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權運動先驅任畹町 胡 楠 與今天眾多炙手可熱的民運明星相比，任畹町幾乎從未成為人們注意的焦點，以 至我翻遍近年海外主要政論報刊，竟未發現一篇比較全面介紹他生活經歷和政治主 張的文章，一些極為零散的報導，內容也互相矛盾。我其實跟任畹町也並不熟悉， 讀過他的部份政論文章，聽過他中學同學關於他的片段介紹，而與他本人只是在八 九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在合眾國際社北京辦事處見過一面;但我自不量力地決定寫他， 因為沒有人寫，更因為他的的確確值得寫;他長期以來為民主和人權所付出的心力和 代價，其膽略見識及獻身精神，當今海外民運人士，恐怕難有人可與之相比。 第三次被關進共產黨監獄 二月二十三日，北京法院發言人宣稱，於元月二十六日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罪名判刑七年的任畹町，已向北京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申請。這是截止目前為止 ，因涉及一九八九年大陸民運活動遭當局判刑的民運分子，第一個已知提出上訴的 案子。中國大陸的判決通常在司法程序開始就已決定，因此上訴案件鮮有成功機會 。 然而，任畹町決定上訴。 新華社一月二十五日電稿說，王丹、包遵信等人因有「悔改」表現，被從輕判處 ;劉曉波能「認罪悔罪」，並有重大立功表現，被免於刑事處分;還有一些人具結悔 罪後被釋放;唯獨任畹町「罪案重大，無悔罪表現，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不知王 丹、劉曉波、包遵信是否真有悔改表現，即使有，大多數瞭解中國刑囚的人也能理 解。 然而，任畹町卻是真真切切地沒有「悔罪」。 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共當局為了遏止民主運動的發展，先後拘捕了付月華(女)、 魏京生等人。危險的時刻到了，許多人只能沉下來。當政府揚言那些「地下團體」 和「民刊」危及國家安全時，任畹町第一個貼上簽真名的大字報，表示要和任何人 公開辯論這個問題;政府說民權是資產階級的觀念，他卻深信中國需要民權，而且不 顧一切地，一跌一撞地繼續奮鬥;他甚至膽大包天，召開民刊聯席會議，商量營救付 月華、魏京生等人。 在「四五」前夕，他被捕的前一天，他與加拿大《環球郵報》駐北京的首席記者 付瑞哲交談了很長時間。他說要貼大字報抗議拘捕魏京生等人，付很為他擔心，說 ：「這是一個陷阱，他們會抓你的。」但他卻不以為然，認為政府的彈壓只是暫時 性的。「這是憲法所容許的，」他說，「國家的憲法當然比政府的公安通告重要得 多。」任畹町次日依然去張貼大字報和致人大常委的公開信。 付瑞哲後來回憶說：任畹町離去時，我看著他走進夜色中，一卷紙從他的口袋裡 掉了出來，他彎下身拾起，有些東西又從另一個口袋中掉了出來。這樣一個善良、 熱誠、又帶點書獃子氣的人，真是會危及國家安全嗎?我的預言一向不准，可是這次 卻不幸言中了，次日十時三十分，在西單民主牆下，任畹町被捕了。 西單民主牆運動十年之後，八九年底的一天，我在著名作曲家黃安倫的介紹下， 拜訪了已是加拿大《星期六週刊》總編輯的付瑞哲。付的中文水平和我的英文程度 差不多，詞彙量約一百左右，但他能清晰準確地說出「任畹町」的名字，且與我交 談的最主要內容是關於任畹町的情況。他通過安倫兄的翻譯對我說：「任畹町對民 主的認識並不見得完善，七九年對共產黨更有幼稚的信心，但他的誠懇和高貴的氣 質卻令人不能不心折。」 在我看來，任畹町的誠懇和高貴常從他「極為固執」的個性(任的中學同學對他的 評價)表現出來，同時這種「極為固執」的東西鑄造了他悲壯的少年、青年、中年時 代。他不可能不會想到他的妻子因為沒有工作和住所今天只能攜兒四處流浪;也不可 能不會想到「拒不認罪」帶來的結果。事實上，他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的題為 《人民民主運動往何處去?》的長篇演講中坦承：「我也有妻兒老小!我也有七情六 欲!」 然而，他真的拋棄了這一切。