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開槍，軍民傷亡知多少 --兼答海外眾多有疑問者的疑問 高 新 陳希同說的數字肯定不準確 去年五月，我和侯德健、周舵三人擬好一份《給中國領導人的公開信》，策劃在 三十一號下午召開記者招待會，呼籲中共釋放劉曉波等政治犯。事先，我已預感到 可能會出事，所以，五月下旬的幾天我乾脆日夜住在侯德健家裡。同時，特地委託 了一個可靠的朋友，告訴此人，只要有一天沒有接到我的電話，就馬上通知美國華 盛頓郵報和香港報刊的駐京記者，講他們不要因顧及我的安危而不敢發表我已經交 給他們的文章《民心最公正，歷史最客觀--「六四」一週年反思》。 結果，三十一號晚上我們三人果然出事了，一直到六月二十二號，侯德健被遣送 台灣後我才被重新釋放回北京。 但是，因為我事先已經打了招呼，所以，美國華盛頓郵報特選紀念「六四」一周 年的最佳日期六月三號刊登了我那篇文章的翻譯稿(節選)。不久，漢語稿也輾轉送 到了香港《鏡報》徐四民總編輯手裡，全文發表在該刊一九九零年八月號上。 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到「六四」鎮壓過程中軍、民傷亡的總人數有近萬人。為此 ，北京師範大學校方趁我同他們交涉我的工作問題時向我發難，說我在海外發文造 謠生事，無限誇大「六四」傷亡人數。我當即拿出了中共官方編選出版的《學潮、 動亂、反革命暴亂真相資料選編》一書，請那幾位發難者過目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 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那幾位自認為是共產黨的好幹部，卻不認認真真地去學 習中共文件，這下一個個全都沒了話說。 陳希同在報告中稱，「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 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三十 六名大學生。」 按照中共的這一宣傳口徑，我說「軍、民雙方傷亡總人數有近萬人」確實是一點 也沒有誇張。 那麼，中共方面的宣傳對傷亡人數是否有誇張呢?海外的宣傳中大都強調中共方面 對大學生和民眾方面的傷亡人數大大壓縮，但卻沒有注意到他們還誇張了軍人方面 的傷亡人數。 軍人方面的死亡人數 一九八九年六月六號，袁木在國內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軍人方面「有四百多名官兵 失蹤，生死不明」，給外界造成了軍人方面死亡人數比大學生和民眾方面還多的印 象。因為他同時還說大學生死亡二十三名，民眾方面二百多名。 袁木壞就壞在只說軍人方面失蹤多少人，而不說大學生方面失蹤多少人。因為他 心裡十分清楚，開槍後，大學生紛紛逃亡，在北京絕大部分高校中搞了一場「空校 」運動。所以，當時如果要是統計大學生方面失蹤的人數的話，幾萬人也不止。 而二十多天以後，陳希同則聲稱軍人方面死亡幾十人。但我出獄後查找了中共方 面大量的宣傳「平暴」偉大勝利的資料，證明軍人方面只死了十二個人。其中戒嚴 部隊十人，武警兩人。他們是： 戒嚴部隊某部四連一排少尉排長劉國庚，六月四日凌晨五時左右，被群眾打死在 長安街電報大樓對面，屍體被焚燒;某旅五營營部無線電班班長王其富、二連一班士 兵李強、二連三班士兵杜懷慶、二連四班副班長李棟國、二連四班士兵王小兵、三 連有線班班長徐如軍，六月四日凌晨二時左右，被燒死在翠微路一帶;某團榴彈炮二 連士兵崔國政，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許，被打死在崇文門過街天橋上，屍體被焚燒;某 部六連代理排長馬國選，六月四日凌晨一時許，重傷於菜市口附近，送往武警醫院 搶救無效死亡;某團後勤處戰勤參謀王錦偉，六月四日凌晨被冷槍打死在南新華街一 帶;武警北京總隊二支隊一大隊通信班士兵李國瑞，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許，被打死在 阜成門立交橋上;武警北京總隊一支隊一中隊士兵劉艷坡，六月四日凌晨二時許，被 打死在北京人民醫院門口。 