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預演的幕後 ——回顧一九八六年學潮時中共高層的鬥爭 丁解牛 八九民運的預演 幾百年前，當中國的偉大作家曹雪芹感歎：「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他是抓 住了中國政治與社會的一大特點的。中國的政治是一場大戲，一出接著一出。有時 候，前一出就是後一出的綵排或預演。 是的，歷史的相似常常讓人吃驚，場次的密集也越來越讓人透不過氣來。從一九 八六年年底，到一九八九年春天，在僅僅大約九百天內，中國政治就發生了一次輪 回：自由化--學潮--鎮壓--中共改革派領導人下台--反對自由化。歷史好像是在重 復自己。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真不知道是應該感歎歷史的貧乏呢，還是應該讚歎歷 史的偉大記憶力? 對於瞭解中共歷史和政治演變規律的人來說，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和後來的血 腥屠殺都並不是突然的。僅僅在它發生之前的兩年多以前，這次事件就曾經有過一 次非常正式而逼真的預演。我指的是一九八六年年底的學潮和在那之後發生的一連 串事情。在我看來，一九八六年年底的學潮是中國近年民主運動史和政治運動史上 的重要事件。從當時的意義看，它集中而強烈地表達了中國社會要求政治變革、追 求自由民主的呼聲;從與現實政治運作的聯繫看，繼它之後發生了胡耀邦下台和反對 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開始了中國改革後期的政治和社會動盪期 ;從歷史的繼承邏輯來看，它當然是一九八九年學生民主運動的直接先聲。 我這裡就當時自己瞭解到的有關高層的情況作一番回顧，以補充那一段歷史的記 載。為了某些我想讀者可以理解的原因，許多材料一時不便註明來源，只好留待異 日找補了。 學潮的興起和胡耀邦的意見 這次學潮在一九八六年初冬開始。大約從十一月開始，各地學潮即接連不斷。與 以往歷次學潮小有區別的是，這次學潮沒有先從北京開始，而是從南方開始的;不是 以北京為中心，而以合肥、上海為中心。與以往歷次學潮相比，特別是與一九八五 年秋天的「九一八」學潮相比，這次學潮的主要訴求集中於要求加快進行政治體制 改革，更明確地要求民主、自由。 如何對待學潮與處理學潮，在中共領導人中醞釀著截然不同的兩種意見。一九八 六年十二月八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並在會上講了話。根據他的 講話，會議初步形成了對於學潮的溫和的對策。胡耀邦的講話說： 十一月份以來，有三十幾所大專院校出現貼大字報、遊行等情況。原因有三分之 二是對學校伙食有意見，有些是對學校治安管理不滿，三分之一將具體問題與民主 、自由聯繫起來，有的學校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則直接和選舉人民代表聯繫起來。 總的估計是：一，全國當前的政治經濟形勢是好的，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之一。 二，現在出了些問題，目前是學生中出了問題，前一段工人中有些問題，比如洛陽 工人上街遊行了，但不影響全局形勢。對出現的問題要作分析。其中確有學校管理 不善的問題，也說明我們的民主生活方面有問題，要改革，要改善。不要大驚小怪 。要民主是個世界潮流。台灣也正在發生變化。三，要善於引導，學會引導。不要 壓，不要一下子頂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瀾。資產階級執政黨有一套對付問 題的處理辦法，可以學習，然後從中國的特點出發來解決問題。政治體制改革中要 求民主自由要講得適當，不要講得出格，不要把胃口吊得太高，太高就搞亂了。 改革派的處境與對策 我們可以把胡耀邦的這段話看作是當時黨內改革派對待學潮的基本方針。這些方 針是與當時改革派所面對的黨內鬥爭形勢相聯繫的。分析這些話，可以發現與體會 當時改革派的複雜處境與微妙心態。 首先，黨內改革力量要維護改革的成果與改革力量的主流地位，所以要強調形勢 是好的。因為每當社會上有什麼風波發生時，守舊勢力必定借此發難，以指責改革 搞糟了。在這個意義上，學潮一起，改革力量就等於處在被動地位。 其次，黨內改革力量反被動為主動的基本立足點是承認學潮的合理性，從而借學 朝來推進改革。在這個意義上，黨內改革力量能夠面對學潮所提出的基本問題，並 要求以進一步的改革來解決問題。 第三，黨內改革力量希望以溫和平穩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既包括解決學生所提出 來的問題，也包括學生遊行這個問題本身。 一般說，在社會上，在民眾中，各種批評意見大多可以歸納為對現行制度的不滿 ，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對現行政策的不滿;而在黨內，特別是在高層，批評意見則主要 表現為立足於現行制度而對於現行政策所產生的不滿。 但複雜之處其一在於，民眾中也不是沒有立足於現行制度而發生的對於現行政策 的批評，包括學生運動中也不是沒有維護傳統制度、反對變革路線的情緒。這在一 九八五年秋天的「九一八」學潮中表現比較明顯。其二在於，還有一種批評意見不 滿於現行變革路線對於現行制度的緩進變革態度，要求激進變革。