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的熱泉 陳小勤 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萬眾一心，奔向共 產主義前方。 十年動亂之後，怎樣領導這個飽經重創的民族繼續向前走?以華國鋒為首的領導集 團也許相信，在這樣的歌聲帶領下，完成一個歷史性的大轉變，是最便當的。他們 重新為「國歌」填詞，修改了最能像征全國人民步調一致的廣播體操，並以人們崇 敬的前總理周恩來生前的遺願作為勉勵，及時提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 來。對於一個在重創中失血過多，已經變得滿目瘡痍的民族重新癒合傷口，迴避那 些容易引起感情的激動和社會騷亂的敏感問題，在理論上是成立的，多年的實踐證 明也是行之有效的。它使人們想到衛國戰爭後的蘇聯，怎樣迅速地跨入了世界強國 的行列。 人們舒了口氣，以為春天來了。此時已有八十六歲高齡的當年的風流才子，在他 行將就木的時刻，以最後的熱情，在給全國第一屆科學大會的祝詞裡禁不住大聲歡 呼:中國的春天來臨了，讓我們伸開雙臂，擁抱她吧! 但是，人們隨之又發現，姍姍來遲的春天，和人們一同來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人 與人之間互不信任，不願犧牲，不相信許諾。干群關係吃緊，人都變得自私自利。 每一個單位，每一個人的心頭，好像還重重地壓著一個包袱.... 一九七七年，湖南長沙岳麓山下，那條毛澤東當年走向愛晚亭去的翠竹蔭庇的石 徑上，一個跟隨革命隊伍南征北戰數十年的老知識分子，對一個同事說：國家好像 得了一種癌症。不久，這位老人因可以確診的癌症獲得了解脫，但他關於這個國家 尚無法確診的癌症一說，仍是一個籠罩在友人心頭的謎。 人們說不清病在哪裡，如何去治，只是本能地感到了危機! 危機卻製造了神話。 魏京生和王希哲的鋃鐺入獄，重新彈響了這架巨大鋼琴上無可迴避的重音。政治 ，這個十年來久久不散的主調，在片刻停頓後又重新響起，並終於有機會在一代思 考青年身上長成情結。與文革時在「紅司令」的臂膀指引下由哥哥姐姐們排演的歷 史壯劇不同，這一次，執行導演的成了演員自己。 當權派們處心積慮地組織的蘇式大合唱不情願地變為一種背景。前台的位置，讓 給了一支清新而又古老的歌。它彷彿是一支由各種音律、節拍和各種樂器各自演奏 又相輔相成的二重唱，用悲壯而高亢的嗩吶吹奏的對於十年浩劫的憶苦思甜，用鏗 鏘而清脆的鑼鼓排演的復出的「劉郎」對昏君的控訴，以及用憂怨而纏綿的單弦拉 出的「為民請命」的包公式悲歌，通過一段高低不齊的試音後，逐漸確定了一個基 調。用以表示這個基調的符號顯然只能出自西洋樂曲，而這個五十年前曾經大倡於 國的單詞是: DEMOCRACY (民主)。 布爾什維克的屈原和岳飛 作為高聲部的演唱，是由一批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家和理論家擔任的。他們運用馬 列主義經典與中共黨史的掌故，加上文革期間流放民間獲得的情感與經驗，先後高 舉起反對個人迷信，反對等級特權，反對官僚主義的旗幟，直至從總體上歸入人道 主義的糜下。關於這個過程，當這十年最後幾個月即將過去時，上海社會科學院中 西文化比較中心一位青年作了一種總結。 「中國確實有一批思想家在思考中華民族的發展問題，這個思考經常是不以政策 條件為轉移的。」他們「試圖深刻尋找文革對我們民族造成災難的真正根源，怎樣 才能避免重犯這樣的錯誤?很多人感到中國沒有一個健康的民主生活，便在民主上花 大量的力氣。」 「思想有這種特性，它不是空氣。我可以用壓縮機把空氣打到一個鋼瓶裡面去。 思想是液體，你在這裡壓它下去，它在那裡又冒出來了。你把民主問題壓下去，不 讓討論，結果冒出另外一個問題，叫反對封建主義，其實它和民主是一個問題的兩 個方面。當時有一系列的文章，如農業社會主義批判、共和國旗幟上的封建王朝印 記。然而，自然地，反封建問題在中國經常是最大的忌諱。滑稽就在這裡，在中國 ，你盡可以把資產階級罵得狗血噴頭，但如果你稍稍反對一下封建主義，就很容易 讓少數人產生不愉快的聯想。所以，反封建作為一種思想的尋求很快被堵掉了。經 過幾次風險的知識分子確實也乖巧了，既然你不讓我反對封建主義，那我就撤回來 。但憂國憂民之心不死，又提出了『人道主義與異化』。還是那個問題。人道主義 是資產階級舉起來反對封建主義的一面思想旗幟，但你要反封建，日子就不好過。 」 「...被壓了下來，壓了以後還要往外冒，這次冒出來的是文化。」 