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在干 部大會上公開大罵任畹町，應當視作中共將對他動手最明顯的信號，他卻毫無退卻 之意，甚至召開記者招待會，對李的講話提出反駁。六四屠殺後一個禮拜，即六月 十二日，任畹町在北京遭到當局逮捕。這是他第三次被關進共產黨的監獄。 在黑牢中用廁紙撰文 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李鵬宣佈戒嚴令，李錫銘題為《關於北京學潮情況的通報》 的講話，成為當局向學生運動開刀的先聲。李錫銘在講話中如此提到任畹町：「原 非法組織人權同盟負責人、曾被我勞教過四年的任畹町，從這次學潮一開始就積極 插手，多次在天安門廣場和一些高等院校發表演講，他說『這次學潮就是借胡耀邦 逝世搞起來的』。他攻擊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四十年是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民怨 沸騰』的四十年，攻擊四項基本原則是『高懸於人民利益之上的利劍』，誣蔑開放 改革和振興民族『只不過是掛在牆上的一幅畫餅』，提醒學生『一九八九年學潮失 敗的原因就是沒有聯合工人』，主張工會『要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成立真正的工會 』，煽動『學生要聯合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浴血奮戰』。在演講中，他還公然提 出共產黨和八大民主黨派都領導不了中國人民，號召成立『自由民主黨』。任畹町 的這些誣蔑、攻擊和扇動言論,有些大學的『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向全校進行了播放 。」 任畹町當然不同意李錫銘的指責，他認為李的講話有的是憑空捏造，有的是斷章 取義，但他不否認自己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為了澄清這一點，他借合眾國際社駐 北京辦事處一間會客廳，於五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參加者多 是西方傳媒的記者，港台的傳媒也去了近十人，大陸方面的記者僅有筆者一人。 這是我與任畹町見面的唯一記錄。在強烈的電視攝影燈下，他大汗淋漓，臉呈古 銅色，更使汗水泛光，不斷推一推寬邊眼鏡，顯得侷促、害羞。講起話來卻是抑揚 頓挫，又不失淳淳儒者風度。他用中文發言，由西方一間電視台深諳漢語的記者翻 譯。翻譯間隙，他默然揚首，大有「泰山壓頂不折腰」的氣概。一位香港記者曾為 他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留影，他也是同樣一副仰首形象。後來那位記者朋友說：「 難道愈是對國事背負起沉重的承擔，就命定了要扮演悲劇英雄的角色嗎?」 任畹町原名任安，江蘇宜興人，一九四四年出生於江西上饒市。文革時參加了「 大串聯」，走遍大江南北甚至去過越南、緬甸。其後畢業於北京建築工程學院(一說 廣州中山大學法學院政經系)。 一九六六年至六九年，中共「清理階級隊伍」時，任畹町首度入獄;並於七零年至 七一年，被指為反對「文革」而遭受「群眾監督」。一九七六年，他是「四五運動 」的積極參與者。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期間，任畹町發起組織了 「中國人權同盟」，並擔任領導人，創辦了油印刊物《中國人權》。 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他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和《中國人權同盟再致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的公開信》，當場被公安人員綁架往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後被判處四年勞動教養。