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意味著自做自受 丁 楚 當今，「反思」是中國人嘴裡一個最時髦的動詞。 最近我也在反思。我在反思民主。 人們總是習慣地把反思和腐朽、失敗、錯誤、教訓聯繫在一起。不過我認為，目 前最迫切需要反思的，是我們的理想，其中首先是「民主」。 民主是手段還是目的?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不停地爭論：民主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這個爭論一直持 續到今天。 本期《中國之春》刊登了兩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一篇是顏真的「民主以後怎麼辦 ?--一個嚴重的警告」，另一篇是倪育賢的「民主的出發點是為了人--與顏真先生商 榷」。 顯然，顏文是把民主當做手段的。他著重論證了民主手段的實用價值，由此推論 ，這個手段在當前的國情條件下無法解決中國的諸多社會問題，因此我們需要找出 專制與民主之間的「第三條道路」。 而倪文則更傾向把民主當作目的，他著重論證的是民主本身的價值而不是它解決 社會問題的實用價值，他認為民主的價值基於人權和自由，是全人類普遍的，是獨 立於國情的。 我個人傾向於把民主看做是手段。問題是如何恰當地評價這個手段，對它的功效 作出適當的期許。 多數的決定不會創造奇跡 從解決社會問題的角度出發，民主只是手段之一，而且從解決問題的功效出發， 民主甚至談不上是一個出色的手段。民主制不過是為社會提供了一套解決政治問題 (僅僅是政治問題)的程序及規則，但有了這些規則和程序並不等於問題就解決了， 就像一家企業有了一套工藝流程並不等於一定能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一樣。 民主制從來就不是一個創造奇跡的制度。相反，在專制制度下，假如社會恰好遇 上了一個英君明主，反倒會出現奇跡。然而不幸的是，由於權力的腐蝕作用，社會 碰上暴君的機會總是大於明君，於是人們才追求民主。民主制所起的作用只不過是 為了避免暴君，使社會不至於落入生靈塗碳的深淵。 也許我們不應對多數人的決定抱有過多的幻想。在一般的情況下，多數人的決定 總是最平庸的決定，遠遠談不上英明;同樣，多數人選出的領袖也常常是第三流的人 才，因為思想超前的第一流人才很難被大多數人理解。中國是一個農民佔大多數的 國家，如果嚴格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來決定社會發展方向的話，那麼寫在 我們旗幟上的綱領將可能是：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 假設我們在原始森林或者沙漠中迷了路，多數人的決定並不一定會指引我們走出 死亡。在這個時候，經驗和知識比多數決定的民主原則具有更優先的價值。在天安 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們嚴格地實行了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可是民主原則並 沒有把他們引向勝利，相反，把他們引向了死亡。 有一個道理是很明顯的，在任何一個領域，多數都是由外行人和不知情的人組成 的，而真正的專家和瞭解情況的人總是少數。如果從功效的角度出發，一個專家的 意見可能比所有由外行組成的多數更有份量。可是問題是，假如這個決定涉及到大 多數人的利益時，一旦錯了，責任由誰來負? 民主的長處在承擔後果 一個玩股票的朋友告訴我：在股票市場上，你首先要學會的不是如何爭取贏，而 是如何去應付輸。最難作出的決定，是在股市下跌時堅持到哪一條底線出手。同樣 ，對於民主的決定，我們不光要想到它的成功，更多的情況是，要考慮它失敗了怎 麼辦。這就是我在《理想死了，底線在哪?》一文中提出的設底線的原則。 由此原則出發，民主的優越性不是解決問題，而恰恰是承擔後果。用一句通俗的 話說，就是讓人們自作自受，自己承擔自己的決定所產生的後果。我曾經寫過一篇 文章，叫作《我堅持一項基本原則》，這項基本原則就是「自由選擇」的原則。不 過在此需要補充的是，自由選擇的權利伴隨的將是承擔後果的責任。權利和責任就 像一個錢幣的兩面，不可分割。而當今社會的很多動亂，無論在專制社會還是民主 社會，其原因往往是因為決策權利和承擔後果的責任的分離。在專制社會不必說， 統治者做出的決定，後果由無決策權的人民承擔;而在民主社會中所產生的騷動，則 往往是因為人們在爭取決策權利的同時沒有充分的準備負起隨之產生的責任。 民主和集權各有長短 如果單純從解決問題的角度出發，集權也許比民主具有更大的優越性。這就是為 什麼幾乎所有功能性很強的部門，如軍隊、企業、醫院、政府機構內部都採取長官 集權制而不採用民主多數決的制度。然而，集權的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大多數人要 為少數人作出的決定承擔後果。在軍隊中，指揮官作出了錯誤的決定而戰敗，死傷 的是無辜的士兵。在企業中，經理作出了錯誤的決定而破產，被解雇的是無辜的職 工。在集權政權下，統治者作出了錯誤的決定，如中國的大躍進，受苦挨餓的是廣 大無辜的百姓。當然，犯錯誤的軍事指揮官、企業管理者和政治家也會受到處罰， 但他們咎由自取，他們是在承擔自己決定的後果，而士兵、職工和百姓之所以無辜 ，是因為他們無權決策，但卻有份遭殃。 如果人們放棄意識形態的偏見，心平氣和地看待集權和民主，這兩種手段各有長 短。孰取孰捨，全憑利弊的衡量。在一個集體中，如果對成員利益的考慮更甚於整 體功能，那麼取民主原則為優，如果對整體功能的考慮更甚於成員的利益，則取集 權原則為優。