按照這些思想的反對派們的意見，這批人所代表的觀點和言論，是與他們過去一 直維護著的那個傳統離心離德的。當這十年即將過去之時，頭髮已經發白的李洪林 在他的回憶文章中不無委屈地表白， 他的文章是鼓勵人們去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他和他的戰友們，反對的是披著馬列 外衣的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而這一發現，恐怕要感謝他在這個歷史性思想大解 放運動到來之時，正好居住在位於北京中心的中國歷史博物館這座龐大建築頂端的 一個房間裡。在他的腳下，一邊是中國歷史上二十四個封建王朝佔了絕大比重的中 國通史陳列，一邊是中共黨史陳列。 在這場理論風雲中的另一些弄潮兒，也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得真傳者自居的。即 使是在後來的「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出了黨籍或被勸退的劉賓雁、方勵之、吳祖 光等，也無不自信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只是在強大的反對勢力面前，他們不得不屢 屢扮演「屈原」和「岳飛」的角色。即使內心真敢對祖宗有所懷疑，但歷史經驗告 訴他們，這個旗號也是不可能丟掉的。 這些弄潮兒中的另一位風雲人物，是比李洪林更為瘦弱並更為多事的王若水。進 入八十年代以來，關於「人」的問題發表的四百多篇文章和一系列以人性為主題的 文藝作品中，他的平直樸素的講演及文字，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人道主 義思想運動」崛起的瘠梁。通過他，以及高爾泰、楊適等人的傳介，人們彷彿一夜 之間發現了馬克思的「一八八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他們對現實狀況的深切憂 慮，使他們立即敏感到，一個人道主義啟蒙對於反抗那座壓在這個民族頭上一座完 整的精神大山的爆炸性作用。王若水在「為人道主義辯護」一文中說:「這種人道主 義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它意味著堅決拋棄十年內動亂期間的全面專政和殘酷鬥爭，拋棄把一個人神化 而把人民貶低的個人崇拜;堅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 尊嚴不受侵犯。 --它意味著反對封建的等級和特權觀念，反對資本主義的拜金思想，反對把人當 作商品或單純工具;它要求真正把人當人看，並且從一個人本身而不是從他的出身、 職位或財產去衡量他的價值。 --它意味著承認人是目的，不僅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而且是一切工作的目的 ;要建立和發展體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互相尊重、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友好合作 的新型社會關係;反對漠視人的官僚主義和損人利己的極端個人主義。 --它意味著重視社會主義建設中人的因素，發揚勞動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創造性 ;重視教育，重視人才的培養和人的全面發展。」 民刊--知識青年的參政意識 與這種具有「死諫」性格的旋律並行，時而又相互分離的另一支旋律，來自布爾 什維克之外的社會底層。其主要人物大都是一批在歷史轉折前後由農村回到城市， 以及被文革浪濤由社會上層捲到基層廠礦和學校的知識青年。十年文革乃至更早的 政治教育養成了他們關心政治的天然性格，以至於他們出了一種理論戰鬥的興趣外 ，更有一種操作的願望，而這，正是一種參政意識的表現。 他們的閱讀範圍，他們的更加純粹的的平民身份，以及他們在年齡上的特點，決 定了他們的演奏具有更加現代、更加直率和更無所顧忌的特徵。行動往往是倉促、 極富創造性的。如果說，文革末期出現在廣州街頭的「李一哲」(李正天、陳一陽、 王希哲)的辯論，曾經為內地青年提供了一個不可戰勝的神話，那麼以一九七六年天 安門事件為標誌的現代中國青年運動，則以更坦率的形式來到了人民政治生活中間 。