「六四」以後，中共陸續由鄧小平簽署命令，追認這十二人為「共和國衛士」。 另外還有十個被加封這一稱號的，但都是活人。 問題很簡單，如果除了這十二個人，還有在「平暴」中被打死或燒死的軍人，中 共方面是不可能不公佈他們的名單並加封「共和國衛士」稱號的。 這十二個人被追認為「共和國衛士」並不是因為他們個個都十分勇敢，如陳希同 所說，「忍辱負重，從容赴死」，僅僅是為了要用他們的死來證明「平暴」過程中 開槍殺人真是所謂「忍無可忍，自衛還擊」。 我入獄後同一些被認為是罪行嚴重的「暴徒」關在一起，所以，從他們嘴裡得知 了不少當時解放軍士兵被打甚至被殺的情況，可以證明中共宣傳的這十二個人中的 十一個(王錦偉的情況我沒瞭解到)確實是死在憤怒的北京市民手上。但是，中共方 面的宣傳部門配合得非常不默契，在宣傳這十二個人的「光榮業績」時，逐一證明 了他們被打死或燒死的具體時間。我看完這些宣傳材料後發現了一個重要事實，就 是這十二個人的死亡時間沒有一個是在六月三日午夜十一點(大規模開槍殺人的開始 時間)以前，而都是在六月四日凌晨。那麼，到底是開槍鎮壓在前，還是大學生和市 民群眾反抗在前，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嗎? 「六四」後，北京群眾中多有傳說那在車裡一次被燒死的六個軍人都是因為軍車 為躲避群眾石頭、石塊的襲擊，左衝又撞地自己翻倒後油箱自動起火而喪命的。對 此，我至今沒找到確切證據，不能輕信。 也有人講，那個中共宣傳被冷槍打死的某團戰勤參謀王錦偉實際上是被他們自己 人的流彈擊中的。對此，我也沒有找到確切的證據。但就算這一切都是謠言，陳希 同的軍人方面死了幾十人的話也絕對是公開撒謊! 我搞不明白為什麼海外民運方面也有人誇大被打死的軍人數字。比如「保衛天安 門廣場總指揮」八九年六月八號接受訪問的錄音中有這樣的內容：我們經過六部口 撤離時，指揮部的所有全體成員站在第一排，從西單往北到西城區‥‥路上我們看 到四具軍警的屍體，是市民們把他們打死的，暴屍街頭‥‥‥(見吳牟人等編《八九 民運紀實》下冊七七二頁) 實際上，如果「六四」早上途經西長安街時要仔細觀察的話，確實可以看到被打 死的軍人暴屍街頭的景象，但只有一個(前文提到的少尉排長劉國庚)，而不是四個 。連中共方面自己的宣傳都說西長安街一帶只死了一個軍人。而且，我「六四」早 上出天安門後同柴玲走的是一條路線，確實也只是看到了一具軍人的屍體。 軍民雙方的受傷人數 至於陳希同說的軍人方面共負傷六千多人也可能是真的。因為反抗最激烈的地方 ，磚頭、石塊竟如雨點一樣飛向軍人，被砸傷的人數之多可以想像。而且，自三十 八軍和空降旅開槍殺人後，暴怒的群眾也失去了理智，以至於凡是沒有開槍的部隊 都被打得比較慘。我在國內調查時所找到的抵抗現場的參與者目擊者大都覺得這個 數字並不誇張。甚至認為如果只要擦破點皮，流出點血就算受傷的話，陳希同就是 講出軍人方面受傷者上萬也不奇怪。 但是，陳希同忘了一個重要事實，就是軍人方面的受傷統計數字是有一個算一個 ，而群眾和大學生方面首先是不可能統計精確。其次是被軍人打傷後，只要沒有生 命危險，大都不敢去醫院治療。甚至有一些因槍傷被送進醫院後，家屬又趁夜深人 靜把他們再偷出來，以免擔上「暴徒」的罪名。所以，群眾和大學生方面因血腥鎮 壓而受傷的人數雖然已經永遠也無法統計精確，但毫無疑問，肯定是比陳希同所講 的三千多人的數字要大很多。 當然，正如陳希同所說：民眾和大學生方面也有被「暴徒」打傷的，當時我就親 眼看到過一起大學生為了要保護受傷的士兵而被一些失去理智的市民打傷。但是陳 希同卻沒有說軍人方面更是有被他們自己人打傷甚至自傷的。