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外」活動家「曹破產」 胡 楠 與絕大多數一度遭囚禁後被釋放的知識分子一樣，曹思源的名字再也沒有被新聞 界曝光。沒有人知道他身居何處，沒有人知道他在幹什麼，也許他整天在為生計奔 波——他用不著被人開除，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早因他這個所長的被捕而自行解散 了，給他提供研究資金的老闆萬潤南也亡命天涯。 第一個被捕的知識分子 六月三日中午，也就是大屠殺發生十幾個小時之前，曹思源蹬著一雙常在家中穿 的舊鞋，告訴妻子去集市買菜，結果一去便沒了蹤影。後來證實是被捕——這哪裡 是「依法逮捕」，與綁架有何區別? 曹思源是八九學運期間第一個被捕的知識分子。一些比他批評李鵬政府更激烈的 知識分子如嚴家其、包遵信、任畹町都是六四後方被通緝或被捕的。為何當局單獨 在大開殺戒之前拘捕了曹思源呢? 五月二十五日，香港《文匯報》獨家發表了一條消息：《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書 ，要求召開常委緊急會議》。但開始人們對此並未引起注意，因為當時各種聲明、 簽名、傳單太多，而天安門廣場又天天處於「狼來了」的緊急狀態之中。直到五月 三十日才被廣泛傳播，因為當晚中央電視台引用了六名人大常委高登榜、顧明、王 厚德、宋汝芬、李琦、劉大年的「嚴正聲明」，稱《文匯報》的報道是「盜用」他 們的名字，「偽造謊言」，是一種「卑劣做法」，是對他們「人身權利嚴重侵犯」 ，「在這種嚴重時刻，編造謊言，混淆是聽，不能不令人懷疑是別有用心」。聲明 還直指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常委員簽名，他們四通發展 研究所要插手。更令人奇怪的是，為什麼他們在沒有得到同意之後，竟然要置事實 和法律不顧，編造假情況。我們認為，必須進一步查清，追究其責任。」常委委員 之一、歷史學家劉大年更是揚言說：「根本不知道此事，特此闢謠」。 帶頭組織是次簽名上書活動的人大常委委員胡績偉於次日亦發表聲明。他說，「 五月十七日，有勵以寧等二十四位常委，十八日有葉篤正等十二位常委聯名要求召 開常委會緊急會議。我參加了二十四人的簽名。十九日以後，鑒於局勢更為嚴峻， 而前兩次呼籲未得答覆，我又發起了要求立即召開常委會緊急會議的第三次簽名‥ ‥‥我委託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代為廣泛徵求各位常委意見，是完全正當的。」 曹思源看了中央電視台的「報道」後，當然知道這是政府的「定音」。但他不單 不退縮，而且當晚就作出了反駁。在他看來，全國人大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 在局勢嚴重之時，召開緊急會議，是完全符合憲法原則的，也是「在民主與法制軌 道上」解決問題的必要措施。四通研究所作為一家民辦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以建 設社會主義議會民主為重點研究課題和長遠奮鬥目標，衷心希望全國人大這一橡皮 圖章逐漸變硬。同時作為共和國的公民，也有權利通過自己的代表表達自己的意願 。 曹思源五月二十四日將五十七名常委(超過常委總數三分之一)聯名信交給了胡績 偉，胡績偉又親筆給萬里委員長、習仲勳、彭沖副委員長寫了親筆信。曹思源即於 當日下午一時半將信送至全國人大常委會收發室。 在給人大常委會的信中，已清楚地說明，高登榜、王厚德、宋汝芬、李琦等委員 是通過電話表示同意開會，而不是參加簽名者;信中並未提顧明委員同意開會;至於 劉大年，有親筆簽名(可以鑒定)。 曹思源對記者說：不少人大常委對政治上的風險比較敏感。因此，他們在表達願 望之後，有時候會產生這樣那樣的變化，對這種人，不要過份苛求，我們要看作是 中國目前政治狀況的一種「現象」。其實我們要求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並沒有定 下要求簽名者支持學生，他可以認為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也可以認為是動亂，開 會是為了在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危機。所以我們對被指為「別有用心」，深表遺憾， 並保持就此提出訴訟的權利。 