由他們呼出的口號已經不是「死諫派」們「反對」什麼的問題，而是直接提出「 要」什麼了。 當這個十年即將過去時，筆者訪問了這些青年群體的部份代表人物。其中一人把 他們的思想經歷描述成:毛澤東主義者--新馬克思主義者--西方主流派--改革的社會 主義者。當然，有許多人並沒有走完這全過程，在第二或第三個階段後便定型，或 離開了政治領域。總之，對於這批年輕人來說，除了以開放性的姿態接受、思考、 消化和淘汰，更有吸引力的是行動。一九七七年全國恢復大、專院校公開考試招生 制度後，這些人中的大部分有機會進入大學學習，有的直接考上了研究生。當時還 未完全恢復正常的大學生活秩序和教學內容，使得他們得以有閒暇到一起，深入地 探討過去幾年淤積於心中的對於社會、政治、人生問題的懸慮，溝通思想感情，並 在這種積蓄達到一定程度之後，最終釀成了一個全國性的民間游刊運動。 當時曾參與武漢大學生社團主辦的文學刊物--「珞伽山」主編工作的高伐林回憶 說:「一九七九年，從年頭到年尾，每一天都有新的姓名被從恥辱柱上解下來，鄭重 地安放到祭壇上;每天都有『禁止入內』的牌子被摘下來，首先是一倆人，後是大群 人進去踏勘、開墾--問或有人踏響了地雷。犬牙交錯、短兵相接、乍冷忽熱、雲詭 波計。恍然大悟之後緊接著更大的困惑。突破的暢快迎頭又撞上新的桎梏。我覺得 我好像一架飛機找不著著陸的地點，只能在雲際盤旋;想求助吧，既不知對方的頻率 ，也無法報告自己的座標--亢奮感、失落感、驚悸感攪在一起了!」 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內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對「無產 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進行了反省;繼而鄧小平又代表中共提出了「四項基本 原則」的要求;通過黨的最高層內的反覆切磋，領導者最終接受了青年「四君子」( 翁永曦、王歧山、朱嘉明、黃江南)關於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 」的方針: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國家主席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得到平反 ;張志新的事跡及其被害經過得到披露;郭羅基提出得到關於「誰之罪」的詰問;第五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選舉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七種重要法 律;一批指斥特權針砭時弊的文藝作品發表;第四屆文代會呼籲「創作自由」 這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整個 氣候，給活躍在政治、經濟和文學領域裡的一代青年以新的希望。他們走出過去的 「小社會」，來到面向群眾的大社會。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歷史上和現代政治生活 中絕無僅有的事件應運而生了。 「民主牆」前的三大思潮 一九七八年秋季的一個晚上，現在已僑居法國的作家亞丁興沖沖地跑進了他在北 京大學的學生宿舍，對他的同學發佈了一則新聞:「西單築起了一堵說真話的牆了。 」是的，這堵牆戲劇性地出現在中國的首都、三代三朝的心臟、黨中央和國務院辦 公處所在地--中南海正門新華門的左側。它使人微微地能回憶起文革期間「四大」 的餘韻，又帶著三年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四五」運動的性格。它直接呼喚民主 的形象，恰與象徵集權和專制的故宮紅牆的森嚴形成了強烈的對照。 到過西單「民主牆」的人，都曾因為它那熱烈的氣氛而留下一份深刻的印象。在 這裡，人們時常可以看到這種場面:一群人簇擁著一個人，圍成一個圈子，聽他演說 。一群人在一張新貼出的「大字報」前剛剛站穩，又被其他地方的叫喊拽了過去。 他們或被滾滾人流推動著，不由自主地來到一個演講者的面前，聽他像發佈新聞一 樣地大聲宣佈一個人們已隱隱約約知道的消息。消息或許是:「鄧小平說了:毛澤東 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當然不能比他，最多四六開...」