五月二十一號在八角 村一帶的第一批欲開進北京城內的戒嚴部隊就有一個自己從軍車上失足掉下來摔成 重傷的連長。出事故後，是在場的老百姓把這名傷員送進醫院搶救的。 北京地區所屬高校的大學生死亡三十九人 陳希同所說的大學生死亡三十六人一事，我出獄後找到了關鍵的證人，即「六四 」後被委派負責統計、處理死亡大學生事宜的政府工作人員之一。此人「六四」當 夜在開槍現場冒著子彈救助過被士兵子彈擊中，生命垂危的傷員，對中共的鎮壓暴 行義憤填膺。所以，我相信他在大學生死亡數字的問題上決不會幫助陳希同撒謊的 。他告訴我：陳希同講的數字確實是他們當時逐個高校統計後報上去的。他還陸續 接待了從外地來京為死難學生收屍的家屬。但後來在三十六人以外又查找出了三名 死亡的北京地區的大學生，中共卻再沒有聲張。 在這個問題上，陳希同玩了一個花招，就是只談到北京地區的大學生死亡的數字 ，而對當時進京聲援慘死北京街頭的外地數十所高校的大學生死亡數字隻字未提。 民眾方面死亡數字的不精確統計 袁木在六月六號聲稱軍隊和地方加起來的死亡數字只有近三百人，但沒有說明雙 方各佔多少。陳希同說非軍人有二百多人死亡，卻又不說出具體是比二百個多多少 。 事後，中共方面解釋死亡的數字是根據火葬場收屍的情況統計的。既然如此，完 全可以統計出一個精確數字來。哪怕就是統計出個二百九十九的數字來，對當時海 外死了幾萬人的講法也絕對是一個有力的的駁斥，何樂而不為?所以，這個所謂「二 百多人」的統計數字如同軍人方面死了「幾十人」的統計數字一樣地不準確。只是 前者說少了，後者說多了。前者說少了才能掩飾劊子手的暴行同時才利於中共宣傳 「人民子弟兵愛人民」，後者說多了才能利於中共宣傳自己「平暴」決策的正確無 比和「反革命暴亂」的嚴重程度。 那麼，民眾方面加上大學生死亡的數字究竟是多少?我自九零年七月上旬開始，直 接或輾轉找了「六四」時收治傷員的北京醫院、協和醫院、同仁醫院、郵電醫院、 二龍路醫院、復興醫院、人民醫院、天壇醫院、宣武醫院等地方醫院。得到的非軍 人的死亡統計數字，相加起來不超過四百人。 有一個問題是，像解放軍三零一醫院等軍隊醫院我雖然也找到了知情人，但沒有 敢如實提供數字的。不過冷靜地分析一下，這幾所醫院雖然也收治了傷員，但它們 距主要開槍殺人現場都比上面提到的多數地方醫院要遠，所以，送進這些醫院裡的 死亡人員不可能比其他地方醫院多。再者，因為是軍隊醫院，市民和大學生們也不 願意把自己受傷或已經死去的同胞往那裡送。雖然那裡的軍醫中的大多數也還是同 情甚至支持那場群眾抗議運動的，但戒嚴部隊開槍後，很多市民的情緒已經激化到 見了穿軍服的就怒目相向、惡語相加，甚至暴力攻擊的程度。 我能找到的所有殺人現場目擊者都對我說，因為當時天黑加上緊張又沒有救護常 識，所以奮勇救護傷員的民眾和大學生都是見了中彈倒地的，無論死活都趕緊送往 醫院，途中即使發現中彈者已經斷了氣也絕不會棄之不管的。 善良的北京人根本就沒有想過用把自己人暴屍街頭的方法以聲討對方的暴行--象 戒嚴部隊收復天安門失地以後沒有人去為自己的戰友收屍一樣。西長安街上劉國庚 的屍體一直到六號才被收走。而且還要專門等到電視記者來現場後再收。 據中共自家的電視報道，有一個暴徒六號凌晨一點多鐘把劉國庚的屍體剖腹挖腸 。對於殘害屍體的反人道行為，我是堅決譴責的。但是，這種事情本來是完全可以 避免的。「六四」後，中共開動其所有的宣傳機器，拚命宣染「反革命暴徒」的慘 無人道。但是，他們為了宣傳的需要，對自己人中的死難者都不講一點人道。 位於西單地區二龍路內的全國總工會文工團宿舍裡的許多青年演員當時都投入了 搶救傷員的工作。一個本人就往郵電醫院背了七個中彈者的小伙子對我說：「我根 本就不相信那種大兵一邊殺人一邊把屍體裝上汽車運走的宣傳。當時的情況是，開 槍殺人的大兵自己也膽虛，大多數根本就不敢下他們的汽車。再說，他們好像唯一 的目的就是搶著衝進天安門廣場立功，所以，只要誰的行動阻擋了他們去爭功的道 路他們就開槍，發展到後來就是誰罵他們一句就開槍。開完槍後他們對被打倒的人 連看都不看一眼。」 