到的人全部側耳凝神，如醉如癡。這些八 十年代的大學生們，彷彿第一次發現自己生活在如此之「土」的社會中。正如一位 著名藝術家所言：那時的人們真是飢渴到了極點，一個鶯語如絲、嬌喘如訴的聲音 就可以使他們瘋狂，使他們早洩。吾爾開希、柴玲這一代人恐怕都不能理解只比他 們大十歲的那一代人的心境了。那個時代，鄧麗君的歌聲是一種文化標誌，甚至是 一種意識形態的標誌。從中共中宣部到各省市委所發佈的禁唱禁聽鄧氏歌曲的文件 就不少於鄧氏所唱歌曲的數目。但一群群青年人還是手提錄音機招搖過市，大陸歌 手蓄意模仿港台唱法，這種文化的挑戰終於衝破了禁錮四十年的文化牢籠，給「通 俗歌曲」贏得了一塊公認的領地。當李谷一、程琳以鄧麗君的模仿者而成為明星時 ，中國大陸改革的幕布就再也無法關上了。 一個肩背暴露的女人手持話筒在台上扭動吟唱，這情景今天的人們不以為異。可 八十年代初，大夥兒在心驚肉跳地瞄準半隱半現的胸脯和大腿的同時，口中卻罵罵 咧咧不停：「吧女」、「騷娘們兒」。 懼怕變成了渴望，渴望帶來了接受。大陸人普遍擺脫了享樂的罪惡感，建立了完 善個人生活的勇氣。這一點至關重要，否則就不會有對自由的追求，也就不會產生 八九民運和今天追求更高層次自由的一代青年人。 流行歌曲的基本演唱形式建立在多樣化、個性化的基礎上，它們的內容也多以個 人情感為題材。個人情感的地位在僵化了幾十年的大陸社會中開始得到承認這一點 意義非常重大。當流行歌曲成為產品而不再是宣傳品時，大眾開始漸漸悟到自己的 選擇權;當他開始根據自己的喜好和經濟能力來選擇產品時，正常的娛樂感、對個人 情感與風格的認可和日益擴展的寬度開始成為一種信念扎根於人們心中。這是對自 由認同的一個基本形態，這種心態對日後的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的發展，無疑是一 種潛移默化的潤滑劑。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大陸人開始有限度地認識世界文化，一下子感到自己是如此 地無知。他們開始不滿足於歌星們在台上大喘氣地說「西西」(廣東語：謝謝)。他 們開始尋找比較高層次的東西。「西北風」這時開始出現，成為觀眾藝術情緒與趣 味變化的一股新潮，對抗流行歌曲的甜俗、瑣碎和小市民趣味。喜新厭舊，這是一 個永恆的真理。《信天游》一類的西北民歌基調的東西驟然響遍大陸，公眾的渴求 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滿足。然而事實上,「西北風」作品之間的差異極大，這些差異 體現在作品不同的價值取向和精神氣質上。它們後期的許多作品完全是對大陸西北 地區音樂語彙的把玩，用以獲取商業利益而已。 從文化角度看，「西北風」的浪潮暗含著中國大陸年青一代的非理性的狂燥，是 一種自尊受到傷害，精神缺乏寄托的鬱悶的發洩。當時大陸社會隨經濟改革的發展 ，已開始出現兩極分化、知識貶值、文化傳統迷失的混亂現象。人們日益煩躁，大 學生的失落感越來越重，形成一股對社會的悲憤。西部民歌的那種高八度的嘶喊， 正好供人們宣洩心中的積怨。這樣向著無序化伸展的活動，本身無法建立起精神方 面的成果，所以被更容易宣洩感情的搖滾歌曲所替代。 崔健的《一無所有》，勾起了無數年輕生命的心酸，《從頭再來》刺激起無數青 春的野心。也許中國大陸的年輕人終於發現他們已不能再滿足於過去含蓄蘊藉的低 吟淺唱，而是要尋找一種新的音樂形式宣洩自己對社會對人生的觀察與思考，抒發 自己沉重而複雜的思想感情。 崔健的成熟，是中國大陸十年孕育的結果，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通俗 而不淺薄，儘管聽上去並非很地道，但別有風味。搖滾音樂在八十年代末的流行， 表現了中國人對十年改革結果的不滿和失望，這種失望和不滿最終導致了一九八九 年春夏的民運高潮。十年了，人們要說的話太多了，恨的、愛的、得到的、失去的 、生的、死的，構成了今天中國大陸社會起伏不定的一個個音符。瞭解這串音符的 人，懂得其中的預示。不瞭解的人，就請你細細回味一下吧。一葉知秋。 二 無論是誰，都不得不承認中國大陸十年來，文學創作數量之多，藝術品質之雜， 出名作家之眾，創作流派之泛和對社會影響之巨大，為中國近代史上所罕見。 劉心武，「六四」後文學界第一個被開刀的《人民文學》雜誌總編，從一個默默 無聞的中學教師成為大陸文學界最搶眼的雜誌總編輯。