他的話題沒有 講完，便被人群中的一片叫好聲打斷。 上至國家大事，下至民情民意，在這裡能得到遠比新聞媒介更有影響的傳播。「 言論在這裡是自由的，行動在這裡也是自由的」。以至於東北詩人曲有源滿懷愛戀 與激情地為西單民主牆大聲叫好。 毫無疑問，「民主牆」的主題是直奔政治及有關的思想理論而去的。其間最活躍 的三股思潮分別由三個民辦刊物所代表:「四五論壇」代表著激烈的民間淺層意識， 而主旨似乎集中在反特權、官僚主義兩大焦點上。由於它不得時常與腐敗而又龐大 的特權短兵相接，在可觀的殺傷觸動效應背後不得不顯示出理論後勁的不足。這導 致了它在現實的對抗性衝突中最早消亡的命運。 「北京之春」認為自己是搞「短跑」的，所觸及的層面基本上指向了制度，以及 一些決定制度的思想原則。按照其副主編王軍濤的回憶，雜誌當時反映的主要是理 論編輯呂嘉明的風格和觀點，而他的基調是新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十分清楚的是 ，新馬克思主義到中國運用，在實踐中必須有所修正。他們的刊物只是作為推動中 國政治大球的一個小小支點罷了。後來的歷史證明，這個刊物確曾充當了國家在八 十年代中後期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中活躍一時的理論人才的搖籃。 由一批思想解放戰線上的「中長跑運動員」主持的「沃土」更具有思想理論的魅 力。較之「北京之春」的成員，他們的面孔顯得清懼，身材顯得單瘦。他們對歷史 的深謀遠慮以及對待現實改造中「虛」的方面的重視，使人相信，他們是一批自信 的哲人。在那個天天都叫喊著「革命」，所有歷史教科書都把「革命」作為歷史前 進的「火車頭」，以至於「革命」也成了偶像的氛圍中，他們竭力說服人們相信改 良;通過改良，能達到一種比革命更為令人滿意的效果。在現實行動方面，他們寄希 望於要付出和中長跑一樣耐力的思想啟蒙。 應該說，從這片沃土中收穫的最沉重的果實，是胡平這樣的平民理論家以及他的 「論言論自由」。在他那明顯受到西方啟蒙思想家影響的觀點中，與他人不同之處 ，在於他的文字很少有生搬硬套的概念和離民情遙遠的侃侃而談。他敘述問題時充 滿樸素民諺和家常話，詼詣不僅表現出一種大智，而且給人以親切的快感。講演時 ，他往往以一種從容不迫的風度來進行那個浩大無比的工程。用他的話來說，這為 的是使子孫後代不再為因言論治罪的恐怖所威脅，為了徹底搬掉這座壓在中國人民 精神上的罪惡之山。由於他的自信，當他弱小的身軀面對這個龐然大物時，人們想 起的不是面對風車的堂.吉柯德，而是面對獨眼巨人的奧得賽。而他的這些素質，使 他在一九八一年的區人民代表競選活動中，能夠最終贏得了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 學大多數師生的認同和支持。 胡平相信，真正的英雄離不開精神的獨立，那些只有遵循欽定的方式才能奮不顧 身的人，多是思想上的懦夫。他說，「在歷史上的轉折關頭，思想的作用即使不是 最巨大的，至少也是最關鍵的。它好比分水嶺上的一塊石頭，能決定整個河流的未 來走向。」他所找到的一個阿基米德的支點，不是他民刊時期的同夥和競選時期的 對手王軍濤所說的支點，他把王寄托於一個學派或一種體制的思想還原成一個最簡 單的質點，那就是，在公民的政治生活中，要能真正地實現「言論自由」。 關於「言論自由」的問題，不過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早已規定的公民自由 權力的深入闡述、論證和展開罷了，但它令人奇怪地受到難以解釋的冷遇。直到一 九八六年七月，它才被長江之濱的一個青年理論刊物公開發表於世。該著作浸透了 人的自由精神和法的精神的不容辯駁的說服力，使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論述公 民自由權力的政治哲學教科書，而湖北的「青年論壇」作為中國改革的「思想庫」 之一，一度成為全國理論刊物中的佼佼者。 記住這一場面，也許對人們理解這一現象不無益處: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 國共產黨為通過一項經過長時間醞釀而終於制定的決議:「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 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舉行了十二屆六中全會。黨決議付諸表決的時刻到來時，黨 的總書記胡耀邦照例最後徵求「同志們還有什麼意見?」