就在曹思源聯絡人大常委聯名上書後不久，傳出一條內部消息，中共早有個秘密 規定，全國人大這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召開代表大會或常委會議均要經過中 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而當時的政治局，完全控制在強硬派手中。 六月三十日，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平暴報告》中說：「在某 位人大常委委員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發出的《提議立即召開全國 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徵詢意見函，徵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簽名，並且向外地部 分人大常委拍發了加急電報。他們採取陰謀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發函、發電時， 不講他們真正的主張，企圖欺騙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盜用他們的名義，強加 於人，以售其奸。」措辭何其惡毒!可以看出，他陳市長壓根就對曹思源的「反駁」 不屑一顧。你曹思源還提出訴訟?先把你抓起來再說。 從《破產法》到「人大旁聽制」 曹思源是江西湖口人，今年四十四歲。他出身貧寒，而正是這樣的底層生活，為 他瞭解國情打下了深厚的基礎。一九六八年，他從江西省委黨校理論班畢業後，曾 在黎明製藥廠當過工人，後調到景德鎮當教師。一九七九年，曹思源把一篇《左傾 領導路線必須清算》的論文寄給招收研究生的有關單位。老師們排著隊爭相傳閱這 篇充滿著深邃遠見的論文，排隊傳閱的老師太多也太急，於是寫信給他，請他再寫 一份同樣的論文來，以便先睹為快。他考的是中國社科院馬列研究所政治經濟學專 業研究生，那年該專業有二百多人報考，最後只錄取了兩名，曹思源便是其中之一 ，而帶他的導師正是張顯揚。 一九八二年畢業後，他先後在中央黨校、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國務院辦公 廳調研室工作。 一九八四年初，全國人大常委辦公廳接到一位自稱姓曹的陌生人的電話，詢問前 些日子他寄出的一份建議制定企業破產法的方案設想該部門是否收到。接電話的人 回憶了一下，隱約記得是收到過一份個人起草的破產法立法方案，當時單位裡還有 人猜疑此人的身份和背景，待得知不過是個國家機關的普通幹部，便笑著議論了一 番，說經濟部門的人那麼熱心立法，是不是「手伸得太長了」。想到這裡，接電話 的人還是客氣地回答：「收到了。」 不料對方的聲音一下子升高了八度：「那太好了!你們單位的負責同志說了什麼沒 有?」 接電話的人不得不把聽筒從耳旁適當移開：「什麼也沒有說。」 「那據你看，我的建議能否納入立法計劃?」 「據我所知，我們立法只能采自兩個渠道：一是中央首長交辦;二是各有關部門申 請。從來沒有個人來建議立某某法的先例，這不符合立法議事程序。」 這個權威的答覆，應當使曹思源停頓「立法設想」。但他卻將有關文章投寄給《 嘹望》週刊和《世界經濟導報》，企望通過輿論影響立法部門。瀋陽市市長李長春 看了《嘹望》週刊八四年第九期曹思源那篇《試論長期虧損企業的破產處理問題》 文章之後，頗受啟發。他找到曹思源，下決心在瀋陽進行試點，從而為中國大陸制 定企業破產法拉開了序幕。八五年二月，瀋陽市政府發佈了《關於城市集體所有制 工業破產倒閉處理試行規定》，同時擬定了破產救濟辦法。武漢市市長吳富正也贊 成曹思源的設想，並專門為他在武漢召開了一次「企業破產」討論會。八五年六月 ，武漢市政府決定對該市無線電三廠實行「瀕臨破產，限期整頓」的試點。 南有武漢，北有瀋陽，遙相呼應，使曹思源看到了「破產」的曙光。八五年一月 ，國家正式成立了企業破產法起草小組，曹思源任組長，工作關係也調到了國家體 改委。他每週只回兩次家，整天整晚扎進破產法的起草工作中，他精神亢奮，眼睛 放光，嘴哼小調，忙裡忙外，電話頻頻，不是與武漢、瀋陽的市長大人直接通話， 笑聲朗朗，就是與新聞單位的編輯記者過從甚密，約會不斷。這種匆匆忙忙，上跑 下顛的風格與機關的氣氛、節奏多麼不協調，機關裡不熟悉他的人不禁心生疑竇， 議論紛紛。打聽之下，方知曹思源這個破產法起草小組，只不過是臨時搭湊起來的 ，沒有定編，隨時都可能「破產」。而曹思源本人，級別上僅是個主科員! 值得一提的是，曹思源的《破產法》被提上人大議事日程，甚至於國家企業破產 法起草小組的建立，都離不開溫元凱的鼎立相助。