他是新時期文學中第一位震 聾發聵的作家。至今我們仍可以挑剔他的藝術手段不夠豐富，作品魅力不夠強烈， 形式不夠完美。但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膽量和勇氣，在當時那種思想上、藝術上尚 有許多禁錮的情況下，他的《班主任》成為標誌新時期文學的界碑之作。也許三十 幾歲的留學生還記得，當《愛情的位置》這篇在今天看來平淡無奇的說教味道十足 的小說，在大陸廣播電台播出時，曾令當時多少少男少女臉紅心跳，又禁不住屏氣 聆聽!這一點是今天的少男少女們難以想像的。他是專門寫轟動題材的作家，紀實小 說《五·一九長鏡頭》和《公共汽車詠歎調》曾調起無數讀者的情緒。而他傾注心 血寫成的《鐘鼓樓》卻反應平平。對於他當上《人民文學》主編後，該雜誌所發生 的變化，大陸文學界有目共睹。雖然幾年前因為《伸出你的舌苔》一文引發藏漢之 間的緊張關係而幾乎被撤職，但他仍然我行我素，最後導致被清洗。 不知有誰還記得盧新華這個名字?有誰還記得「王小華」?「傷痕文學」作為相當 長一個時期文壇不斷出現的揭露十年浩劫給人們留下的創傷的作品的總稱，作為歷 史專用名詞保留了下來，而其始作俑者、小說《傷痕》的作者卻由於很少再有作品 ，漸漸被人們忘記。 這十幾年的變化真是太快太大了。六四已是昨天，文革已恍若隔世。 繼「傷痕文學」之後的大潮是「反右」時期的回顧性「翻案文學」，劉真的《黑 旗》、茹志娟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葉文玲的 《心香》、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等一大批對政治運動反思的作品，讓這一代已 過中年的當年「右派」將多年來心中的積怨一下子傾吐出來，以現實主義的筆法， 將矛頭直指共產黨暴政的本身。這種長久積怨的宣洩，一直延續到張賢亮的《綠化 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知青文學」是十年來對文壇衝擊最大的一股文潮。作家之多，作品之眾，影響 之大，都是其它形式的作品所不能比擬的。他們回憶起當年走向邊疆和貧困的山區 ，「就像少女對性的那一點點好奇和靦腆很快被強姦後的痛苦和恥辱給打得無影無 蹤」(史鐵生)。從較早的《在小河那邊》(孔捷生)，到中期的《這是一片神聖的土 地》(梁曉聲)、《蹉跎歲月》(葉辛)、《今夜有暴風雪》(梁曉聲),到後來的《哥哥 你不成材》(高紅十)、《雪城》(梁曉聲)、《雪色黃昏》(老鬼)等，幾乎貫穿了這 十年光景的頭尾。雖然寫同一題材，但由於作者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經歷，所表現出 來的感受有著極大的差異。從梁曉聲的哀怨、老鬼的傷感，到王安憶的清新、史鐵 生的平淡，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曲最為豐富和寬廣的交響樂章。 從「知青文學」中脫穎而出的作家中，有兩個人值得特別一提。一位是永遠懷有 沉重使命感和命運壓抑感的張承志，他的《黑駿馬》、《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 《北方的河》等給讀者留下了難以言傳的感受。他的作品學術味道和浪漫激情充滿 矛盾地緊密結合，英雄主義熱情和悲觀絕望情緒令人費解地不可分割，是當代一個 奇特的作家。另一位是阿城，阿城被稱為作家其實就為寫了一篇《棋王》。這也許 不太公平，有很多人寫過無數篇作品，尚未被人們稱為作家，而阿城僅出一篇，便 名揚海內外。但當你細讀《棋王》時，你會感到他的道家風骨、人生境界、語言優 勢完全淹沒了它的題材，使它成為一種形而上的文學精品，為文學界譽為「錢鍾書 第二」。阿城後來說要搞「八王」，始終沒見湊齊那個數。再後來搞電影，再後來 就在文壇上消失了，據說去掙錢了。 王朔的出現，令文壇十足地困惑。從沒見過他這種寫法的小說。單看標題：《頑 主》、《一點正經沒有》、《千萬別把我當人》、《玩得就是新跳》...他對人生的 態度幾乎就是在開玩笑，他撕下了世上的一切虛偽的神聖，包括自我尊嚴。他嘲笑 別人也嘲笑自己。他筆下的人物關係是赤裸裸的，人物的活法也是赤裸的，只要活 著，什麼面紗、遮羞布、借口都棄之不要!一種可怕的純潔，而且文如其人。