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上海民運的比較 鍾 銳 探究八九民運的成敗得失時，不少人將八九民運與歷史上的五四運動和文化大革 命作了縱向的比較，但極少有人將八九民運中的北京民運與上海等外省市的民運作 橫向的比較，從中得到饒有意義的啟示。誠然，八九年的北京民運，上海民運都是 八九民運的組成部分，它們的性質是相同的，都是愛國民主運動。但是由於種種原 因，上海的民運與北京的民運相比，在不少方面都有所不同。 北京是八九民運的中心，世所矚目的焦點，其運動的規模之大，參與的人數之多 ，情況之複雜，形式之激烈，都遠甚於上海的民運。北京是男、女、老、少齊上陣 ，工、農、學、商、政無不投入，數百萬人上街遊行，數千人絕食請願，戒嚴後， 又有上百萬北京人民堵截軍車，其大無畏的獻身精神，驚天地，注鬼神，何其壯哉 。八九年的上海民運直接參與的幾乎只有大學生、大學教師和極少數知名知識分子 。上海市民雖然給予了許多同情和支持，但直接參者為數不多。 從道義上說，八九北京民運是偉大的，是可歌可泣的，它使中共政權與人民為敵 的面目徹底敗露，它喚醒了中國人民的覺悟，它揭開了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新的歷 史序幕。北京人民及北京的大學師生在這場運動中所體現出來的獻身精神和愛國熱 誠將光耀千秋。 作為八九北京民運和上海民運的參與者和歷史見證人，我們感歎之餘，更多地在 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對於未來的中國民運，北京民運和上海民運，哪一個是較理想 的模式? 北京與上海的民運最初都是自發性的學生運動，不久，兩地的大學生們都建立了 自己的組織高自聯，協調行動。但到了後期，北京的民運隊伍人員混雜，各行其是 ，幾度出現失控局面，而上海的高自聯則始終有組織，有步驟，將運動的進退把握 得很好，避免了節外生枝和無謂的犧牲。北京的學生組織內部協調較差，且不願意 接受成熟的民運人士和一些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的建議，在一些關鍵時刻，難免失之 偏激和急躁，以至於發展到後來，比較冷靜的學生領袖紛紛落馬，取而代之的是越 來越激進的學生領袖，這些領袖完全沉浸在激進情緒之中，有的甚至要自焚以醒世 人。在這樣的氛圍中，許多善意的、合理的、明智的建議都會被視為怯懦、動搖、 甚至背叛行為。上海的學生領袖比較清醒，他們深知自己缺乏民運的經驗，所以比 較注意聽取比較成熟的民運人士的意見，如有「八君子」之稱的復旦大學八位青年 教師，一直為上海高自聯的學生領袖們出謀劃策。這種新、老民運人士的通力合作 ，使得上海的民運被組織得井然有序，進退自如，沒有形成一發不可收的失控局面 。難能可貴的是，上海高自聯的某些學生領袖，曾數次因為主張策略性的退讓而被 一些激進的學生罵為叛徒，但他們以大局為重，忍辱負重，堅持已見，大多數同學 也都能理解他們，聽從他們的指揮，所以他們能一直控制著上海的學運局勢。在整 個運動過程中，上海高自聯中的穩健派一直占主導地位。 上海是八六民運的中心之一，有著良好的民運傳統。八六民運時，就連當時的中 共領導人都承認，上海的學運「相當有策略有水平」。八六上海民運與八九民運有 個共同特點，就是不盲動，不冒進，扎扎實實，不好大喜功，鬥得有理、有利、有 節。當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北京民運時，上海的民運領袖們並沒有刻意籌劃幾件 轟轟烈烈的事情來打響知名度，他們總是從現實出發，在同學和市民可以理解和接 受的範圍內做文章。如集中大力把矛頭對準上海市民民憤最大的官倒和腐敗。戒嚴 的當晚，為了保護同學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高自聯當即決定停止絕食，改變斗 爭方式。緊接著第二天，上海數萬大學生在高自聯組織下，舉行了最大的一次遊行 ，歷時十幾小時，及時地向上海民眾揭露李鵬政權的反人民的本質。當六四大屠殺 的消息傳來，上海的大學生們群情激憤，許多同學走上街頭，用堵塞交通，使上海 市內交通癱瘓來表達對李鵬政權的反抗。上海高自聯領袖們清醒地看到，市交通的 癱瘓會影響上海人民的生活，絕大多數上海市民雖然同情、支持學生的愛國民主運 動，但不願意停工、罷市，不願意以犧牲經濟利益為代價聲援學生，如果交通癱瘓 的事態發展下去，學生勢必會失去不少群眾的支持，甚至引起市民與學生的對立情 緒。因此，他們大多數人從一開始就堅持清除路障，維持市內交通。許多上海高自 聯領袖們有這樣一個基本的共識：決不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犧牲絕大多數人民 群眾的利益，哪怕是暫時的，眼前的利益。只有這樣，才不致曲高和寡，不致失去 群眾的同情和支持。於是，在那種「時日曷喪，吾與汝皆亡」的悲憤氣氛下，他們 仍然恪守和平、理性的鬥爭方式，以在公安局前靜坐、設置靈堂的方式來表達對專 制暴政的抗爭。北京的民運就像關東壯漢，怒髮衝冠，魚死網破，上海的民運則有 些像大多數上海人的性格，點到即止，見好就收，冷靜適度，堅韌耐久。 北京作為八九民運的中心，對抗的程度激烈，承受的壓力大，突發事件多，往往 民運領袖們來不及深思熟慮就付諸行動;上海相對北京來說，動作要慢一拍，有較充 裕的時間去思考，理性的東西自然多一些，激情的成分自然少一些，失誤也就比較 少。