早在八四年五月，身為六屆人大 二次會議主席團成員的溫元凱，約見了原本並不相識的曹思源，對他的破產法設想 表示支持。是溫元凱「串通」一些觀點相同的代表簽了名，將曹思源的提議正式提 交給大會。 《企業破產法》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調研、起草和反覆修改，終於形成草案。八六 年六月和八月，草案兩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引起了委員們的激烈爭論，不 少委員坦言陳詞，發表了尖銳的反對意見。這在中共立法史上尚屬首次。曹思源乘 勝追擊，將自己剛出版的一本專著《談談企業破產法》，給一百五十多位人大常委 每人寄了一本，並逐一打電話去解釋並聽取意見。當時有人指他這樣做「影響了人 大常委的獨立思考」。但他認為這是憲法允許的，仍鍥而不捨地繼續下去。八六年 十二月二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表決，終於通過了《企業破產法(試用) 》。國外觀察家分析，武漢、瀋陽等市的「打破破產禁忌」的超前試點和中國新聞 媒介的「進行了精心鋪墊」的超前宣傳對該法的最後通過起了關鍵作用。 《破產法》一役後，曹思源又向「人大會議旁聽制」進軍。他說：「我對政治體 制改革的看法是先易後難的，即首先是將人大會議公開化，例如大會、常委會議旁 聽制度，其次是實行人大代表選舉制，差額一定更多於席位一半。」從八七年起， 他到處演講，力倡人大會議設旁聽制，後來他更為全國人大起草了有關提案，結果 再次被接納。由八八年六月起，多個地方的人大以及全國人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 了旁聽制。曹思源又一次院外活動成功。 提出議會民主的建議 八八年下半年，我連續在深圳、北京參加幾次民間研究機構辦的學術討論會，每 次見到曹思源，總是在給與會者發資料，不是他文章的複印件，便是有關立法建議 。他胖墩墩、頭顱碩大，說起話來眉飛色舞，沒有一點知識分子高深莫測的「風度 」，卻不失江西老表的本色。熟悉他的朋友管他叫「曹破產」，他似乎也很喜歡這 個稱謂，總是滿面春光。 那時他已辭去了在國家體改委的工作，在四通集團總裁萬潤南的支持下創辦了四 通社會發展研究所。雖然掛著四通的牌子，經費也由四通集團提供，萬潤南卻從未 要求曹思源為四通集團的市場和業務作調查研究，研究所進行曹思源認為值得搞的 項目。 其實，研究所包括曹思源在內實際的工作人員只有三人。曹的妻子是教師，有時 也協助一些零碎的雜務。然而，這個設在北京民族學院南路萬壽寺甲四號的「小胡 同研究所」，卻連續幹出了幾許驚天震地的事。研究所當時的課題主要有三個：1， 關於社會主義議會民主的建議;2，修改憲法的建議;3，民辦公有制企業及其立法等 。 八八年十月，他寫出了三篇論述關於社會主義議會民主之路的文章。在文章中， 他指出，中國社會主義時期表現得較為充分的只有御用式民主和無政府式的民主。 民主政治固然很好，但是如果說建設民主政治要以「不怕天下大亂」為代價，那是 難怪人們望而卻步，猶豫再三的。而議會民主是一條不會引起社會動亂的非暴力的 安全通道。國家政治生活應以人代會為中心。議會民主與政府效能並行不悖。 曹思源認為，建立健全社會主義議會民主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逐步積累 。在這裡，每一個具體步驟孤立地看來都是很不起眼的有限目標，日積月累，卻可 能形成一個新的政治體制。他將議會民主之路的步驟和措施概括為五個方面：提高 人民代表素質;改革人大工作制度;人大公開化;為院外活動正名;逐步修改憲法。每 個方面，曹思源都列出了詳細具體的指標。 八九年三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曹思源向若干代表提出了五項有關憲法的建議 ，包括人大應設立憲法委員會，使人大及常委會有效行使解釋，修改和監督憲法的 權力;修改憲法條文藉以保護商品經濟的地位和公民私有產權;要求增加條文，說明 任何人在法院判決之前均應作無罪推論等。 三月二十六日，他又與另外一位法學家張宗厚共同組織了一次「修憲研討會」— —後來受到嚴厲批判，張宗厚也被撤去中國法制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一職 (所長是於浩成)。 從與他的交談和他給我的材料看，曹思源是個典型的激進改革派，這一點他自己 也直言不諱。所以，他便常常採用院外活動等正常途徑關心立法，而且也常奏效。 沒想到「六四」事件將他的計劃全部粉碎了。□