在黑牢中，任畹町並未屈服，為了將自己的思想記錄下， 他偷偷利用廁紙寫稿，四年中完成了十六篇呼籲政治自由化的長篇論文。 一九八二年十月，任向最高人民檢查院作了長篇申訴，逐點駁斥了公安部門加諸 其身的指控，但被駁回。 為營救自己的同志而奔走 人權普遍遭到踐踏的中國，社科院或高等學府幾乎沒有一位「人權法」的研究者 ;在正式的法律文件中，似乎沒有使用過「人權」的術語;法學教授也不敢跟學生詳 細介紹人權方面的知識;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更沒有看過《人權宣言》。而任畹町 十幾年來一直不懈地為人權而奮鬥，堅持中國民運的基本點是人權受到尊重。十多 年前他起草的中國人權宣言，被認為比諸今日民運領袖提出的主張更具體，更能打 動老百姓的心。 一九八三年，任畹町被解除「勞教」，到北京設備安裝公司當會計。他沉默了一 段時間，把主要精力用於讀者和寫作。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之後，他開始 在香港、台灣和美國的《南華早報》、《明報月刊》、《九十年代》、《爭鳴》、 《聯合報》、《紐約時報》發表自己對國是的看法。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他致函聯合國，要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一九八九年二月下旬，美國總統布什訪華期間，任畹町又特別呼籲布什應關注中國 人權，督促中共釋放在獄的異議分子。 在他發表的《紀念『北京之春』十週年》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列文字： 「在我們回顧十年中國社會改造的日子裡，最該提上日程的，首先是至今仍身陷 囹圄的社會改造黨人的現狀和命運。如果說十年的中國社會有什麼進步，中國經濟 有多大的增長，那麼這一切都是社會改造黨人以喪失自由和幸福為痛苦代價的。沒 有他們的社會改造實踐和勇敢精神，中國人會有如今的言論自由和新式生活嗎?這一 切難道是執政者自動賜予的嗎?十年成就閃爍著中國社會改造黨人的智慧和功績，也 滲透著他們的憤怒和抗議，而對統治者的炫耀來說，這一切進步和增長都充滿著可 恥、罪惡和骯髒。」 任畹町與那些後來發起簽名運動的著名知識分子不一樣，那些知識分子因負盛名 從某種程度上受到有形或無形的輿論保護，而任畹町生活在底層;他十年以前在海外 有些知名度，而現在中國的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其人;更令人避之不及的是，他是一 個有前科的「老反革命分子」。然而，他飽蘸深情,為所熟悉的同志魏京生、徐文立 、王希哲等人致敬，並為陌生的八六學潮被捕者呼籲。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向世 人呼籲營救那些社會改造黨人。這一點，他與今天流亡在海外的一些民運組織和民 運明星也不一樣，後者挾天安門廣場血腥之風，在西方世界自我膨脹了頗長一段時 間，方記得中國的監獄裡還關著自己的諸多同志呢! 任畹町雖然在當代中國民運中，長期扮演獨特、重要的角色，但在八九民運初始 ，實際涉入不深。他不像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等人,在青年學生中有廣泛的知名 度，也沒有王軍濤、陳子明等人已擁有的渾厚的實力網絡，他唯一能做的是，與無 數爭相演講的普通人一樣，通過即席演講來影響學生運動。學運中期學生內部開始 分裂，他先後到北大、人大、政法、北師大、清華等校發表演講，公開主張重組公 民政府，並以波蘭團結工會爭取到合法地位的事例鼓勵學生。與一般演講者不同的 是，他的思維頗有條理;演講時間往往超過一小時，而聽眾中無人向他喝倒采。所以 慢慢地，學生們開始對任畹町表示一定的尊重和認同。在一次演講中，他一針見血 地指出：「同學們，不能選擇那種策略第一、眼界狹隘、缺乏知識、無力領導的凡 夫俗子,應當選擇那些有志於中國民主改造和胸懷世界的大智大勇的領袖!」聽眾爆 發出來的掌聲久久未息，雖然後來並未找到真正的大智大勇的領袖。 任畹町的部分政見 在中國大陸，筆者因為工作的關係可以閱讀港澳台和東南亞地區的大部份報刊。 