這時，在有七百多人在場的 大廳裡，舉起了一支蒼老的手。人群中站起來的一位老人激動地說:「鑒於我黨的教 訓，我再次提議《指導方針》裡有關《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紀律的教育》一 章裡，《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提法不提為好。」 他的發言贏得了一些與會者贊同的掌聲，但是，端坐在主席台上的政治局常委們 的挨個表態否決了掌聲，理由是，保留這一提法，是因為從全局看「國內有一股資 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 我們是自覺地被利用的 這個時期中，由十三家大學社團發起組織的文學刊物--「這一代」也捲進了政治 漩渦。從作品的文學追求和政治傾向來看，它絲毫沒有超出當時社會一般水平的地 方。但是，它的存在形式多少對社會的民主風潮起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並再次 測試了一代青年行動的激情。其大多數作品除了一種熾熱的感情和純潔的嚮往，給 人留下的最深印象便是，文學開始講真話。這個看來本是健康社會的最基本道德， 在十年動亂後陷入迷茫的中國，卻成了十分珍稀的品質。 從純粹文學的角度看，由一群青年主辦的「今天」，似乎比「這一代」走得更遠 。它引起了詩歌的革命，並培養出一代富有自由精神的倡導新潮流的所謂朦朧詩人 。 有趣的是，發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這場運動，不僅僅在它所倡導的科學 與民主的內容上，與發生在本世紀初的中華民族第一次啟蒙相似，而且在形式上也 是雷同的。這些二、三十歲的熱血青年，從他們的爺爺奶奶--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 或更早的愛國志士們那裡，繼承了他們與封建帝國、軍閥、官僚機器鬥爭的武器和 方法，除了撰寫詩文以體現其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外，便是編輯、印刷民辦刊 物。與老一代人的經歷一樣，它們發展的初始，也只能是在「地下」。而僅僅幾年 之後，他們都成了官方認可的各類報刊的大大小小的主編或編輯。興起於八十年代 中期的「叢書熱」，不過是這股「地下」辦刊潮流的慣性運動而已。 這個由青年人組成的樂隊與那支一部分佈爾什維克理論家們的演唱互相應和著， 互相吸取營養和互相獲得鼓勵，合聲終於以越來越強大的氣勢，成為中國政治文化 的主旋律。一九八七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政治民主化」的呼 吁終於以黨中央的聲音，通過新聞媒介播向全民，最終使這股地下的熱泉與地上的 河流匯合。而此時黨中央作出的開展經濟性、制度化的社會對話活動的決定，最終 將那個日漸綿薄但還施行著有效隔絕使命的地殼，砸開了一個泉眼，壓抑已久的地 下的活水，帶著它的純潔的溫暖，當然也夾帶雜質，噴湧而出了。 這個在十年前看來是那樣遙遠的期望和渺茫的追求，似乎是一下子來臨的。然而 ，這對於那些始終堅定不渝地向這一目標努力的人們來說，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一 九八六年十一月初，筆者來到北京羊坊店一家職工醫院的地下室，在一間終日靠日 光燈采光的房間裡，見到了曾在「四.五」天安門事件、民主牆運動和人民代表競選 運動中起某種組織作用的陳子明。此時，他是北京為數不多的幾家民辦研究機構的 負責人之一。他的談話使人相信，對於近十年中國民主運動的進程，他是充滿自覺 性和能動性的。 下面是一些對話的片段： 問: 文革時你的情形怎樣? 答: 那時候，我主要是觀察。我說的文革概念與一般概念不同。 我認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是真正的文革時期。我是六八屆小學畢業生。對 文革，我寫過一部三十多萬字的手稿，是小說體裁。一九七五年張春橋、姚文元那 兩篇文章發表(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引者注)，我和一些朋友議論這兩篇文章的信件落到了公安部門手裡。結果我坐了 牢，幾個月後被監督勞動改造，被從北京化工學院開除了學籍。一九七六年四月三 日，正好是我從坐牢到勞改的轉換時間。