這就是為什麼儘管軍隊、企業、革命黨也涉及到成員的利益，但由於 其功能的考慮更重要，故一般都採用集權制;而國家、社區、利益團體儘管也有功能 ，但由於對成員利益的考慮更重要，所以民主制更適合。 成功的專制也要反對 民主和集權這兩種制度之間並無一條天塹，兩者是可以互相轉換的。大多數人完 全可以通過民主的程序把自己參與決策的權利交給一個政黨，甚至一個領袖。納粹 極權就是從魏瑪民主制轉化過去的。理論上，集權同樣可以轉換到民主。一個軍官 如果不想承擔重大犧牲的責任，可以把一個軍事行動的決策付注表決，由大多數士 兵決定，以便讓他們死無怨言。不過遺憾的是歷史上集權者還政於民的先例極少， 大多數的集權演變成了專權，於是產生了專制。專制切斷了集權向民主轉換的退路 ，使之成為不可逆的現象。因此，共產黨政權之罪惡不在「集」而在「專」。 不過，也許生活在專制制度下的人民在怨天尤人之餘都應該叩心自問，難道落到 這個地步我們自己就一點責任沒有嗎?今天常常可以聽見一些人一方面譴責共產黨獨 裁專制，另一方面又抱怨共產黨「摸著石頭過河」，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 可是你想過沒有，要是共產黨拿出了一套方案，而你又不滿意怎麼辦?要是這套方案 實行的結果一塌糊塗怎麼辦? 西方人和東方人的權利概念大概不一樣。要是兩者都有發言權，西方人會埋怨政 府管得太多;而東方人則會埋怨政府管得太少。權利和責任是一個錢幣的兩個側面， 你要放棄一面就只能連另一面一起放棄。既然你把一攬子的決策權交給了別人，那 麼你就得對決策的後果聽天由命。如果一個民族在集權政府管得好時高呼萬歲，管 得糟糕才打倒專制，那它永遠也不可能擺脫專制。 反對專制，就得考慮到專制也有成功的時侯，要在它成功時侯也反對它。 失敗才能檢驗制度的優劣 和顏真一樣，我同樣對以民主手段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不抱樂觀態度。但我和他 的分歧在於，即便如此，我仍然主張在中國推行民主制。 推動民主，就得考慮到民主也會有失敗的時候，要在它失敗的時候也相信它。 從設底線的原則出發，民主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多數人的決定並不一定是最明智 的，但它可以避免是最糟糕的，儘管所有的人都有參與決策的權利並不一定有助於 解決社會問題，但是卻可以使人們面對即使很糟的後果也無可埋怨。既然每個人都 有權參與決策，那麼無論什麼後果都要承受。民主，說到底，就是自作自受。好結 果得受，壞結果同樣也得受。 道理很簡單，任何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都不可能有把握百分之百成功，總 帶有試驗甚至賭博的性質。自然科學家可以在實驗室裡作試驗，可是政治家只能在 社會中作試驗。社會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組成，他們各有各的利益。成功了固然皆大 歡喜，可是失敗了呢?因此每個方案在實行之前，至少要爭得大多數人同意。這好比 醫生在給病人開刀之前立的生死狀，治好了算你運氣，治死了該你倒霉。 與倪育賢相同，我也贊成在中國實現民主制。不過我與他的分歧在於我並不把實 現民主後的前途想像得一片光明。民主，作為一種制度，與其說是為社會實驗成功 設置的，還不如說是為了它的失敗設置的。俗語說：成功有一百個母親。人類之淺 薄在於，他們在成功時是不會在乎什麼制度的，而只有在失敗時才會對制度提出詰 疑。因此，評價一個制度的活力和優劣，恰要看它在經受失敗時是否有足夠的強度 抵禦人們的怨怒。 民主化要學會自作自受 不可否認，民主制下也會有因不滿而引起的動亂。如果不是政治家的欺騙，這種 不滿大多是因為人們還不習慣承擔自己參與決策所引起的後果，尤其是惡果。政治 家的欺騙在民主制下倒不足為慮，你騙得了初一騙不了十五。美國總統四年一任， 大不了被你騙四年，第五年人民就會用選票糾正錯誤。在民主制下，最嚴重的問題 是不負責任的人民，不幸的是，中國人恰恰如此。 中國人被兩千年的專制制度慣壞了。專制者像父母一樣，替子民們作決策，同時 也負責安排他們的生活。一切權力是統治者的，責任也是統治者的。人民沒有權利 ，也就沒有責任，他們把風調雨順的盛世歸功於統治者，同時也把天災人禍的怒氣 發洩在統治者身上。中國搞得一團糟，總有專制者作為替罪羊挨罵。只要有人背著 黑鍋，人們就會承認現狀，社會就會恢復穩定。可是問題是，一但專制倒塌了，既 沒有人指手劃腳了，也沒有人背黑鍋挨罵了，而現狀仍舊很糟，我們怎麼辦? 一個民族走上民主的道路要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頭腦，二是要有肩膀。如果它 只學會了爭取政治權利，而沒有做好承擔後果的心理準備，其結果不是民主政治而 是暴民政治。其結果除了製造一連串的短命政府和政治替罪羊外，對解決顏真所憂 慮的社會問題毫無俾益。 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然堅持民主制的信念。一個民族要想新生，必須有勇氣和 能力自作自受，必須學會在沒有聖人指引的情況下摸著石頭過河，學會在哪跌倒了 就在哪爬起來。也許在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最初階段，事情反而更糟而不是更好，可 是這個階段是絕對必要的。 不過，此時最危險莫過於當政治家。面對剛學會運用權利但還沒學會承擔責任的 民眾，哪怕你一片赤誠之心，也要做好身敗名裂的準備。社會在某些時候常常需要 替罪羊，用他們的軀體去填滿歷史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