這個小伙子在參加搶救過程中，背出的前兩個人是冒著不斷飛來的子彈爬近傷員 ，然後把傷員一點一點地拖到子彈打不著的地方才敢直起腰來行走。他說：「我原 來當過三年兵，只打了三回靶，沒有機會體會什麼叫『槍林彈雨』，沒想到這回趕 著了。」 我在獄中同號的一個「暴徒」對我說：「高老師，您別看我從十一歲就偷東西， 這輩子已經不知道幹了多少讓您這樣的人看不起的事情，但是在關鍵的時候也還是 有好心腸的。在木樨地和南城搶救傷員的時候我比你們的大學生勇敢多了。被我送 進醫院的傷員裡說不定還有什麼時候被我掏過錢包的呢。」 他的話我信。因為他的「暴亂」罪行十分嚴重，人之將死，其鳴也哀。他也分析 說，看當時的情況，被打死的老百姓的屍體肯定都是被自己人送進醫院了。 這些調查結果說明，根據醫院裡屍體的數字判斷「六四」中共開槍殺人知多少， 起碼是接近事實的。 六月四號白天，北京市幾乎各個高校的領導都親自或組織專人去了所有收治傷病 員的醫院，在查找本校學生死難者的同時，也大致統計了所能見到的被槍擊致死的 屍體。我後來知道的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民族學院、北京師範學 院、北京經濟學院等院校的人從醫院回校後稍稍算出來的數字，都不一樣，從三百 到六百不等，但沒有一所學校統計過千人以上的數字。 來美國前我回甘肅父母身邊探親，在火車上巧遇一個北京市民政局的幹部，因為 我知道所有殯葬單位都歸民政系統管理，所以向他打聽「六四」時北京各火葬場的 情況。他很肯定地說：「當時被子彈打死的人幾百人總是有的，但是不可能上千。 」 我問他是否真有戒嚴部隊派士兵接管火化工作的事情，他笑著回答：「火化工作 也不是不用學就能幹的，士兵不會操作，怎麼可能親自下手?」他還告訴我，士兵不 但沒有親自下手幹火化工作，而且連送去火化的他們的自己人都不願意幫忙給穿穿 衣服什麼的。到是很多殯葬工人因為同情被打死的市民和大學生，主動加班給屍體 整容以安慰死者家屬。 在北京也有很多人傳說有些被子彈打死的市民的家屬因為怕擔「暴徒」的罪名而 悄悄把死者送到郊外掩埋。我想，根據當時北京城裡的形勢，家屬們不大有可能輕 易就把一具屍運出城去。 除了根據對醫院和火葬場提供的數字進行分析外，我所找到的幾個主要開槍殺人 現場的目擊者也都分析說，只要天安門廣場裡真的沒有發生大屠殺，那麼整個「六 四」事件中就不太有可能死了千人以上。那麼，問題就又回到海外已經爭論了兩年 的「天安門廣場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個焦點上。對此問題，我已經陸續有數篇文章 詳細敘述過，再不贅述。僅要說明一點，就是中共收復天安門廣場後，廣場內確實 是很快就濃煙滾滾。當時，我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學的沙濤剛剛走到前門西大街， 遠遠還能看到廣場內的景象。所以，中共的宣傳中強調廣場內起火冒煙不是焚燒屍 體而是在焚燒士兵們收集起的帳篷等雜物我是相信的。不要說如海外有些宣傳中說 的，廣場上焚燒了幾千具屍體，就是燒上幾具，那種強烈的氣味我在前門西大街上 不可能聞不到，因為當時廣場上的濃煙是由北向南飄的。 至於許多人寧可相信或想像天安門廣場內發生了大屠殺而不願相信事實的原因很 好分析，一支慘無人道的軍隊從長安街一路開槍，打死了那麼多人，最終目的就是 為了收復天安門廣場。那麼，按照正常的邏輯推理，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肯定是不 可避免的。由於中共軍隊「六四」期間的令人髮指的暴行而使許多因為當時不在場 ，所以對天安門廣場上的事情僅憑道聽途說的人只願相信誇張的宣傳，這無疑是中 共自己的悲哀。 來美國後，不斷有人打電話問我，「為什麼你講的天安門廣場的情況和別人講的 不一樣?」我因為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就一遍又一遍地給幾乎所有關心這個問題的人 講了我在監獄裡的一段經歷。 