我被放出來，目睹並參加了那個大事件。 我一直克制自己。一方面自己不能參加，內心很痛惜;另一方面我清楚自己的身份 ，怕給運動添麻煩。到了「四.五」那天，我覺得要有人出來。那天早上，我七點就 到了廣場。我認為，我那一天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 一是引導唱「國際歌」;利用群 眾的義憤，把喊「打倒周恩來」的人從解放軍的包圍下搶出來，趕到大會堂前。這 使得被包圍在紀念碑下的群眾得以轉移，大家於是可以逃命。 那次出了頭以後就得老出頭了。後來我又引導劫了廣播車，然後是小樓談判。四 月六日，我自覺地到勞改隊報到去了。所以抓的時候怎麼也找不到我這個人。 問: 一九八零年底，北京幾個大學的民主競選運動是不是在同一些人的鼓動下搞 起來的?競選要達到什麼目的，是不是曾有過一些設想? 答: 這涉及到一些人，我不能多談。當時有那麼一份提綱。在競選之前有那麼一 次會議，討論了競選問題。 我們當時想:第一、中央要實行改革，要看自己的社會基礎。第二、教育群眾，特 別是這一代大學生，有一次民主鍛煉和沒有民主鍛煉大不一樣，應給他們一次機會 。第三、嘗試通過一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否走下去。 上海復旦、湖南師院的競選對北京都有一些影響，但顯然不在一個層次上。大家 都十分清楚，競選並不能得到什麼。但歷史是一個合力，為了使整個主流偏一點， 需要很多人去撞一下，我覺得，現在的形勢之所以能這樣，就是有一些人敢於以身 試法。 實際上第一個任務就是要支持中央的改革派，支持鄧小平、耀邦、紫陽他們。所 以大家都很克制。就像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實際很多是我們召集的，許多講 話是我們把關，有些很深刻但有可能越界的話不讓講，給扼殺了。 問: 我聽到一些反映，說是有人利用了你們，現在看來，你們是自覺的。 自覺地被利用，因為當時有一點政治閱歷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有人搞長跑，有人 搞中長跑，有人直接配合作戰設計，只要方向是好的，有什麼可苛求的呢? 轉向改革「主流派」捷徑 當著八十年代來臨時，「勝利」也變得越來越近了;接近勝利，使得短跑的吸引力 越來越大。一些在中長跑線上的運動員一旦聽到不遠的凱歌，也開始脫離他們那幾 乎望不到盡頭的軌道，踏上了通向現實政權的捷徑。 以從事社會變革的中長跑為己任的「走向未來叢書」編輯班子的部分人，在名聲 雀起之際突然一改初衷，在那個曾經很開風氣的長串編委名單前，又增加了數名政 治上能「保險」的顧問。這一舉動，在首都青年思想界被看做是一個倒向官場的信 號。取包遵信而代之的金觀濤，於此終於將其「決不做持不同政見者」、「要當主 流派」的設計變成一個可能的現實，終於使他腦海中那個青年思想家的形象追求變 得淡漠。 「走向未來」的調整，獲得了知情知趣的中國大小報刊的首肯。「中國的狄德羅 」、「百科全書派」的桂冠翩然飛來。他們，終於變十年地下的辛苦而一見天日。 「走向未來」，由青年中一個神秘的口令轉而成為一張社會的通行證。 一個曾經幾乎支撐著「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全部事務，並為它付出過巨大個人 代價的青年，曾經對筆者吐露過這樣一段心曲: 一九八四年，當他來到成都武侯祠時，發現小說「三國演義」中那一個個生龍活 虎、個性突出的人物在這裡被塑成了千人一面的泥像。他不僅沒有反感，反而像他 十年前在黃河邊看到那用幼小身軀護住了大河堤岸的小白楊一樣，悲壯的淚光在他 明亮的眸子裡閃閃滾動。「如果他們不是被削去了個性，他們是不能成就一番大事 業的。就像長城磚一樣，只有符合一定的規格，才能被鑲嵌到這座巨廈中去。」 地下熱泉的噴湧而出，無疑給地上渾濁的河流注入了新的血液，但是，也必然影 響了它自身的清潔。由於壓力的減輕，離地熱而遠去，出路的寬廣，使它無法以先 前的衝勁和熱力來製造一種奇觀。在明麗的陽光下，這一株晶瑩的琉璃柱，育化出 道道彩虹，顯示著一種生命終結的輝煌。 關於豬肉價格的喜劇結局 當張賢亮的「綠化樹」終於寫到那條通往大會堂的腥紅地毯時，中國老百姓的狀 況或許已有相當的變化。在城市，他們由在街頭保衛紅司令的巡邏，重新回到了工 廠的機器旁;在農村，他們從大寨田走進了鄉鎮的集市;那些原來帶領大家學習毛著 的小組長們，回到家中與兒子爭搶一部金庸的武俠小說;找到了工作或求學成功的知 識青年，或許是把弟弟、妹妹趕到了街頭攤點，那些曾是公眾心目中偶像的名字已 被他們淡忘了。