這正是歷次學潮 的主流。當然，處在黨內改革派的位置上，也會同時受到這種不僅僅是變革之對於 守舊，而且是激進之對於緩進的批評。有時候這種批評會集中對準黨內改革力量。 複雜之處其三在於，黨內改革力量既然是現在的主流派、當家人，因此就不僅被理 所當然地看作是現行緩進變革路線的代表，同時也很自然地被當作現行制度的代表 。黨內改革力量的這樣一種尷尬處境，在平時只是面對守舊派的進攻時還不太清楚 ，而每當面臨學潮的時候就表現得最為突出和充分。 這樣一種處境中的黨內改革派的心曲，在中央書記處會議開過兩天以後書記處常 務書記胡啟立的一次講話中得到了明確的表達。十二月十日上午，胡啟立在中央書 記處辦公地點所召開的一次小規模會議上講到學潮問題的時候說：「昨天科技大學 四千學生上街，包圍了省、市政府。武漢也有一、二千人上街遊行，要民主，要自 由，要人權。這些學生熱情可嘉，思想不清，方法錯誤。當然，他們比去年『九一 八』時有了很大進步，要求改革與民主。他們本應帶著鐵鍬來參加建設，可是卻帶 著炸藥包來了。我們的大學生是精英分子，連怎麼搞民主都鬧不清，這怎麼搞民主 ?搞不成還搞亂了。大鳴大放會帶來大收縮，結果是作用等於反作用力，會發生左一 下右一下的情況。」 何東昌的匯報：風向轉了 顯然，上面所引的胡啟立的最後一句話最為典型地表達了中共黨內改革力量對於 學潮的擔心。不過，無論如何，由黨內改革力量所確定的對待學潮的調子，總的來 說是溫和的、與人為善的。然而，一個星期以後，這個調子忽然發生了急劇變化。 十二月十八日和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接連兩次舉行會議再來討論學潮問題。 十八日的會上，何東昌代表國家教委就學潮問題向中央書記處作了長篇匯報。當時 ，李鵬是國務院副總理並兼任國家教委主任，而何東昌則是他手下主持實際工作的 第一把手。 何東昌將「學潮」改叫「學生鬧事」。他說：「從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下旬，是學 生鬧事發展的第一階段，有十幾所高等院校因為伙食與治安問題鬧事。十一月下旬 開始，鬧事中開始提出政治性口號，要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山東大學首先提出 要進行第二次五四運動，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接著，華東師大也出現大字報。 十二月起，政治色彩更濃。十二月五日，科技大學因為區、鄉人民代表選舉而集會 、上街，一個副校長(指方勵之——本文作者注)煽動說『民主不是賜予的』。十二 月九日，五千多人上街遊行，圍觀者達兩萬人。武漢大學、華東師大等地也於十二 月九日貼出大字報，反對官僚，反對專制，要民主要自由。上海交通大學十至十五 日出現一百多張大字報、小字報，聲援合肥，十五日聚會要求新聞自由，要求取消 政治課，要求成立行動委員會。十九日到人民廣場靜坐，到市府前請願，要求改革 選舉制度，改革新聞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持續到二十日凌晨。二十日、二十一日 ，請願學生擴大到十四所院校，大批市民圍觀，少數青年工人混入起哄。昆明、廣 州都上街了，杭州、南京不穩定。還有北京。總共上街有一萬多人。」 在這樣敘述了所謂「學生鬧事」的基本情況之後，何東昌作了頗為耐人尋味的幾 點分析，說了幾句很有「刺」的話。他說：「今年學生鬧事的特點一是借民主、自 由、反官僚、反專製作文章;二是串聯;三是出現了少數違反憲法的口號，如『要四 人幫不要胡耀邦』、『華東五省自治』、『民主民權民治』、『要求國共合作』， 還有『把馬克思主義趕出中國』、『打倒共匪』等。今年第一次出現了直接攻擊鄧 小平同志的口號。國外輿論說我們表現了意外的容忍，有的說是改革派利用這種壓 力而後又失控了。」 何東昌最後說：「參加鬧事的學生大多數是低年級的、學習不好的。骨幹是高年 級學生、研究生和個別青年教師。社會上少數人因為對物價問題有意見而對學生鬧 事抱同情態度。非法組織開始活躍。後台是三個東西：西方輿論、港台輿論與我們 內部搞自由化的人。他們共同的口號是民主自由。總起來說，這是一次極少數人利 用學生關心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而煽動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以向我們施加壓力的中 小型動亂。」 國家教育委員會的這個匯報，明顯地改變了半個月前中央書記處會議對學潮的分 析，調門與胡耀邦在該次會議上的觀點背道而馳。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也是在中南海內，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 直屬機關黨委和中央軍委直屬機關黨委專門舉行了一次通報所謂「學生鬧事」情況 的會議。胡啟立、李鵬出席了會議，主要講話人是何東昌。何東昌在這個會上的通 報講話與他在十八日書記處會議上的匯報內容基本相同。這表明，在十八日的書記 處會議上，國家教委關於「學生鬧事」的匯報已經被確定為今後處理學生運動的基 本調門，事實上當然也是如此。 胡啟立和李鵬的一次講話 在二十四日的會議上，何東昌講話以後，胡啟立和李鵬都講了話。 胡啟立委婉地改變了他兩周以前的調子，也委婉地堅持了他兩周以前的一些觀點 。總起來，他講了兩點看法。