八八年下半年開始，我注意到任畹町的文章頻頻出現在一些著名的政論刊物上，盡 管他小心地不使用「打倒」、「推翻」的字眼，而今這些文章依然是中共入罪於他 材料。 香港《開放》雜誌的一篇文章指出，任畹町正面評價七九民運和八六學潮的膽量 和識見，實非那些顧左右而言他，乞靈於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五四運動七十週年 和人民共和國四十週年，向上勸進的人所能望其項背。 一九八九年二月，任畹町發表了《中國民主建設與民主實現——評趙紫陽一九八 九年元旦政協茶話會》一文，指出了趙所謂「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 商制」並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指出了「中國的民主建設和民主實現是依靠持續不 斷的人民民主革命運動和被共產黨壓迫的人所推動的，而不是靠人代會、多黨合作 制和政協制所賜予的。」他更在文章中質問趙紫陽：「對目前仍被監禁而被歷史資 料和歷史事實證明有利於中國社會進步的眾多民主牆的青年改革者，你採取什麼態 度合作法?」毫無疑問，比起八九年五月下旬在天安門廣場對記者支吾以對的學生代 表，任畹町是更具有歷史感和道德勇氣的。 四月二十三日，任畹町在台灣《聯合報》發表了《悼胡為什麼會爆發民主運動》 ，文章指出：「中國政治向人們展現的是一幅黨權一體、黨政一體、黨法一體、黨 國一體、黨軍一體、黨民一體、黨經一體、黨文一體的八位一體的這幅漫畫」;「中 共當局對國內外尋求赦免釋放民主牆人士的強烈呼聲置若罔聞的事實再一次向人民 呈現的痛苦事實是：在一黨集權的人治國家，法律的制定不但可以違背憲法而不受 法律約束，反而利用法律殘酷打擊和迫害政治反對派」;「現代中國的每一次動亂， 哪一次不是共產黨的內部製造的，共產黨不亂，中國何以會亂?」「中國現代民主運 動自從五十年代民主黨派企圖嘗試執政以來，歷經作為人民反抗運動的文化革命、 四五革命、民主牆運動、八五學潮、八六學潮、八九上書運動以及目前的運動，這 一次又一次人民民主的強大示威和抗議警醒了共產黨執政者，迫使它糾正錯誤，幫 助它撥正航程，一次又一次挽救了國家危機」;「我國工人要使工會從政黨的領導下 爭得獨立地位，否則就另起爐灶。在民主牆和八六學潮中慘遭逮捕和監禁的我國工 人的歷史教訓是疏於組織和社團弱小。同學們要幫助工人。只有當代千萬產業工人 意識到自身民主權利不是靠他人賜予而是靠自己爭取並足以掌握國家局勢的時候， 中國的產業騰飛和民主事業才會實現。」 在題為《論八九·四月人民民主運動的歷史任務和奮鬥目標——再論中國社會體 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運動的歷史功績》的長篇演講中，任畹町提出：「我們運動的 短期行動目標，應當是爭取切實保障各項公民權利，挫敗和回擊各種無理指責和政 治壓迫。合法結社要挫敗非法結社的無理指責。遊行罷課的合法權力要挫敗非法游 行和『製造動亂』的無理指責。言論自由的合法權利要挫敗『違反憲法』、『反對 共產黨領導』的無理指責。只有回擊和挫敗了這一系列無理指責和輿論壓迫，我們 的運動才能繼續進展，合法行動才能得到確認。」他又提出一個具體的目標和任務 ：「目前可以制止腐敗和建立秩序的唯一可行性辦法，是以各地大專院校為基礎， 吸收代表民意的專家學者和教授及各階層人士，組成全新的公民委員會，與人代會 共同行使職權，改組政府，討論修憲的問題，醞釀新的黨團，將幾十年的書生議政 ，推向民主政治的實際操作過程，否則中國的民主政治將永無實現之日。」 五月十三日，在題為《人民民主運動何處去?》的演講中，他回顧和概括了近十年 來中國爆發的六次人民民主運動，批評「狹隘的學生運動意識不僅是對五四運動和 五四精神的背叛和倒退，而且是對歷史的無知，是自我孤立的死亡之道。八六學潮 就是教訓」;他再一次呼籲組成各階層人士參加的公民委員會,與人代會共同行使職 權。這篇演講是這樣結束的：「中華大地的國基不是由什麼四項基本原則,而是由人 民民主運動一次又一次的艱苦錘煉而奠定的!中華民族的民魂不是由日益腐敗的政治 風氣而是由人民運動一個又一個的英雄風範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