八九年十月左右，我所在的一號監室新進來一個年僅十八歲的小伙子。他告訴我 們這些先他入獄的「老號」們，他是因為六月四號在阜成門立交橋打了武警士兵李 國棟進來的。 「你們知道天安門的事嗎?可慘了!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那個從台灣來的侯德健最 先死的。他們四個知識分子在紀念碑上絕食來著，大兵們用衝鋒鎗把他們四個人一 個一個全都給撂那兒了。完了!」他長長歎了口氣，十分同情地感歎：「程琳和那三 個人的老婆一下全成了寡婦了。慘呵!」 「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哭笑不得地問了一句，引得全號的人哄堂大笑。 無獨有偶，另一位已被判了「死緩」等待送往其原藉服刑的犯人從別的監室臨時 調到我的號裡，混熟了以後聽我講完我入獄的原因如同見了活鬼。原來，六月十四 號，就是我入獄的那一天，他聽一個燒軍車的「暴徒」(六月十七號被槍斃)在監室 裡講同樣一個四位絕食的知識分子都已經在紀念碑上被打死的故事。 出獄後，同一位個體戶談起天安門廣場的事情，他忿忿不平地說：「天安門廣場 打死了四千多人，可是那些大學生頭兒們卻一個也沒死，全都跑到外國去了。我當 初給他們捐的那好幾千塊錢算是打了水漂了。」 「誰告訴你天安門廣場死了四千多人?」我問他。 「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頭兒柴玲自己說的。我鄰居是個大學老師，天天聽外電 廣播。他告訴我，柴玲跟記者說話的時候好像還哭來著。」 聽完這位個體戶的牢騷，我沒敢自報山門，我擔心他知道了我是在天安門廣場絕 食的，一定會質問：廣場上死了四千多人你怎麼就活著出來了? 當然，海外也不是沒有尊重客觀事實的報道，比如八九年六月四號美聯社播發的 消息對死難人數的報道就比較接近事實。但是，中共方面聰明就聰明在乾脆不向國 內轉發接近事實的海外報道，而偏偏向國內轉發誇張事實誇張得最極端的海外報道 。比如，海外一家報紙報道的僅天津南開大學就死了四百多大學生的報道，北京大 學一校就死了二百多大學生的報道，只需在這兩所學校的範圍內「幫助」這家報紙 宣傳一下，就達到了讓相當多的人不再輕信海外宣傳的目的了。 再比如，中共方面不但沒有設法防止柴玲八九年六月八日被海外記者採訪的錄音 在國內流傳，反而還廣泛地幫助柴玲宣傳她的錄音。當然也不是把她錄音的全部內 容都編發傳達，只是引用一點諸如「這班劊子手他們真殺呀，他們對著長安街兩旁 的居民區發射火箭炮」之類的話向學生、教師及機關幹部傳達傳達。 剛出獄時，我去家住復興門外大街十一樓(中共著名高幹樓二十二樓對面)的都在 北京市委機關工作的一對夫婦家裡作客，正趕上他們夫妻雙方剛在單位聽完了對柴 玲接受採訪的那個錄音的傳達。男的反映是：柴玲不會說什麼「發射火箭炮」之類 的話吧?女方的反映是：共產黨開槍已經夠我們老百姓受的了，幹嗎還教給它朝我們 開炮呀?這不是恨我們不死嗎! 我想，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對客觀事實進行一些技術上的修改和加工大概是每一 個政治集團和每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對客觀事實進行一些技術上的修改和夾攻大概 是每一個政治集團和每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都「不得以而為之」的策略之一。但是 ，我通過在國內收集到的對「六四」事件及海外民運的各種反應感覺到，這種策略 一定要運用得恰到好處才行。否則，不利於個人形象事小，因此使國內老百姓「中 了共軍的奸計」而影響海外民運前途事大。 提供如此諫言，不知是否算得上為海外民運的一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