第一點是：「不會發生大的動亂。」這是「形勢好」 的另一種說法。他的理由是：這不過是「少數搞自由化的人」和「少數四人幫的殘 渣餘孽」搞起來的。胡啟立引用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的話來證明「四人 幫的殘渣餘孽」的存在。他說：「江澤民到學校去，感到不是去年學潮的氣氛了， 而是有文革的味道。」這就與胡啟立本人前些日子的說法大不相同了。胡啟立接著 說：「敵人把形勢估計錯了，以為幾個娃娃登高一呼，共產黨就完蛋了。現在沒有 動亂的基礎，首先黨中央是團結的。」第二點，胡啟立強調：「不能掉以輕心，要 慎重對待。」他認為，「部分學生中可能有組織，因為鬥爭相當有策略有水平。」 他還說：「江澤民非常擔心『工總司』,那有一百多萬人。」 在胡啟立這次講話中，值得注意的是，黨中央「團結」的問題被平白提了出來。 另外，對於後來中國的政治發展有一些啟示意義的是，胡啟立在他的兩點論點上都 引用了江澤民提供的材料與看法。 李鵬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倒是直接了當，並不去做什麼分析，只談怎麼對付。他 說了三條意見：「重點是北京。北京鬧不起來，全國就鬧不起來。」這可以算作第 一條。「要爭取大多數人，孤立與暴露少數壞人。」是第二條。第三，他說：「明 年還會有，要積累經驗來進行這場鬥爭。」 背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從此，對待學生運動的強硬派方針佔了上風。這裡的一個大問題，在十二月八日 的書記處會議與十二月十八日的書記處會議之間的這一段時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事情讓已經由黨的總書記處確定了的整個有關處理學潮的調子來了個大轉彎呢? 我沒有確鑿的第一手事實材料，但是，有兩點是可以明顯地感覺到的。第一，以 李鵬、何東昌為首的國家教委在這個過程中起了某種作用;第二，最後起決定作用的 應該是具有凌駕於中央書記處和總書記之上的地位的「老人幫」。 本來，學潮首先可以看作是對於國家教委的工作所作的最強烈的批評。按照胡耀 邦的講法，學潮的重要原因是學校管理不善。這樣，教委就有很大的責任。何東昌 和李鵬出於個人利益和部門利益，當然會極力擺脫干係。要說學潮的主要原因是所 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則教委不僅無過，而且有功;因為教委歷來是反對消弱思想 政治工作的。事實上，改革幾年來，教育系統僵化出名，學生、教師對此怨聲載道 ，而教委官員卻一直地位穩固並陞官有望，秘密就在大力反對自由化。難怪何東昌 在一九八七年反對自由化運動中曾經有望晉陞為政治局委員呢。 但是，國家教委再橫，也決無包天之膽來公開反對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精神，除非 他們的背後有高於書記處的人在支持。這當然只能是「太上皇」們。社會上有個風 吹草動，那些老頭子們是不會束手坐觀的。何況，這次學潮發生的時候，鄧小平正 在上海。這也是中央的諸位大員這次為什麼那麼重視地方官上海市委書記的意見。 以江澤民為官之謹慎精明，在治下發生了這種高度敏感的政治大事，如果不曾得到 過比如鄧大人等人的口風，怎麼會來到北京就敢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三道四呢? 趙紫陽和鮑彤的努力 儘管強硬派方針已經被確定為對付學潮的主要方針，改革派仍然沒有放棄爭取以 溫和態度來解決學潮的努力。這種努力的重要一翼來自趙紫陽和他的智囊機構。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開始，直到晚上兩點，由趙紫陽直接領導的政治 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在趙紫陽的首席「智囊」、當時的總理辦公室主任兼國家 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鮑彤主持下，緊張而認真地專題討論了學潮問題。會上 ，絕大多數人同情學生的行動，贊成學生的要求，並由此引發出對於現行政治體制 弊病的批判，要求中央借鑒學生要求，尊重民眾願望，實施更加大膽、迅速和徹底 的政治體制改革。 最後，鮑彤總結了大家的看法。他簡潔扼要地表達了下列觀點： 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減少社會振蕩的根本條件。要通過改革從根本上創造一種安 定團結的機制，通過各種矛盾相互制約來達到安定團結。 對青年學生要有個基本的估計：他們不是異己分子。不應該怕他們，而應該保護 他們的民主意識，消除學生事件的干擾作用，加強其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作用 。 也不能否認學生有盲目性，正像不能否認我們黨在工作中有盲目性一樣。學生會 從中得到教訓，會懂得搞運動無助於民主政治建設。有一些人愛出風頭，有強烈的 表現欲，喜歡發表奇談怪論，危言聳聽，要有一種機制使人們對這種人少見多怪變 為見怪不怪。這就要有正常的防震裝置，要有排氣閥。 要區分合法與非法，使這些事件能夠推動法制的發展與完善。地方和基層黨組織 在法制觀念和領導方法上已經有了進步，有了提高。 學潮對於我們克服官僚主義有好處，至少可以使官僚主義有所顧忌。