此外，民運後期，大批外地學生和民眾湧入北京，人多手雜，難以協調，致使 後期的北京民運很難在理性、秩序的氣氛下，用較小的代價達到自己的目的;上海的 民運參與者則成分單純得多，幾乎全上海的學生，容易協調一致地行動。 北京民運與上海民運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差別，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北京與上海不 同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北京是數百年古都，北京人更富於民族文化傳統。可 以這麼說，八九年五月中旬數百萬北京人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不是什麼「西方資產 階級思潮」的影響，而是中國民族文化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式的同情弱者傳 統，看到數千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學生為了民族昌盛不惜以死相諫，誰不為之動容 !可以說，從絕食一開始，這場運動就孕育了激烈的情緒化傾向。 上海曾長期為西方列強的租界，上海人更富於西方文化傳統，四九年前的上海， 可說是中國這塊土地上民主化、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人民受自由、民主、平等 的西方觀念的熏陶也最多。儘管四十年來，中共一次又一次地「清除精神污染」， 上海人民還是執著地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中共專制統治的不滿和對民主、自由的向 往，上海人的民主素質和特殊經濟地位使之很善於巧妙地通過各種手段與中共進行 合法的鬥爭。有人說，上海人人心不齊，很難組織。不錯。可從另一方面來看，這 未必是壞事。上海人從眾心裡較弱，不愛隨大流，較愛獨立思考。總的說來，上海 人看待問題較少受情緒左右，較多冷靜、客觀、理性的分析。具有如此素質的群體 ，不大會推波助瀾，出現了一呼百應、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的局面。 北京是數百年帝王之地，政治中心，北京人看待事物愛從國家民族大義出發，較 多理想主義，較多地著眼於長遠利益，不屑於計較短期的利益;上海是近代中國的工 業中心、經濟中心，上海人考慮問題，較多從實際利益出發，較多現實和實用主義 ，較多著眼於短期利益，所以任何有害於社會秩序進而有害於老百姓利益的行為和 主張在上海都是沒有市場的。這就是為什麼六四後儘管上海人也痛罵李鵬政權，同 情和支持民主運動，可他們還是堅持上班、上工，甚至當市內交通癱瘓後，許多工 人步行二、三小時去上工。在上海人的心目中，任何主義的實現都不能以犧牲老百 姓的物質利益為代價。由於絕大多數上海市民不贊成過激行為，上海的民運始終沒 有形成過激的氣氛。人們常常指責上海人精明，商人氣重。但從另一方面看，上海 人辦事前愛權衡利弊，講求策略，擅長以最小的代價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正是民運 的組織者所需要的素質。 如果說，八九年的北京民運給予我們的主要是道德上的感召力量，上海民運給予 我們的更多的是民運策略上的啟示。 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是一個 世紀以來無數志士仁人的理想，多少人嘔心瀝血，奮不顧身，然而，中國社會並沒 有像他們所期望的那樣發生突變。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要破壞一個舊的社會秩 序是較容易的，可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尤其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社會，需 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辛勤的努力。它需要熱情，需要千百萬人的獻身精神，更需要 理性的思考，全盤的策略，周密的程序，完善的法制;它更需要理性、堅韌的領袖， 時勢造英雄，歷史的進程卻能淘汰英雄。那些在歷史的瞬間勇敢地站出來振臂一呼 的英雄固然可敬，但那種多年默默地、腳踏實地地、百折不撓地為民主事業而奮鬥 的志士則更加可敬，對未來的民運事業也更有價值。 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並非各地的中國老百姓都像北京的民眾那樣富有政治熱 情，相對來說，上海民眾的精神狀態更能代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精神狀態。經過一 百多年的戰亂和內亂，中國人現在最渴望和平、富足的生活，懼怕貧困和社會的混 亂，未來的民運領袖們應該充分認識和理解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這一願望。為了爭取 盡可能多的人的同情和支持，未來的民運理應盡力避免過激的形式，力爭以最小的 代價結束中共的專制統治，建立民主、自由、法制的新中國。 和平、理性、堅韌，這就是八九上海民運給予未來民運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