王朔的 作品被稱之為「痞子文學」,因為他和他的作品將文學的「神聖」與「榮耀」給糟蹋 得斯文掃地。 另一個天才是賈平凹。他簡直就是專為文學而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想他那樣一 個瘦小多病的軀殼，一陣風都能吹十米，幹別的恐怕什麼都不行。他幾乎精於各種 文體：小說、詩歌、散文、文言、白話、長篇、短篇，他從中國歷代優秀散文中學 語義，從明清白話小說中學韻味，從陝南商州一帶風土人情中學生活;除此之外，讀 易經、懂八卦、善書法，是當今大陸文壇上唯一令各方折服的國粹大作家。可惜天 才多病。 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是中國大陸文壇最為熱鬧的兩年。在這兩年間發生了 不少事情。文學觀念的突變彷彿是冷不丁發生的。以短篇小說《鄉間音樂》進入文 學界的軍人作家莫言，在新創刊的大型刊物《中國作家》上發表中篇小說《透明的 紅蘿蔔》，一鳴驚人，以一種完全異於傳統現實主義的手法、以強烈誇張的主觀意 識進行創作，通篇奇詭怪異，令人瞠目。無獨有偶，同期刊物上有女作家王安憶的 創新之作《小鮑莊》，立意結構上均吸收西方現代小說觀念，人物命運的設計也遠 遠跳出以往的小說模式，開一種風氣之先。一時間評論界嘩然，形成南方中國言必 稱《小鮑莊》，北方中國語必提《紅蘿蔔》的湊熱鬧場面。莫言一發而不可收，《 球狀閃電》，《金髮嬰兒》、《紅高梁》名聲大噪。王安憶也拋出一系列新觀念小 說。文壇因此而出現一大批「紅蘿蔔」和「小鮑莊」的作品，但佳作不多。 劉索拉，第一位把輕鬆調侃、玩世不恭的現代口味揉進小說的作者。《你別無選擇 》極大地衝擊了文壇的正統觀念，卻受到青年人的歡迎。但由於多種原因，她似乎 至今仍停留在時髦作家的水準，像轟動一時的流行歌手，成功多在造勢而不在造詣 。 韓少功，「尋根文學」的倡導者，想用文學追溯民族文化之根。《爸爸爸》等一 系列作品，令評論界注目一時，終因立意的深詭、語言的艱澀，難以在讀者中流傳 。「尋根文學」熱了兩年，終於冷卻。韓少功自己則「下海」到海南島，干文學上 的「實業」去了。 這一時期，是文學上開放、引進、吸收甚至模仿的階段。幾年來主題思想上的轉 變已令作家們不滿足，他們爭先恐後地想走出新路。一時間，系統論、控制論、結 構主義、標題主義、弗洛依德學說、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手法、意識流、新小說方式 等等西方文學理論，凡是能介紹過來的，幾乎都有崇拜者、實踐者，一時間倒也群 星燦爛。只是不久便漸漸走向沉寂，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感到一種遠離國土和現 實的吃力。只有一些頑強的青年人如格非、余華等，還在堅持先鋒主義小說的寫法 。 還有一些作家無論從立意還是寫作技巧上都沒有什麼新東西，但他們的作品為中 國大陸的老百姓所接受，受歡迎的程度甚至高過上面介紹過的一群人。如十年來三 十多左右青年作家中政治待遇最高的鐵凝，是河北省文聯副主席，中共「十三大」 代表。其短篇《哦，香雪》、中篇《沒有紐扣的紅襯衣》等，讀者甚眾。諶容，似 乎沒有被淘汰掉的中年作家，以成熟的《人到中年》、《減去十歲》、《等待電話 》等中短篇扣準了中國普通人的脈搏。這一批人裡還有王蒙、張賢亮、張潔、李國 文、從維熙等等，從他們的作品裡，你可以瞭解最新的社會風尚和時髦語句，可以 迅速捕捉社會的脈搏和心態。但是，一九八九年，他們全都沉默了。 總之，十年來的大陸文化藝術界曾經非常熱鬧過，可以用「喧囂」二字形容。很 多人曾寄予希望，很多人曾流連其中。但隨著「六四」天安門廣場的坦克隆隆，物 是人非，原有的環境已被徹底破壞了。演員出身的文化部副部長被罷官回家，繼續 演他的「推銷員之死」。以「班主任」聞名的《人民文學》主編被廢黜到「愛情的 位置」。作家中有一部分隱匿了，有一部分改行了，有一部分逃亡到國外。歌手們 又重新唱起了早已被遺忘的「東方紅」、「南泥灣」，有一部分則「老了」。面對 形勢的嚴峻和歷史的責任，未來的大陸文化將會沉得很深很重。但有一點是可以預 言的：即將到來的文學高潮和文藝復興，必將是「六四文潮」。因為它是中國歷史 上永遠抹殺不掉的一個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