黨、團組織 脫離群眾，是造成問題和不能妥當解決問題的重要原因。黨組織如果不脫產，可能 情況會好一些。如果因為這次事件而增加黨的專職幹部，結果必然適得其反。思想 政治工作在新時期應該有新內容新方法，靠恢復老一套不行。 新聞界嚴重地不適應，還不如國民黨。國民黨並不封鎖消息。對於學潮的報導要 慎重，這是對的，但恐怕還是應該報道。可以在輿論中表現各種不同利益集團的反 映。 鮑彤的這些意見，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十分大膽開放的。這些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看作是趙紫陽對待學潮的想法的「底牌」。但是，當時這些觀點來不及形成政策 就已經胎死腹中，因為整個高層對於學潮的處理方針已經確定。接下來的問題更加 嚴重了：不僅沒有力量去改變強硬路線為溫和路線，而且持溫和態度的總書記胡耀 邦被非法趕下了台。 不過，對照兩年多以後的情況，我們看到，當學生運動再次興起的時候，正是鮑 彤的上述想法，變成了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政策與行動。這樣看來，趙紫陽對於學運 的態度是一貫的，是合乎黨內改革力量在這一問題上的基本邏輯的。「六四」之後 ，海外有一種論調，說趙紫陽對待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的態度是投機與賭博。而上 述事實則恰恰說明了相反的觀點。我想，除非說這個話的人能舉出什麼確鑿的事實 根據，否則就有別有用心或惡意誣蔑之嫌。 鄧小平拍板：「不怕流血」 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力量在以溫和手段解決學潮問題併力爭借助 學潮推動政治改革的所有努力都最後為鄧小平態度明確而強硬的講話所結束了。一 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十時，鄧小平在家中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 立、李鵬和何東昌，就學潮問題發出了決定性的指示。 當時，鄧小平主要批評了所謂領導軟弱無力，說問題的根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他說：「凡是鬧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這也 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 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裡。」這就給對付學潮定下了基調，即以反 對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為治本之方。其中，對於領導「放任」、「態度不堅決 」的批評，則直接構成「老人幫」非法趕胡耀邦下台的根據。 在談話中，鄧小平點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的名，而且質問說：「王若望猖 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出黨，為什麼一直不辦?」鄧小平仍然強調他一九八六年九月 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這 次談話的內容，後來經過整理公開發表在鄧小平所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增訂本)》一書中。 還要一提的是，那一天，鄧小平第一次說出了對付學生要「不怕流血」的話。不 過，這個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中辦通報》這一高級內部文件上披露後震動 很大，所以在後來形成的一般文件和公開出版的著作中就刪去了，而且改變了一些 說法。現在，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本書中，這一段話是這樣的：「 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 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辦法 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但是對為首鬧事 觸犯刑律的要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 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一九八七年版)這段話，兩年多以後，鄧小平不 是又重複講了一遍嗎? 一九八七年元旦前夕，天安門廣場戒備森嚴，殺氣騰騰。十二月三十日晚上，我 從廣場經過時，注意到每個警察崗樓裡都集中了七八個警察之多，而平時裡面只會 有一兩個人。當時，有謠傳說已經有機械化部隊向京城逼近。幸好當時學生沒有進 一步的大規模行動，這塊土地上的流血悲劇便推遲了兩年零五個月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