當我向那些更年輕的大學生講述王軍濤他們當年的英勇時，從他們 那漫不經心的嘴角流出來的只是一句:「那也是個混蛋!」除了他們自己的意中人， 對於他們來說，偶像是不可思議的。當你懷著滿腔的理想主義激情，以空前英雄主 義的感召力慷慨陳詞的時候，招來的可能是一片「噓」聲，和幾聲稀疏零亂的竊笑 。除了在增加薪水和某些實利可以兌現時，再也沒有人喊「萬歲」了。 如果仍留意民間世態，這些精英們一定會發現，他們曾經以生命相爭取，曾經為 之奔走、奮鬥、流血的事業竟是這樣一個陌生的結局。他們召喚來了一個反對他們 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民主」有著更廣大的含意，它於「自由結伴而行。 他們如果不承認這個社會，則是對自己奮鬥成果的有意否定;他們如果抗拒它的到 來，就成了新的專制主義者;而他們如果承認這一結果的合理性，便要承認歷史對自 身的否決。而最大的悲劇和滑稽還在於，他們在十年前就自覺地選擇了這一終點。 這是不可逆轉的，不管你意下如何，它已經來了! 一九八七年聖誕節過後的一次青年理論界的重新聚會，可以看作這一時代最終結 束的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會議的主題是:如果不是年初的「反自由化」鬥爭，它 的出現可能要更早一些。)無論從這次會議的內容、主持者的指導思想，還是官方對 它的接納態度，以及新聞界對它的反響來看，它都是一個標誌，象徵著一個時代、 一個風尚、一個激動人心的主題的結束，同時也象徵著另一個時代、另一個風尚， 以及另一個富有探索性的主題的開始。 會議的主持者，是「北京之春」的另一名理論編輯閔琦。據稱，邀請了某些政府 領導人，但他們沒有來。到會的基本上是一個圈子裡的人，如果說是明星的話，也 都是一些老明星了。遠志明說了一通發展馬克思與突破馬克思的問題，生活之樹與 理論之樹的問題，以及自由是理論繁榮的鑰匙的問題。寂寞了一年的黎鳴，說自己 已發現馬克思主義並非導源於黑格爾的神秘哲學，而是導源於英國的實驗哲學，列 寧的「三個來源」搞錯了。除此之外，在理論上沒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倒是楊百 揆、萬潤南、厲以寧、肖灼基、曹思源等人，從實踐和操作的角度，開展了一些富 有實際意義的層面。接下來，便是一些書生氣的嚼舌和莫名其妙的預言，以及那些 以「智囊」自居的在野人士對黨的路線方針的修補意見。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電視攝像機的追逐下，在人們心目中算是已經參政，自認 卻只有半官方色彩的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老牌發言人白南生，大談了一番 豬肉價格和生豬生長規律與上市週期的關係問題。在北京市重新宣佈豬肉恢復定量 供應後不到一個月，這個題目無疑給人以親切感，但它恰恰是對這種充滿行而上氣 氛的會議的一個莫大的諷刺。在這次集會中，關於文化的問題只是在下午兩點以後 才為人所提到。分別站在會場三個話筒前的榮劍、王軍濤、陳小平的三角爭論，表 面上把會議氣氛推向了高潮，實則在重複一個「是文化決定政治、經濟」，還是「 經濟決定政治文化」的古老命題。人們把王軍濤主張的前者歸結為馬克斯.伯的路子 ，把榮劍主張的後者歸結為馬克思的路子。 前者的王牌，似乎是一次公民政治文化心理調查所獲得的數據。後者則要求大家 看從南到北的經濟發達程度與民主意識反不如農民，南方的市民不如北方的知識分 子，作為批駁的論據。結果，還是某民辦研究所年輕的所長費遠站出來說了一句符 合理性要求的話:政治文化心理調查所擬試題，未必能測試出個體戶的民主政治意識 。 然而，在場的所有人也許都未意識到，這場討論所立足的整個基點的偏頗。因為 ，個體戶們(甚至還可以舉出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所謂政治意識的薄弱，也許正是中 國政治民主化得以從舊的歷史軌道脫穎而出的契機。與其讓他們像前十年，甚至前 二、三十年的人一樣，和自己的影子撕殺得難捨難分，不如讓他們在綠色的草地上 唱著「月亮走，我也走」--在一種平和的心境中，走出舊時代政治的「六道輪迴」 。□ (轉載自《海南紀實》創刊號，本刊有所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